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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方彬的名字，人们并不陌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因以士兵身份痴心研究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而闻名，成果不菲，被广州军区树为“模范思想工作骨干”典型，荣立一等功；九十年代，他作为军事科学院政工研究所的研究员，将自己研究和信奉的价值观身体力行，默默资助了一百多名贫困学生，被媒体发现和“曝光”后，深深打动了国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对责任和奉献渐已麻木的良心，成为新时期的道德楷模，再次荣立一等功。
尽管他曾这样两度辉煌，但如果你在互联网上输入“公方彬”三个字，检索到的大量网页或新闻却不只是这些当年的荣耀，而更多是与“核心价值观”、“和平崛起”、“大国博弈”等新事物新说法相关。这都是他新近撰写的文章和专著中涉及的，或是在专题演讲和接受采访中经常阐释的。他甚至还两次应邀到中南海讲课，就建立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等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向高层领导提出建议，供决策参考。
他撰写及主编的各类理论著作共28部，发表文章200多篇，著述总计达500余万字，获国家和军队奖20多项；现担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大校军衔，并担任着十余所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兼职教授。
从一名普通士兵到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从一名道德楷模到著作等身的学者，并成为我国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方面的知名专家，公方彬是如何完成这种“飞跃”，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他执著前行呢?
“我们的精神世界总会向往永恒。没有核心价值观，再漂亮再时新的东西也只会成为文明的碎片”
“在我国，首先研究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至少从互联网上能搜索到的来看，我是第一人。”说起这个话题，公方彬毫不掩饰他的成就感，眼里闪动着兴奋和自豪。“当然，这个‘第一人’不只是一种荣耀，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为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和确立，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牵涉到历史文化、政治体制、法律保障等方方面面的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需要探索和研究的东西还有很多。”
“那么，你是怎么想到要研究核心价值观的呢?这项研究主要有哪些意义?”尽管笔者已读过他不少文章，还是想听他当面说一说。
“这个问题比较大，说来话长。”他笑了笑说。不过，善于做形象比喻是他的强项。他说，如果把文明建设看作是构建大厦，核心价值观就是它的蓝图。它决定着大厦将来的样子，以及是不是牢固。“就一个民族来说，唯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民族文化尤其是精神创造才有了骨干和建设的基础，才会成就巍峨的大厦，而非文明的碎片。同时，当一种最根本的价值体系确立起来后，共同的约定才会形成，和谐社会构建才会化为真实可感。”
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曾创造过骄人的古代文明，这当中就有自己的一整套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支撑。比如“忠孝仁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就可以看作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虽然后来多被诟病，但这是漫长的封建社会礼治的基础。只是随着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经济压迫伴以文化入侵，我们原有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无法保障民族生存了，才不得不“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在不停地砸烂旧世界，破除旧观念，“文革”期间更是登峰造极。但是当打破一切权威和旧有价值观到了极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后便是斗得对天的敬畏没有了，对地的敬畏也没有了，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也是荡然无存。“没有了来自历史深处的价值观的根基，没有了永恒，我们不知道精神的依归在哪里。”说这话时，他瘦削的脸上透出深重的忧郁。
“你做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为了找回这种失落的精神价值，追求某种永恒，对吗?”
“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必须有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的讲话中也引用过这话，并为此赋诗。我对此也强烈认同。仰望星空，实际就是在追求一种精神的永恒。但你说的‘找回’可能不完全准确。我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中，真正珍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把它找回的；但同时我更强调借鉴和创新一一必须善于向别人学习，必须与时俱进。”他说，事实上我国传统价值观中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以天朝大国自居，讲究夷夏之防，排斥外来的先进思想先进文化。而所谓核心价值观，是应该在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点的基础上，既有人类核心价值的共性、又有本民族个性的一种价值体系。
公方彬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我们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济理念，同时我们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追求。追求财富没什么不对，但失落了精神导向的物质追求，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损害也是巨大的，有目共睹。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到了一个对未来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是做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而精神依然贫乏的大国，让邻居充满忧心自己家里也人心不宁呢，还是做一个经济与文化和谐发展、具有良好精神风范的大国，有原则、敢担当，赢得世界的敬重并充满自尊?而且这还不仅是事关尊严的问题，更是涉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这一切，都要靠确立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要通过建设核心价值体系，让国民形成共识，知道哪些是我们民族文化中最重要、最值得珍视的东西，损害它，就是损害自己。你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和爱好，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有你的自由，但是你不能违背这种核心价值。我们的法律，政策，文艺，宣传，也都要共同维护这种核心价值。上升到国际关系层面，我们和外国打交道，总会有斗争有合作，这些斗争与合作的背后，也必须有我的核心价值，一个没有原则的国家是不会有影响力的，也是不会赢得世界尊重的。原则的背后是什么?就是你的核心价值，这是不能让步、不能做交易的。
公方彬将他认为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八个字：民主，平等，公正，互助。
“我说的，就是我一直在做的。这是我公方彬的特点，也是我的优势”
我问公方彬，做价值观研究的专家或理论权威有不少，为什么你总能格外引人注目?
