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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宠儿》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一部反思和拷问美国历史的代表作,它集中反映了1855—1873年美国奴隶制时期,以及南方重建时期的历史问题,为非裔美国人和所有美国人重新“记忆”那段历史提供了思考的平台,体现了莫里森浓郁的历史意识。虽然小说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然而却是一个从黑人主体视角审视下的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重构的作品。小说从黑人主体视角出发,匡正了被白人主流文化扭曲的历史描述和黑人形象,为重塑黑人民族文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本文旨在研究作者从黑人主体视域出发对历史文本进行的文学重构。
关键词: 黑人主体 历史重构 《宠儿》 新历史主义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文学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她于199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当今文学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作家。《宠儿》(Beloved)是莫里森创作生涯中赞誉最高、地位最为独特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是一部反思过去、拷问美国历史的作品,集中反映了1855—1873年美国奴隶制时期以及南方重建时期的历史问题,为非裔美国人和所有美国人重新“记忆”那段历史提供了思考的平台,体现了莫里森浓郁的历史意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置身于历史进程之外、处于社会的边缘,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一直处于被书写、被强加或被忽略的地位,即使他们有自己的历史。虽然蓄奴制被废除后,许多有关种族歧视的禁忌已被取缔,但“白人至上”的思维方式根本没有改变,人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种族分割的社区。黑人群体仍被强行排挤于美国民族文化共识之外,黑人常以“他者”形象出现并生活在白人规定的“俗套(stereotype)”里:“黑人如其行为不符主流话语所奉行的真实体验则被视为异己,黑人文化较为原始、低俗,从而也不值得主流文化记载。”可见,种族歧视仍然存在。就此,托妮·莫里森曾指出:“种族主义已经获得了隐喻性的生命力,完全融入日常话语,以至于较以前更为严重,更为明显。”
因此如何重新认识属于自己的历史,对非裔美国人来说极其重要。对他们而言,“历史作为一种认识过去的工具,比其他工具更好,历史能帮助人们建立认同感、组成社团、推进文化”。回顾历史就是一种追寻自己文化身份的体现,也是塑造自己身份必不可少的资源与手段,因此通过小说这种虚构形式反思历史成为当代非裔美国作家的重要选择。麦克莱纳根认为:“在20世纪文学中,直到最近,不仅玛格丽特·加纳的历史,而且所有‘内战前黑人妇女’的历史都一直是‘看不見的’,这使得非裔美国历史以及非裔美国女性历史的真相一直受到压制”。
莫里森拒绝人为地划分“虚构”与“历史”,认为艺术家是“最真实的历史学家”。她在小说中改变、增添了许多细节,为我们重新思考这个悲惨的故事,以及回忆内战前后黑人的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正是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解读莫里森如何从黑人奴隶主体角度诠释和重构既定历史文本的。
二、《宠儿》源自以黑人主体对既定历史文本的回看和文学重构
