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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进行美术史研究的过程中，对中国20世纪早期美术出版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过眼及蒐集珍本亦不在少数。此题解系列，作者将选取不同的切入点，介绍当时出版的一些珍贵画册，在介绍相关作品创作时代、出版背景和流传情况的同时，也独辟蹊径为艺术品市场鉴藏提供了另一重佐证。
画册高约30厘米，宽约18厘米，线装珂罗版，封面、封底均为米黄夹宣（毛边纸）内粘白绵宣，封面题签为“齐白石画册，樊山署”，钤朱文“嘉”。封面页后有折页（单面印）两张，一为吴昌硕题“白石画集”，一为胡佩衡[1]所撰前言及白石照片一张。封底页前有折页（双面印）一张，为画册版权及其他出版物广告。画册内含图页18张，翻阅时右手页为空白页，左手页为图。或为排版方便，所收作品既有纵向单幅一页，也有纵向双幅一页，甚至还有横向三幅一页。其中，前15张收录画作27幅，分山水9幅、花鸟虫蔬14幅、人物4幅。第16张收录山水、花鸟扇面各1幅，第17张分两段收录书法作品1幅，第18张收录北京城南写生稿4幅。版权页注明出版时间为“戊辰（1928）端午初版”，书名为《齐白石画册初集》，印行者为“胡氏石墨居（兴华门内北新华街）”，印刷者为“北京京城印书局”，发售处分别为“北京上海商务印书馆”“北京青云阁富晋斋佩文斋”“北京琉璃厂崇文斋”，定价为“大洋一元二角”。另，版权页正背面附录《胡佩衡山水范本》《胡佩衡画存第一集四版》《胡佩衡画存第二集三版》《胡佩衡画存第三集再版》《胡佩衡万壑千岩图长卷》《胡佩衡著画箑丛谈再版》《萧谦中山水屏》《清湘书画稿手卷》《大涤子山水精册》《龚半千细笔山水自珍册》《清宫藏黄子久富春山图卷》共计11册画集广告。
《齐白石画册初集》，书肆中颇为罕见，少为人知。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有一册，笔者见于民间者三册，其中一册为残本重装（版权页左右颠倒）。近年，北京画院意外查出十册之多，当为胡佩衡的存本。笔者藏本为全本，封面、封底分别钤“武汉市六中学藏书（登记号21972、书号135—134）”“新华书店古旧书门市部”。武汉市六中之印为繁体字，新华书店之印为简体字，推测该书应为民国武汉中学藏书，新中国成立后流入书肆。恩师郎绍君先生乃白石书画研究之权威，曾主编《齐白石全集》，并有白石著述多本刊行。笔者得书后，奉于先生赏。先生喜之，欣然于封底白棉宣题跋：“余作齐白石个案，多年查寻此册而未得。今岁春晓弟搜而得之。余品读数日，如对故人。胡佩衡乃齐氏艺术的终生支持者，此册收入齐氏变法期间佳作卅余件，诗画交辉，大匠风度，真百年一遇也。戊戌（2018）三月得见胡佩衡编齐白石画册初集，喜而题并记。绍君。”钤朱文“郎”。
齐璜字萍生，号白石。童年时曾习公输之术，故又号木居士。湖南湘潭人，幼聪颖喜绘画人物山水花卉鸟虫之属，无不精。书学冬心，诗宗放翁，而治印专师秦汉。王湘绮先生见其画甚欣赏之，及读其诗益惊其才，收为弟子。先生既得名师，交游日广，而学日进。尝谓作画当以能得自然之精神者为上。画山水，古人当推石涛，画花卉，古人当推青藤雪个，今人则推缶老也。先生见解既超，故作品之意境深刻而新颖。法画家克罗多氏谓先生作品之精神与近世艺术潮流殊为吻合，称之为中国艺术界之创造者。日人之定购先生画者，岁必数千幅。其为外人之推崇也如此。先生之作画也，用笔自然又极慎重，非惬意之作，不肯予人。诚恐有一败笔，为画之累。近日画家之用笔率意及以干擦为能事者，先生均斥之以其有误后学也。先生性率直喜任侠，有古烈士风，故见有不平之事，即义形于色，噫世之衰也。人惟利之是图，假艺术之名为自肥计者，比比然也。先生心洁面傲，藉挽颓风求诸今人，岂易多得哉。先生吾师也，吾钦其为人而又慕其画，选辑先生近数年来作品成画册一集，印而行之。夫先生之精神学问笔墨区区者，固未能概括，而鼎尝一脔亦足见一般云。戊辰（1928）正月涿县胡佩衡拜识。 文辞虽有夸张之处，如日人每年订画数千之语，然却情真意切，对“白石先生”的认可与推重尽显笔端。
