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义勇军进行曲》配器的俄国“阿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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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小学生在修缮一新的国歌纪念广场庆祝建国70周年,

  一个外国人,70岁生命中有近30年时间在中国度过,痴迷并挚爱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音乐,把中国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坚持不忘传统,同时又返于自然,努力将传统中国音乐同西欧和声配器方法有机结合,创作出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被称为中国交响乐和歌剧的奠基先锋,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尤为重要的是,他曾为《义勇军进行曲》(日后的新中国国歌)配器,为中国人民所热爱与喜欢。他就是俄国作曲家阿朗·阿夫沙洛莫夫(Avshalomoff),而当年上海滩音乐界则把他昵称为“阿郎”。

小小中国音乐迷


  阿夫沙洛莫夫,1895年10月出生在沙俄远东尼古拉耶夫斯克(即庙街)一个犹太人家庭。说起来,他们家族到远东扎根如同一部传奇的浪漫小说。早在7-13世纪期间,从波斯(今伊朗)北部扎格罗斯山脉迁出的山地犹太人抵达东高加索聚居。19世纪中期,有一天阿夫沙洛莫夫的爷爷参加婚宴,因为与人发生争执,一怒之下,打死了一个波斯客人,结果被沙皇官吏判处流放远东,不得不带着妻子和一岁的儿子(即阿夫沙洛莫夫的父亲)来到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谋生。秉持着犹太人天生的商业头脑,阿夫沙洛莫夫的爷爷先后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和堪察加彼得罗帕甫洛夫斯克开设鱼罐头加工厂,到小阿夫沙洛莫夫出生时,这个家庭已是当地家境最殷实的住户之一。
左图:聂耳。右图:俄国“阿郎”。

  但冥冥之中,爷爷的流放生涯却为小阿夫沙洛莫夫一生的音乐成就埋下了伏笔。原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尼古拉耶夫斯克大街小巷都是中俄居民混合杂居,阿夫沙洛莫夫家族工厂里就聘用了大批中国人,小阿夫沙洛莫夫也经常到中国人家里做客,在中国人的街区里也经常能听到中国人讲一些古老的传说和故事,能听到中国的民间音乐甚至传统京剧唱段。这些经历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极深的音乐印象,在学校里,他还参加了管乐队,甚至担任指挥,经常演奏带有中国风味的曲子,虽说有些和声不全,但毕竟还是有板有眼。所以,到底是什么确定了未来作曲家的兴趣和热情,就很好理解了。
  中学毕业后,阿夫沙洛莫夫在父母坚持下,前往瑞士苏黎世接受医学教育,但这个正处于叛逆期的年轻人忤逆了大人的意见,坚持自己的初心,报考了当地的音乐学校,在这里就学一年后,于1917年返回尼古拉耶夫斯克。此時的俄国已处于革命的高潮,十月革命诞生的苏维埃政权遭到帝国主义和俄国白卫势力的疯狂围剿,战争遍布全国各地。对历史上饱受欺凌甚至屠杀的犹太人极为敏感,在大动荡的岁月里,犹太人特别是生活富裕的犹太人很可能遭遇不测,特别是当时极端仇犹的谢苗诺夫白卫军已控制远东,他们的军饷很大一块就来自没收犹太人的财产,稍有反对就会死刑伺候。

