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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汉中教授简介：任汉中，武汉市人。1982年1月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分配至湖北咸宁地区档案局工作，先后担任成宁地区档案馆馆长、嘉鱼县官洲乡党委副书记、湖北省档案学会理事。1996年调至湖北大学档案专业任教，1998年赴中国人民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档案学基础理论和档案文化。曾参与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主持省和校级社会科学和教学研究项目共四项，出版著作和教材各一部，发表论文40余篇。
访谈主持人：王旭
王旭：各位网友，上午好!很荣幸，在几次短信的磨缠下，我的恩师一一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档案学专业任汉中教授同意和我在“访谈”栏目公开“聊天”了。任老师，上午好!
任汉中：主持人好!首先，我得声明，我接受的这个访谈不是“名家访谈”，因为我不是名家，也不想做名家；也不是师生之间的对话，虽然主持人王旭是我的学生，但那已是过去完成时态了，可以作为档案留存，但师生关系不能延续到今天的访谈。我不习惯低头与人交流，也不习惯仰头与人交流，这样对我来说，都很累。我们今天的访谈应该是北京人所说的“侃大山”，或者是四川人的“摆龙门阵”，要么是咱武汉人的“瞎扯”，如何?
王旭：任老师，为您这“平民”化的精神先干杯，请问您为什么这么快就答应接受我的访谈?
任汉中：今天正好是我从事档案工作28周年的纪念日，这也是我答应接受你访谈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这种方式度过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在这28年里，正好一半对一半，前14年从事档案实际工作，档案局馆的各个工作岗位我都轮了一遍；后14年从事档案教育工作，主要承担档案学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前一阶段建立了我的档案理念，后一阶段培育了我的学术素养和良知，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经历。我愿将我多年来形成的对档案的感悟，通过这次访谈与大家分享。
王旭：我太幸福了，在您这个日子里，是我邀请到了您，并且有这么多的伙伴儿依偎在一起听您讲“过去”的故事!更为荣幸的是，您是我了解的既有档案工作经历又有档案学术背景的教授。今天，论坛中的网友们能在这里和我一起见证您的“学术素养和良知”，相信内心一定也很高兴!
任汉中：从你当学生开始，我们之间的对话其实一直就在进行，今天只是换了个方式而已，应该更随意些吧。
王旭：您不仅给予了我学识的熏陶，而且一亮相就是平等的对话，这是对长期以来师生关系观念的颠覆嘛!据我了解，任老师您在博客中曾说，您是“童工”，把这两个字给大伙说说吧。
任汉中：哈哈!这是题外话了。我简单说一下吧。我是生在困难时期，学在“文革”时期，长在下放时期，下放农村时还不到年龄，是提前下放的，按现在的看法，应该是“童工”了。
王旭：您是如何从档案工作干起的，在工作中经历了哪些事让您记忆深刻?请将这些经历以最精练的语言跟我们分享好吗?
任汉中：我不是档案科班出身，也没有档案学的学历。我是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档案部门的，用许多档案专业学生的话来说，是被调剂的。但由于我接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具有基本的学习和思维方法，在经过了几次培训并自学了档案学的五门课程后，很快便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由于当时档案局馆的人很少，也给了我许多的锻炼机会，使我能较全面地掌握档案工作的各项基本技能。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了档案工作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面向基层、面向实际，这在我后来的档案学研究中有着深深的烙印。
在档案馆工作后，就我一个年轻人，我什么活儿都干，值班我包了，打开水、打扫卫生、帮同事灌煤气，大家也都对我很好。记得往年过年，食堂不开伙，我在同事家混饭一直混到月半。特别是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馆长，是他影响了我一生。他很有文化，刻苦钻研，在业务上很有造诣，是他手把手地将我引进了档案的大门，可惜他英年早逝，为了缅怀他，我在《档案工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为初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融入一个集体，并得到大家的关爱，还有一个好的老师引导，这对于他的成长是很重要的。有幸的是，我都遇上了，我非常感谢和怀念他们。
从实际工作领域转行到了大学教学岗位，又在别的学科，也许会有巨大的落差，会有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而档案学本身是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学科，我的转型似乎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因为在这之前，我每年都要对档案员进行培训，还是电大档案专业的兼职教师，站在讲台上一点儿也不生疏，而理论方面的欠缺却是无法掩饰的。于是，我申请出外进修，并得到了学校的支持，从而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成为档案系的第一位访问学者。在冯惠玲老师的指导下，我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档案文化研究。围绕这一研究方向，我开始广泛而系统地阅览古今中外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在这一年中，所读的书要比我大学期间所读的书多上几倍，这才初步打下了我的理论基础，在这基础上我完成了《中国档案文化概论》的写作，并在一年后出版。以这为标志，我结束了过去就事论事，打一枪换个地方的研究方法，开始系统深入地从事档案学研究，从而完成了从实际工作者到理论工作者的角色转型。
王旭：基层档案馆，记得有人曾说，有时候连一把笤帚都买不起，您经历过这种事吗?档案馆为什么经费总是保障不了呢?任老师，您认为档案馆经费难以保障的因素有哪些?依您之见，给开个“药方”!