胡氏文中所提画家克罗多，全名安德烈·克罗多（1892—1982），来自法国。曾求学于第戎美术学院，与中国留学生林风眠相识。1926年，林风眠主政北平艺专，邀其来华教授西画，后随林前往杭州国立艺专。1931年回巴黎，任教于第戎美术学院。1941年，辞职投身德占期的抵抗运动，成为法共一员。作为来华任教的欧洲画家，克罗多意外成为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推广者。米歇尔·弗劳里森1931年10月在《艺术和艺术家》上刊出关于克罗多的文章指出：
如《世界画报》《早报》等，每周都会出版艺术增刊。克罗多成了他们的启发者，我们因而能看到四页一期的内容中刊有皮维·德·夏凡纳、卡波、马奈、雷诺阿、德士比欧、马尔凯、普鲁东、蓬朋、塞尚、修拉、伯纳尔、马蒂斯、高更等等画家的作品图片，同时伴有中文撰写的评述。
吴昌硕与齐白石未曾谋面，然经南湖引线，曾先后给白石订写润格、画集题字。其中，所题“白石画集”四字用于《齐白石画册初集》封面后第一页，款识“甲子（1924）六月吴昌硕时年八十一”，钤白文“吴俊之印”。有趣之处正在于本册所用缶老题字的年款“甲子六月”。相传这一年，吴昌硕因齐白石在日本的成功，酸溜溜地说了句“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白石听闻后，自尊心颇受打击，刻了一方“老夫也在皮毛类”印，边款记：“老夫也在皮毛类乃大涤子句也，余假之制印，甲子白石并记。”刻了方印还觉得不过瘾，齐白石在一幅同期《芭蕉書屋图》中题诗云：“三丈芭蕉一万株，人间此景却非无。立身误堕皮毛类，恨不移家老读书。”且跋曰：“大涤子呈石头画题云：书画名传品类高，先生高出众皮毛。老夫也在皮毛类，一笑题成迅彩毫。白石翁画并题记。”有关“皮毛”之讽，缶老、白石“互怼”，虽各有怨气不满，却也未失分寸，倒算当时画坛之雅事。不过写出“人骂我我亦骂人”的白石老人，很是恩怨分明。此事之前，白石文字称吴昌硕多为“吴缶老”“缶老”，此后则变成“吴缶庐”“老吴”，甚至“吴昌硕”。前述白石委托胡佩衡卖房信函，即为一例。
齐白石对“皮毛”的回击，有印章、画跋和诗文为证。然缶老的“皮毛”之讥，却缺乏直接文献。不过无风不起浪，此事在民国画坛并非秘闻。启功就曾在中国画学研究会内有所耳闻。想来，当是缶老闲来碎语被人传播。值得玩味的是：为何甲子年（1924），吴昌硕一边题写“白石画集”，一边又腹诽齐白石的成功？须知，改变白石老人命运的“第二回中日联展”是1922年的事。若“皮毛”之讥是因为齐白石在日本的成功，为何会发生在两年后？且同时应邀为白石题字？考1922年中国画家赴日联展，《申报》5月报道中有吴昌硕而无齐白石（可能白石老人并未被人关注），但展览图录却没有吴昌硕而有齐白石。此事颇为蹊跷，如吴昌硕参加该展，定然不会缺席图录。那新闻报道中何以有吴昌硕之名？想来可能缶老原定参加，后因故未参加，报道未能及时获悉。如吴昌硕未参加该展，自然不会有展览上的冷暖对比，也就不会在意白石卖得好坏了。但为何两年后，缶老又在意起来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24年4月至5月，“第三回中日联展”在北京举办，声势浩大。不仅日方来人甚众，且逢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并观看该展，可谓当时文化界盛事之一。