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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读者来信
尊敬的《中华魂》编辑部老师：
我作为一个在读的博士生，最近读了《天府新论》2016年第6期关于“回到康有为”为主题的座谈纪要而组成的三篇文章，其题目为：《通三统：现代中国思想中的革命与建国问题》、《张三世：当代中国的改良或改革问题》、《异内外：民族认同与国族建构问题》（见复印件）。这是由同济大学曾亦、清华大学唐文明等多位教授在座谈会上原汁原味的发言记录，这些教授先生毫无顾忌地吹捧康有为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而孙中山、毛泽东都不过是他的追随者和执行者；他们把人民共和国等同于封建王朝，谑称“本朝”、“本朝太祖”；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认为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回归孔孟道统”，等等。读后感到十分惊讶，这难道不是比“告别革命”更加严重的全盘否定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难道这样的教授也能“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难道在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时候，还有像《天府新论》这样“舆论飞地”明目张胆地进行推墙活动？对于这组座谈纪要表明的主要观点，希望能得到长者的指点。谨对贵刊表达崇高的敬意！
青年读者 何明建
复 信
何明建同学：你好！
承《中华魂》编辑部转来你的来信和复印件，读后和你有同样的感受。你在信中所表达的基本看法和是非分明的情感，使我作为一个年长的教育工作者感到十分欣慰。这组座谈纪要是如此张狂地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对历史的蔑视和颠覆达到了无知而无畏的程度，对革命的仇视和拉历史倒退的意图也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你对这些担负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任务的教授们所表达的愤怒之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也相信他們所在的学校会进行必要的工作。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这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頑强表现。这个斗争将是长期的。现就纪要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年轻朋友进行交流。
（一）“回到康有为”，究竟要回到哪里去？我们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维新变法，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纪要所吹捧的康有为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是明确的指康有为自戊戌流亡以后的思想和行动，这就值得研究了。戊戌变法失败，深刻说明以改良主义来挽救近代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革命提上了日程。而这时的康有为、梁启超则成为保皇党人，他们把清末朝廷为抵制革命、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而作出要立宪的姿态，看作是“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把受到西太后残害的光绪皇帝说成“最贤明的圣君”，在国外进行招摇撞骗。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的发展壮大，康有为们愈来愈公开地表现出反对革命的立场。孙中山原来曾想同逃亡海外的康、梁一派进行反清合作，但当他发现他们之间“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所以孙中山明确表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康有为的所谓立法，就是维护以光绪为代表的清王朝统治，实行君主立宪。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和保皇派进行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中心就是要不要通过暴力的革命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保皇派明确表示：“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欲动摇国家之根本。……革命党则因现政府之腐败，并欲变更国家之根本组织。”从这里不难看出，要不要从根本上改变国体，结束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就成为这场论战的实质。保皇派为了达到保皇的目的，不但对革命派大事诅咒、谩骂，而且其手段也十分卑劣，弄虚作假，敛财自肥。大家熟知的女革命家秋瑾被捕后，浙江巡抚征求立宪派汤寿龙如何处理秋瑾时，汤回答：“这等人，不杀何待？”第二天秋瑾便遭杀害。这种立宪派哪里有一点民主立法、民主宪政的味道？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这充分证明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以保皇为目的的所谓“现代中国的立法者”，不过是一股历史的逆流。但是，在人民革命胜利已经60多年的今天，却有一些人抬出保皇派康有为这具历史的僵尸，大事美化，戴上所谓“通三统”（即他们所张扬的所谓古代公羊家主张新朝建立仍要封前两朝的后代为大官）的桂冠，提出要“回到康有为”。这种腐朽不堪的说教到底为了什么呢？他们仍然借重康有为，说他认为，“对于共和国来说，如果没有君主制，没有国教，终有分裂之虑。可以说，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摆脱这个危险。我想，我们现在重新思考康有为，乃至回到康有为，其意义正在这里。”原来如此！他们是在借用保皇派康有为来诉说革命的危害和后遗症，所谓“回到康有为”，就是要回到革命前的原点。在这里，他们说的“回到君主制”未必是真，但否定革命，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千真万确的。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吗？！
