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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曾经感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这里的“商”指的是徽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国库存银7000多万两，是清朝财力最充沛的时候，犹不及徽州盐商之富。难怪乾隆皇帝羡慕嫉妒徽商的财大气粗，从而发出如许感慨。
明代以前，中国没有出现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迅猛发展，传统观念改变，商人队伍壮大，商帮先后形成。明万历年间谢肇制在《五杂俎》一书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即推山右。”新安是徽州的古名，山右为山西的别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时最富有的是徽商与晋商。到了清朝，徽商的势力进一步壮大，成为最富有的商人群体。
那么，徽商的资金从何而来，他们又如何管理资金呢？
贷本经营——“称贷于四方大家，偿其什二三之息”
明清时期，徽商自本经营者很多，贷本经营的现象也相当普遍。
徽人经商向以盐、典、茶、木四大行业为主。盐、茶、木这三个行业都需要从事规模巨大的商品贩运，耗资甚巨。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即便是手握巨资的富商大贾，也难免要临时或部分地借贷资金，以便乘时逐利。
当时的盐业经营规模最大，动用资本最多。清朝道光时期著名学者包世臣说，清代两淮盐场，每行一纲之盐，需用本银两千余万两，而运商中实际贩运引盐的散商资本不过五、六百万两，其余都来自借贷。《三异笔谈》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乾隆初年，有一年除夕夜，徽州盐商程某因负债银10万两无力偿还，躲入扬州盐运司的鼓楼之上，以逃避讨债人的纠缠。程某登楼未久，又有徽商吴某因欠银4万两也来躲债。程对吴说我家里有白银5万两，自己用不够，借给你呢还有富余，你用我这个银子回去应付一下眼前困境吧。吴某果然借这5万两渡过了难关。不久，程在吴的接济下也恢复旧业，几乎与大盐商江春齐名。故事中的徽州盐商虽然貌似富有，但也往往需要贷资营运。有人甚至在负债于甲的同时还会贷资给乙，从而形成复杂的借贷关系。
为适应大宗木材贩运的需要，徽州木商中贷资经营的现象也很多。雍正时，经商于武陵（今湖南常德）的徽州木商方某一次就向旗籍官员王某借贷了五万两银钱。婺源人孙徽五曾经在湖南贩运木材，本钱由二十多人凑集而来，不幸失火，木材被烧掉，孙徽五随之焚毁债券，独立承担所有损失，不使其他二十多人受累。
茶叶贸易一向为徽人经营的“巨业”。茶商为了及时采购大批价廉物美的茶叶，往往需要在采摘之前发放定金，完纳茶课；茶叶采摘之后，又要补足茶价，加工包装，远途运输，沿途纳税。凡此种种，都需要垫支巨额资金。所以经营茶叶贸易的，借贷也是常有之事。明代歙县人汪伯龄，年轻时就跟从父兄入蜀贩茶，临行时为了使资金充实借了很多钱，后来经营有方成为大富商。清朝光绪时婺源茶商詹世鸾到广东贩茶叶，正好碰到许多徽州茶商因遭火灾，窘困不能回乡，纷纷告贷，詹世鸾慷慨资助，不下万金。徽州茶商甚至与外国商人发生借贷关系。乾隆时婺源人汪圣仪就曾经跟番商洪任辉交结，借领资本，包运茶叶。
除去盐、典、茶、木四大行业外，其他行业中的贷本经营现象也很突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徽商出身贫寒者众多，经商之初往往不得不以借贷充作启动资金。明清之际的休宁人金声说，徽州山多田少，“其势不得不散而求食于四方，于是乎移民而出，非生善贾也……虽挟赀行贾，实非己赀，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康熙《徽州府志》卷8）。清人方承风也宣称：“黟俗尚贸易，凡无资者，多贷于大户家，以为事业蓄计。”金、方二氏之说互相印证，表明贫寒之士通过贷资来进行商业活动，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大部分贷资经商者，都要向债权人交纳利息。