《宠儿》的主要情节取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19世纪50年代,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加纳的女黑奴携子女从肯塔基的奴隶庄园逃到俄亥俄的辛辛那提,奴隶主循踪追至,为了使儿女不再重蹈自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她抄起一把斧子,毅然决定为他们选择死亡,但只是杀死了一个女儿。莫里森在为兰登书屋编辑反映黑人长达三百年争取平等自由的斗争史的文献汇编《黑人之书》(1974)时读到了这个故事,当时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极想通过小说的艺术形式探究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从而为深受罪恶的奴隶制精神残害的黑奴们写一部心灵史。经历了十年的酝酿和三年的写作,《宠儿》才终于问世,足以证明此书在莫里森心目中的分量。
在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叫塞丝,而那昭示绝望、疯狂、极端的爱的凶器也变成了一把更危险的手锯。莫里森为《宠儿》一书所选取的场景是辛辛那提城郊的蓝石路124号凶宅,现在时是1873年,蓄奴制已废除10年。1855年,美丽而高傲的女黑奴塞丝只身从肯塔基州的“甜蜜之家”农庄逃亡至此,投奔婆婆贝比·萨格斯(她的二子一女已先期送来,路上又产下一女);28天之后,奴隶主“学校老师”带人追来,塞丝锯断了年仅一岁左右的女儿的喉咙,下葬时为她取名“宠儿”。尽管逃亡和杀女已是18年前的往事,但往事的梦魇一刻也不曾停止过对塞丝的纠缠,小说起首即开宗明义写道,124号“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但到了1873年,“塞丝和女儿丹芙成了它仅存的受害者”。“宠儿”的冤魂多年来一直在家中肆虐,导致她的两个儿子离家出走,加速婆婆贝比·萨格斯的精神崩溃和死亡,使小女儿丹芙养成了孤僻、幽闭的性格。这一天,前“甜蜜之家”农庄最后一个男性黑奴保罗·D的来访,打破了塞丝与世隔绝的生活表面上的平静:他在房子里乱砸一气,赶走了小鬼魂,取代了它的位置,与塞丝同居并向她许诺“一种生活”;随后“宠儿”以20岁少女的肉身还魂,进入这个家庭讨还爱债;为占有塞丝全部的爱,“宠儿”甚至不惜诱奸保罗·D,以达到将他赶出家门的目的。然而一个鬼魂对爱的追索是永难餍足的,塞丝终于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最后,是成长起来的丹芙和黑人民众一起帮助她摆脱了“宠儿”,开始面对新生活。
《宠儿》以开放性的艺术思维,就长达几百年有关奴隶制的争论,展开了一次与美国文化历史的对话。“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即揭示蓄奴制和种族歧视对黑人的精神伤害,刻画了黑人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时期的悲惨心态,表达了奴隶制给黑人的身心带来的巨大痛苦,控诉黑人奴隶制度的累累罪恶。
虽然小说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然而却是一个从黑人主体视角审视下的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重构的作品。小说从黑人主体视角出发,匡正了被白人主流文化扭曲的历史描述和黑人形象。小说的中心故事“塞丝弑女”实际上是莫里森对既定历史文本的一次回看。这个历史文本在莫里森看来严重扭曲了黑人的真实面目,没有客观展现奴隶制度盛行时的美国黑人奴隶如何受到惨绝人寰的奴役和压迫,而主人公玛格丽特·加纳为了帮助子女摆脱奴隶制的戕害,别无它途,只能试图杀死所有子女的事实真相。所以,白人报纸抹杀了黑人的人性,在黑人背上烙上了残忍愚昧的罪证。为了拨正美国主流文化中黑人被扭曲的形象,如实地反映黑人的真实面目,莫里森认识到对既定历史文本进行回看的必要性。在回忆《宠儿》写作过程时莫里森指出,她是完全凭个人体验从黑人女性的视角对加纳事件进行了艺术再思考,将“难以言说的、被消匿的黑人奴隶的历史并置于主流文化面前,从而填补了美国历史上的空洞,使得人们对黑人历史文化以及美国社会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莫里森赋予《宠儿》中所有黑人主人公以思考和言说的能力,让他们从无声中解脱出来,把注视的权利从白人手中夺了过来,对奴隶制度废除前后一段时间内的白人主流社会进行了反观并获得了理性的认识,从而获得有利于构建“自我”形象和自我主体地位的“镜像”。