（二）革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吗？前些年来，颂扬改良，贬损革命，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惯用的一个手法，这篇纪要也不例外。他们以“康党”、“新康有为主义者”自居，指斥孙中山、毛泽东偏离了康有为的改良主义，走上了激进革命的错误道路，耽搁了中国建国的进程，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或者说是为了否定革命而制造耸人听闻的所谓理由。我们知道，改良和革命都是应对和解决社会矛盾的不同方法，一定历史条件下，改良是会起到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但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反动统治阶级拒绝一切改良措施、人民群众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社会革命便会爆发。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革命都是被迫的，“逼上梁山”的说法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把一场伟大的革命归结于少数人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归结于某个政党激进主义的煽动，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伪命题。任何革命的历史都证明，革命的产生除了革命阶级主观条件之外，还必须具备日益成熟的革命形势，如果革命时机不成熟，任何人、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制造出革命的局面。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在康、梁变法失败证明改良主义是走不通的情况下，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如果按照纪要教授们的要求，不偏离康有为的改良主义道路，中国还能取得推翻封建帝制的胜利吗？中国依旧停留在最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国家还有希望吗？ 但是，纪要的作者毕竟是教授，还是善于“创新”的，不过这种“创新”，确是比他们的前人走得更远了。他们说：“中国其实没有革命的土壤”。“中国确实没有现代革命的土壤，至少也是不充分的。……所以，我党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煽动人们的阶级仇恨，唤醒人们的革命意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宣传，中国的阶级斗争绝不会那么激烈。”在他们看来，“世上本没那么黑，完全是被左派给描黑的”。这真是海外奇谈！经过这些教授的信口雌黄，旧中国的黑暗被轻轻地抹掉了，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被完全否定了。事情果真如此吗？！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入侵并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是造成国家贫穷落后、民族危亡、人民苦难的最根本原因，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在近80年的中国近代史中，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大体上每10年就有一次大的入侵。每次战争，都是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屠城灭村，屡见不鲜，有数以十万、百万计的中国人被直接杀害或死于颠沛流离。每次战争，都是对中国人民财产和国家财富的疯狂洗劫，仅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的主要赔款，实际上是强盗式的勒索就有8次之多，数额高达10亿两白银；至于火烧圆明园，毁我文明，掠我宝物，罄竹难书。每次战争，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凭借这些条约，侵占我国主权，抢夺大片领土，还在大小城市设立近30个租界，成为控制中国主权的“国中之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逐步沉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华民族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请问：难道这一切都是我们煽动起来的仇恨吗？如果中国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我们的民族还会延续到今天、并且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年轻的朋友，作为亲历过旧社会的年长者，看了他们上述的文字，使我感慨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当奴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甘心当奴才。在21世纪的中国，还有这么几个衣冠楚楚的教授，无限留恋过去的主子，怨恨革命争得了民族独立，这种现代的贾桂，不客气地说，是货真价实的炎黄不肖子孙。
不仅如此。在这些教授眼里，连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壓迫，也是不存在的。他们说：“本来农民是很纯朴的，觉得地主没有那么可恶，农民的那点仇恨，基本上是被我党鼓动起来的。”这究竟是农民“觉得”，还是这些教授“觉得”呢？我们不妨看看事实。在旧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的情况，大体上是占人口不到6%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80%；占人口20%的中农，只占土地15%：占人口75%的贫农、雇农和其他劳动者，仅占土地5%。由此可见，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使得广大贫苦农民遭受难以想象的盘剥，过着非人的生活。而一些恶霸地主横行乡里，欺男霸女，草菅人命，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遭遇和严酷的阶级压迫，如果没有争取自身利益、要求解放的愿望，仅仅依靠鼓动就能使亿万农民觉醒和组织起来，真心实意跟党走，就能成为人民军队的主要源泉，就能够踊跃支前、用小推车推出一个新中国，这不是成了“造神”的笑话了吗？这只能说明，他们为了达到否定革命的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在这些教授眼里，我们党所依靠的，“多半是地痞流氓”，他们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不是再清楚不过吗！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他们为了证明“中国其实没有革命的土壤”，没有阶级，没有压迫，制造了“阶级分析法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弥天大谎。历史虚无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偏概全，以点盖面，按照自己主观的愿望任意剪裁历史、夸大史实、捏造史实，因而他们必然反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纪要作者为了否定革命，就制造了“阶级分析法不符合中国国情”，这是根本违背历史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发展，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前进的直接动力，阶级分析方法是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现象的科学方法。正如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所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他在《论国家》中还说：“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科学性，已被阶级社会的历史一再证明。