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基建”启动伊始，“产能过剩”“建易管难”“入不敷出”等潜在风险值得高度警惕。
　　资源错配风险
　　大规模、多主体推进以5G通信、人工智能、充电桩、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需要加强相关领域的规划统筹，如果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进行超前投资、过度投资，可能面临较大的资源错配风险。此外，“新基建”外溢效应较强，如果不加以统筹规划，将出现重复建设、產能闲置的现象，造成大量投资闲置浪费。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充电桩等“新基建”应用高度依赖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其布局规模与密度应与当地产业需求、社会治理需要相匹配，经济基础较好、城镇化率较高、城市治理较为成熟的地方可优先布局。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为例，截至2019年10月，广东、江苏、北京、上海等地区凭借其良好的经济基础与新能源汽车鼓励政策，充电桩保有量均超过5万个。其他地区在人口密度、经济基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等方面仍有差距，如果盲目大规模建设将造成资源闲置。
　　结构失衡风险
　　“新基建”将带来相关产品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产业资本将加速向相关领域集聚，需警惕资本逐利属性带来的企业“短视”行为，加剧结构失衡风险。
　　一方面，在大规模投资需求的刺激下，企业追逐眼前市场，只停留在加工制造环节，盲目扩大规模再生产，忽视创新能力提升，导致高端产业低端化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偏重终端产品生产而忽视产业链体系构建与关键零部件自主化生产能力培育，偏重产品制造能力而忽视工业软件、网络协议等制造软实力。以工业互联网为例，当前国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仍建立在国外基础产业体系之上，94%以上的高档数控机床、95%以上的高端PLC、95%以上的工业网络协议、90%以上的高端工业软件被欧、美、日企业垄断。我们应抓住此次“新基建”机遇，为先进制造业和关键核心技术提供更充分的市场空间与试错机会，加速补齐在制造业软实力方面的短板。
　　财政负担风险
　　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地方财政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本次疫情对经济发展带来冲击，加剧了各地财政负担，其中中西部省份影响更为突出。根据目前各地公布的2020年投资计划，年度重点项目投资规模前10的省份中，中部省份河南、山西的年度计划投资达8000亿元以上，居于各省市年度投资排名前两位，但其2019年度财政资金自给率分别为40.8%、53.5%，对中央转移支付依赖较大。西部省份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等年度投资规模也在4000～5000亿元，但上述省份财政自给率却不足 40%，且债务负担率相对较高，其中贵州省份债务负担率高达76.3%水平，云南债务负担高达48.2%，地方财政承压严重。
　　运营管护风险
　　无论是“新基建”还是“传统基建”，前期建设均需要进行 大量资金，但二者在后期运营管护方面的投入则差别较大。由于“新基建”建设主要使用各类电力、电子设备，其使用寿命较短，技术更新换代较快且后期运营对能源需求比较大。因此，虽“新基建”仍可参照“传统基建”通过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融资，但后期管护成本增加了整体运营成本。如果不考虑运营模式与当地市场需求，盲目建设，建成之后长期“入不敷出”，“新基建”设施将成为各地政府或企业的负担，不利于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