任汉中：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应该是体制问题，也许是老生常谈，但却是实情。档案体制是国家供养的，所有经费都要从财政中支出，而国家建设需要钱的地方很多，对于档案的投入不可能太多，由于经费来源的渠道狭窄而单一，捉襟见肘是必然的。其次是，我们自己的贡献太小、社会影响面不大，我在档案馆工作时，曾经进行过一次统计调查，平均每调一卷，需要花费15元钱，档案馆不管效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也影响了政府加大投入的信心。
在西方国家，档案馆的类型很多，并不是政府包办，也有一些非政府的档案机构，他们的运行靠的是社会投入。如美国的家谱协会、胡佛研究所等，都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资金来源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王旭：是不是这种“穷”路会走到底?作为档案工作者难道都是圣人，没钱干的事，大伙有心情干下去吗?
任汉中：穷是相对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标准。现在档案馆的投入比我们那时强多了。对于档案馆来说，缺钱是永恒的话题。当年，我的一位局长就曾说过，“档案馆就唱的是一出老戏——‘三事愁’，即愁‘人、财、物’”，20多年过去了，这出老戏还在唱，也许没有闭幕 的时候，我们不能老这样唱下去吧，总得做点事、想点办法吧。“等、靠、要”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毛病，现在该换换思维方式了。
王旭：任老师，您在档案局的时候和在学校的时候，前后时期内对档案本质认识是如何演变的。
任汉中：前者是感性的，后者是理性的。
王旭：任老师，请您谈谈对档案学教育的想法!目前，大伙儿看到的都很糟糕，为什么总还有人要站出来维护这种局面呢?
任汉中：你提到的档案教育问题确实存在，这与我们的教师队伍的构成有着极大的关系。档案教师组建之时，大多数是从别的专业转行过来的，档案意识并不强，又缺乏档案工作的实际经验，教着教着又走向他原来的专业，在档案学上深入不下去。经过一代一代传下去，到现在，所教出的学生档案意识更加淡薄，从而出现“档案学博士论文挂羊头卖狗肉”的奇特景观。这样的博士走向档案专业教育的讲台，确实让人感到忧虑。档案教育该理性回归了!
王旭：任老师，您认为我们目前的档案学中的“档案”与“文件”绕不开，这关节点出在哪里呢?大伙都知道常说的“文件”是狭义的，而“档案”这么广阔的内涵为什么还要跟文件平起平坐呢?
