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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察社会组织，特别是异地社会组织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是当前学界日益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从特定历史背景条件出发，通过对山东旅津同乡会各项规章制度以及社会活动的分析，从而说明山东旅津同乡会逐步实现了从狭隘地域组织向现代社会组织的过渡。
[关键词]山东旅津同乡会，天津，城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7—0038—04
天津是一座移民城市。自永乐年间军队移民开始，特别是天津开埠以来，其作为北方港口城市的优越地理位置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士旅居于此。来自于不同地区的移民在天津生根发芽、不断融合，继而形成了天津独具特色的移民文化。目前学界从同乡会的角度来考察移民在城市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相关文章可谓颇多，本文以客寓天津的山东旅津同乡会(下文简称同乡会)为主线，通过对原始档案的整理，来考察其是如何处理同乡会内部关系，是如何进入、融入天津主流社会当中，以及是如何对城市，乃至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发挥作用的。
一、同乡会成立的背景
早在清末，山东日照的绅商丁拔也就倡议成立同乡会。之所以此想法一直到上世纪20年代又重新被提上日程的原因在于，成立同乡会已是旅津鲁人势必所趋了。
近代天津作为北方经济重镇，其工商业规模不断扩大。1901年到1926年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了564％，到1928年全市(不包括租界)共有商店21114家，资本总额为22230456元，美元2451045元。1928年全市工业资本总额为3200万元，其中由中国人自办的机器制造业有62家，总资本达7万元。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天津城市日益现代化，而且也吸引了周边腹地的大量投资者和劳动力。据1935年山东同乡会会员登记簿可查，其会员多来自于现在的济南地区、烟台地区、威海地区、德州地区以及滨州地区，上至政界显要、工商巨子，下至普通老百姓，人数最多时达到1951名。其中在津鲁商通过不断奋斗，不仅在货栈业和棉纱业等行业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涌现了一大批诸如宋棐卿、刘锡三、李春亭等著名民族工商业人士。
尽管在20世纪的头一个10年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瓶颈的制约，这种发展只能是畸形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扩充军费而无限扩大国家公债发行量，更为甚者，后任政府对前任所借经费不负责任，从而造成国家信贷系统的崩溃，对于工商业及普通市民的生产生活产生致命打击。以当时天津市为例，1929年受雇于全市民资企业工人总数为47519人，1933年减至36703人，1935年再减为34769人。30年代初期，月工資在20元以下的占工人总数的75％，无工资收入的占16％，可见工人收入之低。像山东人聚集稠密的地毯企业，其学徒工资平均为14元。按照当时的调查，70％。80％的工人要靠工资养活1-6口人，可想生活之艰苦。
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吸引了大批移民，另一方面又附加给异乡人众多不稳定因素，这种情况随着旅津鲁人人数的增加，他们为免“意外之欺辱”，自然而然将成立同乡会作为其精神和物质的依托。因此，同乡会作为山东本土人的在津组织，作为移民个体的一种支援系统，为使“个体始终置身于群体的关怀之下”本着“仁者爱人”以及“同乡同源”的精神，发挥互助、团结之精神，努力为鲁人营造一个“斯亲爱之晴感倍深，安宁其客居之生活”的环境也就自不待言。
二、同乡会一异乡人的精神家园
同乡会成立之后，其章程里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会以联络乡谊、为同乡谋公共福利为宗旨。后经董事会修正，更改为“联络乡谊、发挥互助、培养道德、为同乡谋公共福利”。直至战后同乡会重建，仍以“联络乡谊、增进桑梓福利”为宗旨。为达此终极目的，同乡会主要着手于以下三方面的前提工作：
