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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车破旧不堪，脏兮兮的，像一个人清早起来没有洗脸。再看车主，和他的车像极了一对难兄难弟。江南的八月，状如火炉，站下片刻，就会大汗淋漓，一时半刻也找不到第二辆合意的，只能租它。
这是个星期天，我一大早从省城赶到这座县城，与当地朋友会合，准备向那个偏僻的小山村迸发。那里，不久前发生了一宗令人发指的惨案。
山路崎岖，颠簸凶猛，面包车摇来晃去，像跳迪斯科。真担心车会被颠散架，一路上心都是悬着的。
几天前，在饭桌上听说了这个案子后义愤填膺，当即决定前往探个究竟。特别是听说女孩儿家势单力薄，普通一户农民，面对有钱有势的男方家族，奋争无门，无奈受欺，更是心绪难平。人心都是肉长的，大路不平有人踩，谁听了不生气？何况，在一家女性期刊社做记者七八年了，我对这样的事一向敏感，也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责任。那案情的背后，一定曲折复杂，写出来，放在阳光下，接受世道人心的评判，舆论监督，或许，能够对受害者寻求公平有点儿帮助。
喜欢记者这个行当，走南闯北，写许多趣事，见诸多奇闻。有时候觉得是“无冕之王”，有时候又觉得狗屁不是，像过山车，起落皆惊心。如果能帮人打抱不平，则感觉自己带了一点儿《水浒传》里草莽的味道，还是挺舒心的。
车抵山村，停下。前面的田野小径，只能步行通过。
蓝天白云，阳光似火，山峦被晒得蔫巴巴地趴着。有微风轻轻刮过，一大片秧苗掀起了微微波浪，拂过一丝水和泥土混合的香甜。
狗吠此起彼伏，引出了远近瞧热闹的山民。
这些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依山搭建，错落有致，远近高低的，像极了一幅自然精妙的行草书法，或是一幅天成的山居图。
穿越田埂，绕过一口清水塘，便到了山脚下那户人家。
普通住宅，石块垒院，半截墙根也由石头砌起。堂屋里，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几条长凳子，不宽敞，却收拾得干干净净。
来之前，无法电话联系，贸然到来，对他们来说，的确有些突然。
女主人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妇人，五十多岁，听到动静，从后面的厨房迎了出来，惊惶的眼神带着希望之光。她就是受害者的妈妈。弄清楚了我们的来意，她的神情变得惊喜，不时用围裙擦着泪。
她抓住我的手，悲情再次袭来，一句话也说不出，便扑通跪了下去。我们都吓了一跳，慌忙将她搀起。平生最受不了这样的场景，可是现实中，甚至电视新闻里，能经常看到这样的一幕。现在，如此面对，脸皮发烫，心也要冒出汗来。“人对人的恭顺，这使我痛苦。”这句贝多芬说的话，我一直记着。
跪，是一种什么样的恭顺？
跪天、跪地、跪父母，跪，或许是百姓最虔诚、最高级别的恭敬仪式吧？为何会“跪”另一个人？被“跪”的人又如何消受得起？
妇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内心的情感，无助中，只能以“跪”来诉说万千，迫切要抓住眼前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希望，哪怕是一根漂流中的稻草！
男主人忙着敬烟倒茶，哀哀之情写在脸上。
妇人哭，抹泪。我们的劝慰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请政府给我女儿做主啊！”
在她眼里，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似乎就能代表政府。她的老实巴交的丈夫甚至连县城都很少去。我只得向他们解释，只是一个记者而已。他们一脸茫然，似乎不知记者为何物。
妇人抹了一会儿泪，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颤抖着说出了一句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话：“她要是死了，也就算了，那样我就哭一回，可是现在，我天天哭！”
这是一位母亲在说自己的女儿吗？
是什么讓她如此悲痛与绝望呢？
妇人的叙述断断续续。
她的女儿叫萍，如花妙龄，乡人都说好看，在北京打工几年，不觉到了婚嫁之年。当地打工在外的青年，婚姻上，还是想找一个家门口的，距离近，文化同，感觉牢靠。萍和家人也是这个想法。经人介绍，萍认识了本地一位家境富裕的青年，叫文。文的父亲在外经商，挣了些钱，家中盖了楼，有存款，另有亲戚在省城做官。在当地是名门望族，显赫有势。文，曾在上海打工，按说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两个人年龄相当，经历相似，见了面，都满意，于是谈婚论嫁。