只有当利息率低于商业利润率时，贷资经商者才有利可图。那么在这种借贷关系中，利息率究竟是多少呢？明清两朝都曾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也就是说，民间债务，月息应以3%为限。金声说，徽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康熙《徽州府志》卷8）。这里说的是年利20%一30%，折合月利率为1.66%一2.5%。金声的话本意是在强调徽人贷资经商之苦，谈到利息率时只会就高不就低。即便如此，他所说的利息率也略低于月息3分之数，可见贷资经商者月息低于3分，大概是通行的规矩。
徽商借贷的资金大多是在同乡同族范围内进行。债权人念及乡族之谊，给债务人的贷款往往带有某种资助与接济的性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徽商李廷芳一遇贫穷故交，便以钱银助之，不计利息，因其资助重建家业者不计其数。清朝乾隆时，徽商鲍尚志起初家贫，以助人料理盐务维持生计，母舅劝其自立，并承诺贷给他二百两银子，且不用偿还利息，鲍尚志听进了劝说，以此二百两银子起家。徽商间的这种不较息的贷款，虽不能说全是无息，但即便有利息，也是很低的。
正因为如此，徽州之善于经商者，往往能够扩大商业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差额，通过贷资经商的途径，使自己发家致富。光绪《婺源县志》里记载了当地很多乡民利用贷资发家的故事：清朝婺源人詹汉家里贫穷，20岁时开始贷资搞经营逐步积累了大量钱财；程鸣岐年幼的时候家里非常贫穷，后贷资贩运木材，逐步发家致富；李淖然年少时缝织手艺很好，性格又朴实诚实，人们都愿意贷资给他经商创业，兄弟5人都挣钱成了家……
合资经营——财从伴生，合本求利
徽商独资经营者固然很多，但随着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商业竞争的加剧，往往需要巨额的资金才能应付裕如，不但小商小贩独力难支，即便是财力雄厚的富商大贾也往往力不从心，合资经商的现象应运而生。尤其是传统的遗产均分制度，给当时徽商扩大经营规模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一个商人经过毕生努力，积累起巨量资本，成为“上贾”，但在他的儿子辈继承父业后，产业均分，每人又重新沦为“下贾”。为了克服这种不利局面，他们不得不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
明朝万历年间，祁门郑氏兄弟叔侄5人合资贩运木材，不幸遇到自然灾害，木头被大水冲走，亏本900余两。 “照原合伙议定分股，以做十二股均赔开派。各照单坐还各名下，再无异言。立此清单五纸为照。”据此合同，5人按原有股份摊赔，其中，郑逢阳、郑大前投资额分别占全部经营资本十二股的五股和四股，其余3人各占十二股之一，每股摊赔76两余。合资人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契约形式规定下来，表明当时的合资经营制度已经相当发达。 明代小说《留仙外史》中还有一段描写徽人合资经商的故事：甲乙两名徽商合伙经商，携带上万的资产，在苏州著名的商业街闾门外开设了一家布店，通过数年的经营，成为财雄一方的大富商。《初刻拍案惊奇》中也有一段徽人合资经商的故事：徽商金朝奉在浙江天台县开当铺，有一天他的舅子领着儿子阿寿，从徽州家乡来，与金朝奉合伙开当铺。
明末纂辑成书的《新刻徽郡补释士民便读通考》中，记载了当时的“同本合约格式”，专供合资经营者在订立合同文约时参考（见图1）。当时徽商已普遍认识到合资经营对于扩大商业利润所带来的好处，“财从伴生”已成为徽商的共识，“合本求利”已成为徽商的常用做法。
入清后，徽商合资经营的现象更为普遍。在他们所经营的各行各业中，几乎都存在着合资经营的事例。歙县盐商鲍志桐与家居仰山的堂兄合资经营，10年时间，积累上万资产。婺源人汪启逊与程姓商人一起做生意赚钱后，消掉自己的市籍，不再经商做买卖，不贪图赚取更多利润。清末九江是中国茶叶出口的重要商埠，在该埠从事绿茶生意的，“徽州婺源人居多……且多属合股而做”。这种“多属合股而做”的现象大概也不仅是九江茶叶生意中特有的现象。