而旧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阶级关系更加错综复杂，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民掌握了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才真正分清了敌、友、我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才能有效地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向当前的主要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这怎么能说阶级分析法不适合中国国情呢。这种蛊惑人心的言论倒是从反面提醒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像这个纪要公开表露的全盘否定革命的言论，难道不是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吗？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万万丢弃不得的。
（三）要“徹底否定‘五四’或新文化运动”吗？那些企图否定革命，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都要否定“五四”运动，把它说成是反传统，激进主义，“左”的源头，等等。这篇纪要同样如此。它不但提出“我们要否定文革，必须要到‘五四’或新文化运动那里找激进主义的根源，也就是要彻底否定‘五四’或新文化运动”，而且表现得更加恶毒，称“五四”为必须彻底否定的“政治僵尸”。他们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场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特别是“五四”以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他们要否定革命，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就要挖祖坟，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找激进主义的根源”。
他们以中国的正统自居，把“五四”运动，把中国共产党，一概斥为反传统。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当时先进分子大力宣传民主自由，反对专制，提倡科学。针对当时严重泛滥的尊孔复古逆流，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很快指向阻碍民主和科学发展的孔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像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李大钊在批孔中，正确指出孔子只是一代哲人，并不是“万世师表”，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为封建经济基础服务的封建纲常名教、伦理道德。这就把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同被历代帝王涂抹彩色的孔子加以区别，把作为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有益于后世的言论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儒家思想体系加以区别。民主主义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热情支持者蔡元培也明确表示：“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他针对当时有人主张“以孔教为国教”的谬说，明确指出：“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国家是国家，各有范围，不能并作一谈。”“孔教不成名词，国教亦不成名词，然则所谓‘以孔教为国教者’，实不可通之语。”蔡元培不会想到，在他身后的今天却有些教授主张起“以孔教为国教”，真是开历史的玩笑。我们并不否认，当时在批孔问题上也存在一些偏颇，但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不是笼统地反传统，而主要是反封建传统，为民主和科学开道，同时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这样促进社会进步的反封建的斗争大加鞭挞，他们名曰维护中国传统，实则是维护封建的道统，反对历史的进步，否定革命的变革。这就是今天的“尊孔复辟之徒”的真实面目。 这里还要指出，他们为了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同样不忘调侃、揶揄鲁迅先生，他们说：“我们看看鲁迅对传统社会的批判，这可是最受我党推崇的。‘革命斗士’，他把旧世界视为‘吃人’的世界，这种态度导致了全盘否定传统的激进态度。”在这些教授眼里，旧世界是无限美妙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社会。是的，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难道错了吗？封建礼教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三从四德”一套的说教难道不吃人吗？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比如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其中也有必须加以剔除的糟粕，像大家熟知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重男轻女的信条和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千百年来因此而溺死了多少女婴？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教授先生们，你们为了否定革命，确是达到了偏见比无知更可怕。
（四）难道现代中国只有“回到孔孟之道”上去了吗？他们全盘否定革命，认为近代中国选择革命是走偏了道路，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真正名副其实，必须将儒教为国教，再次回到孔子所立的法”，甚至说“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即回到孔、孟道统”。这真是21世纪的天方夜谭。但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不过只是几个穿着西装革履的遗老遗少们的几声哀鸣。