没有什么浪漫，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直奔婚姻而去。
春节，万家团圆，趁着两人都在家，家长商量后，把他们的婚事办了。婚后，说不上有多少爱情，更多的还是像完成人生的任务。对于未来，萍说仍然要去北京，那里有她的事业。文呢，不再想出门，厌倦了漂泊，恋巢求安，想在家守着老婆过小日子。两人意见相左，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大吵了一场，也没有统一结果。两人心中不痛快，闹着小别扭。文，还有那么一种丑陋的想法，认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老婆怎么能不听自己的呢？他想不通，甚至心中存疑，萍是否真的爱他？是否在外面有人？为何不顾家庭，不顾丈夫，非得去外地寄人篱下？萍的理由是，她在都市生活了几年，已经习惯了都市的繁华与便利，再回到这寂寞的山沟，长相厮守，实在受不了，会让人发疯。她希望丈夫与她一起去城市，比翼双飞，但是，文不同意。两个人顶上了杠，文更是不会改变自己。如果屈服了，他得有多丢人？
矛盾无法调和。
别别扭扭中，节日一天天过去。
新婚第10天，萍来了例假。文纠缠一番，萍不能满足其要求，于是，文恼羞成怒，归咎于先前的矛盾，新怒旧怨一并升腾，竟然对萍大打出手。
萍的腰、腿都被打伤。她痛苦地哀号，高声呼救，但是，文的家人无动于衷。小两口打架，或者说是丈夫打老婆，在当地许多人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无人阻止。萍是一个烈女子，虽遭殴打，并不改变初衷。毕竟，这已经不是一个武力能够征服世界的时代了。
但是，暴力在一颗愚昧冷酷的心里，肆意地膨胀、放大，变得有恃无恐，近乎疯狂。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疯狂的男人，这个叫文却丝毫不“文”的男人，压在萍的身上，竟然用一根筷子，挖掉了萍的双眼……文疯狂地发泄着心中的邪恶。他以为，没有了眼睛，萍就无法出门了，就可以踏踏实实跟着他了。在他狭隘与自私的心里，将萍视作自己的财产，就像是他买来的一件物品，他想要就要，不想要，就可以毁坏。 可怜的萍，眨眼间，成了一个血人，在地上痛苦地翻滚，哀号。可是，谁来帮她？
巍峨沉默的高山，广袤无语的田野，能来帮助她吗？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划破了沉沉夜空，却淹没于莽莽群山中。
当晚，萍被送往县城医院。
第二天，文的家人通过某种关系，让文住进了省城一家精神病医院，从该医院司法鉴定所弄出了一纸鉴定：文，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型），作案时属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
这份鉴定书，无疑就是一个有效的护身符。文，穿上了一件抵挡法律惩罚的护身衣。
萍和家人呢？对那份鉴定书一百个不服，一万个不服，一直都在质疑，称这份鉴定是人情关系的结果，要求重新进行司法鉴定。但是，他们的声音太弱了，听到的人不多，即使有人听到了，若想帮助他们，也得顶着很大的压力。
文家，有着那份扭曲的邪恶的关系，牢牢地捂住了真相的盖子。此刻，在邪恶面前，正义显得那么渺小。
文住在那家精神病医院里，逍遥法外。
萍从医院出来，住在娘家，以泪洗面，度日如年。
昨天还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天使，今天便成了一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这个落差，谁能承受？这个冤屈，她怎么能解？这个说法，她怎么去讨？她受的伤害，怎么补偿？她这一生，怎么度过？
萍和她的父母，满腹的冤屈，却无处申诉，不知道找谁申冤，不知道如何申冤。县里、市里、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登门看望过，做过各种努力，但是，问题一直拖着，半年多了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摆在萍和她父母面前的路，变得愈发渺茫。
难啊！
法治社会，应该依法办事。但是，偏偏有人不依法，千方百计用不正当的手段，去钻法律的空子，甚至假借法律的外衣，以逃避法律的打击。一个士兵躲进了坚硬的坦克，一般的枪弹奈之若何？但是，他怎么就钻进了坦克呢？
妇人含泪进屋，扶出了她的女儿。萍戴着一副墨镜，黑发如瀑，端庄秀丽，青春气息勃勃溢发。看上去，她与都市里那些时尚的女孩儿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有那么几分酷气！然而，当她摘下眼镜……看的人，心都是一哆嗦，不忍去探究那一双原本清澈的明眸，更不敢去想象她的未来。这个如花女孩儿，路刚开始，前途漫长，却没想到成了噩梦的开始。她的人生，她的幸福，就这样无辜被摧毁了吗？
