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无国界医生等非营利组织早在一年前就深入塞拉利昂，试图唤起西方各国对埃博拉疫情的注意，但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所做的却少得可怜。真正的英雄是当地那些默默无闻的志愿者，那些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司机、护士，在灾难面前顶着巨大的压力自愿组成了救护队，对遏制病毒进一步扩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摄影师EspenRasmussen的镜头中，就留下了许多平民英雄的动人身影。
　　2014年明底，塞拉利昂被证实出现了第一个埃博拉确诊病例。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病毒已经夺去吞噬了近万条鲜活的生命，肆虐依旧，而埃博拉这三个字却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当西方主流媒体的摄影师们早早地收起了相机，或是打道回府或是匆匆赶往下一个热点时，来自挪威的摄影师EspenRasmussen却在今年初又踏上了飞往首都弗里敦的飞机。混乱之中一双平静的眼睛
　　Espen一觉醒来，觉得喉咙很痛，“肯定是这几天吸了太多氯气的缘故。”他暗自思忖着，随手拿起了枕边的体温计。这是他来弗里敦之后才养成的习惯，早晚各测量一次体温。
　　胡乱填了几口早饭，Espen驱车向郊区驶去，目的地是国际残联创建的一个救护小组服务点，他希望能有机会采访—下当地的医护人员。这次来塞拉利昂，Espen只带了3支定焦镜头，这意味着他要离被摄体2米左右才能拍到想要的画面。每当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他换一支变焦镜头时，Espen总是付之一笑：“定焦镜头能迫使我尽可能靠近被摄体，2004年印尼海啸、2006年巴基斯坦地震，我都是用定焦镜头，这次也不例外。”
　　车子刚在服务点停稳，正好碰到一辆救护车返回。休息时间，Espen给每个护工都拍了一张肖像照，这让他注意到了MamusuKabia。27岁的她脸上写满了疲惫，唯独一双眼睛出奇地平静，坦然间透着一种坚毅。正是这双眼睛，让他决定全程跟拍Mamusu的小组。
　　明明做着好事却被人嫌弃
　　救护车在狭窄的街上艰难地行驶着，路边挤满了人，遍地的垃圾散发出阵阵恶臭，而MamusuKabia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Espen-路跟着他们穿街走巷，最终停在了一个贫民窟附近。救护小组迅速地跳下救护车，带着担架在邻居的指引下向病人的家里赶去。
　　这条仅能容纳两个人并行的石阶，一直向下延伸到了海边，而两边则挤满了低矮的棚屋。不一会，五、六个人一起抬着担架从一处破旧的房子里走了出来。一个表情痛苦的老年男人躺在上面，Espen注意到老人身边的几个年轻人都没做任何防护措施。“该死，这简直太要命了。”要知道，预防传染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和病人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尽管从接收病人之后，医护人员就开始忙不迭地沿途喷洒氯气，但这对于阻止病毒传播还远远不够。
　　当救护车返回休息点之后，Espen和Mamusu说了自己的想法。“这实在是因为没有办法。”女护士一边用消毒喷雾冲洗手套，一边无奈地摇了摇头。“尽管有国外的医疗援助，但都是不定期的。有限的防护设备要优先满足救治中心的需要，而我们这些负责运送疑似病人的工作人员，只能分到一身薄薄的防护服和简单的手套、口罩。…‘那你不担心自己被传染吗？”Espen忍不住道出了心中的疑问。“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份危险的工作。”Mamusu苦笑道。“自去年秋天我加入救护队以来，我身边很多专业的医务人员都死去了。而活着的人每天过得都像打仗，每周七天，每天10～15个小时，我已经几个月没休息过了。每天都有大量的疑似病人出现，我们需要马不停蹄地去他们家里接人，再将其送到治疗中心去。但我别无选择，只有活着的人继续努力下去，这个国家，这个国家里的人才有希望。”Mamusu大大的黑眼睛里闪着坚定的光芒，深深地震动了Espen。他决定去她家做进一步采访。
　　在这种令人绝望得恨不得自我了断的环境之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怎样，也不确定这样的日子何时结束，却毅然决然。Espen逐渐了解到了当地医务人员所处的窘境。他们中的很多人，一边要承受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和随时可能被感染的威胁，一方面还要忍受周围人的责难。他们的家人、邻居出于自保的原因，甚至拒绝跟他们说话，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装进袋子里的人。他们是最值得被记录的人
　　Mamusu的家位于卡巴拉（Cabala）市，距离弗里敦要4小时车程。Espen必须穿过弗里敦的中心区域才能找到愿意拉他去外市的车。为了控制疫情，政府早已公布了禁令规定一天中仅有几个小时可以聚众做生意，但苦于生计的小贩还是抓紧时间占据了主干道两侧。不远处，一辆救护车正艰难地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在前往Mamusu家的路上，他很担心没人愿意给自己带路。不过很陕，他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还好在这个小镇上，还有一些善良的人会把这个女护士看作是英雄。
　　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大多数家庭一样，Mamusu家也很小，只有两个房间。她和丈夫、几个孩子一同生活在这里。她丈夫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每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因此，每当她出去工作的时候，孩子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屋里的光线很暗，Espen只好拜托她打亮手电筒才勉强看清家里的陈设。墙壁被刷成了蓝色，上面挂着她女儿的几张照片。一台旧的电风扇应该是唯一一件电器，一束灿烂的塑料花给整个房间平添了几分生机。看得出，这是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但房间收拾得很整洁。
　　的确，如果用一个词概括Espen对于塞拉利昂人民的看法，那“乐观”无疑是最合适的。尽管这个民族正经历着历史上又一个黑暗的时期，但他们却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在过去的两周时间里，Espen的镜头捕捉到了很多普通人的身影。他们大多穿着得体，无论年轻的女孩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都愿意戴上闪亮的首饰，将自己光鲜的一面展示出来。而谈及未来，Mamusu满怀希望地说道：“最坏的时候，弗里敦每天有200个疑似病人被送过来，而昨天只有12个，也许明天会更少呢。”说罢，她将手轻轻地搭在了女儿的肩上。这个六、七岁大的小女孩抬起头，对家中出现的这个陌生人有些戒备。Espen注意到她有一双和妈妈一样漂亮的黑眼睛，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小儿子Fillip。
　　采访结束时已是午后，灿烂的光倾泻而下，巨大的芒果树在瓦楞状的铁皮屋顶上投下大片的影子。Espen回过头，远远望见母女俩还站在小屋门口。在这个没有水、没有电、塞拉利昂最贫穷的地方，他却感到了一种暌违已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