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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唐长安城大明宫考古发掘的日益深入，出土了一大批蕴涵丰富文化信息的铭文砖，这些铭文砖是我们了解研究唐大明宫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本文主要结合前人考古研究，经考证后认为太液池铭文砖采用干支纪年。“左策”是左神策军的略写与“左策”相对应的“右策”也应是右神策军的简称。
[关键词]大明宫；太液池；铭文砖；左策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4－0045－06
唐大明宫遗址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取得了显著成就。几乎每次都有相关铭文砖瓦的报告。在这些铭文砖中。有一类带“左策”字样的铭文砖并未引起学者的特别关注，本文试对其稍加分析，敬请方家指正。
一、“左策”是“左神策军”的略写或简称
2003年发表的《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发掘简报》提到出土遗物，其中砖瓦类之长方砖有一类铭文砖：“T28：21。背面模印文字为‘左策壬午’，砖残长16厘米、宽16厘米、厚7.7厘米，印框长8厘米、宽2.5厘米、深0.3厘米。”此次发掘中，“左策壬午”铭文砖与“匠赵吉”、“六王官砖”、“使窑”等铭文砖经考古工作者发现并公布，同时也发现“使窑”、“天八安门砖瓦”、“匠王公约”等模印铭文瓦。2005年发表的《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一文，在出土遗物中提出“左策戊寅”铭文砖与“匠杨氏”、“昭六年”、“六王官砖”、“天八安门官瓦”、“使窯”、“天下太平”等铭文砖瓦出土。除此以外，大明宫太液池遗址上还发现有“左策辛巳”铭文砖。这些带有“左策”与天干地支序号的铭文砖只在太液池遗址出土，在其他地方甚至是大明宫其他区域尚未见到，其铭文如何解释，有待思考。
目前为止。唐代大明宫发现的铭文砖大体可分为建筑遗址出土和窑址出土两类。据安家瑶、李春林执笔的《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所附表二《殿址出土印文长砖统计表》、表三《窑址出土印文长砖统计表》和表六《印文板瓦统计表》，含元殿遗址出土和窑址出土的砖瓦印文主要涉及工匠姓名、窑名(或职属名)、建筑名、年月等类型。其中，工匠印款类型最多，如“官匠邵娘”、“匠王顺”等76种；涉及窑名(或职属名)的有“天七西坊官口”、“口坊官砖”、“将作官瓦”、“西坊”等；涉及建筑名的有“天八玄武官砖”、“玄武天宝五月官瓦”、“玄武天六官”等；显示年月的砖瓦如“口坊六载五月口”、“口五月官砖”、“天九西坊官口”、“天九春”、“玄瓦六月末”、“玄瓦七月半”等。这些铭文在确定砖瓦的烧造者、烧造部门、烧造时间、用途等方面。包含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信息，是研究唐代大明宫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太液池出土的砖瓦铭文中也有工匠印款、年月、窑名、官署名等类型，其中，有一些是前所未见的，如“使窯”、“左策××”、“天下太平”、“六王官砖”等，特别是“左策戊寅”、“左策壬午”、“左策辛巳”之铭文砖都出现“左策”和干支字样，在众多铭文砖中尤为特殊。出现在砖瓦上的“左策”一词，在现存唐代各种传统文献中无考，却在唐代历年出土的历史文物中曾经出现。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平康坊内建筑遗址中出土7件带錾文镏金银茶托，其中1号茶托的铭文为“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2号茶托的铭文为“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3－7号茶托的铭文相同，均为“左策使宅茶库一”。马得志主张“左策使”可能是“左右神策军使(护军中尉)”或“左神策军使”的简称，有一定道理。