尊儒学、崇信行。同乡会是本着同乡同源精神而成立的社会组织，其中的“源”就是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作为孔子的故乡，同乡会在营造组织内部和谐发展、会员之间诚信友爱的气氛时，主要是通过定期邀请社会名流和会员举办祭孔大会来宣扬儒家思想，从而达到其思想凝聚和社会教化的作用。对于宣扬知识的公学教职工，应时时牢记先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和“有教无类”的仁思想；对于青年学生，则应以“学问为本”，明白学问如日，日日新，学就新，不学即旧的道理。要树立将来成为国家主人公的理想，要负有国家社会的责任心，更要有先师那种“乘牛车周游列国，讲道德，说仁义，到处为人民灌注知识”的精神；对于广大会员，则要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本，待人处事要言行一致，诚实不欺，对待家人要和睦相处，遵循礼的规范。总之，倡导各循其礼、以德为基，以仁为墙是同乡会实现内部协作的基石，也是同乡追求“敦乡情、重友爱”的深层心理需求。
扬民主、严律己。如何在人数众多、职业分布广泛、社会地位迥异的会员之间不分彼此、求同存异、加强团结合作，董干事的无私奉献以及民主公平、有秩序的会规是保证组织内部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同乡会自成立初始，其盾牌形会徽的中央就以“公”字为显著标志，这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要求同乡会领导人需大公无私，二是要求会员之间公平、公允。
对于前者，广大会员是这样对其进行评价的：“徐皆平主任届私趋公，孙馨远、刘锡三、董赞动、纪孝农急公好义。同心同力、勇往直前。同乡会创立之初，由于经费不足几近落空，后在各位董事的募捐下，历时两年多的时间，才得以创立。长期担任同乡会最高职务的徐皆平理事，毕其生之精力投入到创办同乡会、购置会馆、建筑学校、设立医院、扩充义地、赈济灾民、挽救桑梓、阂恤难民、援助劳农等社会事业中，廉洁自守、毫无积蓄。在积劳成疾的状况下，竟然无钱医病。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董事，才能使广大会员以真情相待。
对于后者，同乡会通过引进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来实现会员之间的公正、平等。同乡会分别在1935年和1938年对会馆章程进行了两次修改，将其内容扩充为11章44条。内容涉及总则、会员、建设、职员、选举、经费、会议、财政、规约、救恤及规则等等。
他们实行公开、民主的选举制度。全体会员以团体为单位，最多不超过二十人，采取记名连记投票法，进行差额选举，并由监察员、检查员、唱票员、计票员、招待员和指导员共同监督选举的完成。他们还制定了公平的决策机制。如遇到救恤、会员违规等重大事件需提交全体董事会协商处理，提出意见，经会员代表附议，再经主席付表决，无疑义通过。复继续宣读，至终会全场会员无异议，本会章程乃全部通过。对于财政制度，他们规定必须公开、量人为出，不得超过预算数目。每月所需经费由会计处逐日清结，支出款项时发给二联收据，分别由主 任签字，并送专属商号收存，会计出账时须保存存单以备存查。同时对会员的行为规范也制定了严格的管理规定：严格禁止会员赌博、吸食禁品并储藏违禁品和狎妓，如一经发现立即遏令其退会”。
敦乡情、重友爱。谋求同乡共同利益是同乡会的最终目标。同乡会在思想、制度上做足准备后，更加有利于其實现扶助同乡的宗旨。以1942年为例，会馆在这一年内仅解决救济案件就达14宗。比如某一会员被人所夺其饲养鱼鹰，起诉数年未果，最后通过会馆聘请律师得以解决此事。还有一商店会员因外家纠纷而被告上法庭，徐皆平亲自出面为其解决问题，最终得以解脱。徐皆平、许佩臣等五人还联合上书北平余主任，希望其归还岳福臣的兴隆货栈。特别是在战乱期间，同乡会仅第一次就救济山东流津难民达500多名。
除救同乡于危难之外，同乡会还注重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他们注重对教育的普及。在天津，他们以山东公学的名义开辟30间房屋成立小学，以用来教育旅津同乡子弟。董事宋棐卿本人还为本厂职工子弟开设奖学金，独立资助优秀大学生求学。同时他们也关注家乡教育事业，当济南尚杰中学由于债务纠纷而陷入关闭困境时，会馆出面致电山东教育厅长，希望其解决校方困难。