公方彬又是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说，你问得好。其实我也曾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两方面原因都有吧。但这两个方面并不一定矛盾，不是说一方面突出了就必然抵消另一方面的价值，而应是相得益彰的关系。我在演讲或文章里的观点之所以能受到社会重视，我觉得应归因到两点：首先是国家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其次是我多年来一直 在关注这个问题，倾注了心血，可以说有一些比较独到的研究成果做支撑。在这两点之外，才是你所说的我的“特殊经历”的原因，也就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做资助贫困学生的事情。我发现网上确有许多人更看重的是这一点，有的说，公方彬是真正的英雄，是名副其实的道德楷模，就冲他做的这些事，他说什么我都信!有的干脆还拿我跟某些官员或“理论家”做对比，说那些家伙们讲的话，自己都不信，还能教育别人吗?一张口就知他们是在为某利益集团在说话，在“忽悠”人，傻瓜才会上当呢。这些网民的话可能有偏颇，但由此也让我想到，做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或是公众人物，你能否知行合一，确实是能否取信于人和使你的理论发挥影响的重要因素。这方面，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欣慰吧。我说的，就是我一直在做的。我怎样想，就会怎样说。
从1999年被媒体宣传为热心助学的典型至今，公方彬资助贫困学生的工作仍在默默地延续，目前资助总人数已达436人，总金额为58万多元。这花去了公方彬近年来全部的稿费收入，有时还要从工资积蓄中拿出一部分。对此，公方彬说这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乐此不疲。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自己信奉的价值观理论的具体实践，同时这些孩子们也向他敞开心扉，让他随时能够听见来自社会底层弱势者的心声，体察他们的疾苦，使自己的心灵永远不会被都市的歌舞升平所蒙蔽，变得麻木。受助学生身上表现出的那种逆境中奋起、自强不息的意志，也常让他深受感动。赵传峰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位来自沂蒙山区的穷孩子，在公方彬资助下考入北京大学，1999年曾作为受助学生的代表在公方彬事迹报告会上发言，北大毕业后到美国读博士，如今已在世界顶级科学期刊《自然》上发表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成为地球物理专业的一颗新星。而另一位刚从北大硕士毕业的韩英同学，则用她的元旦祝福短信给公方彬带来了莫大的快慰：“学生韩英祝公方叔叔在2008年万事如意，阖家幸福!学生一直以来有两个想法，一是想请叔叔把您资助的一个学生让我来资助(我现在确实还经济有限，所以只能从一个开始，等明年我把助学贷款还完，相信我就有更多的能力来帮助别人)，我想加入到叔叔资助学生的行动中来；二是受您资助过的学生现在已经不少走上工作岗位了，我想可不可以组织一个团队，传承您的慈善思想和做法。当前不缺乏资助贫困学生的个人和团体，但当年这些受助学生在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同时，是否能够将这份责任传递、自觉回馈社会，学生觉得这个意义也许更深远……”
公方彬说，赵传峰的科研成就和韩英的心愿，都让他感到了无比的欣慰。因为他从来都认为帮助贫困学生解除经济困难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只有他们都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帮助才进入更高的境界。
“我想明白了的，就得说出来。总要有人敢讲话，讲真话。”
价值观的研究不可能是象牙塔里的学问，而与实践息息相关，与人们的行为和利益相关。尤其涉及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任何转变或建树都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追求民主意味着在专制格局下享受“一言堂”快感的人会不痛快。倡导平等意味着让一些享惯了特权的人放低身段。公正，互助，听起来好像只有好处而不会妨害到什么人，可是不同阶层或不同利益群体对于何谓公正，理解也会迥异。公方彬从来都不是只就理论谈理论，而是结合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对不民主、不平等和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现象直言抨击，并条分缕析地找出其深层原因。在一份为军委总部领导建言献策的研究报告中，他大胆触及我国政治和军队改革所面临困难的深层原因，就民主建设、权力监督和制衡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许多观点与建议让曾看到这份材料的同事为他捏了把汗，提醒他谨慎为上。面对同事的好意，公方彬淡然一笑，说：“我想明白了的，就得说出来。总要有人敢讲话，讲真话。”
他甚至不讳言他有某种悲剧心态一一不是实际意义上会多么悲惨，而是说只要你追求真理，追求崇高，就总会付出牺牲。你会注定无法再优游于世俗的潜规则，再享受常人都能享受的安适快乐，你就会永远背负着心灵的十字架。
“在所有人都幸福之前，没有人真正幸福。在所有人都自由之前，没有人真正自由。”这是公方彬在许多演讲场合中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心灵的真实写照。
公方彬说，可能是从小生活在贫苦环境中，也曾受过许多好心人的帮助的缘故吧，他对于底层民众的苦难格外敏感，对于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无法忍耐。他内心总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愫，让他跟这些身处弱势群体却仍保持善良纯真的心灵息息相通。一次，一批沂蒙山的穷孩子应某部门之邀来到北京，在佳肴丰盛的招待宴会上只吃饭而不肯夹菜，被问起时则说“吃不惯”，于是被一些人当成笑话说。公方彬听到后，却背过身去悄悄落泪。他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愤懑：富贵而“高雅”的人啊，你知道这样的“笑话”背后，藏了多深重的苦难?