任汉中：档案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伴随着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档案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类社会生活必需品，
“不可一日无也”；档案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在现代社会中，档案的社会功能日益地显现出来，也使得档案从其他相近的事物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特的事物，从而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才构成了档案学。任何试图再次模糊档案与其他事物界限的理论研究，都是一种倒退。这并不是我们对档案学的偏爱而做出的“堂吉河德”式的坚持，而是一种历史必然。
王旭：您以上所讲，是您在干档案工作时的认识，还是现在当教授时认识的?请给我点拨一下认识问题的思路，不能只给结果。
任汉中：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接触到的档案是具体的，也许是文书档案，也许是专业档案，你的视野只会在这些具体的档案上。如果你要理性而全面地认识档案，就要跳出这一框框，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更广阔的视野中去观照档案，你就会得到更深入的认识，这样形成的档案观念与你在实际工作中形成的档案观念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常要求你们多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
王旭：您现在积累了很多成果，大家都看得到，但大家最纳闷的就是您咋就有如此丰硕的成果?因此，大家希望知道背后的事，如果您谈了您发表过的文章中的东西，大家就觉得没了激情，您说是吧?发表过的是大家都知道的，挑选您自己尚未公布的认识给大家“侃侃”吧，比如档案信息控制、档案学研究中的空白等。
任汉中：我所谈的绝对是我的最新想法。就像我上课一样，每次教案都会重新编写，说过的我一般不愿再谈。
坦白地说，档案学的理论基础还十分薄弱，在社会科学的大家庭中的地位并不高。在当年的五本书和稍后的《档案学概论》奠定了我国的档案学理论基础之后，档案学界再乏有纵深的研究，这六本书的一版再版，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理论基础的薄弱，才导致了后来外延的扩张。借鉴引用其他学科的先进理论和研究方法是必须做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了我们的初衷，从而与档案渐离渐远，如信息管理、大文件观、电子政务、知识管理、文档一体化等，淹没了档案学的特性，使这不成其为档案学，成为所谓“高新理论”的大朵烩而不伦不类，从而动摇了档案学的基础，更难以在社会科学领域有立足之地。
档案学确实有许多研究空白，如档案起源的社会机理、档案的构成要素、档案的身份确定、档案的真伪鉴定、国家档案资源整合、档案的控制与保密等问题均没有展开深入探讨。可惜的是，能够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还太少，成果也不多，这也是档案学发展的瓶颈。基础不牢固，必然建不起大厦。
王旭：档案学领域几乎将“原始记录性”作为档案的本质而定论，您认同这个“定论”吗?
任汉中：在纸质档案时代，原始性似乎是档案的本质特征。但在新的档案载体出现之后，原始性不存在了，那么就没有档案了?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存在决定意识。当时，我们的这种意识是存在决定的。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的认识有了局限性，我们就得修正它。我们可以看到，原始性是当时的人们为了保持档案的真实性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方法，并不是档案的本质属性，这个认识是逐步深入而不是凭空而来的。所以，我不认为原始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
王旭：记得覃老师写过一篇档案学学科前沿问题的研究文章，现在，我很想知道您对这一学科未来的发展的预测，也许，这也是与您教授的身份相符的最佳体现，我想您敢于预测!
任汉中：我对当前档案学的研究动态还没有深入研究，还难以完成预测，但总的趋势我还是看得到的。档案学的问题实际上是三大问题，一是什么是档案?二是如何管理档案?三是怎样利用档案?第一个问题是基础理论问题，第二个问题有理论有实践，第三个问题则是实践问题。档案学的所有问题应该是均来源于实践。对于档案学来说，越接近于实践，也就越接近于真理。档案学研究应当回到“以档为本”的轨道，并且要紧密联系实际，要加强档案学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建设，档案学研究应该是有广阔的天地的，因为档案是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其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王旭：湖北大学档案学专业组成一个研究团队，就“档案社会化服务问题”展开研究，长期以来，档案难道一直没搞过社会化服务?请您发表高见!
任汉中：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成果会相继发表，在这里不便多说。
王旭：记得我在毕业论文答辩时，为教育的问题开始争执起来，您也不生气，更没“教训”我，您这种气量是如何养成的呢?
