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对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至为深远。它诞生的时代所具备的文化准备、采用的平实而生动的语言、阐发的精致而深邃的义理，都决定了它至高无上的地位。细读这部经典，会把我们许多日用而不知的思想和行为追溯到其产生的源头。
　　佛教东来始于汉末，其后便是一个相对漫长的传播、融合过程。鸠摩罗什、道安、支道林等人是佛教初传时期最重要的代表。这是一批精通华梵文化且根性超绝的大师。他们的努力，使佛教在中土花开满树，最终成为中国思想的重要源泉。
　　唐代出现慧能，产生《坛经》，自然有前面几百年的积累和准备。这些积累，在慧能的《坛经》里面有了集中的体现和更进一步的升华。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教的心性本体论体系。由原来的师度佛度，转变为自性自度；由原来的注重禅修静坐，转变为道由心悟；由原来的经变教，转化为不立文字；由原来的出世间求解脱，转化为即世间求解脱。这些转变，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思维底蕴，同时又是对于原始佛教的更进一步的提升。
　　慧能以绝伦的慧根，一超直入如来地。他回应五祖的诘问，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打破一切世间的壁垒，直指本心。做学问每艳称东、西、古、今的差别，殊不知这些分别，都不究竟。学问的究竟，应该指向人生的终极，否则无论如何华丽，都是皮相之学。
　　与慧能同时的所谓北宗神秀师父，虽然做到教授师的地位，依旧在门外徘徊。里程碑的发展历史性地落在慧能身上。五祖为慧能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即开出“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正是依靠这样的根性，一系列的会通也由此而生。
　　“迷人口说，智者心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以及“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等等表述，真正打通了凡圣之界，回归到自性的体察和觉醒，而不必外求。初闻佛法，一般人往往执着其说，不能自在。另一个世人执着的理念就是“功德”。捐了一笔钱是做功德，放了一回生是做功德，好像他们作的所有好事都是一笔“功德”，背后总是潜藏着对那杳不可知的“回报”的惦记。不要说常人，连一生造寺度僧的梁武帝，在达摩大师眼里仍旧是“实无功德”。真正的功德，来自自性——“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相比捐点钱、放放生而言，这是更难的修炼，而且几乎不可度量，只能在自性中觉察。现实世界种种比权量力的行为，都是在视野可及的范围内说事。而寻常人的烦恼也基本来自这些浅层次的比较，可惜大家都深陷其中，浑然不觉。
　　修习佛法基本是“譬如饮水，冷暖自知”。可也越来越成为一些人哗众取宠的谈资。讲自己禅定了，还见到了什么景象云云。执著心膨胀，快走火入魔了还浑然不觉。《坛经》讲“外离相是禅，内不乱是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离相”和“不乱”都是很难企及的境界，应该在自性中参究，不明心见性，妄念丛生，执着功利，坐得再久也没用。
　　《坛经》正如醍醐灌顶，解黏去缚，令人卸掉种种执着和包袱，自信自度，念念不忘自性的开掘。在此基础上，做学问、做事情，庶几能够有一个“正知”，因之也能够“行正”。
　　责任编辑 张向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