当时出土的7件茶托中有6件刻有“左策使宅茶库”，据铭文推测全套共有10件，本次只发现其中6件。都应属于某左神策军使家茶库之物。茶托所有铭文都是在茶托铸成后錾刻上去的，1号茶托錾刻时间为大中十四年(860)八月，其余可能与此同时或相近。根据文献记载，大中十四年(860)八月唐懿宗新继位刚好一年，并于此年十一月改元为咸通，其时担任左神策军使的宦官是谁呢?史载：“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以夔王属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兀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所立郓王就是唐懿宗，不久，左神策中尉王宗实杀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三位掌权宦官，独擅朝政。此事唐人裴庭裕《东观奏记》记载更为详细：(宣宗)大渐，顾命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以夔王当璧为托。三内臣皆上素所厚者，泣而受命。时右军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左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归长、公儒、居方患之。乃矫诏出宗实为淮南监军使，宣化门受命，将由右银台门出焉。左军副使兀元实谓宗实日：圣人不豫逾月，中尉止隔门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请一面圣人而出。宗实始悟，却入。即诸门，已踵故事。添人守捉矣。兀元实翼导宗实直至寝殿，上已晏驾，东首环泣。宗实叱居方等下。责以矫宣，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于藩邸。即位，是为懿宗。
所引材料涉及宣、懿政权交接时的几位涉事宦官，有左、右神策二中尉，二枢密使和宣徽南、北院使。特别是时任左神策护军中尉的王宗实成为这次宫廷政变的关键性人物，他击败其他宦官，迎立已被排挤出宫的郓王即位，是为唐懿宗。此事发生在大中十三年(859)八月，与茶托錾刻时间之大中十四年(860)八月只相差不到一年，且王宗实任左神策军使在前。故这些茶托上的“左策使宅”可能就是王宗实的宅第。王宗实在长安的宅第位于何坊，诸书未予记载，是否为茶托的发现地平康坊，尚待考证。
茶托虽不在大明官范围内出土，而是在唐代长安平康坊内发现。但其主人是左神策军使王宗实，说明这批茶托仍与皇宫有着密切关系，故其錾文中之“左策”应与太液池遗址出土铭文砖上之“左策”有一定的关系，都应该是左神策军的简称或略写。“左策”模印在铭文砖上则表明这批砖由左神策军烧造而成。
二、出土铭文砖上的干支用于纪年
大明宫太液池出土铭文砖上之“左策”可能与平康坊出土茶托上的“左策”同义。均是左神策军的简称或缩写，那么“左策戊寅”、“左策壬午”、“左策辛巳”中。几组干支序号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太液池考古出土文物多属于晚唐文化层，晚唐神策军曾经分成54都，是否54都按干支排序?据《旧唐书·僖宗纪》载：“时自蜀中护驾，(田)令孜招募新军五十四都，都千人，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为五军。”此事《新唐书》也有记载：“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离为十军，令孜自为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诸都又领以都将，亦曰‘都头’。”左、右神策54都的排序诸书均未记载，但部分神策都名偶尔也有涉及，从现有文献提到左、右神策的几个 都名来看，如捧日都、摄云都、忠顺都、保銮都、扈跸都等。左、右神策每都自有名号，并不是按天干地支排序，故可以排除此种猜测。
因为大明宫出土铭文砖瓦中经常有纪年模印，如出土于含元殿遗址的“玄武天六官”、“口坊六载五月口”、“天七西坊官口”、“天八玄武官砖”、“天九西坊官口”、“天九春”、“玄武天宝五月官瓦”、“口五月官砖”、“玄瓦六月末”、“玄瓦七月半”等。出土于丹风门遗址的“西坊天宝年六”砖、“口宝四月官瓦”，出土于含元殿前渠道遗址的“开廿九六月官砖”，出土于大明宫遗址的“天宝五载西坊官砖”等，均属于纪年铭文砖瓦。可见，唐代烧造砖瓦时模印年月之法已形成行业通则。由此推测，铭文砖上的天干地支极有可能也是用来纪年的。如果这些干支确实是用来纪年的，那么，戊寅、壬午、辛巳在有唐300年间就会有五六种可能性，但考虑到这些带有“左策××”的铭文砖均是在晚唐文化层出土。则可选择的范围就大为缩小。就“戊寅”来说，可能为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或宣宗大中十二年(858)，“辛巳”可能为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或懿宗咸通二年(861)，“壬午”可能为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或懿宗咸通三年(862)。