到了清光绪时，徽商程振之等5人合资经营粮食贸易所订阅的合同文约，更是显示出了合资经营制度的完备（见图2）。在合同中，不仅区分了商业利润中的官利与红利，而且对官利、红利分配的时间都分别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合同中还载明，生意亏蚀则按股补足，对不履行义务的取消其股东资格，这比“神人共殛”之类的套话进步得多，也实际得多。
委托经营——附本经商和职业经理人
徽人以资金委托他人代为经营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这种委托经营的形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附本经商
商人以自有资本为主，同时接受少量委托资金从事商业活动， 而这种少量的委托资金，在当时被称作“附本经商”。
明朝后期，祁门人程神保在外经商，他同宗的程扬和堂兄程贵通各以资金入股，程神保为他们提供了十年的利息。后来程贵通受灾，程扬建议程神保不需要再给程贵通本金，因为在他看来，已经给了十年利息，赚够了本，但程神保坚决不同意这么干。
徽商吴某在嘉兴经商，他的仆人某甲自己攒了500两银子，想将这笔银子附于主人资本中生息，又害怕主人生疑，就诡称该银是邻居夏某所有。他对主人说邻居夏某有一些积蓄，想跟主人您这理理财生点息，但又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事，吴某信以为真，接受了这笔资金，经营数年，连本带息共得1800两银子。某甲忽然暴病而死，吴便找来夏某对他说：你曾经托某甲在我这里寄放的500两银子，现在赚了1800两了，凭什么我在这辛辛苦苦的替你赚钱，而你却坐享其成呢？表示不愿意再用夏某的钱干活，连本带利一并交还了夏某。夏某平白无故得了1800两银子，成了暴发户。
清朝黟县人金华英善经商，其友范某的儿子不善于料理家产，范某便把几十块钱托付给华英经纪。数年后，范某的儿子果然耗尽家产。华英经常予以接济。后来华英病重将死，赶紧找来范某的儿子，向他说明其父所托之事，并将经营所得归还给他，范子于是得到了上千两银子。
婺源人周通弃儒经商，邻村人王某得了重病，而他的儿子王初喜尚幼，王某将周通请到病榻前，悄悄在周通袖子里藏了六十多两银子，表示以此作为孤儿寡母以后的生活资本，除了王周两人，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情。周通回到家后，专门立了个册子，记下钱数和时间。王初喜长大后，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周通将他找到家里，出示了详细记载钱数的册子，连本带息如数交付给他。
在附本经商的经营形式下，委托人往往只有少量资金，又无人经营，便将资金委托他人，借以取利。受委托人往往是财力较强又善于经商者，他们所接受的委托资金在其营运的全部资金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委托人与被委托人之间往往是至亲好友，受委托者接受委托，带有对委托人帮助与扶持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所提取的利润比较丰厚，利率大概与受委托者的商业利润率一致。程神保堂兄所获十年之息，吴某的仆人以银500两附本经商，数年后竟获得本利1800两，金华英接受数十两银子的委托资金，竟以千两银子的利钱还给委托人，这些事实表明，被委托人对委托人几乎是白尽义务的。正因为如此，受委托人有时也会报怨说：“公安得坐享厚利，而仆独任其劳乎？”
职业经理人
被委托人自身并无长财或钱财较少，主要以委托人资金为主从事商业活动，这一类的被委托人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
清朝安徽休宁人汪栋，因为专心科举考试，无暇顾及经营，他家典铺只好另外挑选贤能的人来经营。
清初休宁人朱文石客居芜湖，有位富有的族人将资产全部委托给他经营，正碰到明清鼎革，战火纷飞，朱文石想尽办法守护这笔资产，遭遇城破虏掠，几次险些丢了性命，最后还是履险如夷，将资产完璧归赵，物归原主。
婺源人詹谷在上海崇明岛为人帮工，主人因年老回祖籍，以全部资产相委托，不巧赶上太平天国军起义，崇明岛孤悬海外，道途梗塞近十年。詹谷竭力维持，生意兴旺发达。后来主人之子来到崇明，詹谷将历年出入市籍交还，涓滴无私。詹谷离去时，主人之子于薪俸外加赠四百金，詹谷坚决推辞不予接受。