同乡会是异地同乡寄托情感的对象，设义地自然就成为同乡会增强凝聚力的主要事业。为满足同乡客死异乡，死后回归故里的愿望，他们专门购置地皮，建筑义园，以存柩和埋葬之用，总共存柩54间、占用义地112.65亩。同时，对于一些流落天津而贫困无告者或病故无力埋葬者，同乡会也一力承担其费用，务求使之叶落归根。
同乡会经过董事和会员的努力，不仅制定出了规范的制度管理体制，为保证有序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功效，而且其在社会慈善救济、社会教育以及中介作用方面也为同乡尽快融入天津主流社会，消除“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无怪，当时人评价“山东客帮素日团结力较强，同业乡人尚能互相救济，较其他客帮有利”。由此可见，在同乡会内部已然形成了和谐的小圈子。
三、同乡会一异乡人融入社会的平台
山东旅津同乡会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组织原则的指导下，理顺了同乡与同乡之间的关系、同乡与同乡会之间的关系，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诚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巴克莱提出的：社会是由各个组成部分构成的大系统，各个部分之间不仅存在着均衡和协作，系统本身还存在和环境的交换。同乡会作为社会一组织，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其他组织发生联系，如何实现与其他组织的和谐共存发展才是同乡会在津发展的根本，无此就实现不了同乡进入、融入天津主流社会的目的，更不用提为同乡谋利益的宗旨了。
参政议政、尽显其民主形象。正如其所说的“亦国民一分子，应使之有国家观念”为确保行业组织的正常运行、为保护商民正常的经济活动和基本的生活需求，同乡会会董徐新民以商会会董的名义，提议恢复公断委员会，力主加强商会自主自决。责任董事赵真吾则建议当局统筹全局，明令有关机关将营业税增加之议暂缓施行，照旧例缴纳。同乡会还与其他组织联手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商情和民情的措施。在包括草帽辫在内的十二种货物被政府进行统制后，同乡会理事长徐皆平亲自致电北京商会邹泉荪会长，表明：“此举不仅影响商号等之营业，实危及冀鲁两省产区数百万贫民之生计。津会已议决援助，呈请政府提出撤销”的态度，并希望其能够鼎力维持，俾违撤销之目的。
参与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彰显其公益形象。自抗战以来，在饥累乱难之际，患病之人与日俱增。据当时全市公私立医院的统计数，病榻容量不过二千余人，再加上药价飞涨，结果导致贫困者因无力医治，富厚者亦无院可投的情况。张纪正博士联合医界同乡建议，创山东医院，为社会桑梓效劳。同乡会会董一致认为：病者至，无以治疗为不幸中之大不幸也。而且就本会章程第三章“建设医院”一节，扩展医院已届时势所趋，岂容再缓适。更重要的是，建立医院、医治病人此固人类不忍之常情，亦先圣疾病扶持之古训也。因此，同乡会决议将会馆内全部楼房、设备充作病房，并再行扩充，组织，倡议旅津全体同乡以及各界热心善士慷慨解囊，最终得以创办山东医院，后改名为津光医院，并扩大为红十字医院。
参与救国运动、突显其民族形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争取民族独立是近代中国复兴的先决条件。同乡会以“同乡会亦国民一分子，应使之有国家观念，必须有切实关系”为号召，鼓励会员参加反帝运动。当太平洋会议传来鲁案外交交涉险恶的消息时，与之有切肤之痛的同乡会马上派代表王培昆联系天津商会王卓忱主席，商讨示威游行事宜。随后，又参加了天津商会组织的七十二团体大会，商讨抵制日货措施。在同乡会的号召下，由山东祥号组成的天津祥号公会也发起彻底封锁日货的行动。声称：抵制日货事，系属商民自决，为外交后盾，各宜激发天良，永久勿懈。并将所用日货盘集一处，汇编成册，自请封锁，不再售卖，以表坚决爱国之意。当校长张伯苓与吴达诠先生在津方欣然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运动时，会董刘锡三在5月29日主动来函，称：查此如能永远废止内战，诚为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之良机。同乡会也在6月1日来函：敝会业经开会议决，愿随公等之后，参加运动良计，安内御外，强国利民。此乃救国之真道也。
