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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无国界医生等非营利组织早在一年前就深入塞拉利昂,试图唤起西方各国对埃博拉疫情的注意,但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所做的却少得可怜。真正的英雄是当地那些默默无闻的志愿者,那些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司机、护士,在灾难面前顶着巨大的压力自愿组成了救护队,对遏制病毒进一步扩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摄影师EspenRasmussen的镜头中,就留下了许多平民英雄的动人身影。
2014年明底,塞拉利昂被证实出现了第一个埃博拉确诊病例。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病毒已经夺去吞噬了近万条鲜活的生命,肆虐依旧,而埃博拉这三个字却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当西方主流媒体的摄影师们早早地收起了相机,或是打道回府或是匆匆赶往下一个热点时,来自挪威的摄影师EspenRasmussen却在今年初又踏上了飞往首都弗里敦的飞机。混乱之中一双平静的眼睛
Espen一觉醒来,觉得喉咙很痛,“肯定是这几天吸了太多氯气的缘故。”他暗自思忖着,随手拿起了枕边的体温计。这是他来弗里敦之后才养成的习惯,早晚各测量一次体温。
胡乱填了几口早饭,Espen驱车向郊区驶去,目的地是国际残联创建的一个救护小组服务点,他希望能有机会采访—下当地的医护人员。这次来塞拉利昂,Espen只带了3支定焦镜头,这意味着他要离被摄体2米左右才能拍到想要的画面。每当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他换一支变焦镜头时,Espen总是付之一笑:“定焦镜头能迫使我尽可能靠近被摄体,2004年印尼海啸、2006年巴基斯坦地震,我都是用定焦镜头,这次也不例外。”
车子刚在服务点停稳,正好碰到一辆救护车返回。休息时间,Espen给每个护工都拍了一张肖像照,这让他注意到了MamusuKabia。27岁的她脸上写满了疲惫,唯独一双眼睛出奇地平静,坦然间透着一种坚毅。正是这双眼睛,让他决定全程跟拍Mamusu的小组。
明明做着好事却被人嫌弃
救护车在狭窄的街上艰难地行驶着,路边挤满了人,遍地的垃圾散发出阵阵恶臭,而MamusuKabia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Espen-路跟着他们穿街走巷,最终停在了一个贫民窟附近。救护小组迅速地跳下救护车,带着担架在邻居的指引下向病人的家里赶去。
这条仅能容纳两个人并行的石阶,一直向下延伸到了海边,而两边则挤满了低矮的棚屋。不一会,五、六个人一起抬着担架从一处破旧的房子里走了出来。一个表情痛苦的老年男人躺在上面,Espen注意到老人身边的几个年轻人都没做任何防护措施。“该死,这简直太要命了。”要知道,预防传染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和病人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尽管从接收病人之后,医护人员就开始忙不迭地沿途喷洒氯气,但这对于阻止病毒传播还远远不够。
当救护车返回休息点之后,Espen和Mamusu说了自己的想法。“这实在是因为没有办法。”女护士一边用消毒喷雾冲洗手套,一边无奈地摇了摇头。“尽管有国外的医疗援助,但都是不定期的。有限的防护设备要优先满足救治中心的需要,而我们这些负责运送疑似病人的工作人员,只能分到一身薄薄的防护服和简单的手套、口罩。…‘那你不担心自己被传染吗?”Espen忍不住道出了心中的疑问。“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份危险的工作。”Mamusu苦笑道。“自去年秋天我加入救护队以来,我身边很多专业的医务人员都死去了。而活着的人每天过得都像打仗,每周七天,每天10~15个小时,我已经几个月没休息过了。每天都有大量的疑似病人出现,我们需要马不停蹄地去他们家里接人,再将其送到治疗中心去。但我别无选择,只有活着的人继续努力下去,这个国家,这个国家里的人才有希望。”Mamusu大大的黑眼睛里闪着坚定的光芒,深深地震动了Espen。他决定去她家做进一步采访。
在这种令人绝望得恨不得自我了断的环境之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怎样,也不确定这样的日子何时结束,却毅然决然。Espen逐渐了解到了当地医务人员所处的窘境。他们中的很多人,一边要承受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和随时可能被感染的威胁,一方面还要忍受周围人的责难。他们的家人、邻居出于自保的原因,甚至拒绝跟他们说话,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装进袋子里的人。他们是最值得被记录的人
