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山水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完整体系,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璀璨的过程。文人山水画的作者取材于山水自然景色,藉以抒发个人“性灵”之情感。他们标举“士气”、“逸品”,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并注重文学修养,追求对画中意境的表达以及对水墨、写意等技法的不断完善。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画家将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融于笔墨之中,创造出了风格独特的文人山水画。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时代和画风的变化,也为中国画立于世界各民族不同风格的画派、画史之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研究中国文人山水画的艺术风格和内涵,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画史,更能够使我们在灿烂而悠久的古典文化基础之上继往开来,为中国画的复兴奠定基础。
　　作为中国山水画的灵魂,“仁者爱山,智者乐水”,一直影响、规范着中国的文人山水画。作者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是回归大自然,倾听大自然的天籁之声,把自己的艺术生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奇妙过程。作为自然之子的画家,同时也是一个悟道者,是一个真正高尚的、超凡脱俗的、领悟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实际意义的仁者和智者。这就是中国文人山水画的本质,这也正是中国文人山水画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能够一脉相承,不断发展完善,最终以其清高隽永、超凡脱俗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国画的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围绕着中国文人山水画的本质特征去读史、品画,我们可以领会到中国文人山水画如下风格和特点。
　　
　　一、辑山水悟道,以笔墨明心
　　
　　老子的《道德经》对中国文人山水画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中国文人山水画家看来,人是大自然之子,而山川万物又是天地之子。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活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的本质就是道,道是虚无的,却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山水画的创作过程就是参悟道的过程,画家通过这种独特的修为,能认识和表现出山川的本质、大自然的本质,从而真正认识生命的本质,悟出人生的意义。因此,中国文人山水画艺术审美功能明显地表现为在创作上不趋附于世俗审美爱好,强调“自娱”,以“畅神”和“能应目会心为理者”的标准和境界。这就在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开辟了无穷广大的艺术自由空间。众多山水画作者用心与天地合奏出一曲曲天籁之声,或平淡素雅,天真清新;或意境清幽,松秀简淡;或变化稠密,郁然深秀。即使是同源一画派的大家,亦因所处地区不同,所写景物和画家学养胸襟气质的差别,而各创门户,在忠实于自然的基础上,把中国文人山水画不断推向新的水平。
　　仅以被誉为“画中的兰亭”的《富春山居图》为例:其中秋初之时富春江两岸的景色之所以惟妙惟肖,画中的峰峦旷野、丛林村舍、渔舟小桥,无不栩栩如生,原因就在于作者黄公望不仅表现出了此时此刻眼中的山水,更重要的是对“道”了然于胸。初秋时节的萧瑟与成熟之所以不同于初春时节的欣欣向荣,原因就在于作者窥见了大自然节律的奥秘,并用传神的画笔将其表现出来。这是作者的多方学养、学识、胸襟、气质等画外功夫的综合体现,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成就了作者和他不朽的作品。
　　
　　二、形神兼备,物我交融
　　
　　纵观中国山水画史,但凡成就卓著者无一例外地都是经年与山水为友、为伴、为师,“师造化、陶性情、悟灵性、得心源”、坚持不懈地走与大自然相结合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达到山水画创作形神兼备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中国画创作和艺术成就的真实写照与总结。
　　画家本人的主观精神与山川的神情或曰“本质”或曰“道”神遇,产生共鸣,经过互化、融合、统一、升华而“迹化”诉诸于笔端时,则能达到形神统一、物我互化的境界。此时此刻,人即山水,山水即人,山水即画,画即山水。这种画境与笔墨技巧就如同大自然般和谐,浑然天成。
　　我们可以山水画大家黄公望为例来说明这一点。黄公望“少有大志”,年青时也曾入过官场,后因其上司的案件被牵连入狱。个人境遇的巨变,使他深切体会到在民族矛盾和封建官僚制度的夹缝中,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很难得到充分认可的无奈,并由此生出一种看破红尘之后的清高和孤傲。出狱后,他改名“一峰”并当了道士,开始画画,50岁后更专心于山水画创作。他融合宋代各大家之所长,又“卧青心,望白云”,深入到大自然中观察体悟,最终形成自己“气清质实,骨苍神腴”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实际上正是他唾弃官场污浊、渴望回归自然、与大自然同在的高傲心性的自然流露。
