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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衣着讲究，但还不至于走火入魔，或注意身边其他人的服装剪裁。
可是有一晚，在米兰的一场晚宴上我认识了一个人，他真是名副其实的潇洒、利落和简约，我是说他的衣服。
后来不期然地我们坐得很近，就这么打开了话匣子。我对他那一身衣服赞美有加，还干脆问他裁缝是谁。
“没什么人认识他，”他说，“但他真是世界级大师。做不做要看他高兴不高兴。”“所以我想……”“试试看嘛。他叫亚冯索·科迪齐拉，斐拉拉路十七号。”“很昂贵吧？”“有可能，真的，连我也不知道，这件外套是他三年前做的，到现在还没寄账单给我。”陌生人说完便去和其他人聊天，留下了我。
在斐拉拉路十七号，我找到了科迪齐拉的家，房子并无特殊之处。是他本人来开的门。一个小老头一头黑发，肯定是染的。
出乎意料，他并未推辞。相反，还蛮殷勤地想拉拢我这个客人。我选了一块灰色布料，他量好尺寸，然后说会带去家里让我试穿。我问他多少钱。他说，这个可以再谈。我刚开始觉得这个人很亲切，可是在回家的路上，才意识到那个老先生让我感觉并不舒服（或许是因为他讨好、谄媚的微笑）。我不想再看见他。可是衣服已经订了，二十天以后就会好了。
衣服送来，我站在镜子前面试穿。无懈可击。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记忆中那老头的笑容，让我没有穿那套衣服的欲望。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
我永远会记得那一天。那是四月的一个星期二，下雨。我穿起那套西装，发现真的是剪裁合宜，完全没有一般新衣服刚穿时的别扭。
我习惯西装右边口袋不放东西，钱都放左边。所以我无意中伸手进右边口袋，摸到一张纸，已经是我进办公室两个小时之后的事。是裁缝的账单吗？
不是。那是一张一万里拉的钞票。
我待了一会儿。绝对不是我放的。要说是裁缝科迪齐拉开的玩笑有点儿牵强。难道是假钞？我对着光线仔细观察，还跟其他纸钞一一对照。千真万确。
唯一的可能是，科迪齐拉不小心放进去的。我按铃唤秘书进来。打算写个字条给科迪齐拉，把不属于我的钱还给他。在这个时候，我无意识地又将手伸进西装右边口袋。
“您不舒服吗？”恰好走进来的秘书问我。我那时大概脸色惨白，因为我在口袋里，又摸到一张东西，几秒钟之前是没有的。
“没有，没事，没事。”我说，“有点儿头晕。这阵子常这样，大概太累了。本来要请你写一封信，没关系，我们待会儿再写好了。”
等到秘书离开，我才敢把那张东西从口袋拿出来，又是一张一万里拉钞票，我再伸手进去，果然取出了第三张钞票。
我的心扑通乱跳。借口说身体不舒服，我离开办公室提早回家。我关上所有的门，拉下百叶窗。我用最快的速度从口袋里一张接一张将钞票拿出来，那是个聚宝盆。
我神经紧绷到极点，生怕奇迹在下一分钟停止。面前是成堆的万元大钞。现在重要的是把它们藏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把一个装地毯的旧皮箱掏空，将钞票一边放一边数，足足有五千八百万里拉。
我是在做梦，是快乐，还是被难料的命运压得透不过气来，我自己也迷糊了。我感觉到纸钞发出宽慰的声音。
可是一次突发的巧合将我的狂热浇熄。隔天早上的报纸偌大的标题报道前一天发生的抢劫案。某家银行的运钞车在帕马诺瓦大道被四个歹徒袭击，洗劫一空。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损失金额：不多不少，五千八百万里拉！
难道我那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富跟这起几乎同时间发生的抢劫案有关？这样讲没什么道理，我也不是迷信的人。但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
欲望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有那么多钱，生活也很简单，可是对纸醉金迷的奢华日子的向往一直啃噬着我。当天晚上我再搬出我的聚宝盆。我的财富又增加了一千三百五十万里拉。