这一类型的委托经营中，委托人一般都相当富有，他们或因从事其他职业而无暇经商，或因能力不足而不善经商，或因年老多病、战乱流离而不能经商，不得不将资金委托于具有较强经营能力的他人代为经营。在这种经营形式下，盈利由资本所有者独享，亏损则由资本所有者独当，受委托者一般可获得较多酬金。
还有一些徽州大贾为提携宗族子弟，往往将部分资金委托给他们去经营，借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培养他们的经营能力。
明朝徽人王子承入蜀经商，族人子弟纷纷跟随，王分授刀布（作者注：金钱），左提右挈，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各自有了不同的事业，而王子承却从不居功自傲。徽人阮弼在芜湖经商，家乡的宗族亲戚、富裕的亲友子弟找上门来，阮都尽心竭力，诚心以待，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有经商才能的，提携他们经商，能独立创业的，以低息贷给资金，善于学习读书的，给他们供应食粮，帮助他们学业有成，“材可贾，则导之贾；能独立，则授之赀而薄其息；能从游，则授糈而冀其成”。（《太函集》卷35），结果这些人纷纷取得成功。
在这些例子中，委托人都是富商大贾，被委托者都是富商大贾的宗族子弟。大富商对宗族子弟授予资金，指导经营，盈利则薄取其息，亏蚀则宽其偿。在这些优惠条件下，受委托的宗族子弟往往都能发财致富，逐渐走上独立经营的道路。
明清之际徽商资金的组合形式虽复杂多样，但都对徽州商业资本的消长以至徽州商帮的聚散产生了重大影响。商人采取不同的形式把他们的资金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几乎使每个人都处于这个网络之中。他们之间因是同乡同族的关系，互相信赖，互相支持，所以能把资金组合起来从事商业活动。而这种资金的结合，又反过来强化了他们之间地缘与血缘联系的天然纽带。二者交互作用，遂使徽州商帮内部的结合更为牢固。徽州商人之所以能够称雄全国，与这种牢固性是分不开的。
倪玉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本文责任编辑：樊延明
明代以前，中国没有出现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人群体。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迅猛发展，传统观念改变，商人队伍壮大，商帮先后形成。明万历年间谢肇制在《五杂俎》一书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即推山右。”新安是徽州的古名，山右为山西的别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时最富有的是徽商与晋商。到了清朝，徽商的势力进一步壮大，成为最富有的商人群体。
那么，徽商的资金从何而来，他们又如何管理资金呢？
贷本经营——“称贷于四方大家，偿其什二三之息”
明清时期，徽商自本经营者很多，贷本经营的现象也相当普遍。
徽人经商向以盐、典、茶、木四大行业为主。盐、茶、木这三个行业都需要从事规模巨大的商品贩运，耗资甚巨。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即便是手握巨资的富商大贾，也难免要临时或部分地借贷资金，以便乘时逐利。
当时的盐业经营规模最大，动用资本最多。清朝道光时期著名学者包世臣说，清代两淮盐场，每行一纲之盐，需用本银两千余万两，而运商中实际贩运引盐的散商资本不过五、六百万两，其余都来自借贷。《三异笔谈》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乾隆初年，有一年除夕夜，徽州盐商程某因负债银10万两无力偿还，躲入扬州盐运司的鼓楼之上，以逃避讨债人的纠缠。程某登楼未久，又有徽商吴某因欠银4万两也来躲债。程对吴说我家里有白银5万两，自己用不够，借给你呢还有富余，你用我这个银子回去应付一下眼前困境吧。吴某果然借这5万两渡过了难关。不久，程在吴的接济下也恢复旧业，几乎与大盐商江春齐名。故事中的徽州盐商虽然貌似富有，但也往往需要贷资营运。有人甚至在负债于甲的同时还会贷资给乙，从而形成复杂的借贷关系。