从根本上来说,莫里森强调应该尊重历史真实,体现了她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强调以想象为媒、诗性为介的历史意识,她之所以要挪用历史,是想表达非裔美国人历史中不为人所知的那部分,以象征的方式和艺术的手法来完成。
三、“思考着的黑人主体”多视角诠释再现历史文本
奴隶制对黑人来说是屈辱和痛苦的,对白人而言则是羞耻和尴尬的。黑人希望忘记那段历史,是因为他们想摆脱痛苦,不愿让历史打扰现在的生活;白人想抹煞记忆,是因为他们想回避和掩盖事实。这种对奴隶制的忽视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全民记忆缺失症”(national amnesia),即对奴隶制真实内幕的无知和遗忘。正如莫里森指出的:“我们生活的美国是一个过去总是被抹掉、将来总是清白无辜的地方,其间尽管移民们来来往往,但是美国历史总是清清爽爽的。过去不在场,或者被浪漫化。这个文化不鼓励详述过去的真相,更不会接受关于过去的真相。与30年前相比,现在记忆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为此,莫里森创作了这部反映过去真相的小说《宠儿》,打破以往描述奴隶制时遮遮掩掩的老套,帮助读者走出对奴隶制认识的误区。
莫里森的小说在传述了“无法言述”的黑人历史、打破了白人主流话语一统天下的同时,从“思考着的黑人主体”视角展现白人社会,打破了传统黑人失语的现象,而采用非洲传统的口头叙述形式则多视角地再现历史文本,颠覆了主流文化的认识方式和标准。
将人们甚至不愿回顾的历史与黑人心灵在其中的境遇——首先就是无尽的煎熬和永恒的孤独——展现出来,是莫里森的当然职责,所以,她鄙弃当下黑人文学、艺术中那种得到白人鼓励的“自我鞭笞”,宣称她的作品是写出来“给黑人自己看的”。《宠儿》有着比常人缓慢的脉搏,因为它的角色们的心灵更为沉重;但这脉搏却是历尽磨难的人们从民族悲剧的灰烬中崛起,试图寻找永存希望的意义和理由的证据。
在《宠儿》中,人人都发现寻找自我的历程极其艰难,“我是谁”是人人都在思索又身感困惑的问题。奴隶制的废除给予奴隶形式上的自由,真正心灵上的自由必须等到“从没有自我的自我中寻找到自我”后才可能实现。虽然主客体转变的过程荆棘丛生,然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美国黑人民族终将走出过去,获得自由。
莫里森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重担:“以现代艺术和人性的光芒实现对诸如黑人妇女这样的双重弱势群体的观照和关怀,为她们和她们的心灵修史。”《宠儿》就是探索这一策略的尝试。小说在描述塞丝梦魇般过去的同时,形象展现塞丝的内心创伤,通过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发展和深化过程,告诉她的黑人同胞:建构和完善主体性是身处边缘地带的弱势群体向中心迈进的有效策略。
在《宠儿》中,幼年的塞丝作为黑奴母亲的再生产物,不仅没有人的基本权利,而且连唯一的母爱也被奴隶制剥夺了。由于母爱的缺位和主体身份的缺失,童年的塞丝生活在冷冰冰的枷锁世界里。更具深层意义的是,母爱空间的缺失意味着民族文化的丧失。没有了民族文化的滋养,生长在恐惧和孤独中的塞丝,其主体意识自然谈不上萌发。成年后,塞丝的主体意识在加纳先生的“民主”管理下开始萌芽。在“学校教师”接管“甜蜜之家”(sweet home)后,塞丝自发的主体意识被一连串事件所激发而得到发展。在灭绝人性的奴隶制社会条件下,塞丝对择偶自主权的争取显然超越了婚姻本身的意义,延伸为对人权的向往和对女性主体性的追求。接下来的“属性”事件是塞丝主体意识激化的导火线。在与动物的相互比照中,塞丝意识到自己是介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生物,有着人的属性,却被当作动物来看待。随后的“奶水被抢”事件则是塞丝主体意识爆发的突破口。作为哺育者,塞丝只有实现了哺育职能,才能确立她的母亲身份。然而,奴隶制的存在切断了维系母亲与孩子的纽带,使母亲不能行使自己的职能,造成无可弥补的心理创伤。这一事件促使塞丝踏上逃亡反抗之路。在象征着由死亡过渡到新生的逃亡途中,塞丝在精神导师圣贝比·萨格斯的心灵感召下懂得了自爱的价值,从而在主体意识觉悟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黑人们教会塞丝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帮助她赢得了自我,从苦难中站了起来。