四、小结
从“落叶归根”的心理逐渐到“就地扎根”的心理，从“山东人”到“中国人”的转变，乃至从乡土观念上升到国家民族观念，同乡会已然将儒家“齐家治国”的人仕意识转化成为“家富国强”的民主意识。这是同乡会与其他社会组织不断协同发展的结果，也是同乡会发展的里程碑。
同乡会始终将“为同乡谋共同利益”作为其建会宗旨。为达此目的，他们制定了行之有效的规章以确保会员之间的和睦相处；他们一贯坚持“天下事之成功易而功效著者，必群策群力，以分任其责，夫然后事半而功倍，若独力则难成”的原则，强调合力的作用是战胜外物的关键；他们在坚持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也照顾到会员的特殊性，“对于有能力建立支会的地区，只要一县或数县入会会员达百人以上者均可由本会成立支会，并同时协助其办理相关手续”。归根结底，最终还是为同乡谋公共利益。
日臻现代化的同乡会运作机制。同乡会自成立以来，逐步扩大了人会成员的身份。他们摒弃了以传统工商为主要身份特征的同乡会性质，而是将会员身份扩大到了士农工商以及城市平民等身份特征。在事务处理上，同乡会在完善传统慈善、救济事务的基础上，还将其事务扩大到社会教化、中介服务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业务上的扩大不仅惠及到同乡身上，而且也泽被到其他团体成员。同乡会还摒弃了“不言国事”的处世态度，联合其他团体，积极参政议政、参加到救国运动当中，从而使得建立在同乡纽带联系上的同乡会逐步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社团组织。
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同乡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尽管其所推行的措施难免受到当时社会的局限，但其从同乡会这个地域组织发展到整个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发展，及时调整自身结构、改进组织功能，有机的将家与国相结合，这对于今天的同乡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乃至对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事业的中国不无启迪。
[作者简介]王静(1977—)，女，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关键词]山东旅津同乡会，天津，城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7—0038—04
天津是一座移民城市。自永乐年间军队移民开始，特别是天津开埠以来，其作为北方港口城市的优越地理位置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士旅居于此。来自于不同地区的移民在天津生根发芽、不断融合，继而形成了天津独具特色的移民文化。目前学界从同乡会的角度来考察移民在城市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相关文章可谓颇多，本文以客寓天津的山东旅津同乡会(下文简称同乡会)为主线，通过对原始档案的整理，来考察其是如何处理同乡会内部关系，是如何进入、融入天津主流社会当中，以及是如何对城市，乃至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发挥作用的。
一、同乡会成立的背景
早在清末，山东日照的绅商丁拔也就倡议成立同乡会。之所以此想法一直到上世纪20年代又重新被提上日程的原因在于，成立同乡会已是旅津鲁人势必所趋了。
近代天津作为北方经济重镇，其工商业规模不断扩大。1901年到1926年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了564％，到1928年全市(不包括租界)共有商店21114家，资本总额为22230456元，美元2451045元。1928年全市工业资本总额为3200万元，其中由中国人自办的机器制造业有62家，总资本达7万元。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天津城市日益现代化，而且也吸引了周边腹地的大量投资者和劳动力。据1935年山东同乡会会员登记簿可查，其会员多来自于现在的济南地区、烟台地区、威海地区、德州地区以及滨州地区，上至政界显要、工商巨子，下至普通老百姓，人数最多时达到1951名。其中在津鲁商通过不断奋斗，不仅在货栈业和棉纱业等行业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涌现了一大批诸如宋棐卿、刘锡三、李春亭等著名民族工商业人士。
