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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阶层结构包括静态层次的社会分层和动态层次的社会流动两个纬度。邓小平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提出了建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等经济改革理论，使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和流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增加了社会结构的弹性，为社会发展注入活力。
【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改革理论 社会阶层结构 变化 影响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主体骨架。依据社会学家陆学艺的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包括静态层次的社会分层和动态层次的社会流动两个纬度。①社会分层是根据一定的社会属性，社会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②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变迁，即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③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紧密相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过程是社会分层的变迁过程，而社会分层状态的变迁又表现为社会流动。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较为单一，被学界概括为“两个阶级（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职业身份也比较单纯，有三种职业身份：工人、农民与干部;受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社会成员流动性差，整个社会缺乏应有的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提出了建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等经济改革理论，这些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关于经济改革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和流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增加了社会结构的弹性，也为社会发展注入活力。
建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民的分层和流动
20世纪70年代，农民创造发明了包产到户责任制。但由于受旧观念的束缚，人们对于这种责任制深表质疑，因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推广相当困难。在探寻农业如何突破旧的体制，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作出指示，应该给予经济发展缓慢、贫困落后地区一定的帮助，适当放宽当地的发展政策，使他们真正做到切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进行交谈的时候，进一步表达了他对农村包产到户成绩的肯定和支持，谈话内容表达了农村包产到户效果非常好，不必担心其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这次谈话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发挥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同时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实行。1980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肯定包产到户是落后地区发展生产，解决温饱的必要措施。自此，全国亿万农民放开手脚进行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在农村逐步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的推行，适合我国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应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最明显的效果是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仅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且实现了全国粮食的自给自足。然而，从我国整个农业发展态势来看，人口多土地少的现实矛盾限制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这个问题一直无法回避。此时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实现规模经营，提供了可能。邓小平就该问题指出：过去农村超过一半的劳动力都被局限在农业生产上，因为人均耕地面积少，许多人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而实行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上需要的劳动力就更少了，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迫切需要流动，此时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就解决了人多地少的矛盾。
对于农民自发创办的乡镇企业，邓小平曾颇为自豪地赞赏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他一再强调：“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④因为他认识到工业化和乡镇企业不可估量的成就对于解决农民发展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民摆脱了历史上的穷困处境，推进农民奔向小康富裕之路，而且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必然推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其他领域流动的时候，这些农民必定会走出农村，进而向城镇或城市流动，这样就有利于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所以农民流动是农村迈向城镇化的初级条件，邓小平认为总是把农民约束在小块土地上，对农民而言没有进步的希望，应该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新型的中小企业和新兴的城镇。总之，工业化、城镇化的形成和完善必然有利于推进我国农村、农业发展，这样也对农民实现结构性社会流动提供了条件。
受人民公社和户籍管理等制度的约束，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民没有生产的自主权，也没有迁移流动的自主权，更没有选择职业的自主权，是一个成分单一、成员稳定的阶级。邓小平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认可、肯定及其政策的贯彻落实，对农民的分化和流动产生重大影响。第一，开启了农民分层和流动的闸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乡镇企业的崛起，另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户籍制度的打破，再加上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乡收入的差距等，都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部门游离出来，形成我国农民社会流动的局面。第二，农民的职业发生了变化。农民取得了在运输业、商业、工业、建筑业等多种不同行业就业的机会，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常年在城市工作。有一部分农民因为找到比较稳定的工作，就选择脱离农村在城市定居，成为城市居民。农民离开了祖辈长期劳动耕作的土地，其职业不再是只能在农村从事劳动生产。对各种非农领域的选择，使农民实现了职业的转化。第三，农民阶层分化了。农业、工业、商业的有机结合体取代了单一的农业社会，清一色农民被分化为不同的职业阶层。早在1989年，陆学艺就将农民阶层划分为8个层次：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手工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⑤第四，农民流动的机会增加了。农民从土地、从农业生产活动中走出来，不仅在多种职业之间流动，而且在乡城之间流动，进而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严密封闭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流动、开放的社会。 发展多种所有制促进了工人的分层与流动
