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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永远是土地的主角，镰刀、斧头及国徽上金灿灿的麦穗赋予了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在风起云涌的历史大潮中成就各种角色：有的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业界明星，如赵本山；有的获得了崇高的政治地位，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如大寨的陈永贵；但如果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标准去考量，最具意义的还数吴仁宝——这位华西村土生土长的“超级”农民。
中国最有名的农民
在中国，提起吴仁宝和华西村，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虽然有着一系列头衔，但吴仁宝时常用浓厚的方言表示自己首先是个农民。
1928年11月，吴仁宝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华墅乡吴家基，1961年，33岁的他开始担任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支部书记，直到2003年卸任。
当年的华西村人穷村破，一人一天只有半斤口粮，集体负债1.5万元。在吴仁宝治下，华西村走上“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1999年，华西村股份公司在深交所上市。2004年，华西村将周围的华明、泾浜、前进等十多个村合并，组建大华西村，面积达30平方公里，人口3万多人。
如今，在华西村，人人有高档汽车、住豪华“第六代”别墅，全村年销售收入达512亿元，人均收入高达8.5万元，有令人艳羡的福利、劳保、医保，“比城里人还城里人”。贫穷落后的小村庄成了享誉海内外的“天下第一村”，每天全国各地前往华西村取经学习的人络绎不绝。而这参观学习最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就是听吴仁宝在华西村“金塔”顶层的大会议室里作报告。
近十年，几乎每天，吴仁宝都在华西村为前来旅游、参观和学习的人介绍华西村发展历程和他个人的思想，受到明星一般的追捧。他出版了《吴仁宝文集》、《吴仁宝箴言》、《社会主义富华西——吴仁宝宣讲报告集萃》等著作。为此，吴仁宝被誉为“中国农民第一人”和“农民思想家”。
一些听了吴仁宝报告的中国游客说：“我们那里山也好，水也好，就是缺个吴仁宝。”有来自西方国家的游客表示：“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想要。”
吴仁宝的确有他自己独特的治村之道。
吴仁宝带领着华西村一直在走适合自己的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附近村子跳忠字舞、背语录时，吴仁宝提出“多插一棵秧，多种一亩地”，结果，华西村生
产力猛涨。1972年，华西村粮食亩产超过一吨，成为当年的“农业学大寨”样板村。全国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吴仁宝发现市场上物资紧缺，带领村民偷偷建农具加工厂。1980年，江苏江阴县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华西村提出自己的方案——将全村六百多亩良田交给30人耕种，剩下的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村办企业中。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但吴仁宝坚持没有这样做。他认为，华西村每人半亩地，分下去人们吃不饱也饿不死。他觉得，村子发展要符合实际，适合自己的就要坚持，“遇到不符合实际的，上级来检查，就表面应付，不顶撞，但就是不做。”“把农具铁锅搞去炼钢铁就得饿死；人多地少，‘包产到户’就得穷死”……
这种“生存利益最大化”的理念让吴仁宝带领华西村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吴仁宝政治嗅觉的灵敏是最让华西人津津乐道的，这其中最经典的段子莫过于吴仁宝“一个会议赚了一个亿”。那是在1992年3月初的一天，邓小平南巡讲话播出后，吴仁宝于当天夜里两点钟召集党员干部大会，发动全村人立刻奔赴全国各地用尽各种办法购进原材料。果然，待3月11日“讲话”精神传达到全国各地的基层，原材料价格迅速上涨了几倍。
只念过三年私塾的吴仁宝每天早晨6点30分准时收听广播新闻，晚19点定时收看“新闻联播”，雷打不动。依靠对政策的嗅觉，对风气的观察，他始终把握着风云变幻中的市场，总能带领华西人险中求胜。1亿、3亿、10亿、50亿、100亿元……此后十余年时间，华西总产值呈几何级数增加。
金光闪烁的“天下第一村”