然而,“杀婴”事件却使塞丝的主体意识走向了极端。由于对女儿的死满怀愧疚,塞丝本能地压抑对过去的回忆,深陷痛苦不能自拔。而宠儿的出现引导她正视自己的悲惨遭遇,激发她反抗现状,使她的主体意识得以深化。塞丝认识到:一味的消极抵抗并不能给她和孩子们带来长久的安全,被压迫的人们只有奋起反抗强权,才能改变弱势群体处于边缘的境况,争取自身合法的权利;只有拥有自我,才能治疗历史创伤遗留的痼疾。被点醒的塞丝终于悟出作为主体而具有的存在价值,并在黑人群体的帮助下走出困境。
作为母亲,塞丝有着黑人传统女性善良、隐忍、無私的品格。然而在强大而又根深蒂固的奴隶制面前,她没有别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骨肉不受奴役和摧残,只好选择把孩子送到上帝那儿。她对自由的朴素理解和追求把母爱推向了极致,她以自毁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表现了作为主体的不可侵犯。艺术的魅力在于能和人们进行心灵的交流,使人深入其中而有所感悟。莫里森通过展现塞丝的心路历程,向读者展示了黑人的主体风貌:他们像所有民族的人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思想,懂得恨,更懂得爱,他们是大写的“人”。
作者所描写的,不是单个意识中的思想,也不是不同思想的相互关系,而是众多意识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将小说中的众多声音分为若干组:主人公塞丝和她的家属成员:婆婆贝比·萨格斯、儿子霍儿德和布拉格,女儿丹芙和屈死的爱女的怨魂;以保罗·D、斯坦普·培德、艾拉、约翰、蕾娣、琼斯等组成的黑人群体;幸福家园的奴隶主、咖腊夫妇与学校老师及其侄儿等形成的白人群体;辛辛那提市的民主人士鲍德温兄妹,流浪女孩阿密·丹佛等。这些人物的不同声音,对同一件事情作出的不同评价,使小说结构的不同成分之间贯穿着一种对话关系,如同音乐中的对位旋律一样对立着。同时,这些不同声音之间的争辩,又在女主人公塞丝周围营造了一种复杂微妙的气氛,逼使主人公在同众多他人意识紧张的相互作用中,以对话的方式与客观世界相抗衡。
通过这种多视角、多层面的社区讲述故事形式,白人主流社会人性的残缺与奴隶制度下黑人的无奈和抗争尽显出来。在这种多视角、多重声音的背后更是对非洲传统的非线性认识世界方式和标准的认同。这种非线性、多种版本的故事叙述实际上是对主流白人社会真理一元论和话语霸权的有力驳斥。
莫里森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她没有停留在描述个别人物、个别家庭的悲剧境遇,而是将主人公的身世与种族的苦难熔于一炉。当宠儿的冤魂在蓝石街124号旧屋闹腾时,塞丝向婆婆提出要搬家,婆婆贝比·萨格斯对她说:“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哪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苦命黑人的怨魂。”“白人淹死我们的人比他们在这片土地生息过的世代人口的总数还多。”当我们随着宠儿幽灵的自白,进入她的幻觉世界,就可以看到,在阴曹地府那些“没长皮肤的人”(白人)如何把千百万具高高垒叠、堆成小山的黑人尸体用长篙推向大海,塞丝正在跟着那些被推向大海的亡魂而去。当我们随着斯坦·培德的脚步沿着蓝石街向124号旧屋走去,可以听到响彻屋宇的各种躁乱嘈杂的声音,那是愤怒的黑人亡魂的嘟哝声。宠儿的怨魂不再是个别家庭的怨魂,而是自奴隶买卖在美洲出现以来的三百年间,在横越大西洋或偷渡俄亥俄河时葬身鱼腹的、在奴隶主庄园中的皮鞭下被榨干血汗的六千万甚至更多(《宠儿》扉页题词)的黑奴亡魂的缩影。
四、拷问历史,对话读者
莫里森的创作动机十分明显:反思美国奴隶制的历史,并改写被主流历史观所忽视与边缘化的黑人历史,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宠儿》不是要夺回过去,而是要探索过去与现在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莫里森让一个普通母亲出于“厚重的爱”为自己的孩子作出自由还是死亡的抉择,向所有当代读者提出了挑战,超越了种族与阶级的局限。因此,莫里森的伟大之处在于她不仅是针对残酷的奴隶制在发问,而且是对生活在现代的读者发问:生命与自由孰轻孰重,以及谁有权力决定这种关系?我们对此又该如何评价?
