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嘗试利用RBC模型模拟中国经济波动事实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引入外生随机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进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家所采用。本文使用Hansen模型拟合波动并与VAR模型的冲击响应进行对比，并发现模型的模拟结果并不能很好的与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吻合。指出Hansen模型不能与中国经济相吻合的主要原因（1）中国劳动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使得中国就业人数波动呈现出非周期性的特征；（2）中国消费面临流动性约束；在文章的最后就中国的现状和RBC研究给出建议。
【关键词】DSGE Hansen 流动性约束 劳动供给
一、引言
自Kydland和Prescott（1982）[1]等开创性的文章发表以来，经济波动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引入外生随机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进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家所采用。而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Real Business Cycle）是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DSGE，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通过分析代表性微观主体的效用和生产等行为函数而建立的一种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周期模型。模型假定代表性个体是理性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经典分范式，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实现目标函数的最大化，经济的周期波动可以看作是微观主体对外在技术冲击做出的一系列的最优反应。
本文选取中国1994～2010年的产出、资本存量、消费、就业人数、利率数据，建立Hansen模型拟合波动并与VAR模型的冲击响应进行对比，发现模型的模拟结果并不能很好的与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吻合，并在文章最后部分指出两处主要的原因所在。
二、文献综述
Kyland和Prescott（1982）[2]以及King，Plosser[3]和Rebelo（1988）[4]开创了RBC研究的先河，基本实现了Lucas（1977）设想的宏观经济模型的特点——简洁、参数不随政策变化、奠定了RBC理论在分析经济波动中的主流地位，但在模型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遭到了经济学家们的质疑与批评。但随后经济学家针对存在的问题，在标准RBC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新的因素，通过构造标准RBC模型的扩展模型，使得King and Rebelo（1999）[5]提到的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或取得共识，并在后续研究上了考虑其他波动源的作用。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纯粹的真实周期模型模拟效果并不理想，随后Cho，Cooley and Phaneuf（1997）[6]引入工资合同或价格合同导致名义刚性，经济学家还通过在劳动市场上引入实际刚性，来达到将真实周期模型模拟效果与新凯恩斯主义理论融合的效果。Goodfriend和 King（1997）[7]将这种融合称为新兴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在随后，为解释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波动特征以及经济波动在国际间的传递，在早期RBC模型的基础上拓展出小国开放经济模型以及两国经济模型，当然RBC模型的扩展不止以上几个方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尝试利用RBC模型模拟中国经济波动事实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卜永祥、靳炎（2002）[8]利用固定劳动供给下的RBC模型，依据1980～2001的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波动，发现模型模拟结果中各变量的波动幅度均小于实际波动幅度，技术波动可以解释经济波动的76%。陈昆亭、龚六堂及邹恒甫（2004）[9]运用标准RBC模型模拟1952～2001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特征。文章认为标准RBC模型基本上较好地解释了实际中国经济中多数宏观变量的波动特征。黄赜琳（2005）[10]在外生的技术冲击外引入了政府购买冲击，构造一个含有政府部门的RBC模型，发现两类冲击可以解释70%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但文中以消费的一阶自回归系数校准消费替代弹性缺乏理论支撑，使模型结果值得商榷。
整体来看，国外RBC文献十分浩瀚且研究细致深入，而国内文献相对粗糙。国内研究大多在标准RBC框架内对模型环境稍作调整，未能较好结合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构造模型。
三、Hansen模型建立
（一）模型建立
考虑一个Robinson Crusone的经济体，行为人最大化其贴现后效用的函数max■βt·lnC■+θ·ln（1-N■），其中C■是时期的消费量，1-Nt是时期t的闲暇，Nt是时期t的劳动。令生产函数为包含随机技术的Cobb-Douglas形式，其中A>0：Y■=A■·K■■·N■■式中的随机技术变量ρ，服从如下随机过程At+1=ρ·At+εt+1，其中0<ρ<1，εt独立同分布、正值、上有界、期望为1-ρ。资本积累满足下式，其中δ代表资本的折旧率Kt+1=（1-δ）·Kt+It在任一时期t，可行性约束条件为Ct+It=Yt，该模型的Bellman方程及约束条件为：
将以上三式带入Bellman方程，并求得一阶条件为：
又因为要素市场是竞争的，所以要素报酬等于其要素边际产品，rt等于单位资本的边际产品即：
预算约束为Ct=Yt+（1-δ）Kt-Kt+1和Yt=At·K■■·N■■其中，在时期t的初期，如果一个人拥有一单位的资本并且将它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租出去，rt就是这个人在整个时期t得到的资本回报。
（二）线性化系统和相关参数校准
通过Uhlig对数线性化后得到以下线性方程：
将给出的Hansen模型写成矩阵的形式后运用跳跃变量的解法从而得到稳态附近的五个运动方程：
Kt+1=0.956·Kt+0.164·At； Yt=0.307·Kt+1.415·At；
Ct=0.886·Kt+0.17·At； Nt=-0.386·Kt+0.83·At； rt=-0.693·Kt+1.415·At；
其中，Kt+1、Yt、Ct、Nt、rt分别表示下一期资本存量、生产总值、消费总量、就业人数和利率的稳态，这里省略了稳态的特殊表达符号。At为随机的技术冲击。