任汉中：这可能与我的家庭教育有关，我的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给我的影响是深刻的。对学生永远是关爱。我从教以来，从不对学生发脾气，也不会生气，所以，我的学生说，想象不出任老师生气的样子。学生是受教育者，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何况我们这些俗人呢?虽然，我对一些学生耍性子、抖机灵也十分反感，但我也只是敲打敲打，是掌握分寸的。
王旭：在我的印象中，也有我经历的一些事情中，刚开始说几句话，就被“强势方”断喝一声，我不得不“戛然而止”，而在大学中，碰到您，特别是在毕业在即的时刻，才好好地体验了难以享受的待遇——让我把话说完，并不呵斥。所以，您的博客我经常看，怎料又在《档案界》论坛中相邀相谈，心里由衷感到高兴，也算这福气来得不算晚啊。
任汉中：我本身就是平民，与平民在一起正是适得其所。在中国，平民是大多数，所以，在平民中不感到寂寞。我也是一俗人，毛病很多，当不了名家，在光环的照耀下，我会原形毕露的，那样会很难堪。不如像现在这样自由自在地说话，也不需顾及形象。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王旭：任老师，在当下讲“实惠”的情况下，您作为知识分子，该如何处理好“实惠”和“良知”的关系问题，又该如何避免被网友们当“砖”家，和“平民”站在一起呢?
任汉中：我也追求“实惠”，我会使我的实惠最大化。生活过得去就行了，在我这一辈人中，我算是十分幸运的，我很满足，我不追求更多的个人实惠。我的实惠是要把我的努力和追求扩大化，于是，我从现实走向了虚拟，当了网民，开了博客，做了版主。这部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但可以让我更广泛地宣传档案、传播档案理念，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开拓更广泛的空间，这让我乐此不疲。
王旭：在我的印象中，您对“师母”态度非常好，虽然您不承认“爱情”两字，而您时时刻刻所表露的“情”让我等羡慕。您是否可以将您酝酿的这段“经”抛出来让大伙“窥探”之心得到抚慰呢?
任汉中：说到感情问题，可登录我的博客，查看《我爱我家》系列。虽然，这些博文是我吸引游客的招数，但也确是真情实感，点击率很高。
王旭：一个执著于档案学研究的学者，肯从“平民”做起，不摆架子，有渊I尊的知识、有体察者的心，这就是我值得尊敬的恩师一一任汉中教授!当访谈即将结束时，我不得不说出我这些内心的话语，最后，请任老师呼出自己最强的呐喊声!
任汉中：感谢档案!是档案成就了我，也成就了我的事业!
(摘自《档案界》网站)
访谈主持人：王旭
王旭：各位网友，上午好!很荣幸，在几次短信的磨缠下，我的恩师一一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档案学专业任汉中教授同意和我在“访谈”栏目公开“聊天”了。任老师，上午好!
任汉中：主持人好!首先，我得声明，我接受的这个访谈不是“名家访谈”，因为我不是名家，也不想做名家；也不是师生之间的对话，虽然主持人王旭是我的学生，但那已是过去完成时态了，可以作为档案留存，但师生关系不能延续到今天的访谈。我不习惯低头与人交流，也不习惯仰头与人交流，这样对我来说，都很累。我们今天的访谈应该是北京人所说的“侃大山”，或者是四川人的“摆龙门阵”，要么是咱武汉人的“瞎扯”，如何?
王旭：任老师，为您这“平民”化的精神先干杯，请问您为什么这么快就答应接受我的访谈?
任汉中：今天正好是我从事档案工作28周年的纪念日，这也是我答应接受你访谈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这种方式度过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在这28年里，正好一半对一半，前14年从事档案实际工作，档案局馆的各个工作岗位我都轮了一遍；后14年从事档案教育工作，主要承担档案学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前一阶段建立了我的档案理念，后一阶段培育了我的学术素养和良知，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经历。我愿将我多年来形成的对档案的感悟，通过这次访谈与大家分享。
王旭：我太幸福了，在您这个日子里，是我邀请到了您，并且有这么多的伙伴儿依偎在一起听您讲“过去”的故事!更为荣幸的是，您是我了解的既有档案工作经历又有档案学术背景的教授。今天，论坛中的网友们能在这里和我一起见证您的“学术素养和良知”，相信内心一定也很高兴!