尽管在20世纪的头一个10年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瓶颈的制约，这种发展只能是畸形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扩充军费而无限扩大国家公债发行量，更为甚者，后任政府对前任所借经费不负责任，从而造成国家信贷系统的崩溃，对于工商业及普通市民的生产生活产生致命打击。以当时天津市为例，1929年受雇于全市民资企业工人总数为47519人，1933年减至36703人，1935年再减为34769人。30年代初期，月工資在20元以下的占工人总数的75％，无工资收入的占16％，可见工人收入之低。像山东人聚集稠密的地毯企业，其学徒工资平均为14元。按照当时的调查，70％。80％的工人要靠工资养活1-6口人，可想生活之艰苦。
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吸引了大批移民，另一方面又附加给异乡人众多不稳定因素，这种情况随着旅津鲁人人数的增加，他们为免“意外之欺辱”，自然而然将成立同乡会作为其精神和物质的依托。因此，同乡会作为山东本土人的在津组织，作为移民个体的一种支援系统，为使“个体始终置身于群体的关怀之下”本着“仁者爱人”以及“同乡同源”的精神，发挥互助、团结之精神，努力为鲁人营造一个“斯亲爱之晴感倍深，安宁其客居之生活”的环境也就自不待言。
二、同乡会一异乡人的精神家园
同乡会成立之后，其章程里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会以联络乡谊、为同乡谋公共福利为宗旨。后经董事会修正，更改为“联络乡谊、发挥互助、培养道德、为同乡谋公共福利”。直至战后同乡会重建，仍以“联络乡谊、增进桑梓福利”为宗旨。为达此终极目的，同乡会主要着手于以下三方面的前提工作：
尊儒学、崇信行。同乡会是本着同乡同源精神而成立的社会组织，其中的“源”就是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作为孔子的故乡，同乡会在营造组织内部和谐发展、会员之间诚信友爱的气氛时，主要是通过定期邀请社会名流和会员举办祭孔大会来宣扬儒家思想，从而达到其思想凝聚和社会教化的作用。对于宣扬知识的公学教职工，应时时牢记先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和“有教无类”的仁思想；对于青年学生，则应以“学问为本”，明白学问如日，日日新，学就新，不学即旧的道理。要树立将来成为国家主人公的理想，要负有国家社会的责任心，更要有先师那种“乘牛车周游列国，讲道德，说仁义，到处为人民灌注知识”的精神；对于广大会员，则要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本，待人处事要言行一致，诚实不欺，对待家人要和睦相处，遵循礼的规范。总之，倡导各循其礼、以德为基，以仁为墙是同乡会实现内部协作的基石，也是同乡追求“敦乡情、重友爱”的深层心理需求。
扬民主、严律己。如何在人数众多、职业分布广泛、社会地位迥异的会员之间不分彼此、求同存异、加强团结合作，董干事的无私奉献以及民主公平、有秩序的会规是保证组织内部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同乡会自成立初始，其盾牌形会徽的中央就以“公”字为显著标志，这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要求同乡会领导人需大公无私，二是要求会员之间公平、公允。
对于前者，广大会员是这样对其进行评价的：“徐皆平主任届私趋公，孙馨远、刘锡三、董赞动、纪孝农急公好义。同心同力、勇往直前。同乡会创立之初，由于经费不足几近落空，后在各位董事的募捐下，历时两年多的时间，才得以创立。长期担任同乡会最高职务的徐皆平理事，毕其生之精力投入到创办同乡会、购置会馆、建筑学校、设立医院、扩充义地、赈济灾民、挽救桑梓、阂恤难民、援助劳农等社会事业中，廉洁自守、毫无积蓄。在积劳成疾的状况下，竟然无钱医病。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董事，才能使广大会员以真情相待。