他说尽管他从小就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样的古训，却仍然是个爱流眼泪的男人：小时候听父亲讲起贫穷和受屈辱的家史，他流过痛苦的泪；当向来严厉的父亲用理解和安慰的话语与儿子沟通时，他流过感动的泪；看到小说里一句“世上那些不争气的男人，让自己的亲人流了多少屈辱的眼泪”这句话，他也因触发心事而泪流不已。然而正因为这种柔情，这种敏感，才使他始终能够感受最底层的普通人的痛苦，使他对社会公正和人类进步有更强烈的渴求。他想的，说的，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了这个目标。尽管作为学者，他明白这个目标过于遥远，甚至遥不可及，但他仍要走下去。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渭河，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这是《山海经》中关于夸父逐日传说的记载。眼前这位面容清癯眼睛近视的中年男人，略显疲倦的面容隐含着巨大的执著，他的近视眼镜后面透出的却是永远朝向远方的目光，他对你说话，却像是对超时空的永恒在发出询问。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想起那位被称为东夷人也即今日山东人远祖的夸父。他和神话中的那位先祖，血脉是如此相通，气质亦如此相似。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因以士兵身份痴心研究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而闻名，成果不菲，被广州军区树为“模范思想工作骨干”典型，荣立一等功；九十年代，他作为军事科学院政工研究所的研究员，将自己研究和信奉的价值观身体力行，默默资助了一百多名贫困学生，被媒体发现和“曝光”后，深深打动了国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对责任和奉献渐已麻木的良心，成为新时期的道德楷模，再次荣立一等功。
尽管他曾这样两度辉煌，但如果你在互联网上输入“公方彬”三个字，检索到的大量网页或新闻却不只是这些当年的荣耀，而更多是与“核心价值观”、“和平崛起”、“大国博弈”等新事物新说法相关。这都是他新近撰写的文章和专著中涉及的，或是在专题演讲和接受采访中经常阐释的。他甚至还两次应邀到中南海讲课，就建立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等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向高层领导提出建议，供决策参考。
他撰写及主编的各类理论著作共28部，发表文章200多篇，著述总计达500余万字，获国家和军队奖20多项；现担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大校军衔，并担任着十余所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兼职教授。
从一名普通士兵到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从一名道德楷模到著作等身的学者，并成为我国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方面的知名专家，公方彬是如何完成这种“飞跃”，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他执著前行呢?
“我们的精神世界总会向往永恒。没有核心价值观，再漂亮再时新的东西也只会成为文明的碎片”
“在我国，首先研究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至少从互联网上能搜索到的来看，我是第一人。”说起这个话题，公方彬毫不掩饰他的成就感，眼里闪动着兴奋和自豪。“当然，这个‘第一人’不只是一种荣耀，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为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和确立，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牵涉到历史文化、政治体制、法律保障等方方面面的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需要探索和研究的东西还有很多。”
“那么，你是怎么想到要研究核心价值观的呢?这项研究主要有哪些意义?”尽管笔者已读过他不少文章，还是想听他当面说一说。
“这个问题比较大，说来话长。”他笑了笑说。不过，善于做形象比喻是他的强项。他说，如果把文明建设看作是构建大厦，核心价值观就是它的蓝图。它决定着大厦将来的样子，以及是不是牢固。“就一个民族来说，唯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民族文化尤其是精神创造才有了骨干和建设的基础，才会成就巍峨的大厦，而非文明的碎片。同时，当一种最根本的价值体系确立起来后，共同的约定才会形成，和谐社会构建才会化为真实可感。”
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曾创造过骄人的古代文明，这当中就有自己的一整套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支撑。比如“忠孝仁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就可以看作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虽然后来多被诟病，但这是漫长的封建社会礼治的基础。只是随着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经济压迫伴以文化入侵，我们原有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无法保障民族生存了，才不得不“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在不停地砸烂旧世界，破除旧观念，“文革”期间更是登峰造极。但是当打破一切权威和旧有价值观到了极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后便是斗得对天的敬畏没有了，对地的敬畏也没有了，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也是荡然无存。“没有了来自历史深处的价值观的根基，没有了永恒，我们不知道精神的依归在哪里。”说这话时，他瘦削的脸上透出深重的忧郁。
“你做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为了找回这种失落的精神价值，追求某种永恒，对吗?”