在农村经济改革顺利进行的时候，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正式实行，其中所有制、国有企业改革为重头戏。在所有制改革中，邓小平非常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他提出“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⑥这是他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支持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战略，从客观上认识到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针对我国当前低水平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依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应该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因此，承认并允许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正确的决策。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⑦邓小平在此提出“三个有利于”的科学论断，为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扫除了理论和思想上的障碍。因此，检验一切所有制形式能不能用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就要看这些所有制形式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事实也证明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吸纳劳动力就业、繁荣区域经济、完善所有制结构等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镇就业者中的工人成分比较简单，基本上可用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人涵盖，其身份特征显而易见。邓小平经济改革理论中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理论所引起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了工人的分层与流动。第一，工人内部阶层复杂化。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工人“在构成上除原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人外，新增加了乡镇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外资合资企业工人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而且这后几部分新增的职工总数已明显超过了全民和集体企业职工人数”。⑧第二，工人收入出现分化。由于工人阶级的阶层分化，各个阶层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同，导致其社会地位的不同，工人的经济收入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三，工人流动性加大。由于择业自主性的增强，工人流动性也在加大。工人在不同所有制之间流动，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在脑体力劳动之间流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加速了社会分层与流动
市场经济问题是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关注的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就认为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同样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而且这个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所以他讲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⑨尽管当时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但在邓小平看来，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而言是必要的、有益的，这也对于理论探索和改革进程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中进一步提到：“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⑩。这个指导思想对党的十三大产生了重要作用，所以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加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只能搞计划经济，计划和市场都属于经济手段，这和社会制度没有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这一思想在党的十四大召开时得到充分体现，即大会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由于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迁。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社会分层的速度大大加快。例如，从1978年到1992年的10多年间，个体工商户才达到1728万户，可是到1999年底已达3610万户，7年间就翻了一番多。同时，私营企业主发展速度也很快。据统计，从1989年到1998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户数就增长了11倍。第二，市场经济催生出新的社会阶层。市场经济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人们改变自己的阶层归属提供了机会和动力。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社会成员利用市场提供的各种难得的机会，以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产生了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自由职业人员、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阶层、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第三，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结构弹性增强。我们传统的社会阶级阶层被划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这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阶级特点，当时决定个人阶层地位的主要因素是个人身份和随着出生而来的社会关系，这些因素使得社会阶层的流动相当困难，户籍身份，就业身份和所有制身份等，对个人形成极为严格的身份限制。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之间也是相对封闭的，造成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弹性很弱。各个阶层人们之间的边界非常明显。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有了好转，随着社会不断淡化身份制，过去那种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弱化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弹性也增强了，原有的“三级”格局被瓦解，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边缘阶层和模糊身份者。
共同富裕理论增添了社会成员分层和流动的动力
“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理论不可或缺的思想内容。通过邓小平多次讲话、谈话中显示出的一个主旨思想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要让全体人民都富起来，所以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邓小平把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讲，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揭示，是对共同富裕内涵的深入探索。在谈到共同富裕理论时，有些人担心实现共同富裕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而要避免社会主义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取代，我们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要注意在发展的每个阶段我们的政策不能出现两极分化，一定要让全国人民都富起来。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又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本质论，他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反对平均主义，认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只有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才能对整个社会产生示范作用、导向作用、带动作用、促进作用，从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可见，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是采用波浪式的发展策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不但对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宏观调控作用，而且为社会成员的分层和流动增添了动力。第一，在“先富”政策的激励下，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先富”政策产生了追求富裕的动力，催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向多元构成转变。第二，“先富”带动“后富”，促进“先富”阶层与“后富”阶层之间良性互动。邓小平明确地表示：“先富”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出台了许多有利于改善社会阶层关系的政策，促进了社会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
众所周知，理论对于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是，理论并不能直接改造世界，只有借助于具体的政策，理论才能进入实践领域指导实践取得成功。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党的政策的贯彻落实下，我国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使整个社会从简单、一元、刚性、封闭向复杂、多元、弹性、开放的状态递进，从而有利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由此得出结论，邓小平的诸多经济改革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者分别为陕西科技大学思政部教授，陕西科技大学思政部硕士研究生;本文系陕西科技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中国农民改革动力论”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BJ12-04）
【注释】
①③陆学艺：《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第5页，第6页。
②曾聪，郭迟：“社会阶层结构与教育公平互动关系”，《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年第1期。
④⑥⑦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第172页，第372页，第203页，第373页。