  故事本该到此结束,但命运之神总会“峰回路转”,由于始终在美国谋生不易,1918年,阿夫沙洛莫夫携年轻的妻子重返中国。

音乐创作小有成就


  几经考虑后,阿夫沙洛莫夫全家在中国雇员帮助下,来到满洲(中国东北)避难,后来进一步到华北谋求发展。途经天津时,阿夫沙洛莫夫结识了小同乡扎克·格尔什科维奇,后者正前往日本东京当乐团指挥,希望阿夫沙洛莫夫同往,但阿夫沙洛莫夫要照顾双亲的意愿,决定去文化上更亲近的美国旧金山找找差事。到了大洋彼岸,阿夫沙洛莫夫的日子过得舒适惬意,还娶了一个俄罗斯移民的姑娘为妻。
  故事本该到此结束,但命运之神总会“峰回路转”,由于始终在美国谋生不易,1918年,阿夫沙洛莫夫携年轻的妻子重返中国,此后除了1926-1929年在美国呆了三年,阿夫沙洛莫夫在中国一直住到1947年,前后长达几十年。他重返中国的第一站是山东青岛,一年后,他们的儿子雅各布降生(后来是美国著名作曲家和指挥家),此后他们移居天津,再定居北京(1928-1949年称北平)。在北京期间,他在一家书店当售货员,还兼任法国公使馆图书馆管理员。在挣钱养家糊口的同时,业余时间也过得风生水起,全部用来作曲,同时研究中国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此时的他还不算职业音乐家,创作目的是将中国音乐和西欧的和声结构形式与手法结合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5年,无师自通的阿夫沙洛莫夫完成了首部中国歌剧《观音》和芭蕾舞剧《琴心波光》的创作。当年,《观音》在北京一家大宾馆的舞厅里演出,主声部由十月革命后来华的妹妹萨拉·阿夫沙洛莫夫娜演唱,她还在剧中饰演了多个角色,歌剧首演后深受好评。1926年,阿夫沙洛莫夫持旅游签证来到美国波特兰,他希望在北美上演并出版自己创作的音乐作品。此时,他的老朋友扎克已于1923年日本大地震后移居这里。在扎克的亲自指挥下,波特兰交响乐团演奏了他的芭蕾舞剧《琴心波光》中的音乐。很快,扎克又在纽约交响乐团举办的一次音乐会上,将这首音乐介绍给纽约听众。纽约“Neighbourhood Playhouse”剧院还在著名音乐家霍华德·巴洛的指挥下,上演了他的歌剧《观音》。尽管如此,他在美国的物质状况却难称乐观,日子过得捉襟见肘。1929年,在美国移民机构拒绝旅游签证延期后,阿夫沙洛莫夫率家人再次回到中国,这一呆就是整整18年。

在上海大放异彩


  在随后的18年里,阿夫沙洛莫夫一直定居大上海。一开始,他在一家中美合资出版公司工作,后来担任公共租界工部局图书馆长,在华最后三年则在工部局乐队(即上海交响乐团前身)当指挥。因为图书馆的工作并不忙,他有充裕时间进行社交活动,交际圈包括英国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萨默塞特·毛姆和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此外他还努力进行音乐创作,作品有轰动一时的歌剧《孟姜女》、四部芭蕾舞剧(《凤凰涅槃》《古刹惊梦》《杨贵妃》等)、第一首交响曲和第一首交响诗《北京胡同》,钢琴、小提琴和长笛协奏曲各一部,琵琶和二胡乐曲各一部,以及一些声乐和管弦作品。   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他的第一部交响诗《北平胡同》,1934年在上海演出。作品简洁洗练,时长12分钟,音乐表达层层递进,配器生动活泼,符合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优秀传统。交响诗描写古城中一天到晚的特殊情趣:利用京剧中最通俗的旋律唱出小贩的叫卖声,皮鞋匠、理发匠、卖花女的吆喝声;利用中国的喇叭、铙钹的吹打,描写丧葬仪仗,仪仗过后是一种沉静的哀思;但声音没有低沉多久,粉墙一角的后面,透出一阵凄凉哀怨的笛声,令人幻想古代才子佳人的传奇。一会儿工夫,城市逐渐归于寂静,全城被夜色笼罩,沉沉入梦。阿夫沙洛莫夫多次在中国演奏这首交响诗。1935年11月8日,英国著名指挥家列奥波尔德·斯托科夫斯基在美国费城指挥当地交響乐团演奏了这首作品,引发了不大不小的“中国热”。除此之外,1935年,三幕舞剧《古刹惊梦》(原名《香篆幻境》)也在上海上演,引来一片叫好声。
  阿夫沙洛莫夫在1937年7月完成了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工作,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上海遭受了日本侵略军狂轰滥炸。1938年1月16日,尽管面临一些外部压力,这部协奏曲仍然上演。作品是献给第二任妻子塔季扬娜的,全曲由三部分组成,情绪明快而安静。1938年,阿夫沙洛莫夫又创作了五部分组成的第一交响曲,这是作曲家把中国旋律学与西欧交响音乐和现代配器法相结合的尝试与努力。1940年,在作者的亲自指挥下,上海一支乐团演奏了这首交响乐。

