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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定要自己生产出青霉素”
20世纪40年代的“神药”是青霉素，它是英国人弗莱明无意中发现的。很多当时无药可治的病，青霉素都可以做到药到病除。因此，青霉素的价格高得惊人，甚至贵过黄金。
那时青霉素在中国叫“盘尼西林”，因为全靠进口，进价不菲，一根金条能买到一盒盘尼西林，算是给面子了。这狠狠地刺痛了汤飞凡的心。
汤飞凡，著名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沙眼衣原体的发现人，湖南醴陵人，1921年获湘雅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北京協和医院。1926年在美国哈佛医学院从事细菌学研究，1929年回国在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即后来的上海第一医学院）等处从事细菌学教学与研究工作。1938年春天，在上海家中的汤飞凡收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颜福庆要他去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的来信，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战火日渐逼近，1939年，中央防疫处迁到昆明。当时，无论是抗战前方还是后方，许多人都等着用青霉素救命，可仅靠进口，价格奇高，数量奇少，根本用不到普通人身上。
“中国人一定要自己生产出青霉素。”汤飞凡下了决心，让朱既明和黄有为两人负责此事，并发动全处人员都来找青霉素菌种。
朱既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被汤飞凡挖了过来；黄有为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是回国支援抗战的。
青霉素之所以叫青霉素，是因为它是从青霉中提取的。青霉是一种菌，得了青霉病的柑橘上面长的那种毛茸茸的东西就是青霉。青霉常见于腐烂的水果、蔬菜、肉类以及衣、履等物之上，多呈灰绿色。但并非所有青霉都能提取青霉素，青霉是一个大家族，有许多种，只有其中的点青霉和黄青霉等，才能提取出来，而且不同菌株的产量形同霄壤。所以，青霉好找，而点青霉和黄青霉难找，高产的菌株尤其难找。
找到不易，提取出青霉素更难。西方人虽然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但从不涉及如何能找到、如何分离点青霉和黄青霉，对生产、提纯的方法，更是守口如瓶。各大药企之间也是严加防范。这不仅是科技机密，更是商业机密、军事机密。
皮鞋上的青霉
天无绝人之路。据赵铠院士回忆：“我是听卢锦汉老人讲的，当时卢锦汉做朱既明的助手，他们住一个屋子。一天搞卫生，把床底下的鞋啊、脏乱的东西都拿出来在外面晒，有一双皮鞋在那里晒。汤飞凡过来了，一看皮鞋上长的霉，有点像青霉菌，带点色的，就叫朱既明和黄有为从这双皮鞋上的霉菌中分离，果然分离成功了。分离成功以后就做纯化、培养、提纯等等，做成了青霉素。”
上面说的卢锦汉，当时是血清室的技佐 （技术助理员），青霉素的菌株就是从他的皮鞋上分离出来的。
但成功分离菌株只等于有了种子，离丰收还很远。反复试验摸索，发现青霉看似普通，室内室外到处发霉，其实却非常“娇气”，要伺候它不容易。第一，它对温度有特殊要求，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为24℃，低了高了都不行，所以必须专门为它建一个24℃的恒温室；第二，它对通气有特殊要求，需要有足够的氧气供它呼吸，只能生长在液体的表面，所以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来培育；第三，它对营养有特殊要求，仅用一般的培养基还不够，必须给它加营养，几经调配，最后确定加玉米汁和云南的棕色蔗糖。
这三关过了，合格青霉素终于被培育出来，只是浓度还不够理想。这是1942年的事，比西方才晚了一年多。
1943年，美、英对青霉素菌株的管制有所放松。汤飞凡去印度访问，带回了10株青霉素菌株。中华血站的樊庆笙从美国回来，也带回一对菌株，并且加入朱既明领导的青霉素室工作。汤飞凡让他们对所有这些菌株做对比研究，选出一个最好的来用于生产。对比的结果，那些洋菌株都败在了从卢锦汉的皮鞋上分离出来的那个菌株上。自此，那个菌株就作为了中央防疫处青霉素的生产株。
朱既明和樊庆笙摸清了青霉素对酸碱的化学特征，用化学的方法使之纯化和浓缩，达到了每毫升2万至5万牛津单位，与美国的同类产品不相上下。
青霉素生产车间
接下来的问题是产品的保管和储存。说青霉素“娇气”，还因为它在液体中很不稳定，容易挥发，要使它真正成为产品，必须把它变成固体。
液体变固体，烘烤是最简便的办法，但对青霉素而言，烘烤等于加速其挥发。国外的办法是用化学干燥机，而在要啥没啥的昆明，到哪儿去找这宝贝机器？
黄有为有办法。他是美国华侨，夫妇俩为抗日而回祖国出力，被汤飞凡招至麾下，成了实际上的总工程师。他从小就养成了干什么都喜欢自己动手的习惯。他要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出一台化学干燥机来。他画出了设计图纸， 除了所需的一台真空泵是用处里采购的美国货外，其他大小部件全部都出自他的手。总装调试阶段，他废寝忘食地忙在机房，最后把许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办成了！每毫克200～300 单位，每瓶装2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试制成功，可以正式投产了！
防疫处制造出青霉素后， 汤飞凡却没有借机发财， 而以一元一支的价格供应急需的军民。有些因寻花问柳而感染梅毒的富人提出一根金条买一盒青霉素，被他断然拒绝。而对需要救命的穷人，往往减价甚至无偿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