如果按唐德宗贞元年间假设，德宗贞元年间正是左、右神策军确立禁军地位之时，贞元二年(786)，神策左、右厢改为左、右神策军，内官充任的左、右护军中尉恃宠骄纵招权，史籍中很少见到左、右神策军士在贞元年间参加工程修造之类工役。初步统计，此期长安城、大明宫中修造工程多由政府部门负责，如贞元二十一年(805)间见于诸书记载的13项大型营修工程中，户部主持5项，京兆府主持2项，使职主持2项，4项未记主持者，并没有提到左、右神策。由此可见，贞元年间，京城、皇宫的修缮主要由户部、京兆府等南衙机构主持。或临时命使。
按《唐六典》规定，工程营缮之事归属于尚书工部和将作监，并且明确分成内作和外作，内作是指“凡西京之大内、大明、兴庆宫，东都之大内、上阳宫，其内外郭、台、殿、楼、阁，并仗舍等，苑内宫亭，中书、门下、左右羽林军、左右万骑仗、十二闲厩屋宇等，谓之内作”，外作是指“凡山陵及京都之太庙、郊社诸坛庙，京都诸城门，尚书、殿中、秘书、内侍省、御史台、九寺、三监、十六卫、诸街使、弩坊、温汤、东宫诸司、王府官舍屋宇、诸街、桥道等，并谓之外作”。不管是内作或外作，修城缮宫应该属将作监或工部之职责，例如将作监的职掌是“凡有建造营葺，分功度用，皆以委焉”。尚书工部的职掌是“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工匠之程式，咸经度之”。但到贞元年间，应该是将作监、工部的职掌却转移到户部、京兆府。或临时任命使职来主持营造，这种情况正是中唐以后官制运作中“职去本司”现象的典型事例。
元和年间(806－821)，唐宪宗欲恢宏宫殿制度，命六军修麟德殿之东廊，军使张奉国以禁中营缮太多，常见工徒出入禁中，且公费不足。只好出私财以助用，因此诉于执政。宰相裴度上言：“陛下有将作监，内作营构之役，有司具存，岂可使功臣破产修造?”事后，宪宗怒罢张奉国军职，《资治通鉴》记此事的影响：“于是浚龙首池。起承晖殿，土木浸兴矣。”唐宪宗以六军修大明宫麟德殿，裴度认为内作营构应由将作监承担，不应该役使六军将士。张奉国从安全角度出发，认为宫中营缮太多，工徒不应该频繁出入宫苑。于是。皇帝将营建宫苑之事委任左、右神策军，所以，司马光才有“土木浸兴”之感叹。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1)，左、右神策军士参加修城浚池工役之记载时有出现，如元和十五年(820)间见于诸书记载的京城或皇宫大型营缮工程有16项，其中左、右神策军主持或参与的有12项，未记主持者4项。神策军既参加属于内作的工程，也参加属于外作的工程，而原属于将作监、工部的建造营葺事务，已从政府有司转移于宦官掌握的禁军手中，这样虽然可暂时避免工徒出入宫苑，却让神策军权力更加集中。故左、右神策军在营缮宫苑方面表现出的越俎代庖行为。从某种程度讲，也是宦官掌权时代“职去有司”的一个注脚。
元和以后此种现象更加多见，材料太多，无法一一枚举，只选择两个典型事例以资说明。其一，《长安志》卷6《宫室四·唐上》记载：“贞元十二年，诏浚鱼藻池，深一丈，至穆宗又发神?六军二千人浚之。”同样是修浚长安禁苑之鱼藻池，唐德宗时不用神策军士，而唐穆宗时就征发神策兵士。其二，同样是疏浚昆明池，德宗贞元年间由京兆府负责，文宗大和时则归左、右神策军主持。堰决河渠原本是水部或都水监的职责。这时也经常被左、右神策军侵夺，明显又属于越俎代庖的行为，但在宦官掌权的中晚唐，北司侵夺南衙职权的事例也非只此一端。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神策军士参予工程修造并不普遍，直到宪宗元和以后。左、右神策军才普遍参与京城、皇宫各项营缮工程。这个结论有助于排除砖文“戊寅”、“壬午”、“辛巳”属于贞元年间的假设，从而说明太液池晚唐文化遗址出土的“左策”铭文砖上千支的时间可能要点晚些。诚如是，前文提到的两种可能性只剩最后一种，即“左策戊寅”是在宣宗大中十二年(858)烧造，“左策辛巳”是在懿宗咸通二年(861)烧造，“左策壬午”是在懿宗咸通三年(862)烧造。这个结论也与几次考古发掘简报提到的晚唐文化层相吻合。不仅如此，也与前揭錾刻“左策使宅库”茶托的铭文时间大中十四年(860)相接近。或者说，前后只相差一两年，是否为一种偶然的巧合，或者说以“左策”指代左神策军的提法确实曾经成为人们一些非正式场合的习惯用语。尚待更多的证据。因为传统文献于此没有任何记录，而考古出文物也只是一鳞半爪，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落差，所以，期待今后更多文物的出土。
三、文物中也曾出现“右策”