华西村的富裕，即使先前有心理准备，不身临其境，还是无法想象。而参观过华西村的人，往往只能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它。
在沿江高速华西出口下来，穿过一段长达两公里左右的厂区，穿过“天下第一村”的牌楼，“中国华西”4个高悬在远处华西金塔之上的大字金光闪闪。站到金塔15层的看台望下去，近处，几百栋中式别墅和欧式别墅整齐划一地排列，形成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远处，三面林立的是工厂，那是华西村的“钱庄”，涉及冶金、纺织和旅游三大行业的80多家企业聚集在这里，创造着全村512亿元的年产值，与一个银川市不相上下。
冷冰冰的数字之外，财富的轮廓在这里随处可见。金塔顶端的圆球据说耗费了3.5公斤黄金，奥迪汽车里钻出来的不少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村里到处遍布着宽窄不一的长廊，将每家每户以及厂区连接起来，为的只是达到“出门下雨不打伞”的小康目标。
别墅统一建、统一分。像华西村70岁的孙晋高和69岁的老伴徐琴娣，老两口自住一幢300平方米的小楼，车库里停着他们的小轿车。儿子儿媳都在华西村企业工作，24岁的孙子在美国留学。作为城里人最大负担的住房，在这里根本不成问题。
在华西，每个村民每年发300斤大米，发菜金，孩子上学免费，村里每年给免费体检两次，治病期间带薪，看病报销90%……“住在华西村，自己花钱都很少，每年就出去旅旅游。”村民李满金102岁生日时，按照村里给百岁老人特殊补贴的政策，她的所有直系亲属每人领了一万元，全家一共领了37万！不仅如此，当老人到了105岁，每位直系亲属将奖励5万元，也就是说，在不添丁的情况下，全家可以拿到185万元的敬老奖！
华西的老百姓怎么富？吴仁宝说：“经济上有三个来源：一是按照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工资加奖金；二是像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按需分配，统一发福利；第三是有资本分红。” 作为中国首富之村的“当家人”，吴仁宝却给自己立了一条“三不”规矩：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奖金。当华西村农民纷纷住进第六代别墅时，吴仁宝依然住在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简陋老房里。 什么是社会主义？对此，吴仁宝有他切实而具体的理解：“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他又补充说，“华西村的幸福有三条土标准：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
2011年华西迎来建村50周年，展现给世人的是价值3亿元人民币的重达一吨的金牛和一座座金碧辉煌的“金塔”。最炫目的是高达328米的“中国第八高楼”——超豪华新农村大楼，这是由华西村村民每户出资1000万元、共筹资30亿元人民币建设而成，其中的空中花鸟园、空中游泳池等尽显豪华。
周年庆典之上，来自50多个国家175家新闻媒体的500余名记者，像报道一场大型国际盛典一样赶赴现场。近百名中央和省部级领导出席纪念大会开幕式。央视主持人朱军、朱迅、水均益等一一亮相。
无法摆脱的局限
华西村农民公园里，传统江南建筑中密布着各种壁画和雕塑，展现的都是中国传统故事；而在相隔不远的世界公园里，美国的白宫、法国的凯旋门、悉尼的歌剧院又惟妙惟肖，应有尽有。
除了“锦绣中华”与“世界之窗”的聚合体，华西村还按1比1的比例，修建了“天安门”，在龙砂山上修建了“万里长城”。 2012年11月28日，“华西村博物馆”建成开馆，由按原比例复制的故宫太和殿、乾清宫、东华门、角楼和红墙等仿古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达一万平方米。
在华西新地标——新农村大楼里，五个豪华会所分别以金、木、水、火、土为主题，陈列着五头由金、银、铜、铁、锡打造的金属牛。而重达一吨的金牛成了华西村的象征。在“金”会所内，以黄金装饰，使用黄金碗筷杯碟，打造“天下第一宴”。吴仁宝还将财神菩萨、寿星、天官、老子四座雕像混搭在金塔上，供前来“朝圣”的游人参拜。
有学者整理了华西历任村干部的名单，得出结论是52年来华西村最高掌权者始终是吴仁宝，即使他于2003年卸了任。吴仁宝曾说：“如果我搞个体，华西这些财富就是我一家的了。”看起来华西村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企业，但是正因为它的惹人注目，公众对于华西村村务、财务、基层民主等诸多问题的关注与疑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就有研究者统计后指出，吴仁宝4个儿子可支配的资金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从2012年吴仁宝的孙女吴英出任江阴市副市长曾引发不小的社会关注也可见一斑。
