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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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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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院《（新编）中国通史》“中国疆域史卷”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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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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