zt+1=0.209·zt+μt+1，
其中At表示为zt，上述方程为模拟技术冲击而带入。
本文模型的主要参数的校准值参考刘方（2007）[11]，他根据我国实际经济情况进行校准和估计采用α=0.5、δ=0.05、θ=3.5、β=0.99、■=1。
四、实证对比
我们采用中国1994-2010年生产总值、利率、就业人数、资本存量和消费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除利率外进行对数、滤波处理并建立VAR（q）模型，给予一个消费冲击并得到结果后与Hansen模型模拟结果进行对比，冲击响应结果如下：
（一）产出对于消费冲击
从图1和图2的对比我们看出，产出在经历了4个周期后均恢复平稳，但波动程度两者有显著差异，Hansen模型模拟出的波动程度明显大于实际波动，这是由于中国投资型经济发展策略所导致，在中国，投资并非完全由消费利率和市场决定，而是由中央政府相机抉择式的采用财政政策所主导，中国的利率投资弹性很低。
（二）资本存量对于消费冲击
从图3和图4的对比我们看出，资本存量平稳所需时间以及波动程度上都具有明显不同。可以看出两者明显差距。
（三）就业人数对于消费冲击
从图5和图6的对比我们看出，就业人数恢复平稳所需的时间大致相等，但波动程度明显有数量级的差别，即劳动力流动性区别在此处对比中显示出来。中国实际劳动力的波动远小于Hansen模拟出来的结果。
（四）利率对于消费冲击
从图7和图8的对比我们看到，利率体现出了极大区别，在一个单位的消费冲击后两者产生了反向波动，主要是由于中国实行利率双轨制并且利率主要由调控而非市场决定。因此利率的传导机制完全被破坏并且只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有明显效果，而在中國利率对消费的弹性常常维持在低位。
通过实证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给予消费一个冲击后，中国的就业人数，生产总值和资本存量波动与实际冲击后波动效果相差较大，主要表现在波动程度不一致与波动时滞上差异，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经济体制与Hansen部分设立条件不一致，而主要差距体现在以下两点：
1.劳动力跨期替代：Hansen标准模型主要依赖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作为波动的主要传递机制，而中国劳动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使中国就业人数变动表现与产出增减无关，其波动呈现出非周期特征，劳动者人数变动这一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传导机制在中国基本失效。在中国，由于城市化的推进使得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从而劳动力供给充足。由于数据限制我们以浙江为例，可以通过数据观察到：
自1996年以来，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呈持续上升趋势，劳动力转移数量由1996年的1006.65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196.45万人，几乎增长了1.18倍；其中流动农民工数量由48.12万人增加到2010年978.35万人，增长了20.3倍；可以看出，浙江省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多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为主，并且增长速度加快，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劳动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符实。
2.流动性约束：标准模型中的代表性主体可以自由借贷，按照佛利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进行消费。相对欧美发达的信用体系而言，中国在实行买房分期付款之前，通过借贷来平滑消费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国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远远大于发达国家。造成现状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中国住房购买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房地产行业也进入了高峰时期，各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造成了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中国近期的房价收入比变动如下所示：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大部分高于6，而世界银行中国局的首席经济师黑马.恩德提出房价与收入的比例在3～6之间为合理区间，西方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一般为4～5，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房价符合偏高这一说法。
而1998年住房改革后大部分城镇居民可能预期因将来巨大的购房支出而引发流动性约束。引发流动性约束激的原因主要有（1）过度强调“只售不租”的商品房政策，目前城镇私有住房占住房总量的85%以上，与同期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2）住房金融发展滞后 虽然抵押贷款能让买房者分期支付住房价格的70%，但30%的首期付款仍然高于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3）住房供给的刚性与居民购买力脱节由于供给面的客观限制，开发商得到的地皮价格就维持在高位，而居民住房刚需和经济发展使得城市房价迅猛上升，远高于居民现有购买力水平。
五、总结及启示
本文采用建立VAR与DSGE模型的实证方法，通过建立Hansen模型与中国经济波动事实进行对比得出相关结论。在对比过程中我们通过给予消费上一个波动发现中国经济波动与Hansen模型在产出、就业人数、资本存量以及利率上的波动都无法较好拟合，因此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无法与中国经济波动事实所拟合。这一点提醒了中国学者在使用Hansen模型对中国经济进行研究时切勿进行生搬硬套，必须修改和引入相对应的符合中国情况的约束方程和校准参数。因为Hansen模型的建立与设定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制度和运行状况无法贴合，而主要的原因体现在劳动力流动和流动性约束上。中国在经济转型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与当前制度上的约束通过此次对比很好的展现出来，因此如何通过改进和调整政策来解决当前这一现状是尤为引人深思的。
注释
{1}资料来源于历年《浙江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分析。
{2}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参考文献 [1]Kyland，F.and E.C.Prescott，1990.“Business Cycles：Real Facts and a Monetary Myth”，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14：3-18.