2003年，吴仁宝退休，接任其职位的是他的四儿子吴协恩。类似的选举结果，难免让人联想到“世袭”。为此，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曾长期担任吴仁宝秘书的孙海燕还特意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公众关心的华西村是否存在家族企业式经营、家族成员身份以及资产状况等问题作了回答。
关于财产问题，孙海燕这样解释：华西实行的是“二八开”、“一三三三”的分配原则。吴家人按照每年完成的经济效益和承包经营合同，他们有的可以拿几千万甚至上亿，但是他们都只拿了零头还不到。至于有记者问吴仁宝家族究竟占了华西多少股份，孙海燕说：“我可没有准确的数，但是我可以公开再声明一次：一个零头都不到！绝不是网上所说的吴家控制90%股份。”
尽管如此，世人对吴仁宝、对华西村的关注和争议从未停止。这种争议，在2013年3月18日，享年85岁的吴仁宝因患肺癌医治无效在华西村家中逝世后，达到了顶峰。
无法复制的模式
吴仁宝主政华西村52年，用他天生所具有的企业家的独到眼光及政治智慧，带领群众走集体主义致富道路，一手将这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打造成如今称誉海内外的“首富村”，开创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华西模式”。
面对华西的成功，人们当然渴望加以复制，可一些去华西参观学习的人收获最多的只是羡慕。苏南各地最初仿效“华西模式”的村，到后来几乎都以改弦更张而告终。
上世纪90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到华西村研究苏南模式。吴仁宝对他说：“最好不要讲模式，我最怕模式。”吴认为，只要是发展的好办法，哪种适合走哪条。这与邓小平提出的“黑白猫”理论不谋而合。
在华西村，人们开着豪车、住着豪宅，但所有这一切却都是“集体的”；村里有一吨重的“镇村之宝”金牛、高达328米的“中国第八高楼”、金碧辉煌的“金塔”，但这些也都是“集体的”。华西人的工资每月只发一半，另一半到年终统一结算；奖金与分红，其中20%发放到个人，另外80%转资到集体，特殊情况用钱可以写申请报告。但是，华西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有严苛的村规民约；它与纯市场经济的股份制也不同，村民的股份无法抽回，人在股份在，人走股份不能走，如果离开，一切浮华转瞬成空。
华西村从1985年时就是股份制了，现任书记吴协
恩说：“我们的股份制跟人家不一样，我们的股份制是集体控股、个人参股的形式。当时老百姓每人拿2000元入股，现在资产已经超过了百亿。这个贡献是大家的。别外，转制最大的一点，特别是在农村，它会带来很多不利的方面，比如公共事业、城景规划、环境卫生、绿化道路等，谁来搞？如果没有集体经济这一块，就没有人来做，如果全部私有化，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规划。就像现在全国的农村，很多地方都是东一栋、西一栋地乱建房子，干部的权威少，没有整体的规划性，今后发展成本就会非常高。再一个，谁来帮助弱势群体？现在你们看得到，发达地区还好一点儿，欠发达地区留下来的就是老弱病残，有能耐的当老板了、进城了，这样一来，不利于农村发展。”
其实，回过头来我们看华西的发展道路，从一开始，作为乡镇企业，华西村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同样受益于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尤其受益于广大的国内市场，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华西村只是其中的翘楚。据报道，1995年，华西村的产值在全国所有乡镇企业中名列三甲。可是，在当时，科龙、万向等一大批明星乡镇企业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它们与华西村的共性要远远多于差异。
但华西村的独到之处，在于吴仁宝的“两头保持一致”：对底下，一定满足村民们的需求，不断地满足，总是比外面超前；对上面，他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吴仁宝在学大寨时期办工厂，在“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初兴之时开始走集体股份制，在乡镇企业式微之际搭起海运、航空、金融、旅游的转型平台；政治上则始终紧扣“主题思想”，从毛泽东时代直到今天，一路高歌向前……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吴仁宝在改革大潮中自觉运用市场手段进行经济发展，但同时又懂得以集体主义名义去争取更多的支持，这使得华西村在发展中具有了更多的优势资源。从吴仁宝给摩天楼取的名字上，可以窥见他的政治智慧——“增地空中新农村”，听起来有点儿拗口，但它主打节约利用土地和新农村建设这张牌，因而赢得了最大化的支持。
