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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质易变的梁启超对史学的热情和研究二十余年不辍实属罕见。在1922年之后,随着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和文化观的递嬗,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具体内容发生转变,开始以文化为重心,做中国文化史便是这一转变的结果。梁启超做中国文化史的构想不仅流露出对文化史的内容、分类和演变等基本问题的看法,而且秉持坚守民族性的文化理念——既是其文化观的贯彻,又是其国学研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