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论古人还是今人，记载事物时，书写工具越精良，效率越高。文房四宝中，砚的生命力比笔、纸、墨都要耐久，一方传承有序的砚台，可以反映一段历史。
　　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最初是一种为陶器着色时使用的颜料研磨器。北京聚砚斋砚台博物馆的创始人之一火来胜，既是砚台的收藏家，也是砚文化的专家，他认为，几千年来，砚成为推动社会文明不可或缺的利器，其本身也完成了从实用器物向艺术作品的转化。砚台从一个侧面记载了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是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缩影，它的独特气质与魅力，曾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之赋诗填词、著书立传，乃至与之相依相伴，直至终老。

藏砚是一种行为艺术

　　砚台是古时文人读书写字必不可少的工具，朝夕相伴之间，生出一种主仆般的深厚感情。
　　唐、宋时，制砚工艺高速发展，文人不仅争相收藏砚台，还在往来书信中交流品评，或是潜心为砚台著书立说，比如米芾的《砚史》、欧阳修的《砚谱》、蔡襄的《砚记》等。这些人中不乏特立独行的“砚痴”。苏轼有一位端州友人，知道他喜爱砚台，想顺路为他代购几方，被苏轼委婉拒绝了，说自己就是手写坏了，砚台也不会坏，意思是手头砚台已经够用，言语间颇有些超然物外的意味。其实苏轼也就是说说而已，见到好砚还是会忍不住“据为己有”：先是看上张几仲家的一方龙尾砚，当即用自己的佩剑换了回来；后来行将就木之时，对米芾珍藏的一块“琅邪紫金砚”仍然念念不忘，竟叫人强行要了来，并嘱咐将这方砚置于棺中，说这样自己才能瞑目。相比苏轼，米芾爱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宋徽宗请他去宫中作画，拿了一方端砚给他用，画作完成后，米芾捧着砚台跪地不起，说砚台已经为自己所濡染，皇上不好再用，不如送给自己。“文艺皇帝”宋徽宗倒也痛快，哈哈大笑着说：准了。米芾抱着砚台手舞足蹈地飞奔而出，弄得满身墨迹也浑然不觉。
　　明清时期的砚台往往集雕刻、书画、诗词、篆刻等于一体，特别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睐。明朝鉴砚、藏砚之风盛行，砚底、砚侧大多镌刻有铭文，雕工精细。清朝时出现了象牙、水晶、翡翠等稀有材质，尽管实用性欠佳，但不失为艺术品，雕刻的题材也更为广泛，花鸟鱼虫、山川河流、民间故事等都可作为图案。清代书画家、雕刻家高凤翰，毕生收藏砚台千余方，年过半百时，右手病残，仍执着于作画和刻砚铭。他过世后，坟墓被掘，其中竟有百余方随葬的砚台。纪昀、刘墉也热衷收藏名砚，纪晓岚晚年嗜砚成瘾，还编撰了《阅微草堂砚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砚林珍作。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砚痴，亲友劝他买田置业，他却打趣说，自己生来就是贫寒命，于是背着祖传的砚台云游四方，继续寻觅好砚，当收藏的砚台达到一百零二方的时候，他自称为“百二砚田富翁”。金农认为砚台亲君子而远小人，所以宁肯与砚台相伴终生。
　　直至今日，砚台制作从来没有中断，一代又一代的制砚艺人赋予砚台持久的生命力，赏砚、藏砚者也大有人在，像火来胜这样，痴迷砚台将近四十年，对各种砚谱、砚史早已烂熟于心，一提到哪里有一方好砚，眼睛便烁烁放光，这份情怀，恐怕与古时那些“痴人”没什么两样。

