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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有能力和有願望充當民眾精神領袖和意見領袖的士大夫、知識人，最得力的打擊措施仍然是趙高的當眾羞辱術，迫使其低頭認罪，然後歸附強權，雖花樣會有所翻新，但萬變不離其宗。
世界上只有極少數幾個國家在經歷了革命、戰爭、改革的漫長歲月後仍然見不到民主法治的曙光，而且一直在沉淪，一邊是腐敗和邪惡大行其道，一邊是人民噤若寒蟬，而後者可能更讓一些人感到徹骨之痛和絕望。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少數人太過自私、無恥，還是多數人過於懦弱、卑怯——是很多人在思考的問題。
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當作兩類人對待，很容易使人忽視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實。雖然他們的利益對立和立場對立千真萬確，雖然他們表面上強弱對比有雲霓之別，一邊是“吏呼一何怒”，一邊是“婦啼一何苦”，一邊擁有生殺予奪大權，一邊可以被任意驅使和侮辱，但他們是同一類人，他們的價值觀、廉恥觀、生命觀是一樣的，他們身處同一種歷史和文化環境之中，是同一環境的產物。非常自私的人往往非常無恥，既可以不顧及道德倫理，也可以不顧及社會輿論，但自私和懦弱也密切相連。雖然諺語說人為財死，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但真正勇敢的人不是斤斤於一己之利的人，而是堅持真理和正義的人。人們在強權面前表現畏怯也許是一種本能，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對個人利益的絕對看重。一個人如果把物質生活理解為唯一重要的人生目標，就會害怕喪失哪怕任何微小之利，即使面對的是魔鬼般的邪惡權力，為暫時保住眼前的利益他也會選擇向魔鬼屈膝，逆來順受。
是不是有的民族懦弱而有的民族勇敢，這是個既難以證實又難以對比，關於中國人與西方人在觀念和行為方面的比較一直就是熱門話題，一方的人易怒，待人冷漠，一方則坦誠，待人熱情，一方的人秩序觀念淡薄，一方則秩序觀念較強，一方的人以自我中心，在利己主義支配下無視他人利益，一方則強調個人的價值，信奉個人主義與尊重他人權利形成有機統一。個人價值不是自己一個人的價值，而是每一個體的價值。人們的日常行為體現的是不同的價值觀，反映到政治上就產生了涇渭分明的兩種政治模式，一種是以極端利己主義為根本特徵的專權體制，一部分人不受限制地掌握國家權力並因此淩駕於社會和個人之上，獲取巨大的特權利益，少數人的幸福建立在多數人不幸的基礎上；一種是以保障個人權利和尊嚴為基本特徵的民主體制，無論貴賤貧富，所有人都獲得了法律之下的平等自由。
還可以從一些歷史的關鍵時間節點上特別是在戰爭中比較不同民族的表現和特性。日本人在上個世紀侵略中國所採取的以華制華策略，就與300年前的滿清征服者使用的策略完全一樣。在清兵的攻勢下，明朝的文官武將、儒生士大夫們望風而降，列隊城外恭恭敬敬地迎接新主人的到來，隨後他們成為消滅明朝政府軍和農民造反隊伍的中堅，以至於清政府對明朝降官懷著十分矛盾的心理，既賜以高官厚祿褒獎他們幫助自己順利完成征服偉業，又對這些不能盡為人和為臣本分的變節者表示鄙夷，於是把他們編入《貳臣傳》以戒來者。
