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在古代和近现代，都涌现了一批法治方面的典型人物。可以说，一股“法的精神”虽然不那么强劲、不那么主流，但始终在华夏历史的深处回荡……为此我们编发了《人间正道是法治》这组稿件，以章回体的形式，再现中国法治史上的闪光瞬间。
　　第一回 韩非子法不阿贵 曹孟德棒打土豪
　　话说在中国古代，所有的智者都渴望遇到明君，可惜却往往难以如愿，因为昏君是常态，明君只是非常态。同样，所有的明君也都渴望遇到智者，但真正能始终善待智者的明君却凤毛麟角，因为反复无常、难以捉摸本是人类君主的共性，就连明君也不例外。
　　秦始皇和韩非的故事，就很让人感喟。
　　韩非本是战国时期韩国的一位贵族公子，他的学问很深，文章也写得很漂亮。有一天，秦始皇读了他写的文章，感慨地说：“如果我能见到这个人，并同他交朋友，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
　　秦始皇决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达到目的，他命令自己强大的军队猛攻弱小的韩国，以交出韩非作为休战的条件。韩国哪里是强秦的对手，只得交出韩非以换取停战。
　　这时，韩非的同学李斯正在秦国做宰相，他听说韩非要来，顿生嫉妒，竟然不顾同窗情义，在秦始皇面前大进谗言。他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即使大王重用他，他也肯定不会诚心实意地为秦国效力；如果不重用他，将来他回到韩国后，必定会成为大王统一天下的后患。依臣之见，不如找个罪名把他杀掉，以了却一桩心事。”
　　秦始皇居然把自己曾经的感慨全然忘掉，竟觉得李斯的话有几分道理，但对韩非是杀是留，一时拿不定主意，便下令把他暂时囚禁起来。在狱中，蒙在鼓里的韩非还傻呵呵地问狱吏：“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狱吏说：“一棵树上不能栖两只雄鹰，一个笼子里不能关两只老虎。你和李斯都是有才干的人，当今之世，这样的人不是被重用就是被杀掉。你就认命吧！”
　　韩非这才醒悟过来。为了避免受辱，他当晚便自缢于狱中，年仅47岁。过了几天，秦始皇要见韩非，当他听到噩耗后，连声说：“可惜，可惜。”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他融汇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法家的思想成果，建立了一个将“法”、“术”、“势”结合起来的思想体系。“法”是指法令条文，“术”是指国君驾驭群臣的权术，“势”是指最高统治者的特殊地位和权势。韩非指出，这三者密不可分。如果只讲法不讲术，那就无法对付搞阴谋诡计的人。而只讲术不讲法，就无法对付乱臣贼子。有了“法”和“术”还不够，君主还须有权有势，只有保住政权，居于最高的地位，才能顺利地推行“法”和“术”。他的这一套理论很对秦始皇的口味，成为秦始皇乃至后世的许多君主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的思想武器。
　　如果韩非只是一个钻研统治术的学者，那么他的价值是比较有限的。真正使他成为高大的思想者的，是他的“法不阿贵”和进化历史观。
　　在中国历史上，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十分进步的。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四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待兔”之徒。因此，他主张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提出了“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观点。
　　列位看官可能有所不知，韩非还是一名口吃患者。人们常说口吃是因为思维快过了表达，那么对韩非来说，他的思想大大快过了他的时代。
　　韩非子壮志未酬身先死，他的法治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许多有识之士，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种“法的精神”来管理社会。被称为“乱世奸雄”的曹孟德就是其中一位。
　　20岁，曹操开始做官，起点不算低，担任负责京城洛阳北城区治安的北部尉。京城多的是高官贵人，历来就有“京官难做”之说。况且东汉帝国正在走下坡路，当时京城治安之差是不难想象的。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其他人肯定是束手无策、得过且过，但咱们的曹孟德可有着都教授那样的智商，他创造性地发明了“五色棒”，这一大规模威慑性武器在京城上空一挥舞，治安情况立马有了好转。
　　当然，任何时候都有那些主动往枪口上撞的愣头青，这不，有一位大爷晚上携带管制刀具，在大街上乱窜，结果被曹操逮住了。各位看官，这里要解释一下，在古代，为了治安的需要，晚上一般是不准随便外出的，这一制度就叫做“宵禁”。问题是这位违反“宵禁”的大爷可不是一般的农村老大爷，而是一位真正的“大爷”，他老人家的侄儿蹇硕可是当今皇上宠幸的宦官。而在东汉末年，宦官集团的势力可大着呢。
　　可曹操心里说，你愣，我比你还愣！拿今天的话说，他秉着“不管牵涉到什么人，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一律追查到底”的执法理念，顶住各种说情风，一声令下，五色棒齐飞，几下子就把这位大爷给活活打死了。
　　这一下所有的人，不论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可全都老实了。正所谓“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更重要的是，曹操的威名就此树立，为他以后做事减少了许多阻力。
　　曹操对此也很得意。许多年以后，他对二十来岁的儿子曹植说：我二十几岁做的事情，到现在都不后悔。你现在和我当年一样大，可要好好地去做啊！
　　当然，曹操到了中年之后，也干了一些错事甚至坏事，比如杀了祢衡、杨修等名士。但总的说来，他还算是一个讲“法治”之人，而且讲着讲着，就讲到了自己头上。这就是著名的“割发代首”的故事。当时曹操的马踩倒老百姓的庄稼，按他的规矩，应该斩首。司法官反应最快，说《春秋》里有“罚不加于尊”，刑罚不能够强加于尊贵的人。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要求割发代首，三军肃然。
　　列位看官可能要问了，“割发”不就是今天的“理发”吗，理了发还不花钱，这算神马惩罚？实际上，中国人从孔子那一辈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己的头发是父母莫大的馈赠，看得很重很重，根本不会主动去剪！因此，“割发”在汉朝来讲，是一种非常严酷的刑罚，叫作髡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给汉朝的刑罚排了个次序，他认为最残酷、侮辱性最强的刑罚是宫刑，次一等的是砍手砍脚，而第三的就是髡刑，排在打板子、流放这些刑罚前面。正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之下，曹操割发才能够代首，才能够起到威慑三军的作用。
　　东汉末年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感非常强烈，导致的一个弊端就是，人人都只凭良心来做事，置法律规定于不顾，法治观念淡漠。而曹操却有着敢于创新的大智慧，他觉得光靠良心是不够的，法治才是真正的保障。这在近两千年前的古代，无疑是超前的想法。
　　曹操在东汉末年所进行的政治、法律方面的改革，法律史上称之为“名法之治”。名法之治把政治和法律重新纳入了儒家的视野，从而把儒家拉回了正轨。从政治来看，重新构建了合理高效的政权，提高了政府的运作效率。曹操制定的科，解决了汉朝的立法庞杂，行政失灵。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叡的时代，就在曹操制定的科的基础上制定了魏律十八篇。从此，中国终于有了一部统一的基本法典，彻底改变了秦汉以来立法庞杂的弊病。
　　所以鲁迅先生深有感慨地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