那晚我辗转难眠。晨光乍现，我跳下床，穿好衣服，冲出去买报纸。打开内页，差点停止呼吸。一间存放柴油的仓库起火，波及了一家不动产公司业务部的保险箱，里面有一千三百多万现金。
得一一列举我所犯下的过错吗？是的，我明知道那件外套给我的钱满是罪恶、鲜血、绝望、死亡，可是我心底仍然一意孤行，拒绝承认自己要为这些负责任。钱啊，万能的金钱！
旧公寓仍然留着（以免有人怀疑），我短时间内买了一栋别墅，收集名画，开高级跑车，因为“健康因素”辞去了工厂的工作，在美女的陪伴下环游世界。
我知道，每拿一次钱，我的良知就堕落一次。那个裁缝呢？我打电话给他问他西装的费用，没人接。到斐拉拉路十七号找他，邻居说他移民了，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一切都说明了我不知不觉中，跟撒旦签了一纸合约。
最后，在我旧宅那边，一位退休的老太太一天早晨被人发现开瓦斯自杀，因为她把前一天领到的三万里拉的退休金弄丢了（进了我的口袋）。
够了，够了！我得摆脱那件外套，必须销毁。
我开车到阿尔卑斯山一个僻静的山谷。在两座矗立的巨石之间，我从背包里拿出了那件害人不浅的外套，淋上汽油，一把火给烧了。只剩最后一星火苗的时候，我身后大约两三公尺的地方有人在说：“太迟了，太迟了！”我吓坏了，像蛇一样迅速扭身回头看，不见人影。我跳上一丛又一丛的巨石，巡视四周，要把那个坏蛋揪出来。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
尽管我惊魂未定，回山谷的路上却觉得步伐轻盈许多。终于自由了，而且富有。可是草地上的汽车不见了。回到城里，我气派的别墅也消失了，杂草蔓生的地上立着一个牌子“市有土地待售”。所有银行户头，莫名其妙地一毛不剩。我放在保险箱里一沓一沓的股票不见了。旧皮箱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尘土。
我现在勤奋工作，日子还过得去，奇怪的是，没有人对我突然一无所有感到惊讶。然而，我知道事情还没结束。有一天门铃会响，我去开门然后发现站在我面前、带着那抹卑鄙笑容的是撒旦化身的裁缝，来跟我算最后一笔账。
可是有一晚，在米兰的一场晚宴上我认识了一个人，他真是名副其实的潇洒、利落和简约，我是说他的衣服。
后来不期然地我们坐得很近，就这么打开了话匣子。我对他那一身衣服赞美有加，还干脆问他裁缝是谁。
“没什么人认识他，”他说，“但他真是世界级大师。做不做要看他高兴不高兴。”“所以我想……”“试试看嘛。他叫亚冯索·科迪齐拉，斐拉拉路十七号。”“很昂贵吧？”“有可能，真的，连我也不知道，这件外套是他三年前做的，到现在还没寄账单给我。”陌生人说完便去和其他人聊天，留下了我。
在斐拉拉路十七号，我找到了科迪齐拉的家，房子并无特殊之处。是他本人来开的门。一个小老头一头黑发，肯定是染的。
出乎意料，他并未推辞。相反，还蛮殷勤地想拉拢我这个客人。我选了一块灰色布料，他量好尺寸，然后说会带去家里让我试穿。我问他多少钱。他说，这个可以再谈。我刚开始觉得这个人很亲切，可是在回家的路上，才意识到那个老先生让我感觉并不舒服（或许是因为他讨好、谄媚的微笑）。我不想再看见他。可是衣服已经订了，二十天以后就会好了。
衣服送来，我站在镜子前面试穿。无懈可击。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记忆中那老头的笑容，让我没有穿那套衣服的欲望。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
我永远会记得那一天。那是四月的一个星期二，下雨。我穿起那套西装，发现真的是剪裁合宜，完全没有一般新衣服刚穿时的别扭。
我习惯西装右边口袋不放东西，钱都放左边。所以我无意中伸手进右边口袋，摸到一张纸，已经是我进办公室两个小时之后的事。是裁缝的账单吗？
不是。那是一张一万里拉的钞票。
我待了一会儿。绝对不是我放的。要说是裁缝科迪齐拉开的玩笑有点儿牵强。难道是假钞？我对着光线仔细观察，还跟其他纸钞一一对照。千真万确。
唯一的可能是，科迪齐拉不小心放进去的。我按铃唤秘书进来。打算写个字条给科迪齐拉，把不属于我的钱还给他。在这个时候，我无意识地又将手伸进西装右边口袋。