参考文献:
[1]托妮·莫里森著.潘岳,雷格译.宠儿[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9.
[2]毛卫强,孙志祥.黑人回看[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9.
[3]王玉括.在新历史主义视角下重构《宠儿》[J].外国文学研究.2007.1.
[4]严启刚,杨海燕.解读《宠儿》中蕴含的两种文本[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3.
[5]刘霞.寻找自我的历程[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1.
关键词: 黑人主体 历史重构 《宠儿》 新历史主义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文学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她于199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当今文学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作家。《宠儿》(Beloved)是莫里森创作生涯中赞誉最高、地位最为独特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是一部反思过去、拷问美国历史的作品,集中反映了1855—1873年美国奴隶制时期以及南方重建时期的历史问题,为非裔美国人和所有美国人重新“记忆”那段历史提供了思考的平台,体现了莫里森浓郁的历史意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置身于历史进程之外、处于社会的边缘,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一直处于被书写、被强加或被忽略的地位,即使他们有自己的历史。虽然蓄奴制被废除后,许多有关种族歧视的禁忌已被取缔,但“白人至上”的思维方式根本没有改变,人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种族分割的社区。黑人群体仍被强行排挤于美国民族文化共识之外,黑人常以“他者”形象出现并生活在白人规定的“俗套(stereotype)”里:“黑人如其行为不符主流话语所奉行的真实体验则被视为异己,黑人文化较为原始、低俗,从而也不值得主流文化记载。”可见,种族歧视仍然存在。就此,托妮·莫里森曾指出:“种族主义已经获得了隐喻性的生命力,完全融入日常话语,以至于较以前更为严重,更为明显。”
因此如何重新认识属于自己的历史,对非裔美国人来说极其重要。对他们而言,“历史作为一种认识过去的工具,比其他工具更好,历史能帮助人们建立认同感、组成社团、推进文化”。回顾历史就是一种追寻自己文化身份的体现,也是塑造自己身份必不可少的资源与手段,因此通过小说这种虚构形式反思历史成为当代非裔美国作家的重要选择。麦克莱纳根认为:“在20世纪文学中,直到最近,不仅玛格丽特·加纳的历史,而且所有‘内战前黑人妇女’的历史都一直是‘看不見的’,这使得非裔美国历史以及非裔美国女性历史的真相一直受到压制”。
莫里森拒绝人为地划分“虚构”与“历史”,认为艺术家是“最真实的历史学家”。她在小说中改变、增添了许多细节,为我们重新思考这个悲惨的故事,以及回忆内战前后黑人的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正是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解读莫里森如何从黑人奴隶主体角度诠释和重构既定历史文本的。
二、《宠儿》源自以黑人主体对既定历史文本的回看和文学重构
《宠儿》的主要情节取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19世纪50年代,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加纳的女黑奴携子女从肯塔基的奴隶庄园逃到俄亥俄的辛辛那提,奴隶主循踪追至,为了使儿女不再重蹈自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她抄起一把斧子,毅然决定为他们选择死亡,但只是杀死了一个女儿。莫里森在为兰登书屋编辑反映黑人长达三百年争取平等自由的斗争史的文献汇编《黑人之书》(1974)时读到了这个故事,当时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极想通过小说的艺术形式探究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从而为深受罪恶的奴隶制精神残害的黑奴们写一部心灵史。经历了十年的酝酿和三年的写作,《宠儿》才终于问世,足以证明此书在莫里森心目中的分量。
