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因“庆历新政”，范仲淹于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被贬邓州，欧阳修于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被贬滁州，《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两篇同写于庆历六年的名文，就是两人身陷逆境后的心灵记录。
　　《岳阳楼记》简直就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迁客骚人之“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难道不是夫子自道？迁客骚人眼中洞庭湖之“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的景象，难道不是自己乍遭打击时黯淡心情的写照吗？迁客骚人眼中洞庭湖之“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近影沉璧”的景象，难道不是对自己在风波已静远离尘嚣后，复归于恬淡平和的心境的描述吗？而他写古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确凿无疑是借古人写自己，写自己对待仕途进退的态度、原则。我们还可以确定，那些壮语也只能是一个从一己之悲喜忧乐中正在解脱或已经解脱的人说出的话。篇末一句“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声长叹，词意陡然一转，又从豪壮激昂跌落到深沉的感慨之中，遭受打击的沉沉的回声又一次不由自主地，从心灵深处隐秘的地方飘荡起来。作者从古仁人那里，回到严酷的现实，淡淡的忧郁、惆怅，隐约的迟疑、彷徨又浮上心头，遂感觉古仁人的豪言壮语实在未能尽意，于是，长叹一声后再补写一笔，传达出了自己曲高和寡的苍凉、孤独和求其友声的渴望、呼唤。
　　但是，如前所述，作者正在走出或已经走出失败的阴影，所以，文章的整体格调是积极的，主旋律是高昂的。
　　《醉翁亭记》写被贬后与僚属的出游、垂钓、宴饮、弈射，展现了自己强颜欢笑、纵情山水宴乐以排遣抑郁苦闷的真实心态；写滁人伛偻提携前呼后应你唱我和之逍遥游，写禽鸟“树林荫翳，鸣声上下”之自在乐，不自觉地流露出厌倦险恶的仕途、向往平和自由生活的意识；写“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的自我形象，让我们窥见了作者灵魂深处些微的颓放。他写“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更是意味深长：在游宴热闹之后，沉淀在心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无人理解抚慰的寂寞，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
　　尤其是那一句“树林荫翳，鸣声上下”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可以引导我们理解欧阳修的真意。前面的“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都是作者身临其境亲眼目睹的，在滁人宾客都随太守回去之后，太守何以得知山中树林的情景？或曰前面是实景，此一笔系虚景，是作者想象，那么，作者的思绪何以突兀而至，独想起了山林禽鸟？盛宴散去，丝竹歇后，“饮少辄醉”的太守在府衙中怎么就一下子听到了山林里忽上忽下到处自由欢快的鸟鸣？我们的思绪可是被这一句一下子激扬起来了，想到了庄周，想到了他的濠上之鱼，“子非鱼，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想到了陶渊明，想到了他的南山东篱，“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于是，我们就知道，欧阳修当然会敏感而亲切地想到那一片山林，想到山林中的鸟，看到它们自由自在飞动的影子，听到它们欢乐恣意的鸣叫声了……“达”与“穷”原是中国古代文人人生的两个极点，“仕”与“隐”原是中国古代文人人生的两种归宿，非此即彼。
　　两篇名文同样写贬谪，同样是遭受打击激荡出来的回声，范仲淹比欧阳修表现得更旷达超脱些，首先是因为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已57岁，六年后他就去世了。一个人步入晚年后，对一己之升降“荣辱”得失就看得淡了，而对倾注了自己一生心血的事业则看得重了，自然胸襟博大；而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时才39岁，正当奋发进取有所作为的年龄，对这一次贬谪他自然十分在意，所受的打击自然格外沉重，反应自然较为消极。其次，范仲淹是文学家，更是政治家，他的着眼点总是不离君主苍生，其为文，一般富于政治内容，重在言志，追求雄奇瑰伟的境界；而欧阳修文学家的气质更浓，着眼点在于人的心灵情绪，其为文则重在抒情，追求的是委婉隐曲的韵致。此外，范仲淹写此文时，距被贬放已一年多近两年的时间，时光的流水已将胸中的郁积稀释冲淡了；而欧阳修写此文时，距被贬放仅数月，正是郁积无可排遣之际。所以，范仲淹选择了雄奇的洞庭湖、岳阳楼，而欧阳修则选择了秀丽的琅琊山、醉翁亭做了他们遭受打击的心灵的对应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