[2]Kyland，Finn E.and E.J.M.Zarazaga，1997，“Is the Business Cycle of Argentina “Different”？” Economic Review 4：21-36.
[3]Plosser，C.I.C 1989，“Understanding Real Business Cycl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51-78.
[4]Rebelo，Sergio，2005，“Real Business Cycles Models：Past，Present，and Future”， NBER working paper.
[5]King，Robert G，Gharles I.Plosser and Sergio T，Rebelo，2002，“Production，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s：Technical Appendix”，Computational economics 20：87-116.
[6]Cho，J.O. and T.F. Cooley， 1994，“Empolyment and Hours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J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8：411-32.
[7]King，Robert G，and Sergio T.Rebelo，1999，“Resusciating Real Business Cycles”，in Taylor，John B.and Michael Woodford eds，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Volume 1B，927-1007.
[8]卜永祥，靳炎.中國实际经济周期：一个基本解释和理论扩展[J].世界经济，2002（7）：3-11+80.
[9]陈昆亭，龚六堂.2006粘滞价格模型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数值模拟—对基本RBC模型的改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8）：106-117.
[10]黄赜琳.技术冲击和劳动供给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基于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检验[J].财经研究，2006（6）： 98-109.
[11]刘方.要素窖藏、政府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D].上海财经大学，2007：1-134.
【关键词】DSGE Hansen 流动性约束 劳动供给
一、引言
自Kydland和Prescott（1982）[1]等开创性的文章发表以来，经济波动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引入外生随机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进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家所采用。而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Real Business Cycle）是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DSGE，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通过分析代表性微观主体的效用和生产等行为函数而建立的一种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周期模型。模型假定代表性个体是理性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经典分范式，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实现目标函数的最大化，经济的周期波动可以看作是微观主体对外在技术冲击做出的一系列的最优反应。
本文选取中国1994～2010年的产出、资本存量、消费、就业人数、利率数据，建立Hansen模型拟合波动并与VAR模型的冲击响应进行对比，发现模型的模拟结果并不能很好的与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吻合，并在文章最后部分指出两处主要的原因所在。
二、文献综述
Kyland和Prescott（1982）[2]以及King，Plosser[3]和Rebelo（1988）[4]开创了RBC研究的先河，基本实现了Lucas（1977）设想的宏观经济模型的特点——简洁、参数不随政策变化、奠定了RBC理论在分析经济波动中的主流地位，但在模型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遭到了经济学家们的质疑与批评。但随后经济学家针对存在的问题，在标准RBC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新的因素，通过构造标准RBC模型的扩展模型，使得King and Rebelo（1999）[5]提到的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或取得共识，并在后续研究上了考虑其他波动源的作用。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纯粹的真实周期模型模拟效果并不理想，随后Cho，Cooley and Phaneuf（1997）[6]引入工资合同或价格合同导致名义刚性，经济学家还通过在劳动市场上引入实际刚性，来达到将真实周期模型模拟效果与新凯恩斯主义理论融合的效果。Goodfriend和 King（1997）[7]将这种融合称为新兴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在随后，为解释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波动特征以及经济波动在国际间的传递，在早期RBC模型的基础上拓展出小国开放经济模型以及两国经济模型，当然RBC模型的扩展不止以上几个方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尝试利用RBC模型模拟中国经济波动事实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卜永祥、靳炎（2002）[8]利用固定劳动供给下的RBC模型，依据1980～2001的数据分析了中国经济波动，发现模型模拟结果中各变量的波动幅度均小于实际波动幅度，技术波动可以解释经济波动的76%。陈昆亭、龚六堂及邹恒甫（2004）[9]运用标准RBC模型模拟1952～2001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特征。文章认为标准RBC模型基本上较好地解释了实际中国经济中多数宏观变量的波动特征。黄赜琳（2005）[10]在外生的技术冲击外引入了政府购买冲击，构造一个含有政府部门的RBC模型，发现两类冲击可以解释70%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但文中以消费的一阶自回归系数校准消费替代弹性缺乏理论支撑，使模型结果值得商榷。
