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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6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执全会决定将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在选举国府主席的会议上，与会11名委员(国府委员共16人)全票选举汪精卫为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在随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汪精卫也担任了主席。至此，汪精卫成为国民党薪军政领袖。
在孙中山逝世前，其主要助手有负责政治的胡汉民，负责财政的廖仲恺，负责党务的汪精卫，负责军事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的资历声望比不上前三位，尚不具备担任领袖的实力。可是就实际地位和影响而论，汪精卫与廖、胡不分伯仲，为什么他能一跃而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呢?
国民政府成立之时，适值国内革命运动高潮之际，这是一次以国共合作为主要标志、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伟大政治运动。孙中山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体现了这次革命的根本特点。当孙中山在世时，可以凭藉他的崇高威望。排除干扰，领导革命运动按预定的方向发展。可是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派的分化日益明显，原来反对三大政策的右派分子重新抬头，反共活动日趋嚣张。此时的国民政府面临严重挑战，对外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对内必须加强统一战线，维护党内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最需要的是一位既能保持三大政策的连续性，又能调和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稳住政局的首脑人物。
在当时的国府委员中，真正的左派人物仅廖仲恺等人，虽然他们遵从孙中山的主义、政策、遗嘱并为之而奋斗，但作为政治势力，他们在国民党领导层中因其政治态度的“过激”，不易被全体成员所接受，处于少数地位。
在国府委员中，可以出任国府主席的人选还有胡汉民。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胜利后就一直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在国民政府成立前，他是广州大元帅府的代理大元帅。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胡汉民基本上是站在孙中山一边，支持改组国民党和联俄联共决策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他也看到要摆脱国民党的困境，需要借助苏俄的援助和共产党的力量，但他又认为必须对之加以防范。在国民党的左中右三派中，胡汉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态度影响着政治天平的升降，关系着今后三大政策的实现程度。在孙中山逝世后，自认为是国民党正统派的胡汉民，看到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党的领导职务，以及共产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崇高的理想，越来越赢得民心，这将对要掌握国民革命运动领导权的国民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联共政策日渐怀疑，由对苏联和共产党的利用防范转为反对。加上胡汉民素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不和，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冲突也逐渐激化，所以若是由正在向右靠拢的胡汉民主持了国民政府的话，势必不利国共合作的坚持和三大政策的执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宣告不做官吏、当时在政府中没有担任实际职务、“唯国民党与三民主义是奉”的汪精卫，受到了各方势力的重视。汪精卫政治活动的一大特点，是具有过人的应变能力，善于“相机而变”。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他一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共产党如果加入国民党，“本党的生命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凭借他多年追随孙中山的经历，知道国民党的改组势在必行，才抛弃自己的观点，转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投入改组的准备活动中。孙中山逝世前后，汪精卫又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去迎合时代的潮流，表现出新的姿态。在一段时间内，他不断发表左派言论，高呼“要将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一齐打倒”，只有“永绝军阀祸根，人民方能解除痛苦，团结自救”。他开口就是国民党改组精神，言必称拥护农工运动，文必举国民革命大旗。一时间他不仅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信任，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也博得了广大工农民众的好感。另一方面，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能透彻地揣摩孙中山的思路而著称，他多次根据孙中山的口授由自己代拟的各项文件，孙中山极为中意，故后来成了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这一切均使他在国民党内也具有一定的威望和政治资本。再加上在左右派斗争中他所做出的“无所偏颇”的超然姿态，亦争取到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最终成为能为各派势力同时接受的主要人选。
在为国民党赞扬一位新领袖的过程中，苏联顾问鲍罗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拥有国民党所急需的政治和军事援助，再加上孙中山生前对他的信任，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鲍罗廷的话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国民革命运动中，许多重要决定实际上是他做出的。在1924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原则是：联合国民党左派，促使国民党中派左倾，孤立国民党右派，通过使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左倾的办法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按照这个精神，鲍罗廷当然得支持既有利于维护国共合作，又能调和左右派矛盾的人选。所以还在孙中山病重期间，鲍罗廷就曾对汪精卫透露了支持他为新领袖的信息，这也是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政府期间态度左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对国民党政策有一定影响力的共产党人也认为汪精卫“当他还革命时，会把苏联顾问和我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而“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立场”，从而支持汪精卫，否定了胡汉民。
另外，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政府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幕后活动。为自己当选国府主席费尽心机。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的领袖欲望迅速膨胀，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首先是政治上急剧左转，事事向鲍罗廷请示，在各种场合做出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姿态，俨然是总理遗志的继承、捍卫者。其次是排挤自己昔日的战友、现今的竞争对手胡汉民，私下改动胡汉民主持国民中政会的政府人选，交给报纸发表，却不让胡知道，以此架空胡汉民。第三是亲自到潮汕去见军方实力人物许崇智，为自己的当选拉住关键的一票。更让人产生垢病的是。在投票选举时，汪精卫自己投了自己一票。虽然这一票不是他当选的主要因素，但一向自命清高的汪精卫急于上台的迫切之情却也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当时负责唱票的会议秘书伍朝枢过后对人说：“我对汪本来相当敬重，但由此次选举来看，完全表现他是热心利禄的人，我从此就鄙视汪兆铭了。”
与汪精卫相比，胡汉民就显得书生气十足，在当时的形势下，胡汉民不是没有顺势出任国民党领袖的欲望，可他不愿为此而挖空心思使手腕，只想让别人捧他，做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以这种君子风度参加最高权力的角逐，加上政治立场上的不识时务，在这场争斗中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胡汉民的个人素质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国民党领袖。李宗仁曾评价胡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无政治家风度。他说：“当时党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的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由于人缘太差，造成人们对胡汉民“恶感多而好感少”，转而拥护善于蛊惑人心的汪精卫。
在孙中山逝世前，其主要助手有负责政治的胡汉民，负责财政的廖仲恺，负责党务的汪精卫，负责军事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的资历声望比不上前三位，尚不具备担任领袖的实力。可是就实际地位和影响而论，汪精卫与廖、胡不分伯仲，为什么他能一跃而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呢?