在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叫塞丝,而那昭示绝望、疯狂、极端的爱的凶器也变成了一把更危险的手锯。莫里森为《宠儿》一书所选取的场景是辛辛那提城郊的蓝石路124号凶宅,现在时是1873年,蓄奴制已废除10年。1855年,美丽而高傲的女黑奴塞丝只身从肯塔基州的“甜蜜之家”农庄逃亡至此,投奔婆婆贝比·萨格斯(她的二子一女已先期送来,路上又产下一女);28天之后,奴隶主“学校老师”带人追来,塞丝锯断了年仅一岁左右的女儿的喉咙,下葬时为她取名“宠儿”。尽管逃亡和杀女已是18年前的往事,但往事的梦魇一刻也不曾停止过对塞丝的纠缠,小说起首即开宗明义写道,124号“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但到了1873年,“塞丝和女儿丹芙成了它仅存的受害者”。“宠儿”的冤魂多年来一直在家中肆虐,导致她的两个儿子离家出走,加速婆婆贝比·萨格斯的精神崩溃和死亡,使小女儿丹芙养成了孤僻、幽闭的性格。这一天,前“甜蜜之家”农庄最后一个男性黑奴保罗·D的来访,打破了塞丝与世隔绝的生活表面上的平静:他在房子里乱砸一气,赶走了小鬼魂,取代了它的位置,与塞丝同居并向她许诺“一种生活”;随后“宠儿”以20岁少女的肉身还魂,进入这个家庭讨还爱债;为占有塞丝全部的爱,“宠儿”甚至不惜诱奸保罗·D,以达到将他赶出家门的目的。然而一个鬼魂对爱的追索是永难餍足的,塞丝终于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最后,是成长起来的丹芙和黑人民众一起帮助她摆脱了“宠儿”,开始面对新生活。
《宠儿》以开放性的艺术思维,就长达几百年有关奴隶制的争论,展开了一次与美国文化历史的对话。“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即揭示蓄奴制和种族歧视对黑人的精神伤害,刻画了黑人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时期的悲惨心态,表达了奴隶制给黑人的身心带来的巨大痛苦,控诉黑人奴隶制度的累累罪恶。
虽然小说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然而却是一个从黑人主体视角审视下的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重构的作品。小说从黑人主体视角出发,匡正了被白人主流文化扭曲的历史描述和黑人形象。小说的中心故事“塞丝弑女”实际上是莫里森对既定历史文本的一次回看。这个历史文本在莫里森看来严重扭曲了黑人的真实面目,没有客观展现奴隶制度盛行时的美国黑人奴隶如何受到惨绝人寰的奴役和压迫,而主人公玛格丽特·加纳为了帮助子女摆脱奴隶制的戕害,别无它途,只能试图杀死所有子女的事实真相。所以,白人报纸抹杀了黑人的人性,在黑人背上烙上了残忍愚昧的罪证。为了拨正美国主流文化中黑人被扭曲的形象,如实地反映黑人的真实面目,莫里森认识到对既定历史文本进行回看的必要性。在回忆《宠儿》写作过程时莫里森指出,她是完全凭个人体验从黑人女性的视角对加纳事件进行了艺术再思考,将“难以言说的、被消匿的黑人奴隶的历史并置于主流文化面前,从而填补了美国历史上的空洞,使得人们对黑人历史文化以及美国社会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莫里森赋予《宠儿》中所有黑人主人公以思考和言说的能力,让他们从无声中解脱出来,把注视的权利从白人手中夺了过来,对奴隶制度废除前后一段时间内的白人主流社会进行了反观并获得了理性的认识,从而获得有利于构建“自我”形象和自我主体地位的“镜像”。
从根本上来说,莫里森强调应该尊重历史真实,体现了她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强调以想象为媒、诗性为介的历史意识,她之所以要挪用历史,是想表达非裔美国人历史中不为人所知的那部分,以象征的方式和艺术的手法来完成。
三、“思考着的黑人主体”多视角诠释再现历史文本