“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必须有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的讲话中也引用过这话，并为此赋诗。我对此也强烈认同。仰望星空，实际就是在追求一种精神的永恒。但你说的‘找回’可能不完全准确。我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中，真正珍贵的东西，我们是要把它找回的；但同时我更强调借鉴和创新一一必须善于向别人学习，必须与时俱进。”他说，事实上我国传统价值观中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以天朝大国自居，讲究夷夏之防，排斥外来的先进思想先进文化。而所谓核心价值观，是应该在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点的基础上，既有人类核心价值的共性、又有本民族个性的一种价值体系。
公方彬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我们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济理念，同时我们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追求。追求财富没什么不对，但失落了精神导向的物质追求，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损害也是巨大的，有目共睹。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到了一个对未来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是做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而精神依然贫乏的大国，让邻居充满忧心自己家里也人心不宁呢，还是做一个经济与文化和谐发展、具有良好精神风范的大国，有原则、敢担当，赢得世界的敬重并充满自尊?而且这还不仅是事关尊严的问题，更是涉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这一切，都要靠确立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要通过建设核心价值体系，让国民形成共识，知道哪些是我们民族文化中最重要、最值得珍视的东西，损害它，就是损害自己。你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和爱好，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有你的自由，但是你不能违背这种核心价值。我们的法律，政策，文艺，宣传，也都要共同维护这种核心价值。上升到国际关系层面，我们和外国打交道，总会有斗争有合作，这些斗争与合作的背后，也必须有我的核心价值，一个没有原则的国家是不会有影响力的，也是不会赢得世界尊重的。原则的背后是什么?就是你的核心价值，这是不能让步、不能做交易的。
公方彬将他认为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八个字：民主，平等，公正，互助。
“我说的，就是我一直在做的。这是我公方彬的特点，也是我的优势”
我问公方彬，做价值观研究的专家或理论权威有不少，为什么你总能格外引人注目?
公方彬又是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说，你问得好。其实我也曾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两方面原因都有吧。但这两个方面并不一定矛盾，不是说一方面突出了就必然抵消另一方面的价值，而应是相得益彰的关系。我在演讲或文章里的观点之所以能受到社会重视，我觉得应归因到两点：首先是国家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其次是我多年来一直 在关注这个问题，倾注了心血，可以说有一些比较独到的研究成果做支撑。在这两点之外，才是你所说的我的“特殊经历”的原因，也就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做资助贫困学生的事情。我发现网上确有许多人更看重的是这一点，有的说，公方彬是真正的英雄，是名副其实的道德楷模，就冲他做的这些事，他说什么我都信!有的干脆还拿我跟某些官员或“理论家”做对比，说那些家伙们讲的话，自己都不信，还能教育别人吗?一张口就知他们是在为某利益集团在说话，在“忽悠”人，傻瓜才会上当呢。这些网民的话可能有偏颇，但由此也让我想到，做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或是公众人物，你能否知行合一，确实是能否取信于人和使你的理论发挥影响的重要因素。这方面，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欣慰吧。我说的，就是我一直在做的。我怎样想，就会怎样说。