泰戈尔会见名单中，齐白石与徐悲鸿、陈半丁、姚茫父等并列，白石老人因此还有《泰戈尔画像》传世。如果说1922年“第二回中日联展”是齐白石“墙外开花”的起点，那么1924年“第三回中日联展”可能就是老人国内声名塑造的重要推动力。或许，该展效应6月还未传至上海，故吴昌硕应邀为白石画册题字。然此后，北方不断传来老人的“成功”，加之缶老周遭各种碎语，引发吴昌硕对这位刚刚获得自己题字的“客户”私下嘲讽，倒也符合逻辑。齐白石对“皮毛”之讥虽很在意，且做出了反应，却没有影响他在1928年出版的画册首页仍然用了缶老之题。只是可惜，此时吴昌硕已然仙逝，未及目睹。 翻阅《齐白石画册初集》，犹如重返20世纪20年代齐白石人生逆袭的现场。册中所涉人物，在看上去平靜、正常的“编辑”中隐藏了丰富流变的动态现实。其中，还有白石老人的照片印于胡佩衡前言之上，记“齐白石先生乙丑年（1925）六十四岁玉照”。此照中的齐白石不是后来常见的“耆老”形象，而是一位精干长者，目光矍铄。不知何故，胡适先生考齐白石“瞒天过海”时，似乎未曾注意这张照片上的题记。乙丑年（1925）白石老人64岁，那其生年应为1861年（咸丰十一年，辛酉），与齐氏《自状略》吻合。但胡适通过齐白石早年记载如《母亲周太君身世》等，认为其生年是1863年（同治二年，癸亥），与《自状略》差了两岁。对此，胡适解释是因为老人算命说75岁有大灾，故用“瞒天过海”法将年龄改为77岁，出现了两年之差。若真如胡适考，那在白石老人75岁之前的1925年就不应该出现两岁之差。或许两岁差并非“瞒天过海”，而源自南方人虚实记岁之习惯，叠以民国纪年变革带来的差异。
就此而言，《齐白石画册初集》给我们留下很多线索，引导我们走近20世纪20年代的齐白石，而非惯识中的“白石大师”。须知，白石老人的“北漂”是一次“衰年逆袭”，从寂寂无闻到饱受争议，直至万世景仰，堪称民国画坛最大的“神话”。后人看到结果，再以此想当然齐白石的“民国生涯”，实是“后世之明”见“前世之事”，谬而不自知。故《齐白石画册初集》的编辑，对胡佩衡而言是需要勇气与执着的。或可说，齐白石早期生涯中给予他认可与肯定的寥寥数人，都是“神话”的塑造者与参与者。而画册题签人樊樊山[3]，亦为其中重要人物之一。樊山题签为“齐白石画册”，不同于版权页《齐白石画册初集》之名，与吴题相比虽“册”“集”不同，然独立成书的概念实同。究其缘由，或因早先出版计划为单独一本画册，请人题名时并无“初集”概念。1902年，齐白石于西安得以结交樊山，并观其所藏八大、金农、罗聘、徐渭、石涛诸家画作，深受影响，画风由工转写。樊山晚年闲居北平，以诗酒自遣，对白石亦甚看重，曾为名不见经传的齐白石撰写治印润格。白石甚为感念，赠樊山鹅绒被御寒。此事，樊山有律诗《樊山老人谢齐白石先生赠鹅绒被歌》以表欣喜。另据北京画院藏樊山手稿《齐山人笔单并序》可知，早在订交第二年，樊山即对白石有知遇之恩，现录如下：
湘潭齐山人，少贫有奇慧，能雕缋万象，斤风镂冰。王湘绮先生见其印谱，奇赏之，招致门下，教之读书，学为诗。有国初六家风格，所画山水、人物、禽虫、花果，兼有四王五（吴）恽、朱耷、道济、金农、罗聘之长。尤工美人，轶余集、改琦而上之近世费丹旭、顾洛，不中作仆也。山人性冷峭，湘抚某公雅相知重，遣材官持百金往聘。至门问齐先生，有衣短布衣者应客曰，山人出游未归，素不谒官府，不敢受金。材官怒驰去，短衣者即山人也。湘人求画求篆刻，皆不应。独善湘潭郭葆生、桂阳夏五彝。两君居关中，招山人来游关中，求画求篆刻者一不应，如在湘中时。与余一见如旧相识。今当偕五彝入都，余谓都中求画求篆刻者当十倍。秦楚深闭，固拒而不得，不若高其价以待之。唐解元卖青山之钱，以办蔬饭，自有烟岚气息，持归奉丹，香溢陔兰矣。今以愚意，逐列价目如左：白石草衣画。