国民政府成立之时，适值国内革命运动高潮之际，这是一次以国共合作为主要标志、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伟大政治运动。孙中山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体现了这次革命的根本特点。当孙中山在世时，可以凭藉他的崇高威望。排除干扰，领导革命运动按预定的方向发展。可是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派的分化日益明显，原来反对三大政策的右派分子重新抬头，反共活动日趋嚣张。此时的国民政府面临严重挑战，对外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对内必须加强统一战线，维护党内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最需要的是一位既能保持三大政策的连续性，又能调和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稳住政局的首脑人物。
在当时的国府委员中，真正的左派人物仅廖仲恺等人，虽然他们遵从孙中山的主义、政策、遗嘱并为之而奋斗，但作为政治势力，他们在国民党领导层中因其政治态度的“过激”，不易被全体成员所接受，处于少数地位。
在国府委员中，可以出任国府主席的人选还有胡汉民。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胜利后就一直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在国民政府成立前，他是广州大元帅府的代理大元帅。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胡汉民基本上是站在孙中山一边，支持改组国民党和联俄联共决策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他也看到要摆脱国民党的困境，需要借助苏俄的援助和共产党的力量，但他又认为必须对之加以防范。在国民党的左中右三派中，胡汉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态度影响着政治天平的升降，关系着今后三大政策的实现程度。在孙中山逝世后，自认为是国民党正统派的胡汉民，看到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党的领导职务，以及共产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崇高的理想，越来越赢得民心，这将对要掌握国民革命运动领导权的国民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联共政策日渐怀疑，由对苏联和共产党的利用防范转为反对。加上胡汉民素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不和，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冲突也逐渐激化，所以若是由正在向右靠拢的胡汉民主持了国民政府的话，势必不利国共合作的坚持和三大政策的执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宣告不做官吏、当时在政府中没有担任实际职务、“唯国民党与三民主义是奉”的汪精卫，受到了各方势力的重视。汪精卫政治活动的一大特点，是具有过人的应变能力，善于“相机而变”。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他一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共产党如果加入国民党，“本党的生命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凭借他多年追随孙中山的经历，知道国民党的改组势在必行，才抛弃自己的观点，转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投入改组的准备活动中。孙中山逝世前后，汪精卫又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去迎合时代的潮流，表现出新的姿态。在一段时间内，他不断发表左派言论，高呼“要将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一齐打倒”，只有“永绝军阀祸根，人民方能解除痛苦，团结自救”。他开口就是国民党改组精神，言必称拥护农工运动，文必举国民革命大旗。一时间他不仅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信任，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也博得了广大工农民众的好感。另一方面，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能透彻地揣摩孙中山的思路而著称，他多次根据孙中山的口授由自己代拟的各项文件，孙中山极为中意，故后来成了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这一切均使他在国民党内也具有一定的威望和政治资本。再加上在左右派斗争中他所做出的“无所偏颇”的超然姿态，亦争取到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最终成为能为各派势力同时接受的主要人选。
在为国民党赞扬一位新领袖的过程中，苏联顾问鲍罗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拥有国民党所急需的政治和军事援助，再加上孙中山生前对他的信任，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鲍罗廷的话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国民革命运动中，许多重要决定实际上是他做出的。在1924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原则是：联合国民党左派，促使国民党中派左倾，孤立国民党右派，通过使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左倾的办法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按照这个精神，鲍罗廷当然得支持既有利于维护国共合作，又能调和左右派矛盾的人选。所以还在孙中山病重期间，鲍罗廷就曾对汪精卫透露了支持他为新领袖的信息，这也是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政府期间态度左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对国民党政策有一定影响力的共产党人也认为汪精卫“当他还革命时，会把苏联顾问和我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而“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立场”，从而支持汪精卫，否定了胡汉民。
另外，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政府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幕后活动。为自己当选国府主席费尽心机。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的领袖欲望迅速膨胀，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首先是政治上急剧左转，事事向鲍罗廷请示，在各种场合做出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姿态，俨然是总理遗志的继承、捍卫者。其次是排挤自己昔日的战友、现今的竞争对手胡汉民，私下改动胡汉民主持国民中政会的政府人选，交给报纸发表，却不让胡知道，以此架空胡汉民。第三是亲自到潮汕去见军方实力人物许崇智，为自己的当选拉住关键的一票。更让人产生垢病的是。在投票选举时，汪精卫自己投了自己一票。虽然这一票不是他当选的主要因素，但一向自命清高的汪精卫急于上台的迫切之情却也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当时负责唱票的会议秘书伍朝枢过后对人说：“我对汪本来相当敬重，但由此次选举来看，完全表现他是热心利禄的人，我从此就鄙视汪兆铭了。”
与汪精卫相比，胡汉民就显得书生气十足，在当时的形势下，胡汉民不是没有顺势出任国民党领袖的欲望，可他不愿为此而挖空心思使手腕，只想让别人捧他，做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以这种君子风度参加最高权力的角逐，加上政治立场上的不识时务，在这场争斗中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胡汉民的个人素质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国民党领袖。李宗仁曾评价胡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无政治家风度。他说：“当时党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的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由于人缘太差，造成人们对胡汉民“恶感多而好感少”，转而拥护善于蛊惑人心的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