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不懂外语，可喜欢阅读翻译作品，因而对涉及文学翻译问题的言辞特别关注。读着读着，竟然忘其所以，也想冒着“出洋相”的风险对此说三道四。
　　常言道，信、达、雅是翻译的基本原则。我对这三个字的理解是：准确传递原作的精神风貌和艺术手法。进一步说，不仅要忠于外文原著，而且尽力发挥汉语优势（发挥得好甚至能优于原作）。
　　其实，广大不懂（或者不读）原著者对老外作品的理解深浅、喜爱与否，全仰仗于翻译者的译文。我们心目中的莎士比亚，实质是朱生豪或者方平译笔下的莎士比亚；海涅实质是冯至的海涅；罗曼·罗兰实质是傅雷的罗曼·罗兰……就像译制电影，角色极具个性风采的语言，中国观众不是通过扮演者的声音，而是凭借配音演员的声音来领略、欣赏的。银幕上哈姆莱特深沉、激越，蕴含仇恨、伤痛的台词，我们听到的不是奥列佛尔的言语，而是孙道临的嗓音；简·爱对罗彻斯特那番张扬独立个性和深挚爱意的“宣言”，不是凭苏娜·约克而是通过李梓那魅力独具的语言打动我辈的；佐罗那时而胆怯害羞时而油滑挑衅、甜腻又磁性的语调，不是阿兰·德龙而是童自荣传递给我们的……
　　总之，原作者（饰演者）只是一个“壳”，他们的魂灵儿都已经附在了翻译者（配音者）身上，由此可见译（配）是何等重要！特别优秀的翻译可能比原作更佳（这就是我说的“发挥汉语优势”吧），恰似当年银幕上斯大林的光辉形象，经过肖南的配音，那威严、浑厚、铿锵的语音绝不亚于饰演者盖洛瓦尼，而绝对地优于斯大林本人那尖细的嗓音！
　　所以我看重翻譯。
　　巴勃罗·聂鲁达是我十八岁时一见倾心的诗人。“媒人”是诗人袁水拍（马凡陀）。后来我常想，要不是袁水拍的译诗，我很可能不会太注意这位智利朋友。《伐木者，醒来吧！》、《逃亡者》、《广场上的死者》，一首又一首撞击着我年轻的心。尤其是那首《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多么奇特、新颖又忧伤迷人——
　　在风暴的早晨，/在夏季的中心，/云，像挥别的白手帕/在疾风中飞扬。/阵阵的风激动着/我们沉默的爱情。/……这是走的时候了，/这是凄凉无情的时辰，/我被抛弃了，/像黎明时分的港口……/这是走的时候了，/我被你抛弃！//
　　后来，我查过好些其他译者的译诗（包括《伐木者，醒来吧！》这一系列篇章），再也找不到比袁水拍译得更好的了。比如，王央乐是这样译的——
　　这是夏天的心头/充满风暴的早晨。/仿佛告别时挥动的白手帕/云团在飘浮，风被游子的手摇晃。/风的无数心/在我们默默无言的情侣上面搏动。/仿佛曙光里的码头一样被抛弃。/是离去的时候了，/被抛弃的人啊！//
　　再看另一首译诗（引自赵振江、滕威编著的《山岩上的肖像》，未注明译者）——
　　风暴席卷着清晨/在夏季的心中。/白云在漫游，宛似一块块告别的白手帕/风用飘摆的双手将它们晃动。/暴风无限的心灵/跳动在我们相爱的寂静中。……/被抛弃的人，像拂晓的码头，/是离的时候了，啊，被抛弃的人！……/这是离去的时刻，艰巨而又寒冷的时刻/黑暗随时在将它把握……/被抛弃的人，像拂晓的码头，/颤抖的影子扭结在我的双手……//
　　比较上述三种译笔，哪个潇洒、自然、流畅，哪个雕琢、生硬、别扭？一目了然！尤其这样的词汇搭配：“飘摆的双手”、“黑暗随时在将它把握”、“影子纽结在我的双手”……多么生硬！算是“诗”吗？
　　再拿聂鲁达有关西班牙的一首诗的两个译本作比较：赵振江译为《我作几点说明》，袁水拍译为《解释一些事情》。
　　赵译诗：
　　你们会问，丁香花今在何处？/还有那虞美人蕴涵的玄机？/经常敲打她们的话语/并使其充满小洞/和小鸟的雨水，如今又在哪里？/我要向你们讲一讲自己的遭遇。//
　　袁译诗：
　　你们会问，你诗里的紫丁香哪儿去了？/上缀着罂粟花的形而上学的词藻哪儿去了？/还有那轻扣出/鸟声和节拍的雨点哪儿去了？/让我来告诉你们，/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仍然是袁译为佳。
　　无独有偶，对海涅，我只认定诗人冯至的译笔——没有比他译得更传神更优美的了！
　　译诗的优劣，有时相差竟有云泥之判。我喜欢尼古拉·扬科夫·瓦普察洛夫，是由于他是英勇抵抗希特勒侵略，为反击纳粹而牺牲的英雄。他的诗让我走近了他的心灵。特别是那首他牺牲前写给妻子的《告别》深深地震撼了我——
　　有时候，我会在你的梦中走近你的身旁，/好像一个遥远的、意外的客人。/可你不要让我站在大路上，/不要在门上插上门闩。/我静悄悄地进来，温顺地/坐在你的身旁，我凝视着黑暗，/为了能够看清你，/当我看够了你的时候，我要/吻你，然后又/重新走开……//
　　读一读吧，有谁能不被这种铭心的柔情和绝望的忧伤揪心呢！
　　这首诗是戈宝权译的。第一次读到就铭记于心。此刻是从记忆中默写出来的（个别字眼可能跟原译有出入）。这首《告别》和另一首写于1942年7月23日临刑前几小时的铿锵作声的《无题》，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2007年我曾先后与两批保加利亚作家会面交流，当我一念出《告别》的开头两句，保加利亚同行就齐声欢呼：“瓦普察洛夫！瓦普察洛夫！”他们认定瓦普察洛夫是保加利亚无产阶级诗歌奠基人。瓦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即把2009年定为“瓦普察洛夫年”，以纪念他的一百周年诞辰！所以我认为，不要把“红色”与“蓝色”分得太清楚，不同意识形态是可以也应该找到共同点的。世界原该是多彩的、繁芬争艳的天下！