任汉中：从你当学生开始，我们之间的对话其实一直就在进行，今天只是换了个方式而已，应该更随意些吧。
王旭：您不仅给予了我学识的熏陶，而且一亮相就是平等的对话，这是对长期以来师生关系观念的颠覆嘛!据我了解，任老师您在博客中曾说，您是“童工”，把这两个字给大伙说说吧。
任汉中：哈哈!这是题外话了。我简单说一下吧。我是生在困难时期，学在“文革”时期，长在下放时期，下放农村时还不到年龄，是提前下放的，按现在的看法，应该是“童工”了。
王旭：您是如何从档案工作干起的，在工作中经历了哪些事让您记忆深刻?请将这些经历以最精练的语言跟我们分享好吗?
任汉中：我不是档案科班出身，也没有档案学的学历。我是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档案部门的，用许多档案专业学生的话来说，是被调剂的。但由于我接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具有基本的学习和思维方法，在经过了几次培训并自学了档案学的五门课程后，很快便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由于当时档案局馆的人很少，也给了我许多的锻炼机会，使我能较全面地掌握档案工作的各项基本技能。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了档案工作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面向基层、面向实际，这在我后来的档案学研究中有着深深的烙印。
在档案馆工作后，就我一个年轻人，我什么活儿都干，值班我包了，打开水、打扫卫生、帮同事灌煤气，大家也都对我很好。记得往年过年，食堂不开伙，我在同事家混饭一直混到月半。特别是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馆长，是他影响了我一生。他很有文化，刻苦钻研，在业务上很有造诣，是他手把手地将我引进了档案的大门，可惜他英年早逝，为了缅怀他，我在《档案工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为初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融入一个集体，并得到大家的关爱，还有一个好的老师引导，这对于他的成长是很重要的。有幸的是，我都遇上了，我非常感谢和怀念他们。
从实际工作领域转行到了大学教学岗位，又在别的学科，也许会有巨大的落差，会有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而档案学本身是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学科，我的转型似乎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因为在这之前，我每年都要对档案员进行培训，还是电大档案专业的兼职教师，站在讲台上一点儿也不生疏，而理论方面的欠缺却是无法掩饰的。于是，我申请出外进修，并得到了学校的支持，从而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成为档案系的第一位访问学者。在冯惠玲老师的指导下，我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档案文化研究。围绕这一研究方向，我开始广泛而系统地阅览古今中外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在这一年中，所读的书要比我大学期间所读的书多上几倍，这才初步打下了我的理论基础，在这基础上我完成了《中国档案文化概论》的写作，并在一年后出版。以这为标志，我结束了过去就事论事，打一枪换个地方的研究方法，开始系统深入地从事档案学研究，从而完成了从实际工作者到理论工作者的角色转型。
王旭：基层档案馆，记得有人曾说，有时候连一把笤帚都买不起，您经历过这种事吗?档案馆为什么经费总是保障不了呢?任老师，您认为档案馆经费难以保障的因素有哪些?依您之见，给开个“药方”!
任汉中：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应该是体制问题，也许是老生常谈，但却是实情。档案体制是国家供养的，所有经费都要从财政中支出，而国家建设需要钱的地方很多，对于档案的投入不可能太多，由于经费来源的渠道狭窄而单一，捉襟见肘是必然的。其次是，我们自己的贡献太小、社会影响面不大，我在档案馆工作时，曾经进行过一次统计调查，平均每调一卷，需要花费15元钱，档案馆不管效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也影响了政府加大投入的信心。
在西方国家，档案馆的类型很多，并不是政府包办，也有一些非政府的档案机构，他们的运行靠的是社会投入。如美国的家谱协会、胡佛研究所等，都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资金来源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王旭：是不是这种“穷”路会走到底?作为档案工作者难道都是圣人，没钱干的事，大伙有心情干下去吗?