农村工业化也好，集体化经营也罢，华西村的成功有太多特殊性，包括华西村和吴仁宝个人的属性，也包括他们功成名就后，各方各界为培育华西“小气候”、“大模式”而刻意提供的发展养分。试问，同样是社队企业起家、农村产业化模式，对所有的农村在机遇、待遇上和吴仁宝、和华西村“平等”，中国能否负担得起？华西村的领导也承认，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不过华西村坚持认为，和中国普遍的状况相比，华西村已经步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只是早晚的事。
华西村的治村之路更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其华西经验、华西模式并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以前就有人提出：“华西没有普遍的可复制性，中国农民也很难再出现一个吴仁宝。”
中国富裕关键在于农民的富裕，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农村的发展。中央提倡的城镇化，核心问题也是如何解决农民的问题。如果所有的中国农民都像华西村的农民一样，中国梦就实现了。吴仁宝领导华西村所走的道路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而高度的关注，正在于此。
人们看到现象，总会总结模式，思考如何推广。华西村虽然注定是一个无法复制的成功，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同样没有模式可循。
作为一位在中国独树一帜的“农民”，吴仁宝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备受争议。而透过华西村这个超级样板，透过吴仁宝已走远的背影，能否揭开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这一谜题，才应该是所有这些关注的重点所在。
吴仁宝语录
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
我是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自己不听群众的话。我听了老百姓的话，老百姓肯定会听我的话。
以前别人说我吹牛，我就造牛，金牛、银牛、石牛；别人说我讲假话，我就造‘假’的天安门、长城、美国白宫；别人说我讲空话，我就买直升飞机，在空中说话。
我们华西提倡“一村两制”，村民既可以搞集体，也可以从事个体。但不允许干部搞“一家两制”。我认为，不怕公有、私有，就怕公也没有，私也没有，要公私双富有。
一个人要有信仰。我就信仰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一直没有动摇信仰，如果说我动摇了，也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华西。我最满意、最看重的是先进共产党员的这个奖励。
中国最有名的农民
在中国，提起吴仁宝和华西村，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虽然有着一系列头衔，但吴仁宝时常用浓厚的方言表示自己首先是个农民。
1928年11月，吴仁宝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华墅乡吴家基，1961年，33岁的他开始担任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支部书记，直到2003年卸任。
当年的华西村人穷村破，一人一天只有半斤口粮，集体负债1.5万元。在吴仁宝治下，华西村走上“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1999年，华西村股份公司在深交所上市。2004年，华西村将周围的华明、泾浜、前进等十多个村合并，组建大华西村，面积达30平方公里，人口3万多人。
如今，在华西村，人人有高档汽车、住豪华“第六代”别墅，全村年销售收入达512亿元，人均收入高达8.5万元，有令人艳羡的福利、劳保、医保，“比城里人还城里人”。贫穷落后的小村庄成了享誉海内外的“天下第一村”，每天全国各地前往华西村取经学习的人络绎不绝。而这参观学习最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就是听吴仁宝在华西村“金塔”顶层的大会议室里作报告。
近十年，几乎每天，吴仁宝都在华西村为前来旅游、参观和学习的人介绍华西村发展历程和他个人的思想，受到明星一般的追捧。他出版了《吴仁宝文集》、《吴仁宝箴言》、《社会主义富华西——吴仁宝宣讲报告集萃》等著作。为此，吴仁宝被誉为“中国农民第一人”和“农民思想家”。
一些听了吴仁宝报告的中国游客说：“我们那里山也好，水也好，就是缺个吴仁宝。”有来自西方国家的游客表示：“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想要。”
吴仁宝的确有他自己独特的治村之道。
吴仁宝带领着华西村一直在走适合自己的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附近村子跳忠字舞、背语录时，吴仁宝提出“多插一棵秧，多种一亩地”，结果，华西村生