对于后者，同乡会通过引进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来实现会员之间的公正、平等。同乡会分别在1935年和1938年对会馆章程进行了两次修改，将其内容扩充为11章44条。内容涉及总则、会员、建设、职员、选举、经费、会议、财政、规约、救恤及规则等等。
他们实行公开、民主的选举制度。全体会员以团体为单位，最多不超过二十人，采取记名连记投票法，进行差额选举，并由监察员、检查员、唱票员、计票员、招待员和指导员共同监督选举的完成。他们还制定了公平的决策机制。如遇到救恤、会员违规等重大事件需提交全体董事会协商处理，提出意见，经会员代表附议，再经主席付表决，无疑义通过。复继续宣读，至终会全场会员无异议，本会章程乃全部通过。对于财政制度，他们规定必须公开、量人为出，不得超过预算数目。每月所需经费由会计处逐日清结，支出款项时发给二联收据，分别由主 任签字，并送专属商号收存，会计出账时须保存存单以备存查。同时对会员的行为规范也制定了严格的管理规定：严格禁止会员赌博、吸食禁品并储藏违禁品和狎妓，如一经发现立即遏令其退会”。
敦乡情、重友爱。谋求同乡共同利益是同乡会的最终目标。同乡会在思想、制度上做足准备后，更加有利于其實现扶助同乡的宗旨。以1942年为例，会馆在这一年内仅解决救济案件就达14宗。比如某一会员被人所夺其饲养鱼鹰，起诉数年未果，最后通过会馆聘请律师得以解决此事。还有一商店会员因外家纠纷而被告上法庭，徐皆平亲自出面为其解决问题，最终得以解脱。徐皆平、许佩臣等五人还联合上书北平余主任，希望其归还岳福臣的兴隆货栈。特别是在战乱期间，同乡会仅第一次就救济山东流津难民达500多名。
除救同乡于危难之外，同乡会还注重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他们注重对教育的普及。在天津，他们以山东公学的名义开辟30间房屋成立小学，以用来教育旅津同乡子弟。董事宋棐卿本人还为本厂职工子弟开设奖学金，独立资助优秀大学生求学。同时他们也关注家乡教育事业，当济南尚杰中学由于债务纠纷而陷入关闭困境时，会馆出面致电山东教育厅长，希望其解决校方困难。
同乡会是异地同乡寄托情感的对象，设义地自然就成为同乡会增强凝聚力的主要事业。为满足同乡客死异乡，死后回归故里的愿望，他们专门购置地皮，建筑义园，以存柩和埋葬之用，总共存柩54间、占用义地112.65亩。同时，对于一些流落天津而贫困无告者或病故无力埋葬者，同乡会也一力承担其费用，务求使之叶落归根。
同乡会经过董事和会员的努力，不仅制定出了规范的制度管理体制，为保证有序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功效，而且其在社会慈善救济、社会教育以及中介作用方面也为同乡尽快融入天津主流社会，消除“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无怪，当时人评价“山东客帮素日团结力较强，同业乡人尚能互相救济，较其他客帮有利”。由此可见，在同乡会内部已然形成了和谐的小圈子。
三、同乡会一异乡人融入社会的平台
山东旅津同乡会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组织原则的指导下，理顺了同乡与同乡之间的关系、同乡与同乡会之间的关系，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诚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巴克莱提出的：社会是由各个组成部分构成的大系统，各个部分之间不仅存在着均衡和协作，系统本身还存在和环境的交换。同乡会作为社会一组织，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其他组织发生联系，如何实现与其他组织的和谐共存发展才是同乡会在津发展的根本，无此就实现不了同乡进入、融入天津主流社会的目的，更不用提为同乡谋利益的宗旨了。
参政议政、尽显其民主形象。正如其所说的“亦国民一分子，应使之有国家观念”为确保行业组织的正常运行、为保护商民正常的经济活动和基本的生活需求，同乡会会董徐新民以商会会董的名义，提议恢复公断委员会，力主加强商会自主自决。责任董事赵真吾则建议当局统筹全局，明令有关机关将营业税增加之议暂缓施行，照旧例缴纳。同乡会还与其他组织联手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商情和民情的措施。在包括草帽辫在内的十二种货物被政府进行统制后，同乡会理事长徐皆平亲自致电北京商会邹泉荪会长，表明：“此举不仅影响商号等之营业，实危及冀鲁两省产区数百万贫民之生计。津会已议决援助，呈请政府提出撤销”的态度，并希望其能够鼎力维持，俾违撤销之目的。