奴隶制对黑人来说是屈辱和痛苦的,对白人而言则是羞耻和尴尬的。黑人希望忘记那段历史,是因为他们想摆脱痛苦,不愿让历史打扰现在的生活;白人想抹煞记忆,是因为他们想回避和掩盖事实。这种对奴隶制的忽视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全民记忆缺失症”(national amnesia),即对奴隶制真实内幕的无知和遗忘。正如莫里森指出的:“我们生活的美国是一个过去总是被抹掉、将来总是清白无辜的地方,其间尽管移民们来来往往,但是美国历史总是清清爽爽的。过去不在场,或者被浪漫化。这个文化不鼓励详述过去的真相,更不会接受关于过去的真相。与30年前相比,现在记忆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为此,莫里森创作了这部反映过去真相的小说《宠儿》,打破以往描述奴隶制时遮遮掩掩的老套,帮助读者走出对奴隶制认识的误区。
莫里森的小说在传述了“无法言述”的黑人历史、打破了白人主流话语一统天下的同时,从“思考着的黑人主体”视角展现白人社会,打破了传统黑人失语的现象,而采用非洲传统的口头叙述形式则多视角地再现历史文本,颠覆了主流文化的认识方式和标准。
将人们甚至不愿回顾的历史与黑人心灵在其中的境遇——首先就是无尽的煎熬和永恒的孤独——展现出来,是莫里森的当然职责,所以,她鄙弃当下黑人文学、艺术中那种得到白人鼓励的“自我鞭笞”,宣称她的作品是写出来“给黑人自己看的”。《宠儿》有着比常人缓慢的脉搏,因为它的角色们的心灵更为沉重;但这脉搏却是历尽磨难的人们从民族悲剧的灰烬中崛起,试图寻找永存希望的意义和理由的证据。
在《宠儿》中,人人都发现寻找自我的历程极其艰难,“我是谁”是人人都在思索又身感困惑的问题。奴隶制的废除给予奴隶形式上的自由,真正心灵上的自由必须等到“从没有自我的自我中寻找到自我”后才可能实现。虽然主客体转变的过程荆棘丛生,然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美国黑人民族终将走出过去,获得自由。
莫里森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重担:“以现代艺术和人性的光芒实现对诸如黑人妇女这样的双重弱势群体的观照和关怀,为她们和她们的心灵修史。”《宠儿》就是探索这一策略的尝试。小说在描述塞丝梦魇般过去的同时,形象展现塞丝的内心创伤,通过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发展和深化过程,告诉她的黑人同胞:建构和完善主体性是身处边缘地带的弱势群体向中心迈进的有效策略。
在《宠儿》中,幼年的塞丝作为黑奴母亲的再生产物,不仅没有人的基本权利,而且连唯一的母爱也被奴隶制剥夺了。由于母爱的缺位和主体身份的缺失,童年的塞丝生活在冷冰冰的枷锁世界里。更具深层意义的是,母爱空间的缺失意味着民族文化的丧失。没有了民族文化的滋养,生长在恐惧和孤独中的塞丝,其主体意识自然谈不上萌发。成年后,塞丝的主体意识在加纳先生的“民主”管理下开始萌芽。在“学校教师”接管“甜蜜之家”(sweet home)后,塞丝自发的主体意识被一连串事件所激发而得到发展。在灭绝人性的奴隶制社会条件下,塞丝对择偶自主权的争取显然超越了婚姻本身的意义,延伸为对人权的向往和对女性主体性的追求。接下来的“属性”事件是塞丝主体意识激化的导火线。在与动物的相互比照中,塞丝意识到自己是介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生物,有着人的属性,却被当作动物来看待。随后的“奶水被抢”事件则是塞丝主体意识爆发的突破口。作为哺育者,塞丝只有实现了哺育职能,才能确立她的母亲身份。然而,奴隶制的存在切断了维系母亲与孩子的纽带,使母亲不能行使自己的职能,造成无可弥补的心理创伤。这一事件促使塞丝踏上逃亡反抗之路。在象征着由死亡过渡到新生的逃亡途中,塞丝在精神导师圣贝比·萨格斯的心灵感召下懂得了自爱的价值,从而在主体意识觉悟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黑人们教会塞丝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帮助她赢得了自我,从苦难中站了起来。
然而,“杀婴”事件却使塞丝的主体意识走向了极端。由于对女儿的死满怀愧疚,塞丝本能地压抑对过去的回忆,深陷痛苦不能自拔。而宠儿的出现引导她正视自己的悲惨遭遇,激发她反抗现状,使她的主体意识得以深化。塞丝认识到:一味的消极抵抗并不能给她和孩子们带来长久的安全,被压迫的人们只有奋起反抗强权,才能改变弱势群体处于边缘的境况,争取自身合法的权利;只有拥有自我,才能治疗历史创伤遗留的痼疾。被点醒的塞丝终于悟出作为主体而具有的存在价值,并在黑人群体的帮助下走出困境。