天理与公道何在呢？
许多人的处世原则，是不惹事，不怕事。但是，他们是否知道，最可怕的，是来了事无处“说”事？！
回家，一路寡欢。
不想休息，更无法平静，被一种愤怒激荡着。愤怒出诗人，那是思想与情感的进发。愤怒出力量，会让人不感觉到累。当晚便坐在电脑前，整理材料。在那种笨重的486电脑上，敲敲打打，直到凌晨一点多钟。
亢奋，毫无睡意。
翌日清晨，赶去办公室，将材料打印出来。上班，打电话给朋友小王。小王研究生毕业，在公安厅给厅长当秘书，厅长后来兼任了省政法委书记，他仍然当秘书，政法委与公安厅两边跑。电话通了，我说：“我从来没有找过你，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后，小王说：“老兄，不用多说，你把材料送来吧！”
立马赶过去，进省委大院，找到他的办公室，把材料呈上。第二天，他打电话过来，领导已经在材料上作出了重要批示，批示与材料都已经转交公安厅。
于是，静等消息。
等待的时候，心中不免胡思乱想，有这么快吗？真管用吗？想不出结果，于是安慰自己，該做的都做了，也努力了，问心无愧，剩下的，听天由命吧！
活这么多年，我一直靠这个心态“活”着。
一天，骑自行车去新华书店，到一个公交站，手机响了。那是我第一次买的手机。将自行车刹住，一条腿撑在地上，听电话。对方是公安厅的，说领导批示的案件他们已经办结，正式向我通报案件的处理结果，他说，省公安厅刑警总队领导责成一科和法医室认真办理此案，对精神病鉴定问题负责任查清楚……
马路上，车水马龙，乱糟糟的，听不太清楚，也不甚明白，只得打断他，问了一句：凶手怎么办了？对方大声说，凶手已经被拘留了。于是，彻底放了心，这才是我最关心的。对方还说，你要是想看案件处理材料，随时可以过来，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站在马路边上，真的有点儿高兴。
高兴了好几天。
随后，事情也就过去了，也没有去看材料。
几天后，当地最大一家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对这起案件进行了详细报道：“这位记者在对案件的前前后后进行了细致的采访之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材料……”看了，不禁欣然一笑，让“罪恶的手终于戴上了手铐”。
看了报纸，才知道案件处理的一些具体过程和细节，这得感谢报社的记者同行。
省司法鉴定中心特别邀请了全国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组副组长、国内知名专家、南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翟书涛主任，对文进行了重新鉴定、认定，文为偏执性精神分裂症，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也就是说，文患过精神疾病，但是惨案发生之时，他并没有患病，是清醒的。
有了这个公正的新鉴定，文当天即被刑事拘留，二十多天后，批捕。
由此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做了坏事的人，有几个能逃脱天网的惩罚？
报道中还说，这起案件暴露出精神病鉴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个别医生由于业务水平低下、医德较差、讲人情关系等各种原因，将原本没有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鉴定为精神病，帮助犯罪嫌疑人逃避打击，给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带来很大难度。在精神病鉴定方面，与这起案件类似的情况，省里已经发生了多次。此案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这是此案的一个意外收获。
搂草打了兔子，令人欣喜。
文的家属说，曾于几年前在那家精神病医院治疗过，但是，他拿不出医院的原始病历证明。侦查人员赶到那家医院，提出要调阅原始病历，院方说找不到了，而且态度不好，极不配合。可见，在精神病鉴定方面，的确存在着漏洞和问题。 案件告一段落。
余下，即是民事赔偿了。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当地的朋友，让他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萍和她的家人。能想象到，他们在听到这个消息时，会有多么高兴。他们受到伤害的心，会有一点儿慰藉吗？他们心中那团不散的乌云，现在终于散去，太阳出来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日子还是要往前过的。