　　对于封建士人来说,当“学而优则仕”已经成为一条死胡同时,他们往往寄情于山水之间,从大自然中汲取生存的理由与力量。黄公望或隐居山林,或遨游四方,其旨归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试图以一种有别于出将入相的方式证明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这对于曾经渴望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黄公望来说,是一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隐痛贯穿其中。这也正是他寄情于山水之间,偶尔会表露出世成仙思想的根本原因。画家笔下的山水,既是实景,也是自我心境,是画家的胸中沟壑成就了笔下的山水景物。正是这种与灵山秀水心心相印的境界,使画家不仅超脱了现实生活的不如人意,也超脱了生命的有限性,在完美的艺术世界获得了不朽的再生。
　　
　　三、以传统文化精髓为底蕴
　　
　　这一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文人气息
　　中国文人山水画是中国数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厚积薄发的结晶,因此具有非常浓厚的文人气息。中国文人山水画中的文人气息主要由诗、书、画这三大基本艺术语言要素组成。在中国古代文人山水画中,这三者常常相得益彰。唐朝大诗人王维就是综合运用这三种艺术语言的杰出代表。他善诗能画,通音乐,工书法,精绘画,性喜山水,善画平远景,以“破墨”写山水松石。他的《辋川图》山谷郁盘,云水飞动,笔力雄浑。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①这种评价可谓千古定评。例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首诗的意境实际上就是一幅充满了文人气息的山水画卷,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清幽明洁之气。其中既有大处落墨的“空山”写意,又有精心选取的工笔细描;动静结合,光色辉映,营造出一个雅致脱俗、明媚空灵的艺术世界。再如其绘画作品《雪谿图》,表现雪天平远景色,营造出一种富有诗意的境界:一座木拱桥将观者引入白皑皑一片冰雪世界,树木凋零,人烟稀少,小溪的两岸有茅屋四五间,溪中一叶篷船,有船夫撑篙而行。其情其景,正与前面所引之诗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都是诗歌、绘画、书法互相融合形成书卷气的最好表现。
　　(二)学养与人品
　　中国文人山水画一直把对创作者人品学养的要求放在第一位,一个优秀的画家必须是一个真诚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追求自由和光明、超凡脱俗的仁者。只有这样,他才可能与大自然朝夕相处,通过渐悟和顿悟的方式,达到物我两忘,明心见性,从而进入与大自然神形合一的画境。在修为上,他必须是一个不断探索和领悟人生的真谛,具有大智慧的智者。在社会实践上,他有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感悟,从而对历史、对社会有较深的洞察力,具有非常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在治学上,他是一个有深厚渊博的传统文化知识,并具有批判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学者。例如前面所提到的黄公望,自幼有神童之称,经史九流,无不通晓,工诗文、通音律、性格豪放。时人称赞他:“身有百世之忧、家无儋石之储,盖其侠似燕赵剑客,其达似晋宋酒徒,至于风雨寒门,呻吟架礴,欲援笔而著书,又将为齐鲁之学士,此岂寻常画史也哉。”②黄公望的学问人品之超绝由此可见一斑。
　　
　　四、继承与创新
　　
　　综上所述,中国文人山水画一端连接着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得天地之灵气,是“道”的自然反映。它是一首抒写在山水之间的诗,是一曲吟唱在牧童渔樵之中的歌。它在山光、水色、树影中流连,在云飘、雾绕、烟锁中盘桓,在风声、雨声、天籁中穿行,数千年来不绝如缕。而其另一端,又与中国历代文人的内心世界息息相关。如果说前者是外师造化,那么后者就是中得心源。它有李聃与庄周的灵魂,也有陶潜与李白的神韵。所以,山水画卷一经展开,便把古人,连同他们的诗辞歌赋、胸中块垒,尽情展示在画卷之中,故能于尺寸之间得山水之灵气、圣贤之精神。
　　在清代,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只重继承,在讲究“无一笔无来处”的同时失去了创新的勇气,直至清末才又有了起色。“扬州八怪”、“金陵八家”等的标新立异,无疑是清末画坛的一支突起的异军。而稍后的齐白石、黄宾虹等近现代画家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贡献。正是因此,近现代的中国山水绘画才得以再度兴盛。随着历史的发展,如何在成功继承古代中国文人山水画整体的艺术特征和统一的审美趣味的同时又有所创新,是新一代画家所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东坡题跋》下卷。
　　②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教研室编《中国美术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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