写意山水条幅，每幅廿金，工细者倍之；写意美人条幅，每幅廿金，工细者倍之；写意花鸟人物，每幅廿金，工细者倍之；团扇折扇每枋四金，工细者八金；册页每部八开者十六金，十二开者廿四金。方广汉尺一尺为本，加大者倍之，工细者倍之；手卷长三尺者十二金，加长一尺加四金，逾丈者百金，三丈者三百金。工细者倍之，凡卷逾二丈，皆先收笔资，十年交画；传真无论直幅横看，每幅百金。印章，常用之印每字二金。印石方广逾寸者每字三金，加大者照加。石径二分，字若黍粒者，每字十金。墓志墓表无价，细刻白竹扇骨无价。此其大略也。昔永兴残帖，一鹤字易斗米，一口字直数金。东坡枯木竹石，月须米五斛酒数升，以十年计即须米六百石乃易一画，而皇甫持正之三千字，三千绢犹为廉矣。余为山人评定价目，皆从其至少者。世有解人当不我讶。光绪癸卯（1903）三月朔日天琴居士手定。
（杭春晓/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注 释
[1] 胡佩衡（1892—1962），名锡铨，又名衡，字佩衡，号冷庵，以字行。蒙古族，原籍河北涿县，因祖辈做粮商迁居北京。
[2] 胡鄂公（1874—1951），字新三，号南湖，亦是齐白石的早期知音。曾创办《大中华日报》，并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1918年在琉璃厂看到齐白石画，大为赞赏，高价购得六条屏。白石老人感为知音，遂订交。
[3] 即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别字樊山、天琴，别署天琴居士、武威樊嘉等，晚年自署天琴老人，湖北恩施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历陕西宜川、渭南等县知事，累官至陕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署理两江总督。曾任北京国民政府参政院参政。为清末民初“晚唐诗派”代表人，亦是藏书家、书法家，著有《樊山全集》传世。藏书楼名为“樊园”，藏书二十余万卷，另书画碑帖之类亦甚丰富。
画册高约30厘米，宽约18厘米，线装珂罗版，封面、封底均为米黄夹宣（毛边纸）内粘白绵宣，封面题签为“齐白石画册，樊山署”，钤朱文“嘉”。封面页后有折页（单面印）两张，一为吴昌硕题“白石画集”，一为胡佩衡[1]所撰前言及白石照片一张。封底页前有折页（双面印）一张，为画册版权及其他出版物广告。画册内含图页18张，翻阅时右手页为空白页，左手页为图。或为排版方便，所收作品既有纵向单幅一页，也有纵向双幅一页，甚至还有横向三幅一页。其中，前15张收录画作27幅，分山水9幅、花鸟虫蔬14幅、人物4幅。第16张收录山水、花鸟扇面各1幅，第17张分两段收录书法作品1幅，第18张收录北京城南写生稿4幅。版权页注明出版时间为“戊辰（1928）端午初版”，书名为《齐白石画册初集》，印行者为“胡氏石墨居（兴华门内北新华街）”，印刷者为“北京京城印书局”，发售处分别为“北京上海商务印书馆”“北京青云阁富晋斋佩文斋”“北京琉璃厂崇文斋”，定价为“大洋一元二角”。另，版权页正背面附录《胡佩衡山水范本》《胡佩衡画存第一集四版》《胡佩衡画存第二集三版》《胡佩衡画存第三集再版》《胡佩衡万壑千岩图长卷》《胡佩衡著画箑丛谈再版》《萧谦中山水屏》《清湘书画稿手卷》《大涤子山水精册》《龚半千细笔山水自珍册》《清宫藏黄子久富春山图卷》共计11册画集广告。