事实上，出土文物铭文中不仅有“左策”之字，也出现过“右策”之文，是否如“左策”指代左神策军一样，“右策”就是代称右神策军，值得探讨。如罗福颐在《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中记有一方“右策宁州留后朱记”官印，过去一直认为属于五代时期。其判断根据只不过是印文出现“朱记”之字。实际上，单凭此条确实很难对其断代。如果联系上揭铭文砖、茶托铭刻上的“左策”之文，此印文中的“右策”正好与“左策”形成对文，诚如是，“右策”很可能是右神策军的略称或简写。
上述观点还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宁州在唐确实隶属于神策军。唐代宁州属于关内道，其领县有定平县，《新唐书》卷37《地理志》1“关内道宁州”条记：“(元和)四年隶左神策军。”不仅此处记录宁州定平县隶属于神策军，宋白《续通典》也曾提到：“左神策京西北八镇，普闰镇、崇信城、定平镇、口口口、归化城、定远城、永安城、邰阳县也。右神策五镇，奉天镇、麟游镇、良原镇、庆州镇、怀 远城也。”据此可知宁州定平镇遥隶于左神策军，虽与“右策宁州”并不一致，但宁州隶属神策也是事实。实际上，胡三省在记神策右军中尉梁守谦兼领左、右神策八镇兵时，也注意到神策外镇的隶属或数目差异：“左、右神策军分屯近畿，凡八镇，长武、兴平、好畴、普闰、邰阳、良原、定平、奉天也。宋白所记与此稍异。”张国刚曾注意到神策外镇有13镇和8镇的不同记载，事实上，唐代京西北神策外镇有时也记为12镇，唐长孺认为唐神策京西北诸镇可分成原本就属神策的9镇和错出京西北节度使管内的神策12镇两类，其名不可悉考，且时有分并。出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诸镇隶属关系多有变动，如元和三年(808)，诏普润镇兵马使隶左神策军，到元和八年(813)，又以普润镇兵四千人割属泾原节度使。同样是普润镇，有时隶神策军，有时属泾原节度，并不确定。也许梁守谦以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率包括定平镇在内的京西北八镇时。就意味着宁州定平镇的隶属关系发生变化，因为未见明确记载而不敢妄断。但有一点是事实，即宁州属于神策京西北外镇的驻屯地之一。
其二。右策宁州留后是唐代的产物。作为禁军的神策军。分为两大类：一是在长安宿卫的左、右神策军，是真正的北门禁军：一是在京西北驻防的隶属神策的镇防军。史言：“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辞，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虚名，其于廪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圆这些神策外镇或神策行营既称神策军，也以屯驻地为名，不管是13镇还是8镇都有属于自己的名称，故“右策宁州”是唐代左、右神策军遥领京西北诸镇的产物。“留后”一词在唐代中后期普遍使用，一般是在新旧节度、观察等使交代之际出现。史载：“使府交代。诏到，署留后即行。”即留后在唐代是负责新、旧节使过渡交代的官职，但到中晚唐时期，有些军镇不任命节度使，而以他官兼留后代掌军府，故留后之职虽未列入唐代官志中，却逐渐取得了军府显职的地位，故“右策宁州留后”之职仍然是唐代特殊官制的产物。
其三。左、右神策军在五代已不复存在。唐代神策军取得禁军地位后，成为宦官控制政局的政治工具，宦官掌握的神策军不断衰弱，到唐末，神策军随宦官集团灭亡而不复存在。“于是悉诛宦官，而神策左右军由此废矣，诸司悉归尚书省郎官，两军兵皆隶六军”。长安宿卫的神策军主体解散或转入六军后，在京西北驻防的隶属神策军的镇防军也自然消失，亦或转属他军。五代起，未见再设置过神策军号。五代时期使用“右策宁州留后”官印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官印“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不可能属于五代。应该考虑“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仍属于唐代，因为其制印风格、印文内含与中晚唐社会的联系要远多于五代时期。诚如是，铭文砖和茶托上“左策”之模印也得到了官印用文的支持，从而说明在一段时期内，“左策”与“右策”成为左、右神策军的略称或简写，有可能在非正式场合中使用，也有可能在某些正式场合中使用，如官印。
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出土的“左策”铭文砖与大明宫遗址其他区域出土的铭文砖瓦有一定异同，也与同时代其他类型的文物存在一定关联，作为历史文物，更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通过以上比较，发现模印“左策××”的铭文砖均可能由左神策军在大中末、咸通初烧造而成，用在太液池进水渠挡水设施中。这一点有助于今日重新评价唐代神策军的历史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神策军不仅是大明官的保卫者之一，也是大明宫的营修者之一。