为适应大宗木材贩运的需要，徽州木商中贷资经营的现象也很多。雍正时，经商于武陵（今湖南常德）的徽州木商方某一次就向旗籍官员王某借贷了五万两银钱。婺源人孙徽五曾经在湖南贩运木材，本钱由二十多人凑集而来，不幸失火，木材被烧掉，孙徽五随之焚毁债券，独立承担所有损失，不使其他二十多人受累。
茶叶贸易一向为徽人经营的“巨业”。茶商为了及时采购大批价廉物美的茶叶，往往需要在采摘之前发放定金，完纳茶课；茶叶采摘之后，又要补足茶价，加工包装，远途运输，沿途纳税。凡此种种，都需要垫支巨额资金。所以经营茶叶贸易的，借贷也是常有之事。明代歙县人汪伯龄，年轻时就跟从父兄入蜀贩茶，临行时为了使资金充实借了很多钱，后来经营有方成为大富商。清朝光绪时婺源茶商詹世鸾到广东贩茶叶，正好碰到许多徽州茶商因遭火灾，窘困不能回乡，纷纷告贷，詹世鸾慷慨资助，不下万金。徽州茶商甚至与外国商人发生借贷关系。乾隆时婺源人汪圣仪就曾经跟番商洪任辉交结，借领资本，包运茶叶。
除去盐、典、茶、木四大行业外，其他行业中的贷本经营现象也很突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徽商出身贫寒者众多，经商之初往往不得不以借贷充作启动资金。明清之际的休宁人金声说，徽州山多田少，“其势不得不散而求食于四方，于是乎移民而出，非生善贾也……虽挟赀行贾，实非己赀，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康熙《徽州府志》卷8）。清人方承风也宣称：“黟俗尚贸易，凡无资者，多贷于大户家，以为事业蓄计。”金、方二氏之说互相印证，表明贫寒之士通过贷资来进行商业活动，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大部分贷资经商者，都要向债权人交纳利息。只有当利息率低于商业利润率时，贷资经商者才有利可图。那么在这种借贷关系中，利息率究竟是多少呢？明清两朝都曾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也就是说，民间债务，月息应以3%为限。金声说，徽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康熙《徽州府志》卷8）。这里说的是年利20%一30%，折合月利率为1.66%一2.5%。金声的话本意是在强调徽人贷资经商之苦，谈到利息率时只会就高不就低。即便如此，他所说的利息率也略低于月息3分之数，可见贷资经商者月息低于3分，大概是通行的规矩。
徽商借贷的资金大多是在同乡同族范围内进行。债权人念及乡族之谊，给债务人的贷款往往带有某种资助与接济的性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徽商李廷芳一遇贫穷故交，便以钱银助之，不计利息，因其资助重建家业者不计其数。清朝乾隆时，徽商鲍尚志起初家贫，以助人料理盐务维持生计，母舅劝其自立，并承诺贷给他二百两银子，且不用偿还利息，鲍尚志听进了劝说，以此二百两银子起家。徽商间的这种不较息的贷款，虽不能说全是无息，但即便有利息，也是很低的。
正因为如此，徽州之善于经商者，往往能够扩大商业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差额，通过贷资经商的途径，使自己发家致富。光绪《婺源县志》里记载了当地很多乡民利用贷资发家的故事：清朝婺源人詹汉家里贫穷，20岁时开始贷资搞经营逐步积累了大量钱财；程鸣岐年幼的时候家里非常贫穷，后贷资贩运木材，逐步发家致富；李淖然年少时缝织手艺很好，性格又朴实诚实，人们都愿意贷资给他经商创业，兄弟5人都挣钱成了家……
合资经营——财从伴生，合本求利
徽商独资经营者固然很多，但随着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商业竞争的加剧，往往需要巨额的资金才能应付裕如，不但小商小贩独力难支，即便是财力雄厚的富商大贾也往往力不从心，合资经商的现象应运而生。尤其是传统的遗产均分制度，给当时徽商扩大经营规模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一个商人经过毕生努力，积累起巨量资本，成为“上贾”，但在他的儿子辈继承父业后，产业均分，每人又重新沦为“下贾”。为了克服这种不利局面，他们不得不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