从1999年被媒体宣传为热心助学的典型至今，公方彬资助贫困学生的工作仍在默默地延续，目前资助总人数已达436人，总金额为58万多元。这花去了公方彬近年来全部的稿费收入，有时还要从工资积蓄中拿出一部分。对此，公方彬说这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乐此不疲。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自己信奉的价值观理论的具体实践，同时这些孩子们也向他敞开心扉，让他随时能够听见来自社会底层弱势者的心声，体察他们的疾苦，使自己的心灵永远不会被都市的歌舞升平所蒙蔽，变得麻木。受助学生身上表现出的那种逆境中奋起、自强不息的意志，也常让他深受感动。赵传峰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位来自沂蒙山区的穷孩子，在公方彬资助下考入北京大学，1999年曾作为受助学生的代表在公方彬事迹报告会上发言，北大毕业后到美国读博士，如今已在世界顶级科学期刊《自然》上发表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成为地球物理专业的一颗新星。而另一位刚从北大硕士毕业的韩英同学，则用她的元旦祝福短信给公方彬带来了莫大的快慰：“学生韩英祝公方叔叔在2008年万事如意，阖家幸福!学生一直以来有两个想法，一是想请叔叔把您资助的一个学生让我来资助(我现在确实还经济有限，所以只能从一个开始，等明年我把助学贷款还完，相信我就有更多的能力来帮助别人)，我想加入到叔叔资助学生的行动中来；二是受您资助过的学生现在已经不少走上工作岗位了，我想可不可以组织一个团队，传承您的慈善思想和做法。当前不缺乏资助贫困学生的个人和团体，但当年这些受助学生在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同时，是否能够将这份责任传递、自觉回馈社会，学生觉得这个意义也许更深远……”
公方彬说，赵传峰的科研成就和韩英的心愿，都让他感到了无比的欣慰。因为他从来都认为帮助贫困学生解除经济困难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只有他们都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帮助才进入更高的境界。
“我想明白了的，就得说出来。总要有人敢讲话，讲真话。”
价值观的研究不可能是象牙塔里的学问，而与实践息息相关，与人们的行为和利益相关。尤其涉及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任何转变或建树都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追求民主意味着在专制格局下享受“一言堂”快感的人会不痛快。倡导平等意味着让一些享惯了特权的人放低身段。公正，互助，听起来好像只有好处而不会妨害到什么人，可是不同阶层或不同利益群体对于何谓公正，理解也会迥异。公方彬从来都不是只就理论谈理论，而是结合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对不民主、不平等和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现象直言抨击，并条分缕析地找出其深层原因。在一份为军委总部领导建言献策的研究报告中，他大胆触及我国政治和军队改革所面临困难的深层原因，就民主建设、权力监督和制衡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许多观点与建议让曾看到这份材料的同事为他捏了把汗，提醒他谨慎为上。面对同事的好意，公方彬淡然一笑，说：“我想明白了的，就得说出来。总要有人敢讲话，讲真话。”
他甚至不讳言他有某种悲剧心态一一不是实际意义上会多么悲惨，而是说只要你追求真理，追求崇高，就总会付出牺牲。你会注定无法再优游于世俗的潜规则，再享受常人都能享受的安适快乐，你就会永远背负着心灵的十字架。
“在所有人都幸福之前，没有人真正幸福。在所有人都自由之前，没有人真正自由。”这是公方彬在许多演讲场合中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心灵的真实写照。
公方彬说，可能是从小生活在贫苦环境中，也曾受过许多好心人的帮助的缘故吧，他对于底层民众的苦难格外敏感，对于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无法忍耐。他内心总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愫，让他跟这些身处弱势群体却仍保持善良纯真的心灵息息相通。一次，一批沂蒙山的穷孩子应某部门之邀来到北京，在佳肴丰盛的招待宴会上只吃饭而不肯夹菜，被问起时则说“吃不惯”，于是被一些人当成笑话说。公方彬听到后，却背过身去悄悄落泪。他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愤懑：富贵而“高雅”的人啊，你知道这样的“笑话”背后，藏了多深重的苦难?
他说尽管他从小就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样的古训，却仍然是个爱流眼泪的男人：小时候听父亲讲起贫穷和受屈辱的家史，他流过痛苦的泪；当向来严厉的父亲用理解和安慰的话语与儿子沟通时，他流过感动的泪；看到小说里一句“世上那些不争气的男人，让自己的亲人流了多少屈辱的眼泪”这句话，他也因触发心事而泪流不已。然而正因为这种柔情，这种敏感，才使他始终能够感受最底层的普通人的痛苦，使他对社会公正和人类进步有更强烈的渴求。他想的，说的，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了这个目标。尽管作为学者，他明白这个目标过于遥远，甚至遥不可及，但他仍要走下去。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渭河，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这是《山海经》中关于夸父逐日传说的记载。眼前这位面容清癯眼睛近视的中年男人，略显疲倦的面容隐含着巨大的执著，他的近视眼镜后面透出的却是永远朝向远方的目光，他对你说话，却像是对超时空的永恒在发出询问。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想起那位被称为东夷人也即今日山东人远祖的夸父。他和神话中的那位先祖，血脉是如此相通，气质亦如此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