《齐白石画册初集》，书肆中颇为罕见，少为人知。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有一册，笔者见于民间者三册，其中一册为残本重装（版权页左右颠倒）。近年，北京画院意外查出十册之多，当为胡佩衡的存本。笔者藏本为全本，封面、封底分别钤“武汉市六中学藏书（登记号21972、书号135—134）”“新华书店古旧书门市部”。武汉市六中之印为繁体字，新华书店之印为简体字，推测该书应为民国武汉中学藏书，新中国成立后流入书肆。恩师郎绍君先生乃白石书画研究之权威，曾主编《齐白石全集》，并有白石著述多本刊行。笔者得书后，奉于先生赏。先生喜之，欣然于封底白棉宣题跋：“余作齐白石个案，多年查寻此册而未得。今岁春晓弟搜而得之。余品读数日，如对故人。胡佩衡乃齐氏艺术的终生支持者，此册收入齐氏变法期间佳作卅余件，诗画交辉，大匠风度，真百年一遇也。戊戌（2018）三月得见胡佩衡编齐白石画册初集，喜而题并记。绍君。”钤朱文“郎”。
齐璜字萍生，号白石。童年时曾习公输之术，故又号木居士。湖南湘潭人，幼聪颖喜绘画人物山水花卉鸟虫之属，无不精。书学冬心，诗宗放翁，而治印专师秦汉。王湘绮先生见其画甚欣赏之，及读其诗益惊其才，收为弟子。先生既得名师，交游日广，而学日进。尝谓作画当以能得自然之精神者为上。画山水，古人当推石涛，画花卉，古人当推青藤雪个，今人则推缶老也。先生见解既超，故作品之意境深刻而新颖。法画家克罗多氏谓先生作品之精神与近世艺术潮流殊为吻合，称之为中国艺术界之创造者。日人之定购先生画者，岁必数千幅。其为外人之推崇也如此。先生之作画也，用笔自然又极慎重，非惬意之作，不肯予人。诚恐有一败笔，为画之累。近日画家之用笔率意及以干擦为能事者，先生均斥之以其有误后学也。先生性率直喜任侠，有古烈士风，故见有不平之事，即义形于色，噫世之衰也。人惟利之是图，假艺术之名为自肥计者，比比然也。先生心洁面傲，藉挽颓风求诸今人，岂易多得哉。先生吾师也，吾钦其为人而又慕其画，选辑先生近数年来作品成画册一集，印而行之。夫先生之精神学问笔墨区区者，固未能概括，而鼎尝一脔亦足见一般云。戊辰（1928）正月涿县胡佩衡拜识。 文辞虽有夸张之处，如日人每年订画数千之语，然却情真意切，对“白石先生”的认可与推重尽显笔端。
胡氏文中所提画家克罗多，全名安德烈·克罗多（1892—1982），来自法国。曾求学于第戎美术学院，与中国留学生林风眠相识。1926年，林风眠主政北平艺专，邀其来华教授西画，后随林前往杭州国立艺专。1931年回巴黎，任教于第戎美术学院。1941年，辞职投身德占期的抵抗运动，成为法共一员。作为来华任教的欧洲画家，克罗多意外成为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推广者。米歇尔·弗劳里森1931年10月在《艺术和艺术家》上刊出关于克罗多的文章指出：
如《世界画报》《早报》等，每周都会出版艺术增刊。克罗多成了他们的启发者，我们因而能看到四页一期的内容中刊有皮维·德·夏凡纳、卡波、马奈、雷诺阿、德士比欧、马尔凯、普鲁东、蓬朋、塞尚、修拉、伯纳尔、马蒂斯、高更等等画家的作品图片，同时伴有中文撰写的评述。
吴昌硕与齐白石未曾谋面，然经南湖引线，曾先后给白石订写润格、画集题字。其中，所题“白石画集”四字用于《齐白石画册初集》封面后第一页，款识“甲子（1924）六月吴昌硕时年八十一”，钤白文“吴俊之印”。有趣之处正在于本册所用缶老题字的年款“甲子六月”。相传这一年，吴昌硕因齐白石在日本的成功，酸溜溜地说了句“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白石听闻后，自尊心颇受打击，刻了一方“老夫也在皮毛类”印，边款记：“老夫也在皮毛类乃大涤子句也，余假之制印，甲子白石并记。”刻了方印还觉得不过瘾，齐白石在一幅同期《芭蕉書屋图》中题诗云：“三丈芭蕉一万株，人间此景却非无。立身误堕皮毛类，恨不移家老读书。”且跋曰：“大涤子呈石头画题云：书画名传品类高，先生高出众皮毛。老夫也在皮毛类，一笑题成迅彩毫。白石翁画并题记。”有关“皮毛”之讽，缶老、白石“互怼”，虽各有怨气不满，却也未失分寸，倒算当时画坛之雅事。不过写出“人骂我我亦骂人”的白石老人，很是恩怨分明。此事之前，白石文字称吴昌硕多为“吴缶老”“缶老”，此后则变成“吴缶庐”“老吴”，甚至“吴昌硕”。前述白石委托胡佩衡卖房信函，即为一例。