孔子、孟子是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和主要代表，所谓孔孟道统，实际上是指儒家的思想体系，它是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于这种现象，如前所述，“五四”时期李大钊就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文化思想，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基础结构”的反映。他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而是因为“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正因为这样，这个思想体系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上下尊卑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被尊为万古不变的教条，只许人们项礼膜拜，不许说半个不字，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李大钊认为，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更大变动，近代的思想潮流也发生了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为封建经济基础和专制制度服务的孔门伦理，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另一方面，“新思想是应經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在这种解放运动的潮流面前，纵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播‘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个‘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以今天的水平来看，这个对作为思想体系的儒家分析也是正确的、深刻的。遗憾的是，今天这些教授不但要延续封建的道统，而且还有现实的样板，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蒋介石跑到台湾以后，虽然失去了政统，却还是表明自己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就是说，道统还在他那里。”这才是他们要接的轨，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和心声。
他们为了要同封建道统接轨，竟然说：“还是应该效法孙中山晚年的做法，即以回归孔、孟道统为目标。”这完全是对历史、对孙中山的妄断。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为了实现民主共和，愈挫愈战，奋斗不已。他一生“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毛泽东语）他欢迎十月革命，提出“以俄为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实现了他晚年的伟大转变，自己的思想也得到了升华。正如他在遗嘱中提出的：“深知欲达到其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这里，他懂得了必须唤起民众，而不只是依靠少数人；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不能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近代中国多么宝贵的两条历史经验。在这里，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回归孔、孟道统”的影子吗？！
从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中可以获得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他们否定革命，实际上是为了企图改变现实的社会制度，把中国引向后退。而这篇纪要在这方面的表现更显得突出。他们声称：“要真正纠正中国道路的偏颇，还必须到马克思本人那里找原因”，“还要把太祖（按：指毛泽东）给清洗掉”，“中國共产党应该有反正的勇气”，等等。难怪他们敢于张狂地扬言：“我现在站在反革命的立场”。这些教授如此肆无忌惮地践踏国家宪法的底线，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次通信先写到这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祝你不断进步！
你的老年朋友 陆迪
尊敬的《中华魂》编辑部老师：
我作为一个在读的博士生，最近读了《天府新论》2016年第6期关于“回到康有为”为主题的座谈纪要而组成的三篇文章，其题目为：《通三统：现代中国思想中的革命与建国问题》、《张三世：当代中国的改良或改革问题》、《异内外：民族认同与国族建构问题》（见复印件）。这是由同济大学曾亦、清华大学唐文明等多位教授在座谈会上原汁原味的发言记录，这些教授先生毫无顾忌地吹捧康有为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而孙中山、毛泽东都不过是他的追随者和执行者；他们把人民共和国等同于封建王朝，谑称“本朝”、“本朝太祖”；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认为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回归孔孟道统”，等等。读后感到十分惊讶，这难道不是比“告别革命”更加严重的全盘否定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难道这样的教授也能“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难道在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时候，还有像《天府新论》这样“舆论飞地”明目张胆地进行推墙活动？对于这组座谈纪要表明的主要观点，希望能得到长者的指点。谨对贵刊表达崇高的敬意！
青年读者 何明建
复 信
何明建同学：你好！
承《中华魂》编辑部转来你的来信和复印件，读后和你有同样的感受。你在信中所表达的基本看法和是非分明的情感，使我作为一个年长的教育工作者感到十分欣慰。这组座谈纪要是如此张狂地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对历史的蔑视和颠覆达到了无知而无畏的程度，对革命的仇视和拉历史倒退的意图也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你对这些担负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任务的教授们所表达的愤怒之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也相信他們所在的学校会进行必要的工作。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这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頑强表现。这个斗争将是长期的。现就纪要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年轻朋友进行交流。