對多數人的懦弱，甚至很難進行道德上的苛責，不可能人人都是勇士，也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勇士。在危險面前，人們只能要求自己應該怎麼做，卻不能強制他人應該怎麼做。但這並不是說生活中人們不要為自己的懦弱付出代價。但丁的《神曲》讓懦夫的幽靈在進入地獄的走廊上受刑。懦夫活著時無聲無臭，自私自利，他們死後的靈魂所受刑罰就是不給他們希望，過著盲目的平庸生活，雖生猶死。
在人類極其複雜的情感世界中，愛和恨處在兩個極端，也是兩種最基本的人類情感。愛是指愛人類，愛一切人，愛鄰里和仇敵，是上帝之愛。特別是愛仇敵才把人類之愛上升到偉大的高度。愛仇敵就是放棄以自我為中心的偏狹之愛，反對一切獨斷，愛的標準不是出自自我的好惡，自己的好惡絕對不能成為判斷真理的依據，自己所好可能正是他人所惡，自己所惡可能正是他人所好，自己的仇敵可能是人類的朋友，是真理的朋友。仇恨則反之，仇恨以自我為中心，從自我的利益和觀點出發，反對與自己的利益和觀點對立的人。仇恨與獨斷並肩而行，獨斷既是利益的獨斷，也是主義和真理的獨斷。自我利益是他們評判是非和真理的標準，符合自身利益的觀點他們就奉為宇宙真理，反之就斥為謬誤。真理和謬誤在這裡經常是顛倒的。獨斷不是堅持真理，而是維護利益，對真理的獨斷只不過因為需要一面維護利益的幌子。愛昭示著人性的光明，是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源泉和希望，仇恨是人性的黑暗王國，獨斷挑動仇恨，仇恨挑起戰爭，把世界推向深淵。西方世界曾因為利益和宗教獨斷而引起持續的宗教迫害和連綿的宗教戰爭，蘇聯因為利益和主義的一黨獨斷導致了人間悲劇，蘇共要對人民持續進行戰爭才能維其持獨斷地位。放棄獨斷是維護社會和平的必由之路，正是宗教自由政策才使基督教世界永久結束了宗教迫害和宗教戰爭。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和罪惡不是經濟上的，而是人性上的，是史無前例的人性摧殘。對党的領袖盲目而瘋狂的忠誠使愚昧的人們互相仇恨，彼此鬥爭，鄰里告密，六親不認，以至於兒子揭發父親，妻子揭發丈夫，丈夫揭發妻子。中國專制統治者為控制基層社會發明的保甲制度其核心部分就是用連坐制度讓鄰里相互監視和揭發。自秦始皇創立集權體制開始，社會治理的重要策略和經驗就是絕對禁止人民擁有集會和結社自由，不能讓民眾之間形成友愛、互助和合作精神，而是要使他們為了一點小利像低等動物那樣永遠處於無休止的紛爭之中。以家族為單位的械鬥和底層社會的秘密結社是中國民間的重要組織特徵，內部人的互助和對外人的仇視扭曲地結合在一起。文革的紅衛兵組織同樣是扭曲的組織，它不是為了互助與合作，而是為了械鬥和鬥爭。紅衛兵用盡各種非人道的手段折磨師長，毆打老人，侮辱婦女，很多人由於無法忍辱含垢而自殺。文革激發和放大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肆意踐踏著他人人格的人更是在肆意踐踏自己的人格，趾高氣揚的勝利者不會意識到他已經把自己降低到動物不如的水平上。當然他們的文明程度使他們達不到這樣的認識水平，他們的可憐之處是他們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重慶“唱紅打黑”運動喚起了人們對文革復活的高度警覺，從群眾運動的形式看，重慶當局的確在刻意模仿文革的政治，但這只是表面；重慶對文革遺產的繼承主要體現在野蠻地、毫無顧忌地踐踏人格尊嚴上，在薄熙來主政的這座城市，與同時期的其他地區和城市相比，以言治罪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任意逮捕到達了一個新的高度，嚴刑逼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國家恐怖主義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運動的文革今天已經很難復活，但以毀滅人格尊嚴為目的的文革一直存在於現實中。摧毀一個人做人的尊嚴從而摧毀一個人的意志，自古就是中國政治中打擊對手和異己的基本招術，趙高創造的指鹿為馬的著名案例展示了這一招術的完美運用，即當眾羞辱對手，使之完全屈服於自己的絕對淫威。對於野蠻和陰暗的靈魂而言，肉體的刑罰不足以宣洩心中的仇恨，還必須輔之以精神的刑罰。