作为母亲,塞丝有着黑人传统女性善良、隐忍、無私的品格。然而在强大而又根深蒂固的奴隶制面前,她没有别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骨肉不受奴役和摧残,只好选择把孩子送到上帝那儿。她对自由的朴素理解和追求把母爱推向了极致,她以自毁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表现了作为主体的不可侵犯。艺术的魅力在于能和人们进行心灵的交流,使人深入其中而有所感悟。莫里森通过展现塞丝的心路历程,向读者展示了黑人的主体风貌:他们像所有民族的人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思想,懂得恨,更懂得爱,他们是大写的“人”。
作者所描写的,不是单个意识中的思想,也不是不同思想的相互关系,而是众多意识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将小说中的众多声音分为若干组:主人公塞丝和她的家属成员:婆婆贝比·萨格斯、儿子霍儿德和布拉格,女儿丹芙和屈死的爱女的怨魂;以保罗·D、斯坦普·培德、艾拉、约翰、蕾娣、琼斯等组成的黑人群体;幸福家园的奴隶主、咖腊夫妇与学校老师及其侄儿等形成的白人群体;辛辛那提市的民主人士鲍德温兄妹,流浪女孩阿密·丹佛等。这些人物的不同声音,对同一件事情作出的不同评价,使小说结构的不同成分之间贯穿着一种对话关系,如同音乐中的对位旋律一样对立着。同时,这些不同声音之间的争辩,又在女主人公塞丝周围营造了一种复杂微妙的气氛,逼使主人公在同众多他人意识紧张的相互作用中,以对话的方式与客观世界相抗衡。
通过这种多视角、多层面的社区讲述故事形式,白人主流社会人性的残缺与奴隶制度下黑人的无奈和抗争尽显出来。在这种多视角、多重声音的背后更是对非洲传统的非线性认识世界方式和标准的认同。这种非线性、多种版本的故事叙述实际上是对主流白人社会真理一元论和话语霸权的有力驳斥。
莫里森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她没有停留在描述个别人物、个别家庭的悲剧境遇,而是将主人公的身世与种族的苦难熔于一炉。当宠儿的冤魂在蓝石街124号旧屋闹腾时,塞丝向婆婆提出要搬家,婆婆贝比·萨格斯对她说:“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哪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苦命黑人的怨魂。”“白人淹死我们的人比他们在这片土地生息过的世代人口的总数还多。”当我们随着宠儿幽灵的自白,进入她的幻觉世界,就可以看到,在阴曹地府那些“没长皮肤的人”(白人)如何把千百万具高高垒叠、堆成小山的黑人尸体用长篙推向大海,塞丝正在跟着那些被推向大海的亡魂而去。当我们随着斯坦·培德的脚步沿着蓝石街向124号旧屋走去,可以听到响彻屋宇的各种躁乱嘈杂的声音,那是愤怒的黑人亡魂的嘟哝声。宠儿的怨魂不再是个别家庭的怨魂,而是自奴隶买卖在美洲出现以来的三百年间,在横越大西洋或偷渡俄亥俄河时葬身鱼腹的、在奴隶主庄园中的皮鞭下被榨干血汗的六千万甚至更多(《宠儿》扉页题词)的黑奴亡魂的缩影。
四、拷问历史,对话读者
莫里森的创作动机十分明显:反思美国奴隶制的历史,并改写被主流历史观所忽视与边缘化的黑人历史,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宠儿》不是要夺回过去,而是要探索过去与现在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莫里森让一个普通母亲出于“厚重的爱”为自己的孩子作出自由还是死亡的抉择,向所有当代读者提出了挑战,超越了种族与阶级的局限。因此,莫里森的伟大之处在于她不仅是针对残酷的奴隶制在发问,而且是对生活在现代的读者发问:生命与自由孰轻孰重,以及谁有权力决定这种关系?我们对此又该如何评价?
参考文献:
[1]托妮·莫里森著.潘岳,雷格译.宠儿[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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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霞.寻找自我的历程[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