齐白石对“皮毛”的回击，有印章、画跋和诗文为证。然缶老的“皮毛”之讥，却缺乏直接文献。不过无风不起浪，此事在民国画坛并非秘闻。启功就曾在中国画学研究会内有所耳闻。想来，当是缶老闲来碎语被人传播。值得玩味的是：为何甲子年（1924），吴昌硕一边题写“白石画集”，一边又腹诽齐白石的成功？须知，改变白石老人命运的“第二回中日联展”是1922年的事。若“皮毛”之讥是因为齐白石在日本的成功，为何会发生在两年后？且同时应邀为白石题字？考1922年中国画家赴日联展，《申报》5月报道中有吴昌硕而无齐白石（可能白石老人并未被人关注），但展览图录却没有吴昌硕而有齐白石。此事颇为蹊跷，如吴昌硕参加该展，定然不会缺席图录。那新闻报道中何以有吴昌硕之名？想来可能缶老原定参加，后因故未参加，报道未能及时获悉。如吴昌硕未参加该展，自然不会有展览上的冷暖对比，也就不会在意白石卖得好坏了。但为何两年后，缶老又在意起来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24年4月至5月，“第三回中日联展”在北京举办，声势浩大。不仅日方来人甚众，且逢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并观看该展，可谓当时文化界盛事之一。泰戈尔会见名单中，齐白石与徐悲鸿、陈半丁、姚茫父等并列，白石老人因此还有《泰戈尔画像》传世。如果说1922年“第二回中日联展”是齐白石“墙外开花”的起点，那么1924年“第三回中日联展”可能就是老人国内声名塑造的重要推动力。或许，该展效应6月还未传至上海，故吴昌硕应邀为白石画册题字。然此后，北方不断传来老人的“成功”，加之缶老周遭各种碎语，引发吴昌硕对这位刚刚获得自己题字的“客户”私下嘲讽，倒也符合逻辑。齐白石对“皮毛”之讥虽很在意，且做出了反应，却没有影响他在1928年出版的画册首页仍然用了缶老之题。只是可惜，此时吴昌硕已然仙逝，未及目睹。 翻阅《齐白石画册初集》，犹如重返20世纪20年代齐白石人生逆袭的现场。册中所涉人物，在看上去平靜、正常的“编辑”中隐藏了丰富流变的动态现实。其中，还有白石老人的照片印于胡佩衡前言之上，记“齐白石先生乙丑年（1925）六十四岁玉照”。此照中的齐白石不是后来常见的“耆老”形象，而是一位精干长者，目光矍铄。不知何故，胡适先生考齐白石“瞒天过海”时，似乎未曾注意这张照片上的题记。乙丑年（1925）白石老人64岁，那其生年应为1861年（咸丰十一年，辛酉），与齐氏《自状略》吻合。但胡适通过齐白石早年记载如《母亲周太君身世》等，认为其生年是1863年（同治二年，癸亥），与《自状略》差了两岁。对此，胡适解释是因为老人算命说75岁有大灾，故用“瞒天过海”法将年龄改为77岁，出现了两年之差。若真如胡适考，那在白石老人75岁之前的1925年就不应该出现两岁之差。或许两岁差并非“瞒天过海”，而源自南方人虚实记岁之习惯，叠以民国纪年变革带来的差异。
就此而言，《齐白石画册初集》给我们留下很多线索，引导我们走近20世纪20年代的齐白石，而非惯识中的“白石大师”。须知，白石老人的“北漂”是一次“衰年逆袭”，从寂寂无闻到饱受争议，直至万世景仰，堪称民国画坛最大的“神话”。后人看到结果，再以此想当然齐白石的“民国生涯”，实是“后世之明”见“前世之事”，谬而不自知。故《齐白石画册初集》的编辑，对胡佩衡而言是需要勇气与执着的。或可说，齐白石早期生涯中给予他认可与肯定的寥寥数人，都是“神话”的塑造者与参与者。而画册题签人樊樊山[3]，亦为其中重要人物之一。