“士可殺而不可辱”是中國士大夫用精神對抗黑暗和暴政的勵志名言，知識分子把名節和清白看得高於生命，既是做人的最高目標，但也是做人的軟肋，所以毀滅其名節、挫敗其銳氣也成為當局打擊知識分子的利器。對於那些有能力和有願望充當民眾精神領袖和意見領袖的士大夫、知識人，最得力的打擊措施仍然是趙高的當眾羞辱術，迫使其低頭認罪，然後歸附強權，雖花樣會有所翻新，但萬變不離其宗。埃德蒙·柏克就發現，惡也有創造力。歷經嚴酷摧殘而不屈的人，其人格才顯得格外高大完美，璀璨耀眼。在明末官員的人格遭遇集體淪陷的晦暗時代，官員們普遍不把苟且偷生、投降變節視為恥辱，對他們唯一重要的只有此生繼續享受和世代永享富貴，這時史可法表現出來的氣節才總算為那個靈魂墮落的群體保留了一線亮色。
優良的政治制度必定是在充滿人類之愛的世界中產生的，反映人性之美，也成全人性之美。民主法治制度產生於基督教世界並非偶然，制度的創造者出於對全體社會成員的愛，把制度奠基於平等和仁慈之上。反之，把制度設計為自我利益的層層保護傘就一定是一個劣質的制度，在保護傘之外，被預設為各種敵對利益的重重環繞。在敵對思維支配下，革命是同拿槍的敵人鬥爭，改革是同不拿槍的敵人鬥爭。敵人即異己。無論是革命還是改革，都只是一次新的利益分野和社會分裂。
中國的前途不取決於革命還改革，而取決於能在多大程度上驅散我們人性中的黑暗部分和增加人性中的光明成分。只有直面人性的黑暗，才能清算人性的黑暗。尊重他人，尊重普遍的人格和人性，是清算人性黑暗的第一步。尊重他人的人格和人性便是成全自己的人格和人性。革命和改革本身創造不出優良制度，只有具有人性之美和人格尊嚴的革命者和改革者才能創造出優良制度。
世界上只有極少數幾個國家在經歷了革命、戰爭、改革的漫長歲月後仍然見不到民主法治的曙光，而且一直在沉淪，一邊是腐敗和邪惡大行其道，一邊是人民噤若寒蟬，而後者可能更讓一些人感到徹骨之痛和絕望。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少數人太過自私、無恥，還是多數人過於懦弱、卑怯——是很多人在思考的問題。
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當作兩類人對待，很容易使人忽視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實。雖然他們的利益對立和立場對立千真萬確，雖然他們表面上強弱對比有雲霓之別，一邊是“吏呼一何怒”，一邊是“婦啼一何苦”，一邊擁有生殺予奪大權，一邊可以被任意驅使和侮辱，但他們是同一類人，他們的價值觀、廉恥觀、生命觀是一樣的，他們身處同一種歷史和文化環境之中，是同一環境的產物。非常自私的人往往非常無恥，既可以不顧及道德倫理，也可以不顧及社會輿論，但自私和懦弱也密切相連。雖然諺語說人為財死，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但真正勇敢的人不是斤斤於一己之利的人，而是堅持真理和正義的人。人們在強權面前表現畏怯也許是一種本能，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對個人利益的絕對看重。一個人如果把物質生活理解為唯一重要的人生目標，就會害怕喪失哪怕任何微小之利，即使面對的是魔鬼般的邪惡權力，為暫時保住眼前的利益他也會選擇向魔鬼屈膝，逆來順受。