“您不舒服吗？”恰好走进来的秘书问我。我那时大概脸色惨白，因为我在口袋里，又摸到一张东西，几秒钟之前是没有的。
“没有，没事，没事。”我说，“有点儿头晕。这阵子常这样，大概太累了。本来要请你写一封信，没关系，我们待会儿再写好了。”
等到秘书离开，我才敢把那张东西从口袋拿出来，又是一张一万里拉钞票，我再伸手进去，果然取出了第三张钞票。
我的心扑通乱跳。借口说身体不舒服，我离开办公室提早回家。我关上所有的门，拉下百叶窗。我用最快的速度从口袋里一张接一张将钞票拿出来，那是个聚宝盆。
我神经紧绷到极点，生怕奇迹在下一分钟停止。面前是成堆的万元大钞。现在重要的是把它们藏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把一个装地毯的旧皮箱掏空，将钞票一边放一边数，足足有五千八百万里拉。
我是在做梦，是快乐，还是被难料的命运压得透不过气来，我自己也迷糊了。我感觉到纸钞发出宽慰的声音。
可是一次突发的巧合将我的狂热浇熄。隔天早上的报纸偌大的标题报道前一天发生的抢劫案。某家银行的运钞车在帕马诺瓦大道被四个歹徒袭击，洗劫一空。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损失金额：不多不少，五千八百万里拉！
难道我那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富跟这起几乎同时间发生的抢劫案有关？这样讲没什么道理，我也不是迷信的人。但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
欲望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有那么多钱，生活也很简单，可是对纸醉金迷的奢华日子的向往一直啃噬着我。当天晚上我再搬出我的聚宝盆。我的财富又增加了一千三百五十万里拉。
那晚我辗转难眠。晨光乍现，我跳下床，穿好衣服，冲出去买报纸。打开内页，差点停止呼吸。一间存放柴油的仓库起火，波及了一家不动产公司业务部的保险箱，里面有一千三百多万现金。
得一一列举我所犯下的过错吗？是的，我明知道那件外套给我的钱满是罪恶、鲜血、绝望、死亡，可是我心底仍然一意孤行，拒绝承认自己要为这些负责任。钱啊，万能的金钱！
旧公寓仍然留着（以免有人怀疑），我短时间内买了一栋别墅，收集名画，开高级跑车，因为“健康因素”辞去了工厂的工作，在美女的陪伴下环游世界。
我知道，每拿一次钱，我的良知就堕落一次。那个裁缝呢？我打电话给他问他西装的费用，没人接。到斐拉拉路十七号找他，邻居说他移民了，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一切都说明了我不知不觉中，跟撒旦签了一纸合约。
最后，在我旧宅那边，一位退休的老太太一天早晨被人发现开瓦斯自杀，因为她把前一天领到的三万里拉的退休金弄丢了（进了我的口袋）。
够了，够了！我得摆脱那件外套，必须销毁。
我开车到阿尔卑斯山一个僻静的山谷。在两座矗立的巨石之间，我从背包里拿出了那件害人不浅的外套，淋上汽油，一把火给烧了。只剩最后一星火苗的时候，我身后大约两三公尺的地方有人在说：“太迟了，太迟了！”我吓坏了，像蛇一样迅速扭身回头看，不见人影。我跳上一丛又一丛的巨石，巡视四周，要把那个坏蛋揪出来。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
尽管我惊魂未定，回山谷的路上却觉得步伐轻盈许多。终于自由了，而且富有。可是草地上的汽车不见了。回到城里，我气派的别墅也消失了，杂草蔓生的地上立着一个牌子“市有土地待售”。所有银行户头，莫名其妙地一毛不剩。我放在保险箱里一沓一沓的股票不见了。旧皮箱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尘土。
我现在勤奋工作，日子还过得去，奇怪的是，没有人对我突然一无所有感到惊讶。然而，我知道事情还没结束。有一天门铃会响，我去开门然后发现站在我面前、带着那抹卑鄙笑容的是撒旦化身的裁缝，来跟我算最后一笔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