[关键词]大明宫；太液池；铭文砖；左策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4－0045－06
唐大明宫遗址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取得了显著成就。几乎每次都有相关铭文砖瓦的报告。在这些铭文砖中。有一类带“左策”字样的铭文砖并未引起学者的特别关注，本文试对其稍加分析，敬请方家指正。
一、“左策”是“左神策军”的略写或简称
2003年发表的《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发掘简报》提到出土遗物，其中砖瓦类之长方砖有一类铭文砖：“T28：21。背面模印文字为‘左策壬午’，砖残长16厘米、宽16厘米、厚7.7厘米，印框长8厘米、宽2.5厘米、深0.3厘米。”此次发掘中，“左策壬午”铭文砖与“匠赵吉”、“六王官砖”、“使窑”等铭文砖经考古工作者发现并公布，同时也发现“使窑”、“天八安门砖瓦”、“匠王公约”等模印铭文瓦。2005年发表的《西安市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一文，在出土遗物中提出“左策戊寅”铭文砖与“匠杨氏”、“昭六年”、“六王官砖”、“天八安门官瓦”、“使窯”、“天下太平”等铭文砖瓦出土。除此以外，大明宫太液池遗址上还发现有“左策辛巳”铭文砖。这些带有“左策”与天干地支序号的铭文砖只在太液池遗址出土，在其他地方甚至是大明宫其他区域尚未见到，其铭文如何解释，有待思考。
目前为止。唐代大明宫发现的铭文砖大体可分为建筑遗址出土和窑址出土两类。据安家瑶、李春林执笔的《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所附表二《殿址出土印文长砖统计表》、表三《窑址出土印文长砖统计表》和表六《印文板瓦统计表》，含元殿遗址出土和窑址出土的砖瓦印文主要涉及工匠姓名、窑名(或职属名)、建筑名、年月等类型。其中，工匠印款类型最多，如“官匠邵娘”、“匠王顺”等76种；涉及窑名(或职属名)的有“天七西坊官口”、“口坊官砖”、“将作官瓦”、“西坊”等；涉及建筑名的有“天八玄武官砖”、“玄武天宝五月官瓦”、“玄武天六官”等；显示年月的砖瓦如“口坊六载五月口”、“口五月官砖”、“天九西坊官口”、“天九春”、“玄瓦六月末”、“玄瓦七月半”等。这些铭文在确定砖瓦的烧造者、烧造部门、烧造时间、用途等方面。包含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信息，是研究唐代大明宫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太液池出土的砖瓦铭文中也有工匠印款、年月、窑名、官署名等类型，其中，有一些是前所未见的，如“使窯”、“左策××”、“天下太平”、“六王官砖”等，特别是“左策戊寅”、“左策壬午”、“左策辛巳”之铭文砖都出现“左策”和干支字样，在众多铭文砖中尤为特殊。出现在砖瓦上的“左策”一词，在现存唐代各种传统文献中无考，却在唐代历年出土的历史文物中曾经出现。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平康坊内建筑遗址中出土7件带錾文镏金银茶托，其中1号茶托的铭文为“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2号茶托的铭文为“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3－7号茶托的铭文相同，均为“左策使宅茶库一”。马得志主张“左策使”可能是“左右神策军使(护军中尉)”或“左神策军使”的简称，有一定道理。
当时出土的7件茶托中有6件刻有“左策使宅茶库”，据铭文推测全套共有10件，本次只发现其中6件。都应属于某左神策军使家茶库之物。茶托所有铭文都是在茶托铸成后錾刻上去的，1号茶托錾刻时间为大中十四年(860)八月，其余可能与此同时或相近。根据文献记载，大中十四年(860)八月唐懿宗新继位刚好一年，并于此年十一月改元为咸通，其时担任左神策军使的宦官是谁呢?史载：“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以夔王属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兀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所立郓王就是唐懿宗，不久，左神策中尉王宗实杀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和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三位掌权宦官，独擅朝政。