是不是有的民族懦弱而有的民族勇敢，這是個既難以證實又難以對比，關於中國人與西方人在觀念和行為方面的比較一直就是熱門話題，一方的人易怒，待人冷漠，一方則坦誠，待人熱情，一方的人秩序觀念淡薄，一方則秩序觀念較強，一方的人以自我中心，在利己主義支配下無視他人利益，一方則強調個人的價值，信奉個人主義與尊重他人權利形成有機統一。個人價值不是自己一個人的價值，而是每一個體的價值。人們的日常行為體現的是不同的價值觀，反映到政治上就產生了涇渭分明的兩種政治模式，一種是以極端利己主義為根本特徵的專權體制，一部分人不受限制地掌握國家權力並因此淩駕於社會和個人之上，獲取巨大的特權利益，少數人的幸福建立在多數人不幸的基礎上；一種是以保障個人權利和尊嚴為基本特徵的民主體制，無論貴賤貧富，所有人都獲得了法律之下的平等自由。
還可以從一些歷史的關鍵時間節點上特別是在戰爭中比較不同民族的表現和特性。日本人在上個世紀侵略中國所採取的以華制華策略，就與300年前的滿清征服者使用的策略完全一樣。在清兵的攻勢下，明朝的文官武將、儒生士大夫們望風而降，列隊城外恭恭敬敬地迎接新主人的到來，隨後他們成為消滅明朝政府軍和農民造反隊伍的中堅，以至於清政府對明朝降官懷著十分矛盾的心理，既賜以高官厚祿褒獎他們幫助自己順利完成征服偉業，又對這些不能盡為人和為臣本分的變節者表示鄙夷，於是把他們編入《貳臣傳》以戒來者。
對多數人的懦弱，甚至很難進行道德上的苛責，不可能人人都是勇士，也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勇士。在危險面前，人們只能要求自己應該怎麼做，卻不能強制他人應該怎麼做。但這並不是說生活中人們不要為自己的懦弱付出代價。但丁的《神曲》讓懦夫的幽靈在進入地獄的走廊上受刑。懦夫活著時無聲無臭，自私自利，他們死後的靈魂所受刑罰就是不給他們希望，過著盲目的平庸生活，雖生猶死。
在人類極其複雜的情感世界中，愛和恨處在兩個極端，也是兩種最基本的人類情感。愛是指愛人類，愛一切人，愛鄰里和仇敵，是上帝之愛。特別是愛仇敵才把人類之愛上升到偉大的高度。愛仇敵就是放棄以自我為中心的偏狹之愛，反對一切獨斷，愛的標準不是出自自我的好惡，自己的好惡絕對不能成為判斷真理的依據，自己所好可能正是他人所惡，自己所惡可能正是他人所好，自己的仇敵可能是人類的朋友，是真理的朋友。仇恨則反之，仇恨以自我為中心，從自我的利益和觀點出發，反對與自己的利益和觀點對立的人。仇恨與獨斷並肩而行，獨斷既是利益的獨斷，也是主義和真理的獨斷。自我利益是他們評判是非和真理的標準，符合自身利益的觀點他們就奉為宇宙真理，反之就斥為謬誤。真理和謬誤在這裡經常是顛倒的。獨斷不是堅持真理，而是維護利益，對真理的獨斷只不過因為需要一面維護利益的幌子。愛昭示著人性的光明，是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源泉和希望，仇恨是人性的黑暗王國，獨斷挑動仇恨，仇恨挑起戰爭，把世界推向深淵。西方世界曾因為利益和宗教獨斷而引起持續的宗教迫害和連綿的宗教戰爭，蘇聯因為利益和主義的一黨獨斷導致了人間悲劇，蘇共要對人民持續進行戰爭才能維其持獨斷地位。放棄獨斷是維護社會和平的必由之路，正是宗教自由政策才使基督教世界永久結束了宗教迫害和宗教戰爭。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和罪惡不是經濟上的，而是人性上的，是史無前例的人性摧殘。對党的領袖盲目而瘋狂的忠誠使愚昧的人們互相仇恨，彼此鬥爭，鄰里告密，六親不認，以至於兒子揭發父親，妻子揭發丈夫，丈夫揭發妻子。中國專制統治者為控制基層社會發明的保甲制度其核心部分就是用連坐制度讓鄰里相互監視和揭發。