短暂的兴奋之后，我的高兴也就烟消云散了。本来，我需要写一个报道，完成记者的写稿任务，并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当赢得了这一切的结果，我突然发现，纸上的文字，原来是那么苍白无力，再写，便没有了意思。失去了动力，也就没有完成本职任务，一个字没写。即使写出多么精彩的文字，也不过是画蛇添足。那是一次失败的采访，也是一次最成功的采访。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没有领导批示，这个案件能这么快就得到公正的处理吗？领导重视了，事情就好办了。而我希望的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不用挖空心思寻找各种关系，也不用找领导，自有公平的法律随身相幫。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吧？
人间重要的，除了要有饭吃，还要有安全感。
这个想法，一直让我难以释怀。
至今，没有再去过萍的家，也没有再见过她的家人。但是，那件事，那个夏天，那个花一般年龄的女人却刻在了心里。
后来，我到了北京，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做编辑记者。报社在监察部机关大院，广安门南街甲2号。前几年，监察部搬家，这个地址曾经在网上出现过多次。许多人通过各种关系找来，寻求解决这样那样的事情，包括一些案件，也有像萍那样的让人触目惊心的案子。人微言轻，无能为力，找得多了，顿感烦躁、疲惫，多年前的那个想法再一次浮上脑海：许多事情，为什么不能用法律解决？法律，应该是人们心中最公平、公正的信仰，有人为什么偏偏要来寻找各种关系或捷径？想不明白，就不去想了。
我希望看到的那一天，终是会来的。
一天，休假回乡。一位好友弄了一辆车，约几个朋友去钓鱼。车行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地方。下车后才知道，是到了萍所在的那个县。
忍不住问一个当地人：“是否听说过，多年前，一个新婚十多天的女人，被丈夫残害了双眼？”那个中年男人说：“知道哇，当时轰动一方。”“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样了？”“她啊，已经结婚了，生了一个儿子。”
那天的天气非常好，不冷不热。中午吃的是我们自己钓的鱼。自己钓的！
这是个星期天，我一大早从省城赶到这座县城，与当地朋友会合，准备向那个偏僻的小山村迸发。那里，不久前发生了一宗令人发指的惨案。
山路崎岖，颠簸凶猛，面包车摇来晃去，像跳迪斯科。真担心车会被颠散架，一路上心都是悬着的。
几天前，在饭桌上听说了这个案子后义愤填膺，当即决定前往探个究竟。特别是听说女孩儿家势单力薄，普通一户农民，面对有钱有势的男方家族，奋争无门，无奈受欺，更是心绪难平。人心都是肉长的，大路不平有人踩，谁听了不生气？何况，在一家女性期刊社做记者七八年了，我对这样的事一向敏感，也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责任。那案情的背后，一定曲折复杂，写出来，放在阳光下，接受世道人心的评判，舆论监督，或许，能够对受害者寻求公平有点儿帮助。
喜欢记者这个行当，走南闯北，写许多趣事，见诸多奇闻。有时候觉得是“无冕之王”，有时候又觉得狗屁不是，像过山车，起落皆惊心。如果能帮人打抱不平，则感觉自己带了一点儿《水浒传》里草莽的味道，还是挺舒心的。
车抵山村，停下。前面的田野小径，只能步行通过。
蓝天白云，阳光似火，山峦被晒得蔫巴巴地趴着。有微风轻轻刮过，一大片秧苗掀起了微微波浪，拂过一丝水和泥土混合的香甜。
狗吠此起彼伏，引出了远近瞧热闹的山民。
这些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依山搭建，错落有致，远近高低的，像极了一幅自然精妙的行草书法，或是一幅天成的山居图。
穿越田埂，绕过一口清水塘，便到了山脚下那户人家。
普通住宅，石块垒院，半截墙根也由石头砌起。堂屋里，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几条长凳子，不宽敞，却收拾得干干净净。
来之前，无法电话联系，贸然到来，对他们来说，的确有些突然。
女主人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妇人，五十多岁，听到动静，从后面的厨房迎了出来，惊惶的眼神带着希望之光。她就是受害者的妈妈。弄清楚了我们的来意，她的神情变得惊喜，不时用围裙擦着泪。