此事唐人裴庭裕《东观奏记》记载更为详细：(宣宗)大渐，顾命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以夔王当璧为托。三内臣皆上素所厚者，泣而受命。时右军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左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归长、公儒、居方患之。乃矫诏出宗实为淮南监军使，宣化门受命，将由右银台门出焉。左军副使兀元实谓宗实日：圣人不豫逾月，中尉止隔门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请一面圣人而出。宗实始悟，却入。即诸门，已踵故事。添人守捉矣。兀元实翼导宗实直至寝殿，上已晏驾，东首环泣。宗实叱居方等下。责以矫宣，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于藩邸。即位，是为懿宗。
所引材料涉及宣、懿政权交接时的几位涉事宦官，有左、右神策二中尉，二枢密使和宣徽南、北院使。特别是时任左神策护军中尉的王宗实成为这次宫廷政变的关键性人物，他击败其他宦官，迎立已被排挤出宫的郓王即位，是为唐懿宗。此事发生在大中十三年(859)八月，与茶托錾刻时间之大中十四年(860)八月只相差不到一年，且王宗实任左神策军使在前。故这些茶托上的“左策使宅”可能就是王宗实的宅第。王宗实在长安的宅第位于何坊，诸书未予记载，是否为茶托的发现地平康坊，尚待考证。
茶托虽不在大明官范围内出土，而是在唐代长安平康坊内发现。但其主人是左神策军使王宗实，说明这批茶托仍与皇宫有着密切关系，故其錾文中之“左策”应与太液池遗址出土铭文砖上之“左策”有一定的关系，都应该是左神策军的简称或略写。“左策”模印在铭文砖上则表明这批砖由左神策军烧造而成。
二、出土铭文砖上的干支用于纪年
大明宫太液池出土铭文砖上之“左策”可能与平康坊出土茶托上的“左策”同义。均是左神策军的简称或缩写，那么“左策戊寅”、“左策壬午”、“左策辛巳”中。几组干支序号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太液池考古出土文物多属于晚唐文化层，晚唐神策军曾经分成54都，是否54都按干支排序?据《旧唐书·僖宗纪》载：“时自蜀中护驾，(田)令孜招募新军五十四都，都千人，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为五军。”此事《新唐书》也有记载：“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离为十军，令孜自为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诸都又领以都将，亦曰‘都头’。”左、右神策54都的排序诸书均未记载，但部分神策都名偶尔也有涉及，从现有文献提到左、右神策的几个 都名来看，如捧日都、摄云都、忠顺都、保銮都、扈跸都等。左、右神策每都自有名号，并不是按天干地支排序，故可以排除此种猜测。
因为大明宫出土铭文砖瓦中经常有纪年模印，如出土于含元殿遗址的“玄武天六官”、“口坊六载五月口”、“天七西坊官口”、“天八玄武官砖”、“天九西坊官口”、“天九春”、“玄武天宝五月官瓦”、“口五月官砖”、“玄瓦六月末”、“玄瓦七月半”等。出土于丹风门遗址的“西坊天宝年六”砖、“口宝四月官瓦”，出土于含元殿前渠道遗址的“开廿九六月官砖”，出土于大明宫遗址的“天宝五载西坊官砖”等，均属于纪年铭文砖瓦。可见，唐代烧造砖瓦时模印年月之法已形成行业通则。由此推测，铭文砖上的天干地支极有可能也是用来纪年的。如果这些干支确实是用来纪年的，那么，戊寅、壬午、辛巳在有唐300年间就会有五六种可能性，但考虑到这些带有“左策××”的铭文砖均是在晚唐文化层出土。则可选择的范围就大为缩小。就“戊寅”来说，可能为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或宣宗大中十二年(858)，“辛巳”可能为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或懿宗咸通二年(861)，“壬午”可能为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或懿宗咸通三年(862)。
