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岁识字，3岁扫盲”作为一种新的早期智力开发目标，近一两年通过许多有影响的报刊、广播、电视宣传媒介，风靡全国，使许多年轻父母为之动心。
　　这个目标究竟能不能实现呢?不可否认，社会上是有3岁的孩子认识上千字的事实，但那是极个别的“神童”。最多只有儿童的千分之三，绝不是大多数，更不是所有婴幼儿能够达到的。尽管宣传者说2～3岁的孩子能认识上千字，是按照某某“方案”培养出来的。但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所列举的实例却是这个省1个，那个省1个，诸如新疆×××、安徽×××、四川×××能认识上千字，并没有列举出一个按照某某“方案”进行早期智力开发实验成功的婴幼儿群体。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据我所知，社会上极个别的能认识上千字的婴幼儿，并不都是按那个某某“方案”培养出来的。在那个“方案”出台以前就有这样的实例。不仅现代社会有，就连古代社会都有，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不是某某“方案”制作者的功劳。
　　3岁能认识上千字的“神童”，古今中外，都是极个别的。“神童”不可能进入“千家万户”，儿童并不个个都是“神童”。若个个都是“神童”，“神童”也就不存在了。
　　家长们应當明白，儿童智力开化有早有晚，有的识字早，有的识字晚。假如所有年轻父母，都不加区别地对所有的婴幼儿进行强制性的智力开发，强迫自己的孩子按期达到“3岁脱盲”的目标，将会严重损害孩子的身心健康，甚至酿成身体和心理的疾病。
　　我们知道，文字是一种抽象符号，是书面语言。文字是对客观事物高度的抽象、概括，要真正理解、掌握文字的含义，必须以感性知识和实际经验为基础。要3岁以前的孩子认识一些以具体形象为依托的文字是可能的，比如人、手、口、刀、马、牛、羊、坐、走、跑等文字。这些文字所表示的对象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可以认识、掌握；而那些以抽象事物为依托的文字，比如古、今、绝、理、制、幽、而等文字，是不可能理解其含义的。
　　所谓识字，不仅是指会辨认字形，而是能知道字的音、形、义，做到会认、会读、会写、会用。3岁以前的孩子，独立活动能力很差，实践活动范围很有限，感知的事物很少，感性知识很贫乏；3岁以前的孩子，思维特点是以直观行动思维为主，就是说他们的思维是在对物体的感知和自身的动作中进行的，离开具体物体和动作就不能进行思考。对事物的认识，是很肤浅的，不可能通过抽象概括认识事物的本质。一般说，3岁的孩子是不可能理解、掌握上千的文字，绝大多数孩子3岁时不可能“摘掉文盲帽子”。
　　从世界范围看，不论是哪个国家、民族，也不论是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集中识字都是从6～7岁时开始，也就是从上小学时开始。也只有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孩子的思维才开始由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逻辑思维发展，实践活动范围才大一些，感性知识才多一些，才有可能系统学习文字知识。一般说，这是不以家长的意志为转移的。任意后推儿童识字的年龄，会影响儿童智力发展的进程；任意提前识字的年龄，不顾孩子的实际能力，硬要强迫孩子认识、掌握那么多“抽象符号”，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智力开发，就会使绝大多数孩子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另外，家长还要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识字是开发儿童智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识字早晚与多少，是衡量儿童智力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但不是唯一的标志。我们中国人向来以孩子识字早晚和多少，作为衡量智力发展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这是很片面的。识字是发展智力的途径，不是目的。识字早的孩子，长大后智力发展水平有很高的，识字晚的孩子，长大后也能有很高的智力发展水平。比如，北京大学的陈章良教授，不到30岁就成为博士生导师。可他在7岁之前，并不识字。因此，3岁以前，甚至包括整个学龄前阶段，儿童智力开发工作的重点，不要放在让孩子识字方面，而应当着重丰富孩子的感性知识，以社会和自然界做课堂，以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做教材，尽可能让孩子多感受、感知客观事物，进行实践活动，开扩眼界，积累生活知识和实践体验，为上学以后集中识字和系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打好基础。
　　中国有句成语：“杀鸡取卵”，意思是为了早得到鸡蛋，不惜把母鸡杀掉，从鸡肚子里取出鸡蛋。比喻只顾眼前的好处而牺牲长远利益，这是批评那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和行为。凡事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事物发展进程都有自己的先后秩序。违背规律，打乱秩序，会事与愿违的。
　　3岁以前的孩子，可以试着教他们认一些字。但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适可而止。不要强制，不要定具体的指标，能认多少就认多少。要因人而宜，不要跟别的孩子相攀比，更不要跟那极个别的“神童”相攀比。婴幼儿阶段，应主要是学习和掌握口头语言，而不是书面语言。
　　希望年轻父母，不要做“杀鸡取卵”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