（一）“回到康有为”，究竟要回到哪里去？我们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维新变法，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纪要所吹捧的康有为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是明确的指康有为自戊戌流亡以后的思想和行动，这就值得研究了。戊戌变法失败，深刻说明以改良主义来挽救近代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革命提上了日程。而这时的康有为、梁启超则成为保皇党人，他们把清末朝廷为抵制革命、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而作出要立宪的姿态，看作是“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把受到西太后残害的光绪皇帝说成“最贤明的圣君”，在国外进行招摇撞骗。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的发展壮大，康有为们愈来愈公开地表现出反对革命的立场。孙中山原来曾想同逃亡海外的康、梁一派进行反清合作，但当他发现他们之间“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所以孙中山明确表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康有为的所谓立法，就是维护以光绪为代表的清王朝统治，实行君主立宪。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和保皇派进行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中心就是要不要通过暴力的革命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保皇派明确表示：“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欲动摇国家之根本。……革命党则因现政府之腐败，并欲变更国家之根本组织。”从这里不难看出，要不要从根本上改变国体，结束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就成为这场论战的实质。保皇派为了达到保皇的目的，不但对革命派大事诅咒、谩骂，而且其手段也十分卑劣，弄虚作假，敛财自肥。大家熟知的女革命家秋瑾被捕后，浙江巡抚征求立宪派汤寿龙如何处理秋瑾时，汤回答：“这等人，不杀何待？”第二天秋瑾便遭杀害。这种立宪派哪里有一点民主立法、民主宪政的味道？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这充分证明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以保皇为目的的所谓“现代中国的立法者”，不过是一股历史的逆流。但是，在人民革命胜利已经60多年的今天，却有一些人抬出保皇派康有为这具历史的僵尸，大事美化，戴上所谓“通三统”（即他们所张扬的所谓古代公羊家主张新朝建立仍要封前两朝的后代为大官）的桂冠，提出要“回到康有为”。这种腐朽不堪的说教到底为了什么呢？他们仍然借重康有为，说他认为，“对于共和国来说，如果没有君主制，没有国教，终有分裂之虑。可以说，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摆脱这个危险。我想，我们现在重新思考康有为，乃至回到康有为，其意义正在这里。”原来如此！他们是在借用保皇派康有为来诉说革命的危害和后遗症，所谓“回到康有为”，就是要回到革命前的原点。在这里，他们说的“回到君主制”未必是真，但否定革命，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千真万确的。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吗？！
（二）革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吗？前些年来，颂扬改良，贬损革命，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惯用的一个手法，这篇纪要也不例外。他们以“康党”、“新康有为主义者”自居，指斥孙中山、毛泽东偏离了康有为的改良主义，走上了激进革命的错误道路，耽搁了中国建国的进程，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或者说是为了否定革命而制造耸人听闻的所谓理由。我们知道，改良和革命都是应对和解决社会矛盾的不同方法，一定历史条件下，改良是会起到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但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反动统治阶级拒绝一切改良措施、人民群众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社会革命便会爆发。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革命都是被迫的，“逼上梁山”的说法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把一场伟大的革命归结于少数人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归结于某个政党激进主义的煽动，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伪命题。任何革命的历史都证明，革命的产生除了革命阶级主观条件之外，还必须具备日益成熟的革命形势，如果革命时机不成熟，任何人、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制造出革命的局面。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在康、梁变法失败证明改良主义是走不通的情况下，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如果按照纪要教授们的要求，不偏离康有为的改良主义道路，中国还能取得推翻封建帝制的胜利吗？中国依旧停留在最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国家还有希望吗？ 但是，纪要的作者毕竟是教授，还是善于“创新”的，不过这种“创新”，确是比他们的前人走得更远了。他们说：“中国其实没有革命的土壤”。“中国确实没有现代革命的土壤，至少也是不充分的。……所以，我党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煽动人们的阶级仇恨，唤醒人们的革命意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宣传，中国的阶级斗争绝不会那么激烈。”在他们看来，“世上本没那么黑，完全是被左派给描黑的”。这真是海外奇谈！经过这些教授的信口雌黄，旧中国的黑暗被轻轻地抹掉了，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被完全否定了。事情果真如此吗？！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入侵并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是造成国家贫穷落后、民族危亡、人民苦难的最根本原因，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在近80年的中国近代史中，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大体上每10年就有一次大的入侵。每次战争，都是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屠城灭村，屡见不鲜，有数以十万、百万计的中国人被直接杀害或死于颠沛流离。每次战争，都是对中国人民财产和国家财富的疯狂洗劫，仅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的主要赔款，实际上是强盗式的勒索就有8次之多，数额高达10亿两白银；至于火烧圆明园，毁我文明，掠我宝物，罄竹难书。每次战争，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凭借这些条约，侵占我国主权，抢夺大片领土，还在大小城市设立近30个租界，成为控制中国主权的“国中之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逐步沉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华民族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请问：难道这一切都是我们煽动起来的仇恨吗？如果中国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我们的民族还会延续到今天、并且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年轻的朋友，作为亲历过旧社会的年长者，看了他们上述的文字，使我感慨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当奴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甘心当奴才。在21世纪的中国，还有这么几个衣冠楚楚的教授，无限留恋过去的主子，怨恨革命争得了民族独立，这种现代的贾桂，不客气地说，是货真价实的炎黄不肖子孙。