樊山题签为“齐白石画册”，不同于版权页《齐白石画册初集》之名，与吴题相比虽“册”“集”不同，然独立成书的概念实同。究其缘由，或因早先出版计划为单独一本画册，请人题名时并无“初集”概念。1902年，齐白石于西安得以结交樊山，并观其所藏八大、金农、罗聘、徐渭、石涛诸家画作，深受影响，画风由工转写。樊山晚年闲居北平，以诗酒自遣，对白石亦甚看重，曾为名不见经传的齐白石撰写治印润格。白石甚为感念，赠樊山鹅绒被御寒。此事，樊山有律诗《樊山老人谢齐白石先生赠鹅绒被歌》以表欣喜。另据北京画院藏樊山手稿《齐山人笔单并序》可知，早在订交第二年，樊山即对白石有知遇之恩，现录如下：
湘潭齐山人，少贫有奇慧，能雕缋万象，斤风镂冰。王湘绮先生见其印谱，奇赏之，招致门下，教之读书，学为诗。有国初六家风格，所画山水、人物、禽虫、花果，兼有四王五（吴）恽、朱耷、道济、金农、罗聘之长。尤工美人，轶余集、改琦而上之近世费丹旭、顾洛，不中作仆也。山人性冷峭，湘抚某公雅相知重，遣材官持百金往聘。至门问齐先生，有衣短布衣者应客曰，山人出游未归，素不谒官府，不敢受金。材官怒驰去，短衣者即山人也。湘人求画求篆刻，皆不应。独善湘潭郭葆生、桂阳夏五彝。两君居关中，招山人来游关中，求画求篆刻者一不应，如在湘中时。与余一见如旧相识。今当偕五彝入都，余谓都中求画求篆刻者当十倍。秦楚深闭，固拒而不得，不若高其价以待之。唐解元卖青山之钱，以办蔬饭，自有烟岚气息，持归奉丹，香溢陔兰矣。今以愚意，逐列价目如左：白石草衣画。写意山水条幅，每幅廿金，工细者倍之；写意美人条幅，每幅廿金，工细者倍之；写意花鸟人物，每幅廿金，工细者倍之；团扇折扇每枋四金，工细者八金；册页每部八开者十六金，十二开者廿四金。方广汉尺一尺为本，加大者倍之，工细者倍之；手卷长三尺者十二金，加长一尺加四金，逾丈者百金，三丈者三百金。工细者倍之，凡卷逾二丈，皆先收笔资，十年交画；传真无论直幅横看，每幅百金。印章，常用之印每字二金。印石方广逾寸者每字三金，加大者照加。石径二分，字若黍粒者，每字十金。墓志墓表无价，细刻白竹扇骨无价。此其大略也。昔永兴残帖，一鹤字易斗米，一口字直数金。东坡枯木竹石，月须米五斛酒数升，以十年计即须米六百石乃易一画，而皇甫持正之三千字，三千绢犹为廉矣。余为山人评定价目，皆从其至少者。世有解人当不我讶。光绪癸卯（1903）三月朔日天琴居士手定。
（杭春晓/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注 释
[1] 胡佩衡（1892—1962），名锡铨，又名衡，字佩衡，号冷庵，以字行。蒙古族，原籍河北涿县，因祖辈做粮商迁居北京。
[2] 胡鄂公（1874—1951），字新三，号南湖，亦是齐白石的早期知音。曾创办《大中华日报》，并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1918年在琉璃厂看到齐白石画，大为赞赏，高价购得六条屏。白石老人感为知音，遂订交。
[3] 即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别字樊山、天琴，别署天琴居士、武威樊嘉等，晚年自署天琴老人，湖北恩施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历陕西宜川、渭南等县知事，累官至陕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署理两江总督。曾任北京国民政府参政院参政。为清末民初“晚唐诗派”代表人，亦是藏书家、书法家，著有《樊山全集》传世。藏书楼名为“樊园”，藏书二十余万卷，另书画碑帖之类亦甚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