产力猛涨。1972年，华西村粮食亩产超过一吨，成为当年的“农业学大寨”样板村。全国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吴仁宝发现市场上物资紧缺，带领村民偷偷建农具加工厂。1980年，江苏江阴县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华西村提出自己的方案——将全村六百多亩良田交给30人耕种，剩下的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村办企业中。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但吴仁宝坚持没有这样做。他认为，华西村每人半亩地，分下去人们吃不饱也饿不死。他觉得，村子发展要符合实际，适合自己的就要坚持，“遇到不符合实际的，上级来检查，就表面应付，不顶撞，但就是不做。”“把农具铁锅搞去炼钢铁就得饿死；人多地少，‘包产到户’就得穷死”……
这种“生存利益最大化”的理念让吴仁宝带领华西村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吴仁宝政治嗅觉的灵敏是最让华西人津津乐道的，这其中最经典的段子莫过于吴仁宝“一个会议赚了一个亿”。那是在1992年3月初的一天，邓小平南巡讲话播出后，吴仁宝于当天夜里两点钟召集党员干部大会，发动全村人立刻奔赴全国各地用尽各种办法购进原材料。果然，待3月11日“讲话”精神传达到全国各地的基层，原材料价格迅速上涨了几倍。
只念过三年私塾的吴仁宝每天早晨6点30分准时收听广播新闻，晚19点定时收看“新闻联播”，雷打不动。依靠对政策的嗅觉，对风气的观察，他始终把握着风云变幻中的市场，总能带领华西人险中求胜。1亿、3亿、10亿、50亿、100亿元……此后十余年时间，华西总产值呈几何级数增加。
金光闪烁的“天下第一村”
华西村的富裕，即使先前有心理准备，不身临其境，还是无法想象。而参观过华西村的人，往往只能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它。
在沿江高速华西出口下来，穿过一段长达两公里左右的厂区，穿过“天下第一村”的牌楼，“中国华西”4个高悬在远处华西金塔之上的大字金光闪闪。站到金塔15层的看台望下去，近处，几百栋中式别墅和欧式别墅整齐划一地排列，形成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远处，三面林立的是工厂，那是华西村的“钱庄”，涉及冶金、纺织和旅游三大行业的80多家企业聚集在这里，创造着全村512亿元的年产值，与一个银川市不相上下。
冷冰冰的数字之外，财富的轮廓在这里随处可见。金塔顶端的圆球据说耗费了3.5公斤黄金，奥迪汽车里钻出来的不少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村里到处遍布着宽窄不一的长廊，将每家每户以及厂区连接起来，为的只是达到“出门下雨不打伞”的小康目标。
别墅统一建、统一分。像华西村70岁的孙晋高和69岁的老伴徐琴娣，老两口自住一幢300平方米的小楼，车库里停着他们的小轿车。儿子儿媳都在华西村企业工作，24岁的孙子在美国留学。作为城里人最大负担的住房，在这里根本不成问题。
在华西，每个村民每年发300斤大米，发菜金，孩子上学免费，村里每年给免费体检两次，治病期间带薪，看病报销90%……“住在华西村，自己花钱都很少，每年就出去旅旅游。”村民李满金102岁生日时，按照村里给百岁老人特殊补贴的政策，她的所有直系亲属每人领了一万元，全家一共领了37万！不仅如此，当老人到了105岁，每位直系亲属将奖励5万元，也就是说，在不添丁的情况下，全家可以拿到185万元的敬老奖！
华西的老百姓怎么富？吴仁宝说：“经济上有三个来源：一是按照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工资加奖金；二是像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按需分配，统一发福利；第三是有资本分红。” 作为中国首富之村的“当家人”，吴仁宝却给自己立了一条“三不”规矩：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奖金。当华西村农民纷纷住进第六代别墅时，吴仁宝依然住在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简陋老房里。 什么是社会主义？对此，吴仁宝有他切实而具体的理解：“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他又补充说，“华西村的幸福有三条土标准：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
2011年华西迎来建村50周年，展现给世人的是价值3亿元人民币的重达一吨的金牛和一座座金碧辉煌的“金塔”。最炫目的是高达328米的“中国第八高楼”——超豪华新农村大楼，这是由华西村村民每户出资1000万元、共筹资30亿元人民币建设而成，其中的空中花鸟园、空中游泳池等尽显豪华。