Mamusu的家位于卡巴拉(Cabala)市,距离弗里敦要4小时车程。Espen必须穿过弗里敦的中心区域才能找到愿意拉他去外市的车。为了控制疫情,政府早已公布了禁令规定一天中仅有几个小时可以聚众做生意,但苦于生计的小贩还是抓紧时间占据了主干道两侧。不远处,一辆救护车正艰难地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在前往Mamusu家的路上,他很担心没人愿意给自己带路。不过很陕,他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还好在这个小镇上,还有一些善良的人会把这个女护士看作是英雄。
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大多数家庭一样,Mamusu家也很小,只有两个房间。她和丈夫、几个孩子一同生活在这里。她丈夫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每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因此,每当她出去工作的时候,孩子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屋里的光线很暗,Espen只好拜托她打亮手电筒才勉强看清家里的陈设。墙壁被刷成了蓝色,上面挂着她女儿的几张照片。一台旧的电风扇应该是唯一一件电器,一束灿烂的塑料花给整个房间平添了几分生机。看得出,这是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但房间收拾得很整洁。
的确,如果用一个词概括Espen对于塞拉利昂人民的看法,那“乐观”无疑是最合适的。尽管这个民族正经历着历史上又一个黑暗的时期,但他们却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在过去的两周时间里,Espen的镜头捕捉到了很多普通人的身影。他们大多穿着得体,无论年轻的女孩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都愿意戴上闪亮的首饰,将自己光鲜的一面展示出来。而谈及未来,Mamusu满怀希望地说道:“最坏的时候,弗里敦每天有200个疑似病人被送过来,而昨天只有12个,也许明天会更少呢。”说罢,她将手轻轻地搭在了女儿的肩上。这个六、七岁大的小女孩抬起头,对家中出现的这个陌生人有些戒备。Espen注意到她有一双和妈妈一样漂亮的黑眼睛,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小儿子Fillip。
采访结束时已是午后,灿烂的光倾泻而下,巨大的芒果树在瓦楞状的铁皮屋顶上投下大片的影子。Espen回过头,远远望见母女俩还站在小屋门口。在这个没有水、没有电、塞拉利昂最贫穷的地方,他却感到了一种暌违已久的力量。
2014年明底,塞拉利昂被证实出现了第一个埃博拉确诊病例。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病毒已经夺去吞噬了近万条鲜活的生命,肆虐依旧,而埃博拉这三个字却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当西方主流媒体的摄影师们早早地收起了相机,或是打道回府或是匆匆赶往下一个热点时,来自挪威的摄影师EspenRasmussen却在今年初又踏上了飞往首都弗里敦的飞机。混乱之中一双平静的眼睛
Espen一觉醒来,觉得喉咙很痛,“肯定是这几天吸了太多氯气的缘故。”他暗自思忖着,随手拿起了枕边的体温计。这是他来弗里敦之后才养成的习惯,早晚各测量一次体温。
胡乱填了几口早饭,Espen驱车向郊区驶去,目的地是国际残联创建的一个救护小组服务点,他希望能有机会采访—下当地的医护人员。这次来塞拉利昂,Espen只带了3支定焦镜头,这意味着他要离被摄体2米左右才能拍到想要的画面。每当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他换一支变焦镜头时,Espen总是付之一笑:“定焦镜头能迫使我尽可能靠近被摄体,2004年印尼海啸、2006年巴基斯坦地震,我都是用定焦镜头,这次也不例外。”
车子刚在服务点停稳,正好碰到一辆救护车返回。休息时间,Espen给每个护工都拍了一张肖像照,这让他注意到了MamusuKabia。27岁的她脸上写满了疲惫,唯独一双眼睛出奇地平静,坦然间透着一种坚毅。正是这双眼睛,让他决定全程跟拍Mamusu的小组。
明明做着好事却被人嫌弃
救护车在狭窄的街上艰难地行驶着,路边挤满了人,遍地的垃圾散发出阵阵恶臭,而MamusuKabia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Espen-路跟着他们穿街走巷,最终停在了一个贫民窟附近。救护小组迅速地跳下救护车,带着担架在邻居的指引下向病人的家里赶去。