她抓住我的手，悲情再次袭来，一句话也说不出，便扑通跪了下去。我们都吓了一跳，慌忙将她搀起。平生最受不了这样的场景，可是现实中，甚至电视新闻里，能经常看到这样的一幕。现在，如此面对，脸皮发烫，心也要冒出汗来。“人对人的恭顺，这使我痛苦。”这句贝多芬说的话，我一直记着。
跪，是一种什么样的恭顺？
跪天、跪地、跪父母，跪，或许是百姓最虔诚、最高级别的恭敬仪式吧？为何会“跪”另一个人？被“跪”的人又如何消受得起？
妇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内心的情感，无助中，只能以“跪”来诉说万千，迫切要抓住眼前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希望，哪怕是一根漂流中的稻草！
男主人忙着敬烟倒茶，哀哀之情写在脸上。
妇人哭，抹泪。我们的劝慰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请政府给我女儿做主啊！”
在她眼里，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似乎就能代表政府。她的老实巴交的丈夫甚至连县城都很少去。我只得向他们解释，只是一个记者而已。他们一脸茫然，似乎不知记者为何物。
妇人抹了一会儿泪，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颤抖着说出了一句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话：“她要是死了，也就算了，那样我就哭一回，可是现在，我天天哭！”
这是一位母亲在说自己的女儿吗？
是什么讓她如此悲痛与绝望呢？
妇人的叙述断断续续。
她的女儿叫萍，如花妙龄，乡人都说好看，在北京打工几年，不觉到了婚嫁之年。当地打工在外的青年，婚姻上，还是想找一个家门口的，距离近，文化同，感觉牢靠。萍和家人也是这个想法。经人介绍，萍认识了本地一位家境富裕的青年，叫文。文的父亲在外经商，挣了些钱，家中盖了楼，有存款，另有亲戚在省城做官。在当地是名门望族，显赫有势。文，曾在上海打工，按说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两个人年龄相当，经历相似，见了面，都满意，于是谈婚论嫁。
没有什么浪漫，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直奔婚姻而去。
春节，万家团圆，趁着两人都在家，家长商量后，把他们的婚事办了。婚后，说不上有多少爱情，更多的还是像完成人生的任务。对于未来，萍说仍然要去北京，那里有她的事业。文呢，不再想出门，厌倦了漂泊，恋巢求安，想在家守着老婆过小日子。两人意见相左，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大吵了一场，也没有统一结果。两人心中不痛快，闹着小别扭。文，还有那么一种丑陋的想法，认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老婆怎么能不听自己的呢？他想不通，甚至心中存疑，萍是否真的爱他？是否在外面有人？为何不顾家庭，不顾丈夫，非得去外地寄人篱下？萍的理由是，她在都市生活了几年，已经习惯了都市的繁华与便利，再回到这寂寞的山沟，长相厮守，实在受不了，会让人发疯。她希望丈夫与她一起去城市，比翼双飞，但是，文不同意。两个人顶上了杠，文更是不会改变自己。如果屈服了，他得有多丢人？
矛盾无法调和。
别别扭扭中，节日一天天过去。
新婚第10天，萍来了例假。文纠缠一番，萍不能满足其要求，于是，文恼羞成怒，归咎于先前的矛盾，新怒旧怨一并升腾，竟然对萍大打出手。
萍的腰、腿都被打伤。她痛苦地哀号，高声呼救，但是，文的家人无动于衷。小两口打架，或者说是丈夫打老婆，在当地许多人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无人阻止。萍是一个烈女子，虽遭殴打，并不改变初衷。毕竟，这已经不是一个武力能够征服世界的时代了。
但是，暴力在一颗愚昧冷酷的心里，肆意地膨胀、放大，变得有恃无恐，近乎疯狂。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疯狂的男人，这个叫文却丝毫不“文”的男人，压在萍的身上，竟然用一根筷子，挖掉了萍的双眼……文疯狂地发泄着心中的邪恶。他以为，没有了眼睛，萍就无法出门了，就可以踏踏实实跟着他了。在他狭隘与自私的心里，将萍视作自己的财产，就像是他买来的一件物品，他想要就要，不想要，就可以毁坏。 可怜的萍，眨眼间，成了一个血人，在地上痛苦地翻滚，哀号。可是，谁来帮她？
巍峨沉默的高山，广袤无语的田野，能来帮助她吗？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划破了沉沉夜空，却淹没于莽莽群山中。
当晚，萍被送往县城医院。