周年庆典之上，来自50多个国家175家新闻媒体的500余名记者，像报道一场大型国际盛典一样赶赴现场。近百名中央和省部级领导出席纪念大会开幕式。央视主持人朱军、朱迅、水均益等一一亮相。
无法摆脱的局限
华西村农民公园里，传统江南建筑中密布着各种壁画和雕塑，展现的都是中国传统故事；而在相隔不远的世界公园里，美国的白宫、法国的凯旋门、悉尼的歌剧院又惟妙惟肖，应有尽有。
除了“锦绣中华”与“世界之窗”的聚合体，华西村还按1比1的比例，修建了“天安门”，在龙砂山上修建了“万里长城”。 2012年11月28日，“华西村博物馆”建成开馆，由按原比例复制的故宫太和殿、乾清宫、东华门、角楼和红墙等仿古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达一万平方米。
在华西新地标——新农村大楼里，五个豪华会所分别以金、木、水、火、土为主题，陈列着五头由金、银、铜、铁、锡打造的金属牛。而重达一吨的金牛成了华西村的象征。在“金”会所内，以黄金装饰，使用黄金碗筷杯碟，打造“天下第一宴”。吴仁宝还将财神菩萨、寿星、天官、老子四座雕像混搭在金塔上，供前来“朝圣”的游人参拜。
有学者整理了华西历任村干部的名单，得出结论是52年来华西村最高掌权者始终是吴仁宝，即使他于2003年卸了任。吴仁宝曾说：“如果我搞个体，华西这些财富就是我一家的了。”看起来华西村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企业，但是正因为它的惹人注目，公众对于华西村村务、财务、基层民主等诸多问题的关注与疑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就有研究者统计后指出，吴仁宝4个儿子可支配的资金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从2012年吴仁宝的孙女吴英出任江阴市副市长曾引发不小的社会关注也可见一斑。
2003年，吴仁宝退休，接任其职位的是他的四儿子吴协恩。类似的选举结果，难免让人联想到“世袭”。为此，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曾长期担任吴仁宝秘书的孙海燕还特意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公众关心的华西村是否存在家族企业式经营、家族成员身份以及资产状况等问题作了回答。
关于财产问题，孙海燕这样解释：华西实行的是“二八开”、“一三三三”的分配原则。吴家人按照每年完成的经济效益和承包经营合同，他们有的可以拿几千万甚至上亿，但是他们都只拿了零头还不到。至于有记者问吴仁宝家族究竟占了华西多少股份，孙海燕说：“我可没有准确的数，但是我可以公开再声明一次：一个零头都不到！绝不是网上所说的吴家控制90%股份。”
尽管如此，世人对吴仁宝、对华西村的关注和争议从未停止。这种争议，在2013年3月18日，享年85岁的吴仁宝因患肺癌医治无效在华西村家中逝世后，达到了顶峰。
无法复制的模式
吴仁宝主政华西村52年，用他天生所具有的企业家的独到眼光及政治智慧，带领群众走集体主义致富道路，一手将这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打造成如今称誉海内外的“首富村”，开创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华西模式”。
面对华西的成功，人们当然渴望加以复制，可一些去华西参观学习的人收获最多的只是羡慕。苏南各地最初仿效“华西模式”的村，到后来几乎都以改弦更张而告终。
上世纪90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到华西村研究苏南模式。吴仁宝对他说：“最好不要讲模式，我最怕模式。”吴认为，只要是发展的好办法，哪种适合走哪条。这与邓小平提出的“黑白猫”理论不谋而合。
在华西村，人们开着豪车、住着豪宅，但所有这一切却都是“集体的”；村里有一吨重的“镇村之宝”金牛、高达328米的“中国第八高楼”、金碧辉煌的“金塔”，但这些也都是“集体的”。华西人的工资每月只发一半，另一半到年终统一结算；奖金与分红，其中20%发放到个人，另外80%转资到集体，特殊情况用钱可以写申请报告。但是，华西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有严苛的村规民约；它与纯市场经济的股份制也不同，村民的股份无法抽回，人在股份在，人走股份不能走，如果离开，一切浮华转瞬成空。
华西村从1985年时就是股份制了，现任书记吴协
恩说：“我们的股份制跟人家不一样，我们的股份制是集体控股、个人参股的形式。当时老百姓每人拿2000元入股，现在资产已经超过了百亿。这个贡献是大家的。别外，转制最大的一点，特别是在农村，它会带来很多不利的方面，比如公共事业、城景规划、环境卫生、绿化道路等，谁来搞？如果没有集体经济这一块，就没有人来做，如果全部私有化，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规划。就像现在全国的农村，很多地方都是东一栋、西一栋地乱建房子，干部的权威少，没有整体的规划性，今后发展成本就会非常高。再一个，谁来帮助弱势群体？现在你们看得到，发达地区还好一点儿，欠发达地区留下来的就是老弱病残，有能耐的当老板了、进城了，这样一来，不利于农村发展。”