⑤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0～173页。
⑧段若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责编 / 韩露（实习）
【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改革理论 社会阶层结构 变化 影响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主体骨架。依据社会学家陆学艺的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包括静态层次的社会分层和动态层次的社会流动两个纬度。①社会分层是根据一定的社会属性，社会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②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变迁，即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③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紧密相关，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过程是社会分层的变迁过程，而社会分层状态的变迁又表现为社会流动。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较为单一，被学界概括为“两个阶级（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职业身份也比较单纯，有三种职业身份：工人、农民与干部;受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社会成员流动性差，整个社会缺乏应有的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提出了建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等经济改革理论，这些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关于经济改革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和流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增加了社会结构的弹性，也为社会发展注入活力。
建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民的分层和流动
20世纪70年代，农民创造发明了包产到户责任制。但由于受旧观念的束缚，人们对于这种责任制深表质疑，因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推广相当困难。在探寻农业如何突破旧的体制，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作出指示，应该给予经济发展缓慢、贫困落后地区一定的帮助，适当放宽当地的发展政策，使他们真正做到切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进行交谈的时候，进一步表达了他对农村包产到户成绩的肯定和支持，谈话内容表达了农村包产到户效果非常好，不必担心其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这次谈话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发挥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同时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实行。1980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肯定包产到户是落后地区发展生产，解决温饱的必要措施。自此，全国亿万农民放开手脚进行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在农村逐步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的推行，适合我国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应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最明显的效果是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仅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且实现了全国粮食的自给自足。然而，从我国整个农业发展态势来看，人口多土地少的现实矛盾限制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这个问题一直无法回避。此时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实现规模经营，提供了可能。邓小平就该问题指出：过去农村超过一半的劳动力都被局限在农业生产上，因为人均耕地面积少，许多人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而实行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上需要的劳动力就更少了，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迫切需要流动，此时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就解决了人多地少的矛盾。
对于农民自发创办的乡镇企业，邓小平曾颇为自豪地赞赏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他一再强调：“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④因为他认识到工业化和乡镇企业不可估量的成就对于解决农民发展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民摆脱了历史上的穷困处境，推进农民奔向小康富裕之路，而且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必然推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其他领域流动的时候，这些农民必定会走出农村，进而向城镇或城市流动，这样就有利于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所以农民流动是农村迈向城镇化的初级条件，邓小平认为总是把农民约束在小块土地上，对农民而言没有进步的希望，应该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新型的中小企业和新兴的城镇。总之，工业化、城镇化的形成和完善必然有利于推进我国农村、农业发展，这样也对农民实现结构性社会流动提供了条件。
受人民公社和户籍管理等制度的约束，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民没有生产的自主权，也没有迁移流动的自主权，更没有选择职业的自主权，是一个成分单一、成员稳定的阶级。邓小平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认可、肯定及其政策的贯彻落实，对农民的分化和流动产生重大影响。第一，开启了农民分层和流动的闸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乡镇企业的崛起，另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户籍制度的打破，再加上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乡收入的差距等，都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部门游离出来，形成我国农民社会流动的局面。第二，农民的职业发生了变化。农民取得了在运输业、商业、工业、建筑业等多种不同行业就业的机会，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常年在城市工作。有一部分农民因为找到比较稳定的工作，就选择脱离农村在城市定居，成为城市居民。农民离开了祖辈长期劳动耕作的土地，其职业不再是只能在农村从事劳动生产。对各种非农领域的选择，使农民实现了职业的转化。第三，农民阶层分化了。农业、工业、商业的有机结合体取代了单一的农业社会，清一色农民被分化为不同的职业阶层。早在1989年，陆学艺就将农民阶层划分为8个层次：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手工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⑤第四，农民流动的机会增加了。农民从土地、从农业生产活动中走出来，不仅在多种职业之间流动，而且在乡城之间流动，进而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严密封闭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流动、开放的社会。 发展多种所有制促进了工人的分层与流动
在农村经济改革顺利进行的时候，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正式实行，其中所有制、国有企业改革为重头戏。在所有制改革中，邓小平非常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他提出“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⑥这是他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支持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战略，从客观上认识到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针对我国当前低水平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依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应该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因此，承认并允许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正确的决策。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⑦邓小平在此提出“三个有利于”的科学论断，为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扫除了理论和思想上的障碍。因此，检验一切所有制形式能不能用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就要看这些所有制形式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事实也证明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吸纳劳动力就业、繁荣区域经济、完善所有制结构等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镇就业者中的工人成分比较简单，基本上可用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人涵盖，其身份特征显而易见。邓小平经济改革理论中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理论所引起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了工人的分层与流动。第一，工人内部阶层复杂化。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工人“在构成上除原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人外，新增加了乡镇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外资合资企业工人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而且这后几部分新增的职工总数已明显超过了全民和集体企业职工人数”。⑧第二，工人收入出现分化。由于工人阶级的阶层分化，各个阶层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同，导致其社会地位的不同，工人的经济收入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三，工人流动性加大。由于择业自主性的增强，工人流动性也在加大。工人在不同所有制之间流动，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在脑体力劳动之间流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加速了社会分层与流动