自秦始皇創立集權體制開始，社會治理的重要策略和經驗就是絕對禁止人民擁有集會和結社自由，不能讓民眾之間形成友愛、互助和合作精神，而是要使他們為了一點小利像低等動物那樣永遠處於無休止的紛爭之中。以家族為單位的械鬥和底層社會的秘密結社是中國民間的重要組織特徵，內部人的互助和對外人的仇視扭曲地結合在一起。文革的紅衛兵組織同樣是扭曲的組織，它不是為了互助與合作，而是為了械鬥和鬥爭。紅衛兵用盡各種非人道的手段折磨師長，毆打老人，侮辱婦女，很多人由於無法忍辱含垢而自殺。文革激發和放大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肆意踐踏著他人人格的人更是在肆意踐踏自己的人格，趾高氣揚的勝利者不會意識到他已經把自己降低到動物不如的水平上。當然他們的文明程度使他們達不到這樣的認識水平，他們的可憐之處是他們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重慶“唱紅打黑”運動喚起了人們對文革復活的高度警覺，從群眾運動的形式看，重慶當局的確在刻意模仿文革的政治，但這只是表面；重慶對文革遺產的繼承主要體現在野蠻地、毫無顧忌地踐踏人格尊嚴上，在薄熙來主政的這座城市，與同時期的其他地區和城市相比，以言治罪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任意逮捕到達了一個新的高度，嚴刑逼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國家恐怖主義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運動的文革今天已經很難復活，但以毀滅人格尊嚴為目的的文革一直存在於現實中。摧毀一個人做人的尊嚴從而摧毀一個人的意志，自古就是中國政治中打擊對手和異己的基本招術，趙高創造的指鹿為馬的著名案例展示了這一招術的完美運用，即當眾羞辱對手，使之完全屈服於自己的絕對淫威。對於野蠻和陰暗的靈魂而言，肉體的刑罰不足以宣洩心中的仇恨，還必須輔之以精神的刑罰。
“士可殺而不可辱”是中國士大夫用精神對抗黑暗和暴政的勵志名言，知識分子把名節和清白看得高於生命，既是做人的最高目標，但也是做人的軟肋，所以毀滅其名節、挫敗其銳氣也成為當局打擊知識分子的利器。對於那些有能力和有願望充當民眾精神領袖和意見領袖的士大夫、知識人，最得力的打擊措施仍然是趙高的當眾羞辱術，迫使其低頭認罪，然後歸附強權，雖花樣會有所翻新，但萬變不離其宗。埃德蒙·柏克就發現，惡也有創造力。歷經嚴酷摧殘而不屈的人，其人格才顯得格外高大完美，璀璨耀眼。在明末官員的人格遭遇集體淪陷的晦暗時代，官員們普遍不把苟且偷生、投降變節視為恥辱，對他們唯一重要的只有此生繼續享受和世代永享富貴，這時史可法表現出來的氣節才總算為那個靈魂墮落的群體保留了一線亮色。
優良的政治制度必定是在充滿人類之愛的世界中產生的，反映人性之美，也成全人性之美。民主法治制度產生於基督教世界並非偶然，制度的創造者出於對全體社會成員的愛，把制度奠基於平等和仁慈之上。反之，把制度設計為自我利益的層層保護傘就一定是一個劣質的制度，在保護傘之外，被預設為各種敵對利益的重重環繞。在敵對思維支配下，革命是同拿槍的敵人鬥爭，改革是同不拿槍的敵人鬥爭。敵人即異己。無論是革命還是改革，都只是一次新的利益分野和社會分裂。
中國的前途不取決於革命還改革，而取決於能在多大程度上驅散我們人性中的黑暗部分和增加人性中的光明成分。只有直面人性的黑暗，才能清算人性的黑暗。尊重他人，尊重普遍的人格和人性，是清算人性黑暗的第一步。尊重他人的人格和人性便是成全自己的人格和人性。革命和改革本身創造不出優良制度，只有具有人性之美和人格尊嚴的革命者和改革者才能創造出優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