明朝万历年间，祁门郑氏兄弟叔侄5人合资贩运木材，不幸遇到自然灾害，木头被大水冲走，亏本900余两。 “照原合伙议定分股，以做十二股均赔开派。各照单坐还各名下，再无异言。立此清单五纸为照。”据此合同，5人按原有股份摊赔，其中，郑逢阳、郑大前投资额分别占全部经营资本十二股的五股和四股，其余3人各占十二股之一，每股摊赔76两余。合资人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契约形式规定下来，表明当时的合资经营制度已经相当发达。 明代小说《留仙外史》中还有一段描写徽人合资经商的故事：甲乙两名徽商合伙经商，携带上万的资产，在苏州著名的商业街闾门外开设了一家布店，通过数年的经营，成为财雄一方的大富商。《初刻拍案惊奇》中也有一段徽人合资经商的故事：徽商金朝奉在浙江天台县开当铺，有一天他的舅子领着儿子阿寿，从徽州家乡来，与金朝奉合伙开当铺。
明末纂辑成书的《新刻徽郡补释士民便读通考》中，记载了当时的“同本合约格式”，专供合资经营者在订立合同文约时参考（见图1）。当时徽商已普遍认识到合资经营对于扩大商业利润所带来的好处，“财从伴生”已成为徽商的共识，“合本求利”已成为徽商的常用做法。
入清后，徽商合资经营的现象更为普遍。在他们所经营的各行各业中，几乎都存在着合资经营的事例。歙县盐商鲍志桐与家居仰山的堂兄合资经营，10年时间，积累上万资产。婺源人汪启逊与程姓商人一起做生意赚钱后，消掉自己的市籍，不再经商做买卖，不贪图赚取更多利润。清末九江是中国茶叶出口的重要商埠，在该埠从事绿茶生意的，“徽州婺源人居多……且多属合股而做”。这种“多属合股而做”的现象大概也不仅是九江茶叶生意中特有的现象。
到了清光绪时，徽商程振之等5人合资经营粮食贸易所订阅的合同文约，更是显示出了合资经营制度的完备（见图2）。在合同中，不仅区分了商业利润中的官利与红利，而且对官利、红利分配的时间都分别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合同中还载明，生意亏蚀则按股补足，对不履行义务的取消其股东资格，这比“神人共殛”之类的套话进步得多，也实际得多。
委托经营——附本经商和职业经理人
徽人以资金委托他人代为经营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这种委托经营的形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附本经商
商人以自有资本为主，同时接受少量委托资金从事商业活动， 而这种少量的委托资金，在当时被称作“附本经商”。
明朝后期，祁门人程神保在外经商，他同宗的程扬和堂兄程贵通各以资金入股，程神保为他们提供了十年的利息。后来程贵通受灾，程扬建议程神保不需要再给程贵通本金，因为在他看来，已经给了十年利息，赚够了本，但程神保坚决不同意这么干。
徽商吴某在嘉兴经商，他的仆人某甲自己攒了500两银子，想将这笔银子附于主人资本中生息，又害怕主人生疑，就诡称该银是邻居夏某所有。他对主人说邻居夏某有一些积蓄，想跟主人您这理理财生点息，但又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事，吴某信以为真，接受了这笔资金，经营数年，连本带息共得1800两银子。某甲忽然暴病而死，吴便找来夏某对他说：你曾经托某甲在我这里寄放的500两银子，现在赚了1800两了，凭什么我在这辛辛苦苦的替你赚钱，而你却坐享其成呢？表示不愿意再用夏某的钱干活，连本带利一并交还了夏某。夏某平白无故得了1800两银子，成了暴发户。
清朝黟县人金华英善经商，其友范某的儿子不善于料理家产，范某便把几十块钱托付给华英经纪。数年后，范某的儿子果然耗尽家产。华英经常予以接济。后来华英病重将死，赶紧找来范某的儿子，向他说明其父所托之事，并将经营所得归还给他，范子于是得到了上千两银子。
婺源人周通弃儒经商，邻村人王某得了重病，而他的儿子王初喜尚幼，王某将周通请到病榻前，悄悄在周通袖子里藏了六十多两银子，表示以此作为孤儿寡母以后的生活资本，除了王周两人，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情。周通回到家后，专门立了个册子，记下钱数和时间。王初喜长大后，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周通将他找到家里，出示了详细记载钱数的册子，连本带息如数交付给他。