如果按唐德宗贞元年间假设，德宗贞元年间正是左、右神策军确立禁军地位之时，贞元二年(786)，神策左、右厢改为左、右神策军，内官充任的左、右护军中尉恃宠骄纵招权，史籍中很少见到左、右神策军士在贞元年间参加工程修造之类工役。初步统计，此期长安城、大明宫中修造工程多由政府部门负责，如贞元二十一年(805)间见于诸书记载的13项大型营修工程中，户部主持5项，京兆府主持2项，使职主持2项，4项未记主持者，并没有提到左、右神策。由此可见，贞元年间，京城、皇宫的修缮主要由户部、京兆府等南衙机构主持。或临时命使。
按《唐六典》规定，工程营缮之事归属于尚书工部和将作监，并且明确分成内作和外作，内作是指“凡西京之大内、大明、兴庆宫，东都之大内、上阳宫，其内外郭、台、殿、楼、阁，并仗舍等，苑内宫亭，中书、门下、左右羽林军、左右万骑仗、十二闲厩屋宇等，谓之内作”，外作是指“凡山陵及京都之太庙、郊社诸坛庙，京都诸城门，尚书、殿中、秘书、内侍省、御史台、九寺、三监、十六卫、诸街使、弩坊、温汤、东宫诸司、王府官舍屋宇、诸街、桥道等，并谓之外作”。不管是内作或外作，修城缮宫应该属将作监或工部之职责，例如将作监的职掌是“凡有建造营葺，分功度用，皆以委焉”。尚书工部的职掌是“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工匠之程式，咸经度之”。但到贞元年间，应该是将作监、工部的职掌却转移到户部、京兆府。或临时任命使职来主持营造，这种情况正是中唐以后官制运作中“职去本司”现象的典型事例。
元和年间(806－821)，唐宪宗欲恢宏宫殿制度，命六军修麟德殿之东廊，军使张奉国以禁中营缮太多，常见工徒出入禁中，且公费不足。只好出私财以助用，因此诉于执政。宰相裴度上言：“陛下有将作监，内作营构之役，有司具存，岂可使功臣破产修造?”事后，宪宗怒罢张奉国军职，《资治通鉴》记此事的影响：“于是浚龙首池。起承晖殿，土木浸兴矣。”唐宪宗以六军修大明宫麟德殿，裴度认为内作营构应由将作监承担，不应该役使六军将士。张奉国从安全角度出发，认为宫中营缮太多，工徒不应该频繁出入宫苑。于是。皇帝将营建宫苑之事委任左、右神策军，所以，司马光才有“土木浸兴”之感叹。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1)，左、右神策军士参加修城浚池工役之记载时有出现，如元和十五年(820)间见于诸书记载的京城或皇宫大型营缮工程有16项，其中左、右神策军主持或参与的有12项，未记主持者4项。神策军既参加属于内作的工程，也参加属于外作的工程，而原属于将作监、工部的建造营葺事务，已从政府有司转移于宦官掌握的禁军手中，这样虽然可暂时避免工徒出入宫苑，却让神策军权力更加集中。故左、右神策军在营缮宫苑方面表现出的越俎代庖行为。从某种程度讲，也是宦官掌权时代“职去有司”的一个注脚。
元和以后此种现象更加多见，材料太多，无法一一枚举，只选择两个典型事例以资说明。其一，《长安志》卷6《宫室四·唐上》记载：“贞元十二年，诏浚鱼藻池，深一丈，至穆宗又发神?六军二千人浚之。”同样是修浚长安禁苑之鱼藻池，唐德宗时不用神策军士，而唐穆宗时就征发神策兵士。其二，同样是疏浚昆明池，德宗贞元年间由京兆府负责，文宗大和时则归左、右神策军主持。堰决河渠原本是水部或都水监的职责。这时也经常被左、右神策军侵夺，明显又属于越俎代庖的行为，但在宦官掌权的中晚唐，北司侵夺南衙职权的事例也非只此一端。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神策军士参予工程修造并不普遍，直到宪宗元和以后。左、右神策军才普遍参与京城、皇宫各项营缮工程。这个结论有助于排除砖文“戊寅”、“壬午”、“辛巳”属于贞元年间的假设，从而说明太液池晚唐文化遗址出土的“左策”铭文砖上千支的时间可能要点晚些。诚如是，前文提到的两种可能性只剩最后一种，即“左策戊寅”是在宣宗大中十二年(858)烧造，“左策辛巳”是在懿宗咸通二年(861)烧造，“左策壬午”是在懿宗咸通三年(862)烧造。这个结论也与几次考古发掘简报提到的晚唐文化层相吻合。不仅如此，也与前揭錾刻“左策使宅库”茶托的铭文时间大中十四年(860)相接近。或者说，前后只相差一两年，是否为一种偶然的巧合，或者说以“左策”指代左神策军的提法确实曾经成为人们一些非正式场合的习惯用语。尚待更多的证据。因为传统文献于此没有任何记录，而考古出文物也只是一鳞半爪，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落差，所以，期待今后更多文物的出土。
三、文物中也曾出现“右策”
事实上，出土文物铭文中不仅有“左策”之字，也出现过“右策”之文，是否如“左策”指代左神策军一样，“右策”就是代称右神策军，值得探讨。如罗福颐在《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中记有一方“右策宁州留后朱记”官印，过去一直认为属于五代时期。其判断根据只不过是印文出现“朱记”之字。实际上，单凭此条确实很难对其断代。如果联系上揭铭文砖、茶托铭刻上的“左策”之文，此印文中的“右策”正好与“左策”形成对文，诚如是，“右策”很可能是右神策军的略称或简写。