　　上述戈宝权的译诗这样动人，可我国出版的《瓦普察洛夫诗选》（林繁、圭木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7月，至今似乎仅此一个译本），是这样翻译的——
　　有时候我会在你睡着的时候到来，/一个意料不到的客人。/不要把我留在外面街头上，/不要闩上门！/我将静悄悄地进来，轻轻坐下，/在黑暗中凝视着你。/然后，当我的眼睛看够的时候，/我将吻你而离去。// 　　我的天哪！整个儿给你“石骨铁硬”的感觉，一丝儿柔情蜜意都没有！竟然还有“当我的眼睛看够了的时候”这样的造句。难道“看”不用“眼睛”而用“耳朵”吗？“眼睛看够”这种句式，只有与“嘴巴说够”、“耳朵听够”、“两脚走够”……这类句子并列表述时才可成立，这是常识！
　　话说比“认识”聂鲁达还早，我已是伏契克的拥趸者了。率先闯入我心灵的是刘辽逸翻译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当时译为《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其中最著名的一段话，刘辽逸是这样翻译的——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请你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么请你们不要为我而悲哀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都不要唤起悲哀……如果眼泪能够帮助你们洗掉心头的忧愁，那么你们就放声哭吧。但不要怜惜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这段文字极为简洁，却堪称《绞刑架下的報告》的核心思想，极具感染力地传递出伏契克的人生价值观和巨大的人格魅力。这是一位英雄对亲人、战友和同志们的遗言，但不是那种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而是极为亲切的、既庄严又柔情的挚友间促膝谈心似的言辞。说的是牺牲与死亡，可传递出来的，却是欢乐和明朗如春日的情愫——这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源自与生俱来的磊落的天性！我曾不止一次说过，我之所以对其人其作品一见倾心而成为他的拥趸，并不是由于他所信奉的主义，而是他这种天然自成的、无法效仿的性格魅力。
　　其实，远不止是我，许多七零后、八零后读者，他们所处的年代已经没有人向他们宣传这位捷克英雄了。他们都是在自己的阅读中发现了这种魅力，被感染了而成为“伏粉”，成为我的同志的。
　　要说艺术性，这就是《绞刑架下的报告》的艺术性（更确切地说是灵性）所产生的效果。不仅仅是上述所引这几句，整部《报告》都充满着这种既激越又温馨的语言。这使得这个作品在所有的监狱文学中独树一帜。
　　上述刘辽逸根据俄文转译的伏契克名言之所以一下子打动了我，除了内涵之外，译文的美妙是个重要因素。我们都有体会、行文（不管用哪种语言）要有节奏感、音乐性。“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干净利落，节节推进，毫无拖沓之感。可到了陈敬容根据法文转译时，这句话译成了：“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参加了斗争。”
　　语气一下子松弛了，便泄了气的皮球，没有了节奏。而且我觉得“斗争”远没有“战斗”好。
　　蒋承俊根据捷克文直接翻译的也如此，而且重叠了两个“生活”，更加拖沓：“我爱生活，为了生活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
　　徐伟珠根据捷克文直译的也类似而且更累赘：“我那样热爱生活，为了生活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
　　为什么说累赘，因为不仅重叠了“生活”，而且，在“爱”前面加了个“热”还嫌不够，再叠上个“那么”，明显“蛇足”！
　　除刘译外，这种结构类似、却变动添加字眼的现象，我猜大体是由于后译者想区别于前译者的不得已之举，于是越译越差。但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为什么后三位不同于刘译，在“我爱生活”后面有一句“为了生活的美好”呢？是否原文就是如此？如果是，那么后三位的译法尽管缺乏节奏感，却是忠于原作，是准确的。不懂捷克文，只要找来英译本对照、参考，发现后三位与英译很吻合。但我仍然欣赏刘辽逸的中译。一位“伏粉”对我说，刘译只讲“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没有说到“为了生活的美好”呀。我说“为它而战斗”，当然指为“更好的生活”，这是不言而喻的，总没有为了丑恶的生活而战的吧。
　　还有，刘译的最后一句：“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同样节奏明快，而且“悲哀的安琪儿”读来非常顺口，不像其他三位译成“悲悼天使”或“悲怆的天使”那样拗口或缺乏诗意。
　　因此，我每次作文引用伏契克这段话，都是选定刘译的这几个句子，再根据其他译者译的个别字眼，综合调整成最佳组合而用的。我觉得，刘辽逸译得比原文（暂且把英译当作原文吧）更好。兴许这就是“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