任汉中：穷是相对的，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标准。现在档案馆的投入比我们那时强多了。对于档案馆来说，缺钱是永恒的话题。当年，我的一位局长就曾说过，“档案馆就唱的是一出老戏——‘三事愁’，即愁‘人、财、物’”，20多年过去了，这出老戏还在唱，也许没有闭幕 的时候，我们不能老这样唱下去吧，总得做点事、想点办法吧。“等、靠、要”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毛病，现在该换换思维方式了。
王旭：任老师，您在档案局的时候和在学校的时候，前后时期内对档案本质认识是如何演变的。
任汉中：前者是感性的，后者是理性的。
王旭：任老师，请您谈谈对档案学教育的想法!目前，大伙儿看到的都很糟糕，为什么总还有人要站出来维护这种局面呢?
任汉中：你提到的档案教育问题确实存在，这与我们的教师队伍的构成有着极大的关系。档案教师组建之时，大多数是从别的专业转行过来的，档案意识并不强，又缺乏档案工作的实际经验，教着教着又走向他原来的专业，在档案学上深入不下去。经过一代一代传下去，到现在，所教出的学生档案意识更加淡薄，从而出现“档案学博士论文挂羊头卖狗肉”的奇特景观。这样的博士走向档案专业教育的讲台，确实让人感到忧虑。档案教育该理性回归了!
王旭：任老师，您认为我们目前的档案学中的“档案”与“文件”绕不开，这关节点出在哪里呢?大伙都知道常说的“文件”是狭义的，而“档案”这么广阔的内涵为什么还要跟文件平起平坐呢?
任汉中：档案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伴随着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档案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类社会生活必需品，
“不可一日无也”；档案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在现代社会中，档案的社会功能日益地显现出来，也使得档案从其他相近的事物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特的事物，从而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才构成了档案学。任何试图再次模糊档案与其他事物界限的理论研究，都是一种倒退。这并不是我们对档案学的偏爱而做出的“堂吉河德”式的坚持，而是一种历史必然。
王旭：您以上所讲，是您在干档案工作时的认识，还是现在当教授时认识的?请给我点拨一下认识问题的思路，不能只给结果。
任汉中：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接触到的档案是具体的，也许是文书档案，也许是专业档案，你的视野只会在这些具体的档案上。如果你要理性而全面地认识档案，就要跳出这一框框，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更广阔的视野中去观照档案，你就会得到更深入的认识，这样形成的档案观念与你在实际工作中形成的档案观念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常要求你们多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
王旭：您现在积累了很多成果，大家都看得到，但大家最纳闷的就是您咋就有如此丰硕的成果?因此，大家希望知道背后的事，如果您谈了您发表过的文章中的东西，大家就觉得没了激情，您说是吧?发表过的是大家都知道的，挑选您自己尚未公布的认识给大家“侃侃”吧，比如档案信息控制、档案学研究中的空白等。
任汉中：我所谈的绝对是我的最新想法。就像我上课一样，每次教案都会重新编写，说过的我一般不愿再谈。
坦白地说，档案学的理论基础还十分薄弱，在社会科学的大家庭中的地位并不高。在当年的五本书和稍后的《档案学概论》奠定了我国的档案学理论基础之后，档案学界再乏有纵深的研究，这六本书的一版再版，就说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理论基础的薄弱，才导致了后来外延的扩张。借鉴引用其他学科的先进理论和研究方法是必须做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了我们的初衷，从而与档案渐离渐远，如信息管理、大文件观、电子政务、知识管理、文档一体化等，淹没了档案学的特性，使这不成其为档案学，成为所谓“高新理论”的大朵烩而不伦不类，从而动摇了档案学的基础，更难以在社会科学领域有立足之地。
档案学确实有许多研究空白，如档案起源的社会机理、档案的构成要素、档案的身份确定、档案的真伪鉴定、国家档案资源整合、档案的控制与保密等问题均没有展开深入探讨。可惜的是，能够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还太少，成果也不多，这也是档案学发展的瓶颈。基础不牢固，必然建不起大厦。
王旭：档案学领域几乎将“原始记录性”作为档案的本质而定论，您认同这个“定论”吗?