上述观点还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宁州在唐确实隶属于神策军。唐代宁州属于关内道，其领县有定平县，《新唐书》卷37《地理志》1“关内道宁州”条记：“(元和)四年隶左神策军。”不仅此处记录宁州定平县隶属于神策军，宋白《续通典》也曾提到：“左神策京西北八镇，普闰镇、崇信城、定平镇、口口口、归化城、定远城、永安城、邰阳县也。右神策五镇，奉天镇、麟游镇、良原镇、庆州镇、怀 远城也。”据此可知宁州定平镇遥隶于左神策军，虽与“右策宁州”并不一致，但宁州隶属神策也是事实。实际上，胡三省在记神策右军中尉梁守谦兼领左、右神策八镇兵时，也注意到神策外镇的隶属或数目差异：“左、右神策军分屯近畿，凡八镇，长武、兴平、好畴、普闰、邰阳、良原、定平、奉天也。宋白所记与此稍异。”张国刚曾注意到神策外镇有13镇和8镇的不同记载，事实上，唐代京西北神策外镇有时也记为12镇，唐长孺认为唐神策京西北诸镇可分成原本就属神策的9镇和错出京西北节度使管内的神策12镇两类，其名不可悉考，且时有分并。出现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诸镇隶属关系多有变动，如元和三年(808)，诏普润镇兵马使隶左神策军，到元和八年(813)，又以普润镇兵四千人割属泾原节度使。同样是普润镇，有时隶神策军，有时属泾原节度，并不确定。也许梁守谦以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率包括定平镇在内的京西北八镇时。就意味着宁州定平镇的隶属关系发生变化，因为未见明确记载而不敢妄断。但有一点是事实，即宁州属于神策京西北外镇的驻屯地之一。
其二。右策宁州留后是唐代的产物。作为禁军的神策军。分为两大类：一是在长安宿卫的左、右神策军，是真正的北门禁军：一是在京西北驻防的隶属神策的镇防军。史言：“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辞，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虚名，其于廪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圆这些神策外镇或神策行营既称神策军，也以屯驻地为名，不管是13镇还是8镇都有属于自己的名称，故“右策宁州”是唐代左、右神策军遥领京西北诸镇的产物。“留后”一词在唐代中后期普遍使用，一般是在新旧节度、观察等使交代之际出现。史载：“使府交代。诏到，署留后即行。”即留后在唐代是负责新、旧节使过渡交代的官职，但到中晚唐时期，有些军镇不任命节度使，而以他官兼留后代掌军府，故留后之职虽未列入唐代官志中，却逐渐取得了军府显职的地位，故“右策宁州留后”之职仍然是唐代特殊官制的产物。
其三。左、右神策军在五代已不复存在。唐代神策军取得禁军地位后，成为宦官控制政局的政治工具，宦官掌握的神策军不断衰弱，到唐末，神策军随宦官集团灭亡而不复存在。“于是悉诛宦官，而神策左右军由此废矣，诸司悉归尚书省郎官，两军兵皆隶六军”。长安宿卫的神策军主体解散或转入六军后，在京西北驻防的隶属神策军的镇防军也自然消失，亦或转属他军。五代起，未见再设置过神策军号。五代时期使用“右策宁州留后”官印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官印“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不可能属于五代。应该考虑“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仍属于唐代，因为其制印风格、印文内含与中晚唐社会的联系要远多于五代时期。诚如是，铭文砖和茶托上“左策”之模印也得到了官印用文的支持，从而说明在一段时期内，“左策”与“右策”成为左、右神策军的略称或简写，有可能在非正式场合中使用，也有可能在某些正式场合中使用，如官印。
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出土的“左策”铭文砖与大明宫遗址其他区域出土的铭文砖瓦有一定异同，也与同时代其他类型的文物存在一定关联，作为历史文物，更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通过以上比较，发现模印“左策××”的铭文砖均可能由左神策军在大中末、咸通初烧造而成，用在太液池进水渠挡水设施中。这一点有助于今日重新评价唐代神策军的历史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神策军不仅是大明官的保卫者之一，也是大明宫的营修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