第二天，文的家人通过某种关系，让文住进了省城一家精神病医院，从该医院司法鉴定所弄出了一纸鉴定：文，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型），作案时属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
这份鉴定书，无疑就是一个有效的护身符。文，穿上了一件抵挡法律惩罚的护身衣。
萍和家人呢？对那份鉴定书一百个不服，一万个不服，一直都在质疑，称这份鉴定是人情关系的结果，要求重新进行司法鉴定。但是，他们的声音太弱了，听到的人不多，即使有人听到了，若想帮助他们，也得顶着很大的压力。
文家，有着那份扭曲的邪恶的关系，牢牢地捂住了真相的盖子。此刻，在邪恶面前，正义显得那么渺小。
文住在那家精神病医院里，逍遥法外。
萍从医院出来，住在娘家，以泪洗面，度日如年。
昨天还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天使，今天便成了一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这个落差，谁能承受？这个冤屈，她怎么能解？这个说法，她怎么去讨？她受的伤害，怎么补偿？她这一生，怎么度过？
萍和她的父母，满腹的冤屈，却无处申诉，不知道找谁申冤，不知道如何申冤。县里、市里、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登门看望过，做过各种努力，但是，问题一直拖着，半年多了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摆在萍和她父母面前的路，变得愈发渺茫。
难啊！
法治社会，应该依法办事。但是，偏偏有人不依法，千方百计用不正当的手段，去钻法律的空子，甚至假借法律的外衣，以逃避法律的打击。一个士兵躲进了坚硬的坦克，一般的枪弹奈之若何？但是，他怎么就钻进了坦克呢？
妇人含泪进屋，扶出了她的女儿。萍戴着一副墨镜，黑发如瀑，端庄秀丽，青春气息勃勃溢发。看上去，她与都市里那些时尚的女孩儿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有那么几分酷气！然而，当她摘下眼镜……看的人，心都是一哆嗦，不忍去探究那一双原本清澈的明眸，更不敢去想象她的未来。这个如花女孩儿，路刚开始，前途漫长，却没想到成了噩梦的开始。她的人生，她的幸福，就这样无辜被摧毁了吗？
天理与公道何在呢？
许多人的处世原则，是不惹事，不怕事。但是，他们是否知道，最可怕的，是来了事无处“说”事？！
回家，一路寡欢。
不想休息，更无法平静，被一种愤怒激荡着。愤怒出诗人，那是思想与情感的进发。愤怒出力量，会让人不感觉到累。当晚便坐在电脑前，整理材料。在那种笨重的486电脑上，敲敲打打，直到凌晨一点多钟。
亢奋，毫无睡意。
翌日清晨，赶去办公室，将材料打印出来。上班，打电话给朋友小王。小王研究生毕业，在公安厅给厅长当秘书，厅长后来兼任了省政法委书记，他仍然当秘书，政法委与公安厅两边跑。电话通了，我说：“我从来没有找过你，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后，小王说：“老兄，不用多说，你把材料送来吧！”
立马赶过去，进省委大院，找到他的办公室，把材料呈上。第二天，他打电话过来，领导已经在材料上作出了重要批示，批示与材料都已经转交公安厅。
于是，静等消息。
等待的时候，心中不免胡思乱想，有这么快吗？真管用吗？想不出结果，于是安慰自己，該做的都做了，也努力了，问心无愧，剩下的，听天由命吧！
活这么多年，我一直靠这个心态“活”着。
一天，骑自行车去新华书店，到一个公交站，手机响了。那是我第一次买的手机。将自行车刹住，一条腿撑在地上，听电话。对方是公安厅的，说领导批示的案件他们已经办结，正式向我通报案件的处理结果，他说，省公安厅刑警总队领导责成一科和法医室认真办理此案，对精神病鉴定问题负责任查清楚……
马路上，车水马龙，乱糟糟的，听不太清楚，也不甚明白，只得打断他，问了一句：凶手怎么办了？对方大声说，凶手已经被拘留了。于是，彻底放了心，这才是我最关心的。对方还说，你要是想看案件处理材料，随时可以过来，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站在马路边上，真的有点儿高兴。
高兴了好几天。
随后，事情也就过去了，也没有去看材料。
几天后，当地最大一家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对这起案件进行了详细报道：“这位记者在对案件的前前后后进行了细致的采访之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材料……”看了，不禁欣然一笑，让“罪恶的手终于戴上了手铐”。
看了报纸，才知道案件处理的一些具体过程和细节，这得感谢报社的记者同行。