整体来看，国外RBC文献十分浩瀚且研究细致深入，而国内文献相对粗糙。国内研究大多在标准RBC框架内对模型环境稍作调整，未能较好结合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构造模型。
三、Hansen模型建立
（一）模型建立
考虑一个Robinson Crusone的经济体，行为人最大化其贴现后效用的函数max■βt·lnC■+θ·ln（1-N■），其中C■是时期的消费量，1-Nt是时期t的闲暇，Nt是时期t的劳动。令生产函数为包含随机技术的Cobb-Douglas形式，其中A>0：Y■=A■·K■■·N■■式中的随机技术变量ρ，服从如下随机过程At+1=ρ·At+εt+1，其中0<ρ<1，εt独立同分布、正值、上有界、期望为1-ρ。资本积累满足下式，其中δ代表资本的折旧率Kt+1=（1-δ）·Kt+It在任一时期t，可行性约束条件为Ct+It=Yt，该模型的Bellman方程及约束条件为：
将以上三式带入Bellman方程，并求得一阶条件为：
又因为要素市场是竞争的，所以要素报酬等于其要素边际产品，rt等于单位资本的边际产品即：
预算约束为Ct=Yt+（1-δ）Kt-Kt+1和Yt=At·K■■·N■■其中，在时期t的初期，如果一个人拥有一单位的资本并且将它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租出去，rt就是这个人在整个时期t得到的资本回报。
（二）线性化系统和相关参数校准
通过Uhlig对数线性化后得到以下线性方程：
将给出的Hansen模型写成矩阵的形式后运用跳跃变量的解法从而得到稳态附近的五个运动方程：
Kt+1=0.956·Kt+0.164·At； Yt=0.307·Kt+1.415·At；
Ct=0.886·Kt+0.17·At； Nt=-0.386·Kt+0.83·At； rt=-0.693·Kt+1.415·At；
其中，Kt+1、Yt、Ct、Nt、rt分别表示下一期资本存量、生产总值、消费总量、就业人数和利率的稳态，这里省略了稳态的特殊表达符号。At为随机的技术冲击。
zt+1=0.209·zt+μt+1，
其中At表示为zt，上述方程为模拟技术冲击而带入。
本文模型的主要参数的校准值参考刘方（2007）[11]，他根据我国实际经济情况进行校准和估计采用α=0.5、δ=0.05、θ=3.5、β=0.99、■=1。
四、实证对比
我们采用中国1994-2010年生产总值、利率、就业人数、资本存量和消费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除利率外进行对数、滤波处理并建立VAR（q）模型，给予一个消费冲击并得到结果后与Hansen模型模拟结果进行对比，冲击响应结果如下：
（一）产出对于消费冲击
从图1和图2的对比我们看出，产出在经历了4个周期后均恢复平稳，但波动程度两者有显著差异，Hansen模型模拟出的波动程度明显大于实际波动，这是由于中国投资型经济发展策略所导致，在中国，投资并非完全由消费利率和市场决定，而是由中央政府相机抉择式的采用财政政策所主导，中国的利率投资弹性很低。
（二）资本存量对于消费冲击
从图3和图4的对比我们看出，资本存量平稳所需时间以及波动程度上都具有明显不同。可以看出两者明显差距。
（三）就业人数对于消费冲击
从图5和图6的对比我们看出，就业人数恢复平稳所需的时间大致相等，但波动程度明显有数量级的差别，即劳动力流动性区别在此处对比中显示出来。中国实际劳动力的波动远小于Hansen模拟出来的结果。
（四）利率对于消费冲击
从图7和图8的对比我们看到，利率体现出了极大区别，在一个单位的消费冲击后两者产生了反向波动，主要是由于中国实行利率双轨制并且利率主要由调控而非市场决定。因此利率的传导机制完全被破坏并且只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有明显效果，而在中國利率对消费的弹性常常维持在低位。
通过实证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给予消费一个冲击后，中国的就业人数，生产总值和资本存量波动与实际冲击后波动效果相差较大，主要表现在波动程度不一致与波动时滞上差异，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经济体制与Hansen部分设立条件不一致，而主要差距体现在以下两点：
1.劳动力跨期替代：Hansen标准模型主要依赖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作为波动的主要传递机制，而中国劳动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使中国就业人数变动表现与产出增减无关，其波动呈现出非周期特征，劳动者人数变动这一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传导机制在中国基本失效。在中国，由于城市化的推进使得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从而劳动力供给充足。由于数据限制我们以浙江为例，可以通过数据观察到：
自1996年以来，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呈持续上升趋势，劳动力转移数量由1996年的1006.65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196.45万人，几乎增长了1.18倍；其中流动农民工数量由48.12万人增加到2010年978.35万人，增长了20.3倍；可以看出，浙江省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多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为主，并且增长速度加快，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劳动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符实。