展读砚中的沧海桑田

　　砚台的出现是为了研墨。砚台讲究质地温润，其石材本身的妙处也成为世人品砚、藏砚的关键。历史上有“四大名砚”、“十大名砚”等各类排行榜，现代人藏砚，同样关注是否“出身名门”，比如位居名砚之首的端砚，向来价值不菲。不过，细数古代嗜砚成瘾的文人，大多重在玩赏，实用倒是其次，对于石材优质、做工精良的砚台当然求之不得，但另一方面，收藏砚台，也是为了一份恋旧感怀之情。
　　舞文弄墨是古代文人赖以生存的手段，不免终日都要与文房四宝为伴。砚台坚固耐磨，一般不易损毁，或伴着主人挑灯夜读，或陪同主人上京赶考，或与主人分享金榜题名的喜悦、分担落榜之时的忧郁，可以说忠心耿耿，与主人生死与共。宋代陆游有诗云：“穷交谁耐久？晨暮一破砚。”即便是一方破砚，主人也会对其备加呵护，稍有磕碰，一定要想方设法补全，直到用至砚台“寿终正寝”，才与其挥泪而别。陆游在诗中还写过一方与其常年相伴的砚台，因其不慎使砚台坠地而感到万分失落，他试着用胶漆粘补，勉强修好，虽然研墨功能大不如前，但终归是心爱之物“失而复得”，还是坚持使用。再如唐代的李元宾，旅途中失手摔坏一方友人送的砚台，想到这方砚台与自己默默相随多年，而且是友情的见证，不忍心就地丢弃，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回到京师后，将其礼葬。韩愈听闻此事，特意作文表达对李元宾的赞赏，称他有情有义。
　　火来胜认为，砚铭带给人的享受，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材质。他收藏的第一方砚台，是从一位乡亲手中得来的清代山水铭文砚，初见时，外表粗糙不堪，洗净之后，竟然出现一幅山村早春日出的图案，并配有一行铭文。在砚上镌刻表示归属的铭文，古已有之，至唐宋两代，文人开始在砚台上雕刻抒情怀古的铭文，表达自己对生活中种种境遇的感悟。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的长子前往饶州任职，苏轼特意送给他一方砚台，刻有“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意在鼓励长子在工作中积极进取，求道若渴，治理钱财能以施为贵，断案时能怀有一片仁心，体现上天好生之德。还有一方让砚台藏家倾心的传世绝品——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正气砚”，共有三条铭文，一是岳飞的，二是谢枋得的，三是文天祥的。岳飞的铭文是：“持坚守白，不磷不缁。”岳飞遇害一百年后，这方砚台被宋末爱国诗人谢枋得收藏，新刻铭文：“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迹，与铭字相若，此盖忠武故物也，枋得记。”谢枋得与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同榜进士，交情甚笃，他不惜割爱，将珍藏的岳飞砚赠给文天祥，文天祥又写了一首砚铭，刻在砚侧，以明其志：“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佛失道自全。”这方有系列砚铭的砚台记录了一批爱国志士的抗争历程，对后人有着深远影响。火来胜说，收藏砚台的妙处在于感知历史，尤其是古砚，饱经历史沧桑，具有极为丰厚的人文特质，沉淀的是历代文人墨客的气韵。

Info

博物馆里赏古砚

　　砚台的投资功能古已有之，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就曾以一方砚台换得一处宅院。如今，在艺术收藏的行列中，砚台也不失为一只“潜力股”，近年来，官方估价百万以上的砚台不在少数。收藏砚台，应当多看真品，博物馆是一个赏砚的好去处。2010年，火来胜协助另一位砚台藏家，初步建成了一座砚台的博物馆——“聚砚斋”，成为国内外砚台收藏家、爱好者交流的重要场所。此外，国内多数博物馆也都藏有古砚，或举办古砚展览。
　　聚砚斋位于琉璃厂，开阔的展厅分为砚台春秋、众砚争辉、名砚精品三个板块，展出近400方砚台。展览从一个商代的“凹窝研磨器”，即砚台的雏形开始，系统梳理了中华砚文化的发展历史，全面展示了中国的四大名砚以及地方名、名人用砚中的精品。除石砚外，聚砚斋还展出了包括玉砚、银砚、瓷砚、水晶砚、紫砂砚等多种材质的砚台真品。

砚台的千年流变

　　汉代：前期大多由原始研磨器转化而来，就地取材制成天然圆饼砚，古朴，原始；后期配以足、鸟兽雕饰，雄浑大气。
　　三国、两晋、南北朝：瓷砚大量问世，南朝三足圆形瓷砚线条简洁，率真自然；北朝四足方形石砚，雕有骑兽、力士、舞蹈团等，可见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子。
　　唐代：为满足文人墨客书画创作的需要，贮墨量大的箕形砚出现，造型丰润饱满。
　　五代：随着高脚椅的出现，平台砚逐步代替带足砚。
　　宋代：流行方正简约的抄手砚，是由箕形砚演变而来，砚底挖空，两边为墙足，可用手抄底托起。
　　元代：砚台的形制粗犷豪放，线条刚劲有力，展现草原民族的强悍民风。
　　明代：宽扁的长方形砚成为主流，石材更为讲究，砚随石形，奇形怪状的砚台不少。砚背、砚侧或砚面上出现名人镌刻的题记，砚的功能逐渐由实用品走向工艺品。
　　清代：造型雕饰繁复，华丽有余，开创不足。

砚台的别号

　　即墨侯：毛笔被封为“管城子”，而砚被唐朝的文嵩在《即墨侯石虚中传》里封为“即墨侯”。作者称砚姓石，名虚中，字居默。
　　万石君：宋人爱砚，苏东坡曾为“罗文砚”作传记《万石君罗文传》：“罗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隐龙尾山。”并封其为“万石君”。
　　陶泓：唐朝韩愈作《毛颖传》，称砖瓦砚为“陶泓”。唐宋时，石砚虽然出现，但原料的开采、制作受到条件限制，便于生产的瓷陶砚仍多于石砚，在称呼上也总是把砚和陶瓦联系起来。
　　砚田：农民以土为田，以田为主；文人以砚为田，以田为生。苏轼有诗云：“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
　　墨海：宋人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讲到：传说黄帝得一玉，琢为墨海，并刻“帝鸿氏之砚”数字于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