在附本经商的经营形式下，委托人往往只有少量资金，又无人经营，便将资金委托他人，借以取利。受委托人往往是财力较强又善于经商者，他们所接受的委托资金在其营运的全部资金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委托人与被委托人之间往往是至亲好友，受委托者接受委托，带有对委托人帮助与扶持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所提取的利润比较丰厚，利率大概与受委托者的商业利润率一致。程神保堂兄所获十年之息，吴某的仆人以银500两附本经商，数年后竟获得本利1800两，金华英接受数十两银子的委托资金，竟以千两银子的利钱还给委托人，这些事实表明，被委托人对委托人几乎是白尽义务的。正因为如此，受委托人有时也会报怨说：“公安得坐享厚利，而仆独任其劳乎？”
职业经理人
被委托人自身并无长财或钱财较少，主要以委托人资金为主从事商业活动，这一类的被委托人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
清朝安徽休宁人汪栋，因为专心科举考试，无暇顾及经营，他家典铺只好另外挑选贤能的人来经营。
清初休宁人朱文石客居芜湖，有位富有的族人将资产全部委托给他经营，正碰到明清鼎革，战火纷飞，朱文石想尽办法守护这笔资产，遭遇城破虏掠，几次险些丢了性命，最后还是履险如夷，将资产完璧归赵，物归原主。
婺源人詹谷在上海崇明岛为人帮工，主人因年老回祖籍，以全部资产相委托，不巧赶上太平天国军起义，崇明岛孤悬海外，道途梗塞近十年。詹谷竭力维持，生意兴旺发达。后来主人之子来到崇明，詹谷将历年出入市籍交还，涓滴无私。詹谷离去时，主人之子于薪俸外加赠四百金，詹谷坚决推辞不予接受。
这一类型的委托经营中，委托人一般都相当富有，他们或因从事其他职业而无暇经商，或因能力不足而不善经商，或因年老多病、战乱流离而不能经商，不得不将资金委托于具有较强经营能力的他人代为经营。在这种经营形式下，盈利由资本所有者独享，亏损则由资本所有者独当，受委托者一般可获得较多酬金。
还有一些徽州大贾为提携宗族子弟，往往将部分资金委托给他们去经营，借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培养他们的经营能力。
明朝徽人王子承入蜀经商，族人子弟纷纷跟随，王分授刀布（作者注：金钱），左提右挈，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使他们各自有了不同的事业，而王子承却从不居功自傲。徽人阮弼在芜湖经商，家乡的宗族亲戚、富裕的亲友子弟找上门来，阮都尽心竭力，诚心以待，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有经商才能的，提携他们经商，能独立创业的，以低息贷给资金，善于学习读书的，给他们供应食粮，帮助他们学业有成，“材可贾，则导之贾；能独立，则授之赀而薄其息；能从游，则授糈而冀其成”。（《太函集》卷35），结果这些人纷纷取得成功。
在这些例子中，委托人都是富商大贾，被委托者都是富商大贾的宗族子弟。大富商对宗族子弟授予资金，指导经营，盈利则薄取其息，亏蚀则宽其偿。在这些优惠条件下，受委托的宗族子弟往往都能发财致富，逐渐走上独立经营的道路。
明清之际徽商资金的组合形式虽复杂多样，但都对徽州商业资本的消长以至徽州商帮的聚散产生了重大影响。商人采取不同的形式把他们的资金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几乎使每个人都处于这个网络之中。他们之间因是同乡同族的关系，互相信赖，互相支持，所以能把资金组合起来从事商业活动。而这种资金的结合，又反过来强化了他们之间地缘与血缘联系的天然纽带。二者交互作用，遂使徽州商帮内部的结合更为牢固。徽州商人之所以能够称雄全国，与这种牢固性是分不开的。
倪玉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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