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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关注宏观经济的人对梁红一定不陌生。
加入中金公司之前,梁红曾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知名投行高盛,加上出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可以说这样的经历,让她具备了全球视野;而加入中金公司后,在资本市场部和销售交易部将近5年的工作又让她深谙金融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台阶,国内对于“新常态”的讨论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与此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政策,金融体系重塑等问题则备受瞩目;而A股市场2014年的“牛冠全球”,各路资金跑步入场。梁红接受《英才》记者的专访时,阐述了她对经济走势、金融体系以及当前A股市场的独到见解。
重塑金融系统
《英才》:有经济学家认为“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速会下台阶,但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是货币政策过于紧缩才导致经济下滑,你如何理解“新常态”?
梁红:关于新常态,更多人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问题,但我认为这种看法过窄,新常态应该是在多角度、多维度来思考。我更看重的是当前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过去十几年一直没有重大突破的领域中的经济改革,经济的活力是从这些改革中释放出来的。
《英才》:比较其他国家,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梁红:如果以不变价格算,今天的人均7000美元相当于70-80年代的3000美元,在这一人均收入水平时,东亚的一些国家保持过非常高的增速相当长时间。这些国家的共性是,经济政策比较市场化,产权保护的体制比较完善,所以当前讲依法治国非常重要,对产权的保护非常必要。
同时,东亚国家普遍有比较高的储蓄率。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跟亚洲四小龙相比,甚至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相比较,增长潜力不比他们差。不管是劳动力的素质,还是对教育,对储蓄的重视,民族文化的积累,都是我们的潜力。但是能不能把这些潜力发挥出来,最重要的还是看政策是否对财富、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完善的保护。
《英才》:中国有非常高的储蓄率,但转换效率却不尽人意,如何把高储蓄率变成高效投资?
梁红:中国的高储蓄率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金融系统不能把这些储蓄有效地转化成投资,所以应该改的不是降低投资,而是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
在储蓄里,我认为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就是中国政府的高储蓄。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不管是中央财政常年越积越多的财政存款,还是机关团体的存款,累计的政府储蓄总计占到GDP的37%,去年还保持18%的增长。
居民储蓄是未来的养老,企业储蓄是未来的投资,而政府为什么要储蓄?问题在于这么多年的结余,取之于民,现在没有用之于民。
而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比如说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基建项目,或者发发工资,或者补补机关团体事业单位欠的社保,用花的办法来解决。当然更好的办法是减税,减费,让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可以更多地增长。
2014年底政府储蓄增速达到18%,规模达到18万亿,占GDP 37%。而当年GDP也就增长7.4%,企业利润增长3.3%。这部分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里不是小钱,这块存量,从经济平稳增长,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来讲,当前属于最应该解决的一大问题。
中国当前人均收入排全世界第85,相当于泰国、秘鲁等国的水平,意味着我们当前应该有很多的投资需求。
但高储蓄就是不能转化成有效的投资。我们的金融体系远远落后于实体经济,如果拿金融企业跟制造业相比,我们已经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很多行业已经是世界龙头,占据庞大的市场份额。而我们的金融企业,不管是机构还是产品,甚至不如很多比我们穷的国家,不如很多发展中国家,很多层面上不如印度。开放程度、产品的丰富程度,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还差很多。
《英才》:盘活金融体系,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梁红:储蓄转化成投资,不外乎两个形式,要么以债券的形式,要么以股的形式来为企业融资。银行体系虽然经过剥离坏账和上市,但还是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市场化问题,如果要求银行自负盈亏,那么前提是不能再做政策性贷款,如果老用银行做准财政的政策性贷款,那就没有办法要求银行自负坏账。
2009年搞四万亿,实际上当年银行的贷款是十万亿。如果这十万亿是政府的刺激计划,赤字规模就会扩大,国债规模扩大。但我们没有看到,那一年中国的财政赤字才3%,美国连续两年GDP的10%,英国是12%左右,而中国不到GDP的3%,2010年更小。
也就是说,显性国债占GDP的比例,过去六七年不但没有上升还有轻微的下降。这几年企业的杠杆率反而上去了,银行的资产债表也扩大了。可以说,四万亿买单的其实是企业和银行。
借势恢复股权融资市场
《英才》:股权融资市场的重要性也需要提升。
梁红: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股都在一倍的市净率之下,市场不相信今天披露的1%的坏账。银行在上轮改革之后本应是轻装前进,加入市场竞争,但是现在身上又背了一块坏账。不解决这个问题肯定会更加严重。
杠杆率上来,经济遇到压力,而股票市场不开放,IPO却一度关闸。现在60万亿的经济,一年储蓄额20多万亿到30万亿,银行新增贷款10万亿,债还有2万多亿,而股票去年融资才7000亿,2013年4000亿,体量完全不匹配。股权融资市场恢复正常,才是解决杠杆过高问题的办法。
最近股票市场转好,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一天的市场交易量可以达到6000亿,高的时候甚至1万亿。但股市却闻融资色变,融4000亿、7000亿似乎就是不能承受之重。
而现在的IPO,一次发新股十几个,甚至到二十几个,融资额200亿不到,锁定资金2万亿,中签率才零点几,每一家上市后多少个涨停板,平均涨幅超过200%。一头大家买不到新股,一头600家公司排队,这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资本市场该有的情况。
《英才》:有分析认为当前牛市是杠杆牛市,由资金推动,特别是融资规模增长一倍多,A股存在很大风险。
梁红:我们的融资融券量与交易量比,和成熟市场来比,比如和香港、台湾比、美国比,这个比例都不算高。现在股票市场向好,居民又愿意投资股市了,这个时候应该抓住时机把融资市场恢复,如果股票市场能够融资,这些资金回到实体,也是一种降低融资成本的方式,也是缓解融资贵融资难的有效手段。停止融资融券,不会改变市场走势,但是会增大市场的波动性,导致市场预期不稳定。
中国股市缺乏成熟的机构投资者。如果天天都是散户,今天买进明天卖出,这个市场是不会成熟的。但它并不意味着市场不涨。如果有长线的基金,市场的投资风格将会更追求长期,稳定的收益。从股票供应讲,供给端一定需要放开,供给不放开就可能导致寻租。
同时,健全资本市场,监管一定要到位。监管是针对不规范行为,对内部消息、上市公司造假进行惩罚和处置。参照美国SEC到香港SFC监管的权限、惩罚的力度,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还亟待提升。
注册制非常必要,可以达到增加供给的预期。通过注册希望上市的企业,如果卖的便宜他是不会卖的,国外资本市场,企业如果认为价格太低,还会进行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