任汉中：在纸质档案时代，原始性似乎是档案的本质特征。但在新的档案载体出现之后，原始性不存在了，那么就没有档案了?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存在决定意识。当时，我们的这种意识是存在决定的。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的认识有了局限性，我们就得修正它。我们可以看到，原始性是当时的人们为了保持档案的真实性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方法，并不是档案的本质属性，这个认识是逐步深入而不是凭空而来的。所以，我不认为原始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
王旭：记得覃老师写过一篇档案学学科前沿问题的研究文章，现在，我很想知道您对这一学科未来的发展的预测，也许，这也是与您教授的身份相符的最佳体现，我想您敢于预测!
任汉中：我对当前档案学的研究动态还没有深入研究，还难以完成预测，但总的趋势我还是看得到的。档案学的问题实际上是三大问题，一是什么是档案?二是如何管理档案?三是怎样利用档案?第一个问题是基础理论问题，第二个问题有理论有实践，第三个问题则是实践问题。档案学的所有问题应该是均来源于实践。对于档案学来说，越接近于实践，也就越接近于真理。档案学研究应当回到“以档为本”的轨道，并且要紧密联系实际，要加强档案学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建设，档案学研究应该是有广阔的天地的，因为档案是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其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王旭：湖北大学档案学专业组成一个研究团队，就“档案社会化服务问题”展开研究，长期以来，档案难道一直没搞过社会化服务?请您发表高见!
任汉中：我们正在做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成果会相继发表，在这里不便多说。
王旭：记得我在毕业论文答辩时，为教育的问题开始争执起来，您也不生气，更没“教训”我，您这种气量是如何养成的呢?
任汉中：这可能与我的家庭教育有关，我的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给我的影响是深刻的。对学生永远是关爱。我从教以来，从不对学生发脾气，也不会生气，所以，我的学生说，想象不出任老师生气的样子。学生是受教育者，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何况我们这些俗人呢?虽然，我对一些学生耍性子、抖机灵也十分反感，但我也只是敲打敲打，是掌握分寸的。
王旭：在我的印象中，也有我经历的一些事情中，刚开始说几句话，就被“强势方”断喝一声，我不得不“戛然而止”，而在大学中，碰到您，特别是在毕业在即的时刻，才好好地体验了难以享受的待遇——让我把话说完，并不呵斥。所以，您的博客我经常看，怎料又在《档案界》论坛中相邀相谈，心里由衷感到高兴，也算这福气来得不算晚啊。
任汉中：我本身就是平民，与平民在一起正是适得其所。在中国，平民是大多数，所以，在平民中不感到寂寞。我也是一俗人，毛病很多，当不了名家，在光环的照耀下，我会原形毕露的，那样会很难堪。不如像现在这样自由自在地说话，也不需顾及形象。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王旭：任老师，在当下讲“实惠”的情况下，您作为知识分子，该如何处理好“实惠”和“良知”的关系问题，又该如何避免被网友们当“砖”家，和“平民”站在一起呢?
任汉中：我也追求“实惠”，我会使我的实惠最大化。生活过得去就行了，在我这一辈人中，我算是十分幸运的，我很满足，我不追求更多的个人实惠。我的实惠是要把我的努力和追求扩大化，于是，我从现实走向了虚拟，当了网民，开了博客，做了版主。这部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但可以让我更广泛地宣传档案、传播档案理念，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开拓更广泛的空间，这让我乐此不疲。
王旭：在我的印象中，您对“师母”态度非常好，虽然您不承认“爱情”两字，而您时时刻刻所表露的“情”让我等羡慕。您是否可以将您酝酿的这段“经”抛出来让大伙“窥探”之心得到抚慰呢?
任汉中：说到感情问题，可登录我的博客，查看《我爱我家》系列。虽然，这些博文是我吸引游客的招数，但也确是真情实感，点击率很高。
王旭：一个执著于档案学研究的学者，肯从“平民”做起，不摆架子，有渊I尊的知识、有体察者的心，这就是我值得尊敬的恩师一一任汉中教授!当访谈即将结束时，我不得不说出我这些内心的话语，最后，请任老师呼出自己最强的呐喊声!
任汉中：感谢档案!是档案成就了我，也成就了我的事业!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