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时，读过一短篇小说，作者似乎是高尔基。三十年过去了，篇名已经忘记，但故事梗概依旧印象深刻：在一个无名的小火车站上，鲜有火车通过，穷极无聊的人们为了打发时间，竟玩起了“捉奸”。结果不是喜剧性的——那位善良而无辜的姑娘，因不堪羞辱而自杀。
　　自杀，当然与尊严有关。正常的两情相悦，会成为众人打发时间甚至是发泄兽性的对象。没有任何抗争能力的姑娘，最后的支付手段是生命。
　　近二十年前，读过学兄杨争光的一个短篇，他以一种近乎喜剧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深邃而悲怆的拷问：人的基本生存与尊严。故事很简单：麦收结束后，一大帮西北汉子交完公粮，到最低等的路边店吃饭，当然喝了很多廉价的酒。一位年轻人因为酒精的作用，言语未免夸张甚至有些张狂，被父亲于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辱骂。年轻人没有顶撞父亲，而是默默地回到家并计划自杀。但自杀前他要做两件事情，一是看望一下最疼爱自己的姐姐，二是亲近一下女人。第二个目标，实现起来难度很大，于是他选择了村里一位口碑不太好的女人。女人正在推碾，年轻人其实不会求爱，只反复说他要死了，最后说到了他曾经偷窥的一次女人的“野合”。女人对他婉言相劝，表现了一个劳动妇女所特有的质朴与善良，甚至是贞节。整个故事是冷的，但最后的部分很温暖。
　　以上所言，都是文学虚构，而文学源于生活，曾是我们信奉的金科玉律。另外一个孪生的金科玉律是，文学还要高于生活。至于文学是否高于又如何高于生活，我拿了一生的时间来思考，目前尚未找到答案。
　　“大木料”的故事，当然不是文学虚构，但贴近了同样的主题——基本的生存与尊严。贫瘠的生活，荒芜的生命，扭曲并挣扎着的兽性与人性——给“大木料”的命运打下一个死结。一个偶然出现的同病相怜的小女孩，曾给他绝望的生存投下了一抹模糊的绿荫，但对沙漠而言它分明太奢侈了。于是无数双或熟悉或陌生的手，纷纷向他伸来并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于是老实人选择了最“老实”的解决之道——共同毁灭。
　　再讲一个真实的血案。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位农妇下工时从苹果园里走，顺手捡了一个落果，看园的家伙立刻赶来并强奸了她。显然，如果他张扬出去，农妇起码要背上不道德的恶名；又如果她出身不够好的话，这甚至会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几十年后，农妇已经去世，那位看园的家伙居然在农妇丈夫面前重提当年的“风流韵事”。毫无疑问，屈辱与仇恨的种子，在丈夫的心中沉睡了数十年后，这会儿给唤醒了，于是这位已经垂垂老矣的丈夫，伺机杀死了那位自鸣得意的风流鬼。
　　告子说，食色性也。先贤的观察是犀利的，看动物世界，我们知道动物只为两样东西争斗——食物与交配。人有动物性，所以食色成为人类的母题之一，很多人一生其实只为这两样东西忙活。但人所以为人，还有超越动物性的东西，比如爱情、悲悯、尊严与高贵。那些高于动物性的品质，才是人性甚至是神性，是人类安身立命的灵魂，也是人类永恒而美丽的居所。然而，当对人的剥夺深入到生物层面后，人就变得不像人，甚至不及野兽。比如动物懂得如何求爱，但在鲁迅先生笔下，一向快乐的阿Q，有了性的冲动与苦闷后，他先是在小尼姑的脸上摸了一把，继而守着众人跪在了吴妈面前，来了一句“我想和你困觉”。求爱的结果是灾难性的，阿Q从此走向末路。
　　关于《阿Q正传》的主题，论者往往贴上“国民性”的标签，在我看来未免失之泛泛。鲁迅先生表达的，在哲学意义上不仅是人的破产，甚至是生物性的破产。
　　“平庸的罪恶”这一概念，是犹太裔思想家阿伦特首创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与“国民性”相近，但更具哲学意味。阿伦特要拷问的，是纳粹所制造的滔天罪恶下面，那些浩如烟海的碎屑般的罪恶。主机与齿轮，地基与建筑，有着本是同根生的血缘关系，如果每一个齿轮都自认为很清洁很无辜，则巨大的罪恶与灾难，便没有了依附与肉身。
　　人类的全部文明史，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告别丛林。如果太多的人深陷丛林并陶醉于丛林且自以为聪明得计的话，则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快乐的阿Q或者苦闷的“大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