省司法鉴定中心特别邀请了全国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组副组长、国内知名专家、南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翟书涛主任，对文进行了重新鉴定、认定，文为偏执性精神分裂症，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也就是说，文患过精神疾病，但是惨案发生之时，他并没有患病，是清醒的。
有了这个公正的新鉴定，文当天即被刑事拘留，二十多天后，批捕。
由此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做了坏事的人，有几个能逃脱天网的惩罚？
报道中还说，这起案件暴露出精神病鉴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个别医生由于业务水平低下、医德较差、讲人情关系等各种原因，将原本没有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鉴定为精神病，帮助犯罪嫌疑人逃避打击，给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带来很大难度。在精神病鉴定方面，与这起案件类似的情况，省里已经发生了多次。此案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这是此案的一个意外收获。
搂草打了兔子，令人欣喜。
文的家属说，曾于几年前在那家精神病医院治疗过，但是，他拿不出医院的原始病历证明。侦查人员赶到那家医院，提出要调阅原始病历，院方说找不到了，而且态度不好，极不配合。可见，在精神病鉴定方面，的确存在着漏洞和问题。 案件告一段落。
余下，即是民事赔偿了。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当地的朋友，让他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萍和她的家人。能想象到，他们在听到这个消息时，会有多么高兴。他们受到伤害的心，会有一点儿慰藉吗？他们心中那团不散的乌云，现在终于散去，太阳出来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日子还是要往前过的。
短暂的兴奋之后，我的高兴也就烟消云散了。本来，我需要写一个报道，完成记者的写稿任务，并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当赢得了这一切的结果，我突然发现，纸上的文字，原来是那么苍白无力，再写，便没有了意思。失去了动力，也就没有完成本职任务，一个字没写。即使写出多么精彩的文字，也不过是画蛇添足。那是一次失败的采访，也是一次最成功的采访。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没有领导批示，这个案件能这么快就得到公正的处理吗？领导重视了，事情就好办了。而我希望的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不用挖空心思寻找各种关系，也不用找领导，自有公平的法律随身相幫。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吧？
人间重要的，除了要有饭吃，还要有安全感。
这个想法，一直让我难以释怀。
至今，没有再去过萍的家，也没有再见过她的家人。但是，那件事，那个夏天，那个花一般年龄的女人却刻在了心里。
后来，我到了北京，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做编辑记者。报社在监察部机关大院，广安门南街甲2号。前几年，监察部搬家，这个地址曾经在网上出现过多次。许多人通过各种关系找来，寻求解决这样那样的事情，包括一些案件，也有像萍那样的让人触目惊心的案子。人微言轻，无能为力，找得多了，顿感烦躁、疲惫，多年前的那个想法再一次浮上脑海：许多事情，为什么不能用法律解决？法律，应该是人们心中最公平、公正的信仰，有人为什么偏偏要来寻找各种关系或捷径？想不明白，就不去想了。
我希望看到的那一天，终是会来的。
一天，休假回乡。一位好友弄了一辆车，约几个朋友去钓鱼。车行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地方。下车后才知道，是到了萍所在的那个县。
忍不住问一个当地人：“是否听说过，多年前，一个新婚十多天的女人，被丈夫残害了双眼？”那个中年男人说：“知道哇，当时轰动一方。”“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样了？”“她啊，已经结婚了，生了一个儿子。”
那天的天气非常好，不冷不热。中午吃的是我们自己钓的鱼。自己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