参与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彰显其公益形象。自抗战以来，在饥累乱难之际，患病之人与日俱增。据当时全市公私立医院的统计数，病榻容量不过二千余人，再加上药价飞涨，结果导致贫困者因无力医治，富厚者亦无院可投的情况。张纪正博士联合医界同乡建议，创山东医院，为社会桑梓效劳。同乡会会董一致认为：病者至，无以治疗为不幸中之大不幸也。而且就本会章程第三章“建设医院”一节，扩展医院已届时势所趋，岂容再缓适。更重要的是，建立医院、医治病人此固人类不忍之常情，亦先圣疾病扶持之古训也。因此，同乡会决议将会馆内全部楼房、设备充作病房，并再行扩充，组织，倡议旅津全体同乡以及各界热心善士慷慨解囊，最终得以创办山东医院，后改名为津光医院，并扩大为红十字医院。
参与救国运动、突显其民族形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争取民族独立是近代中国复兴的先决条件。同乡会以“同乡会亦国民一分子，应使之有国家观念，必须有切实关系”为号召，鼓励会员参加反帝运动。当太平洋会议传来鲁案外交交涉险恶的消息时，与之有切肤之痛的同乡会马上派代表王培昆联系天津商会王卓忱主席，商讨示威游行事宜。随后，又参加了天津商会组织的七十二团体大会，商讨抵制日货措施。在同乡会的号召下，由山东祥号组成的天津祥号公会也发起彻底封锁日货的行动。声称：抵制日货事，系属商民自决，为外交后盾，各宜激发天良，永久勿懈。并将所用日货盘集一处，汇编成册，自请封锁，不再售卖，以表坚决爱国之意。当校长张伯苓与吴达诠先生在津方欣然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运动时，会董刘锡三在5月29日主动来函，称：查此如能永远废止内战，诚为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之良机。同乡会也在6月1日来函：敝会业经开会议决，愿随公等之后，参加运动良计，安内御外，强国利民。此乃救国之真道也。
四、小结
从“落叶归根”的心理逐渐到“就地扎根”的心理，从“山东人”到“中国人”的转变，乃至从乡土观念上升到国家民族观念，同乡会已然将儒家“齐家治国”的人仕意识转化成为“家富国强”的民主意识。这是同乡会与其他社会组织不断协同发展的结果，也是同乡会发展的里程碑。
同乡会始终将“为同乡谋共同利益”作为其建会宗旨。为达此目的，他们制定了行之有效的规章以确保会员之间的和睦相处；他们一贯坚持“天下事之成功易而功效著者，必群策群力，以分任其责，夫然后事半而功倍，若独力则难成”的原则，强调合力的作用是战胜外物的关键；他们在坚持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也照顾到会员的特殊性，“对于有能力建立支会的地区，只要一县或数县入会会员达百人以上者均可由本会成立支会，并同时协助其办理相关手续”。归根结底，最终还是为同乡谋公共利益。
日臻现代化的同乡会运作机制。同乡会自成立以来，逐步扩大了人会成员的身份。他们摒弃了以传统工商为主要身份特征的同乡会性质，而是将会员身份扩大到了士农工商以及城市平民等身份特征。在事务处理上，同乡会在完善传统慈善、救济事务的基础上，还将其事务扩大到社会教化、中介服务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业务上的扩大不仅惠及到同乡身上，而且也泽被到其他团体成员。同乡会还摒弃了“不言国事”的处世态度，联合其他团体，积极参政议政、参加到救国运动当中，从而使得建立在同乡纽带联系上的同乡会逐步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社团组织。
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同乡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尽管其所推行的措施难免受到当时社会的局限，但其从同乡会这个地域组织发展到整个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和发展，及时调整自身结构、改进组织功能，有机的将家与国相结合，这对于今天的同乡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乃至对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事业的中国不无启迪。
[作者简介]王静(1977—)，女，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