市场经济问题是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关注的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就认为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同样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而且这个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所以他讲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⑨尽管当时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但在邓小平看来，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而言是必要的、有益的，这也对于理论探索和改革进程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中进一步提到：“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⑩。这个指导思想对党的十三大产生了重要作用，所以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加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只能搞计划经济，计划和市场都属于经济手段，这和社会制度没有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这一思想在党的十四大召开时得到充分体现，即大会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由于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迁。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社会分层的速度大大加快。例如，从1978年到1992年的10多年间，个体工商户才达到1728万户，可是到1999年底已达3610万户，7年间就翻了一番多。同时，私营企业主发展速度也很快。据统计，从1989年到1998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户数就增长了11倍。第二，市场经济催生出新的社会阶层。市场经济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人们改变自己的阶层归属提供了机会和动力。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社会成员利用市场提供的各种难得的机会，以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产生了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自由职业人员、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阶层、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第三，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结构弹性增强。我们传统的社会阶级阶层被划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这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阶级特点，当时决定个人阶层地位的主要因素是个人身份和随着出生而来的社会关系，这些因素使得社会阶层的流动相当困难，户籍身份，就业身份和所有制身份等，对个人形成极为严格的身份限制。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之间也是相对封闭的，造成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弹性很弱。各个阶层人们之间的边界非常明显。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有了好转，随着社会不断淡化身份制，过去那种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弱化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弹性也增强了，原有的“三级”格局被瓦解，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边缘阶层和模糊身份者。
共同富裕理论增添了社会成员分层和流动的动力
“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理论不可或缺的思想内容。通过邓小平多次讲话、谈话中显示出的一个主旨思想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要让全体人民都富起来，所以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邓小平把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讲，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揭示，是对共同富裕内涵的深入探索。在谈到共同富裕理论时，有些人担心实现共同富裕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而要避免社会主义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取代，我们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要注意在发展的每个阶段我们的政策不能出现两极分化，一定要让全国人民都富起来。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又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本质论，他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反对平均主义，认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只有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才能对整个社会产生示范作用、导向作用、带动作用、促进作用，从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可见，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是采用波浪式的发展策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不但对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宏观调控作用，而且为社会成员的分层和流动增添了动力。第一，在“先富”政策的激励下，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先富”政策产生了追求富裕的动力，催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向多元构成转变。第二，“先富”带动“后富”，促进“先富”阶层与“后富”阶层之间良性互动。邓小平明确地表示：“先富”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出台了许多有利于改善社会阶层关系的政策，促进了社会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
众所周知，理论对于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是，理论并不能直接改造世界，只有借助于具体的政策，理论才能进入实践领域指导实践取得成功。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党的政策的贯彻落实下，我国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使整个社会从简单、一元、刚性、封闭向复杂、多元、弹性、开放的状态递进，从而有利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由此得出结论，邓小平的诸多经济改革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者分别为陕西科技大学思政部教授，陕西科技大学思政部硕士研究生;本文系陕西科技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中国农民改革动力论”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BJ12-04）
【注释】
①③陆学艺：《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第5页，第6页。
②曾聪，郭迟：“社会阶层结构与教育公平互动关系”，《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年第1期。
④⑥⑦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第172页，第372页，第203页，第373页。
⑤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0～173页。
⑧段若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责编 / 韩露（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