不仅如此。在这些教授眼里，连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壓迫，也是不存在的。他们说：“本来农民是很纯朴的，觉得地主没有那么可恶，农民的那点仇恨，基本上是被我党鼓动起来的。”这究竟是农民“觉得”，还是这些教授“觉得”呢？我们不妨看看事实。在旧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的情况，大体上是占人口不到6%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80%；占人口20%的中农，只占土地15%：占人口75%的贫农、雇农和其他劳动者，仅占土地5%。由此可见，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使得广大贫苦农民遭受难以想象的盘剥，过着非人的生活。而一些恶霸地主横行乡里，欺男霸女，草菅人命，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遭遇和严酷的阶级压迫，如果没有争取自身利益、要求解放的愿望，仅仅依靠鼓动就能使亿万农民觉醒和组织起来，真心实意跟党走，就能成为人民军队的主要源泉，就能够踊跃支前、用小推车推出一个新中国，这不是成了“造神”的笑话了吗？这只能说明，他们为了达到否定革命的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在这些教授眼里，我们党所依靠的，“多半是地痞流氓”，他们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不是再清楚不过吗！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他们为了证明“中国其实没有革命的土壤”，没有阶级，没有压迫，制造了“阶级分析法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弥天大谎。历史虚无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偏概全，以点盖面，按照自己主观的愿望任意剪裁历史、夸大史实、捏造史实，因而他们必然反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纪要作者为了否定革命，就制造了“阶级分析法不符合中国国情”，这是根本违背历史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发展，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前进的直接动力，阶级分析方法是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现象的科学方法。正如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所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他在《论国家》中还说：“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科学性，已被阶级社会的历史一再证明。而旧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阶级关系更加错综复杂，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民掌握了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才真正分清了敌、友、我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才能有效地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向当前的主要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这怎么能说阶级分析法不适合中国国情呢。这种蛊惑人心的言论倒是从反面提醒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像这个纪要公开表露的全盘否定革命的言论，难道不是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吗？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万万丢弃不得的。
（三）要“徹底否定‘五四’或新文化运动”吗？那些企图否定革命，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都要否定“五四”运动，把它说成是反传统，激进主义，“左”的源头，等等。这篇纪要同样如此。它不但提出“我们要否定文革，必须要到‘五四’或新文化运动那里找激进主义的根源，也就是要彻底否定‘五四’或新文化运动”，而且表现得更加恶毒，称“五四”为必须彻底否定的“政治僵尸”。他们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场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特别是“五四”以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他们要否定革命，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就要挖祖坟，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找激进主义的根源”。
他们以中国的正统自居，把“五四”运动，把中国共产党，一概斥为反传统。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当时先进分子大力宣传民主自由，反对专制，提倡科学。针对当时严重泛滥的尊孔复古逆流，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很快指向阻碍民主和科学发展的孔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像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李大钊在批孔中，正确指出孔子只是一代哲人，并不是“万世师表”，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为封建经济基础服务的封建纲常名教、伦理道德。这就把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同被历代帝王涂抹彩色的孔子加以区别，把作为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有益于后世的言论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儒家思想体系加以区别。民主主义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热情支持者蔡元培也明确表示：“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他针对当时有人主张“以孔教为国教”的谬说，明确指出：“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国家是国家，各有范围，不能并作一谈。”