2.流动性约束：标准模型中的代表性主体可以自由借贷，按照佛利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进行消费。相对欧美发达的信用体系而言，中国在实行买房分期付款之前，通过借贷来平滑消费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国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远远大于发达国家。造成现状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中国住房购买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房地产行业也进入了高峰时期，各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造成了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中国近期的房价收入比变动如下所示：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大部分高于6，而世界银行中国局的首席经济师黑马.恩德提出房价与收入的比例在3～6之间为合理区间，西方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一般为4～5，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房价符合偏高这一说法。
而1998年住房改革后大部分城镇居民可能预期因将来巨大的购房支出而引发流动性约束。引发流动性约束激的原因主要有（1）过度强调“只售不租”的商品房政策，目前城镇私有住房占住房总量的85%以上，与同期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2）住房金融发展滞后 虽然抵押贷款能让买房者分期支付住房价格的70%，但30%的首期付款仍然高于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3）住房供给的刚性与居民购买力脱节由于供给面的客观限制，开发商得到的地皮价格就维持在高位，而居民住房刚需和经济发展使得城市房价迅猛上升，远高于居民现有购买力水平。
五、总结及启示
本文采用建立VAR与DSGE模型的实证方法，通过建立Hansen模型与中国经济波动事实进行对比得出相关结论。在对比过程中我们通过给予消费上一个波动发现中国经济波动与Hansen模型在产出、就业人数、资本存量以及利率上的波动都无法较好拟合，因此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无法与中国经济波动事实所拟合。这一点提醒了中国学者在使用Hansen模型对中国经济进行研究时切勿进行生搬硬套，必须修改和引入相对应的符合中国情况的约束方程和校准参数。因为Hansen模型的建立与设定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制度和运行状况无法贴合，而主要的原因体现在劳动力流动和流动性约束上。中国在经济转型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与当前制度上的约束通过此次对比很好的展现出来，因此如何通过改进和调整政策来解决当前这一现状是尤为引人深思的。
注释
{1}资料来源于历年《浙江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分析。
{2}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参考文献 [1]Kyland，F.and E.C.Prescott，1990.“Business Cycles：Real Facts and a Monetary Myth”，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14：3-18.
[2]Kyland，Finn E.and E.J.M.Zarazaga，1997，“Is the Business Cycle of Argentina “Different”？” Economic Review 4：21-36.
[3]Plosser，C.I.C 1989，“Understanding Real Business Cycl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51-78.
[4]Rebelo，Sergio，2005，“Real Business Cycles Models：Past，Present，and Future”， NBER working paper.
[5]King，Robert G，Gharles I.Plosser and Sergio T，Rebelo，2002，“Production，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s：Technical Appendix”，Computational economics 20：87-116.
[6]Cho，J.O. and T.F. Cooley， 1994，“Empolyment and Hours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J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8：411-32.
[7]King，Robert G，and Sergio T.Rebelo，1999，“Resusciating Real Business Cycles”，in Taylor，John B.and Michael Woodford eds，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Volume 1B，927-1007.
[8]卜永祥，靳炎.中國实际经济周期：一个基本解释和理论扩展[J].世界经济，2002（7）：3-11+80.
[9]陈昆亭，龚六堂.2006粘滞价格模型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数值模拟—对基本RBC模型的改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8）：106-117.
[10]黄赜琳.技术冲击和劳动供给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分析—基于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检验[J].财经研究，2006（6）： 98-109.
[11]刘方.要素窖藏、政府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D].上海财经大学，2007：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