其实，回过头来我们看华西的发展道路，从一开始，作为乡镇企业，华西村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同样受益于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尤其受益于广大的国内市场，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华西村只是其中的翘楚。据报道，1995年，华西村的产值在全国所有乡镇企业中名列三甲。可是，在当时，科龙、万向等一大批明星乡镇企业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它们与华西村的共性要远远多于差异。
但华西村的独到之处，在于吴仁宝的“两头保持一致”：对底下，一定满足村民们的需求，不断地满足，总是比外面超前；对上面，他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吴仁宝在学大寨时期办工厂，在“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初兴之时开始走集体股份制，在乡镇企业式微之际搭起海运、航空、金融、旅游的转型平台；政治上则始终紧扣“主题思想”，从毛泽东时代直到今天，一路高歌向前……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吴仁宝在改革大潮中自觉运用市场手段进行经济发展，但同时又懂得以集体主义名义去争取更多的支持，这使得华西村在发展中具有了更多的优势资源。从吴仁宝给摩天楼取的名字上，可以窥见他的政治智慧——“增地空中新农村”，听起来有点儿拗口，但它主打节约利用土地和新农村建设这张牌，因而赢得了最大化的支持。
农村工业化也好，集体化经营也罢，华西村的成功有太多特殊性，包括华西村和吴仁宝个人的属性，也包括他们功成名就后，各方各界为培育华西“小气候”、“大模式”而刻意提供的发展养分。试问，同样是社队企业起家、农村产业化模式，对所有的农村在机遇、待遇上和吴仁宝、和华西村“平等”，中国能否负担得起？华西村的领导也承认，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不过华西村坚持认为，和中国普遍的状况相比，华西村已经步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只是早晚的事。
华西村的治村之路更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其华西经验、华西模式并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以前就有人提出：“华西没有普遍的可复制性，中国农民也很难再出现一个吴仁宝。”
中国富裕关键在于农民的富裕，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农村的发展。中央提倡的城镇化，核心问题也是如何解决农民的问题。如果所有的中国农民都像华西村的农民一样，中国梦就实现了。吴仁宝领导华西村所走的道路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而高度的关注，正在于此。
人们看到现象，总会总结模式，思考如何推广。华西村虽然注定是一个无法复制的成功，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同样没有模式可循。
作为一位在中国独树一帜的“农民”，吴仁宝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备受争议。而透过华西村这个超级样板，透过吴仁宝已走远的背影，能否揭开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这一谜题，才应该是所有这些关注的重点所在。
吴仁宝语录
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
我是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自己不听群众的话。我听了老百姓的话，老百姓肯定会听我的话。
以前别人说我吹牛，我就造牛，金牛、银牛、石牛；别人说我讲假话，我就造‘假’的天安门、长城、美国白宫；别人说我讲空话，我就买直升飞机，在空中说话。
我们华西提倡“一村两制”，村民既可以搞集体，也可以从事个体。但不允许干部搞“一家两制”。我认为，不怕公有、私有，就怕公也没有，私也没有，要公私双富有。
一个人要有信仰。我就信仰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一直没有动摇信仰，如果说我动摇了，也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华西。我最满意、最看重的是先进共产党员的这个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