“孔教不成名词，国教亦不成名词，然则所谓‘以孔教为国教者’，实不可通之语。”蔡元培不会想到，在他身后的今天却有些教授主张起“以孔教为国教”，真是开历史的玩笑。我们并不否认，当时在批孔问题上也存在一些偏颇，但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不是笼统地反传统，而主要是反封建传统，为民主和科学开道，同时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这样促进社会进步的反封建的斗争大加鞭挞，他们名曰维护中国传统，实则是维护封建的道统，反对历史的进步，否定革命的变革。这就是今天的“尊孔复辟之徒”的真实面目。 这里还要指出，他们为了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同样不忘调侃、揶揄鲁迅先生，他们说：“我们看看鲁迅对传统社会的批判，这可是最受我党推崇的。‘革命斗士’，他把旧世界视为‘吃人’的世界，这种态度导致了全盘否定传统的激进态度。”在这些教授眼里，旧世界是无限美妙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社会。是的，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难道错了吗？封建礼教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三从四德”一套的说教难道不吃人吗？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比如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其中也有必须加以剔除的糟粕，像大家熟知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重男轻女的信条和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千百年来因此而溺死了多少女婴？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教授先生们，你们为了否定革命，确是达到了偏见比无知更可怕。
（四）难道现代中国只有“回到孔孟之道”上去了吗？他们全盘否定革命，认为近代中国选择革命是走偏了道路，他们开出的药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真正名副其实，必须将儒教为国教，再次回到孔子所立的法”，甚至说“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即回到孔、孟道统”。这真是21世纪的天方夜谭。但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不过只是几个穿着西装革履的遗老遗少们的几声哀鸣。
孔子、孟子是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和主要代表，所谓孔孟道统，实际上是指儒家的思想体系，它是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于这种现象，如前所述，“五四”时期李大钊就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文化思想，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基础结构”的反映。他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而是因为“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正因为这样，这个思想体系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上下尊卑关系的主流意识形态，被尊为万古不变的教条，只许人们项礼膜拜，不许说半个不字，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李大钊认为，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更大变动，近代的思想潮流也发生了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为封建经济基础和专制制度服务的孔门伦理，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另一方面，“新思想是应經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在这种解放运动的潮流面前，纵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播‘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个‘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以今天的水平来看，这个对作为思想体系的儒家分析也是正确的、深刻的。遗憾的是，今天这些教授不但要延续封建的道统，而且还有现实的样板，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蒋介石跑到台湾以后，虽然失去了政统，却还是表明自己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就是说，道统还在他那里。”这才是他们要接的轨，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和心声。
他们为了要同封建道统接轨，竟然说：“还是应该效法孙中山晚年的做法，即以回归孔、孟道统为目标。”这完全是对历史、对孙中山的妄断。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为了实现民主共和，愈挫愈战，奋斗不已。他一生“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毛泽东语）他欢迎十月革命，提出“以俄为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实现了他晚年的伟大转变，自己的思想也得到了升华。正如他在遗嘱中提出的：“深知欲达到其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这里，他懂得了必须唤起民众，而不只是依靠少数人；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不能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近代中国多么宝贵的两条历史经验。在这里，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回归孔、孟道统”的影子吗？！
从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中可以获得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他们否定革命，实际上是为了企图改变现实的社会制度，把中国引向后退。而这篇纪要在这方面的表现更显得突出。他们声称：“要真正纠正中国道路的偏颇，还必须到马克思本人那里找原因”，“还要把太祖（按：指毛泽东）给清洗掉”，“中國共产党应该有反正的勇气”，等等。难怪他们敢于张狂地扬言：“我现在站在反革命的立场”。这些教授如此肆无忌惮地践踏国家宪法的底线，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次通信先写到这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祝你不断进步！
你的老年朋友 陆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