这条仅能容纳两个人并行的石阶,一直向下延伸到了海边,而两边则挤满了低矮的棚屋。不一会,五、六个人一起抬着担架从一处破旧的房子里走了出来。一个表情痛苦的老年男人躺在上面,Espen注意到老人身边的几个年轻人都没做任何防护措施。“该死,这简直太要命了。”要知道,预防传染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和病人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尽管从接收病人之后,医护人员就开始忙不迭地沿途喷洒氯气,但这对于阻止病毒传播还远远不够。
当救护车返回休息点之后,Espen和Mamusu说了自己的想法。“这实在是因为没有办法。”女护士一边用消毒喷雾冲洗手套,一边无奈地摇了摇头。“尽管有国外的医疗援助,但都是不定期的。有限的防护设备要优先满足救治中心的需要,而我们这些负责运送疑似病人的工作人员,只能分到一身薄薄的防护服和简单的手套、口罩。…‘那你不担心自己被传染吗?”Espen忍不住道出了心中的疑问。“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份危险的工作。”Mamusu苦笑道。“自去年秋天我加入救护队以来,我身边很多专业的医务人员都死去了。而活着的人每天过得都像打仗,每周七天,每天10~15个小时,我已经几个月没休息过了。每天都有大量的疑似病人出现,我们需要马不停蹄地去他们家里接人,再将其送到治疗中心去。但我别无选择,只有活着的人继续努力下去,这个国家,这个国家里的人才有希望。”Mamusu大大的黑眼睛里闪着坚定的光芒,深深地震动了Espen。他决定去她家做进一步采访。
在这种令人绝望得恨不得自我了断的环境之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怎样,也不确定这样的日子何时结束,却毅然决然。Espen逐渐了解到了当地医务人员所处的窘境。他们中的很多人,一边要承受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和随时可能被感染的威胁,一方面还要忍受周围人的责难。他们的家人、邻居出于自保的原因,甚至拒绝跟他们说话,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装进袋子里的人。他们是最值得被记录的人
Mamusu的家位于卡巴拉(Cabala)市,距离弗里敦要4小时车程。Espen必须穿过弗里敦的中心区域才能找到愿意拉他去外市的车。为了控制疫情,政府早已公布了禁令规定一天中仅有几个小时可以聚众做生意,但苦于生计的小贩还是抓紧时间占据了主干道两侧。不远处,一辆救护车正艰难地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在前往Mamusu家的路上,他很担心没人愿意给自己带路。不过很陕,他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还好在这个小镇上,还有一些善良的人会把这个女护士看作是英雄。
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大多数家庭一样,Mamusu家也很小,只有两个房间。她和丈夫、几个孩子一同生活在这里。她丈夫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每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因此,每当她出去工作的时候,孩子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屋里的光线很暗,Espen只好拜托她打亮手电筒才勉强看清家里的陈设。墙壁被刷成了蓝色,上面挂着她女儿的几张照片。一台旧的电风扇应该是唯一一件电器,一束灿烂的塑料花给整个房间平添了几分生机。看得出,这是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但房间收拾得很整洁。
的确,如果用一个词概括Espen对于塞拉利昂人民的看法,那“乐观”无疑是最合适的。尽管这个民族正经历着历史上又一个黑暗的时期,但他们却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在过去的两周时间里,Espen的镜头捕捉到了很多普通人的身影。他们大多穿着得体,无论年轻的女孩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都愿意戴上闪亮的首饰,将自己光鲜的一面展示出来。而谈及未来,Mamusu满怀希望地说道:“最坏的时候,弗里敦每天有200个疑似病人被送过来,而昨天只有12个,也许明天会更少呢。”说罢,她将手轻轻地搭在了女儿的肩上。这个六、七岁大的小女孩抬起头,对家中出现的这个陌生人有些戒备。Espen注意到她有一双和妈妈一样漂亮的黑眼睛,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小儿子Fillip。
采访结束时已是午后,灿烂的光倾泻而下,巨大的芒果树在瓦楞状的铁皮屋顶上投下大片的影子。Espen回过头,远远望见母女俩还站在小屋门口。在这个没有水、没有电、塞拉利昂最贫穷的地方,他却感到了一种暌违已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