为《义勇军进行曲》配器


  阿夫沙洛莫夫在中国最大的音乐成就,莫过于参与《义勇军进行曲》录制和创作大型音乐剧《孟姜女》。中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活动家贺绿汀曾回忆,1934年电通公司筹拍许幸之导演的电影《风云儿女》,其中的音乐要他帮忙,可影片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曲作者聂耳当时已去日本,为了稳妥起见,贺绿汀便去找当时在上海赫赫有名的犹太作曲家阿夫沙洛莫夫帮忙,希望他代为配乐队伴奏。阿夫沙洛莫夫拿到谱子后很兴奋,答应一定表现好。在贺绿汀的印象里,阿夫沙洛莫夫反应很快,但伴奏改编的字迹写得有些潦草,不得不反复修改。无论如何,这首撼人心魄的正义之歌如大家所愿唱响上海滩,乃至传播全中国,后来成为抗日战争的号角,直到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改定的代国歌歌词为正式国歌)。在如今保存完好的上海百代公司发行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上,赫然写着“《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演唱,聂耳作曲,夏亚夫(即阿夫沙洛莫夫)和声配器。”这是他一生的荣耀。

  在如今保存完好的上海百代公司发行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上,赫然写着“《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演唱,聂耳作曲,夏亚夫(即阿夫沙洛莫夫)和声配器。”这是他一生的荣耀。
聂耳侄女聂丽华(左二)在参观《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过程相关展出。

  阿夫沙洛莫夫另一大“音乐丰碑”就是《孟姜女》。1943年,音乐剧《孟姜女》创作完成,1945年先后在上海和南京上演30场。为了重现秦始皇修长城时期的特点,负责音乐的阿夫沙洛莫夫和编剧姜椿芳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为了复原当时的服装、发型和其他元素,他认真研究秦时的碑文、图画和雕刻,招募了近百名来自苏州以及女主人公家乡的刺绣女工,为演员缝制服装上的各种独特装饰物和绣花,就连演员在舞台上的动作和表演方法也做了重大改进。当年《申报》曾报道,与中国人习以为常、几百年间传承下来的东西大不一样,《孟姜女》演员要摒弃从小养成的传统习惯做法,运用新的表达方式尤其是歌唱方法,投入到音乐剧演出中去,表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特点。总之,这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剧,将中国音乐旋律与西方和声配器法有机结合起来的大胆尝试。值得一提的是,规模如此之大的音乐剧自然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赞助商里除了手头阔绰的商贾外,还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后者还多次参加彩排。这部音乐剧虽然被部分人批评称中国音乐发展之路“西化”了,但受到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大众媒体一致好评,南京一家报纸载文称:“阿夫沙洛莫夫为中国戏剧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孟姜女’将中国表达方式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音乐与西方和声配器法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大成功。”一次又一次的好评如潮,一次比一次更高的成就,让阿夫沙洛莫夫逐渐在中外音乐界受到重视。
  除了音乐创作,阿夫沙洛莫夫还在上海热心从事教学活动,辅导年轻的演奏家和作曲家,其中黄贻钧和陈传熙在其指导下受益匪浅,前者后来成为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后者则成为上海电影乐团指挥,指挥配乐的电影超过335部,系我国名字上银幕最多的人。也是在阿夫沙洛莫夫的影响下,在法国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年轻作曲家冼星海深入中国农村,采集民间歌曲和舞蹈,并把采集到的素材广泛应用到自己的作品里。阿夫沙洛莫夫对中国民间乐器情有独钟,曾坚持让当时被西方人主导的上海交响乐团邀请最优秀的中国胡琴演奏家魏荣利(音)担任独奏。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


  阿夫沙洛莫夫一生最为华彩的篇章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书写的,但那终究是一个乱世,军阀混战、列强入侵,让这个本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城市充满了光怪陆离、残酷血腥的色彩,这也给他的许多作品蒙上一丝沧桑感。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控制公共租界,没有国籍的阿夫沙洛莫夫和第二任妻子塔季扬娜遭到软禁,直到日本宣布投降才重获自由。二战结束后,身体多病又心力交瘁的阿夫沙洛莫夫决定投奔1937年即定居美国的儿子雅各布。1947年,他第三次来到美国。
  长笛协奏曲是阿夫沙洛莫夫赴美后于1948年创作的首部大部头作品,作品旋律丰富多样,但三段的主题均充满了明显的中国色彩。同时,协奏曲要求交响乐队全员参加演奏,通过巧妙的配器实现了独奏和伴奏的理想平衡。不过,阿夫沙洛莫夫在美国没有实现“成名成家”的目标,如果说他的作品在中国基本上全都上演,有的还多次演奏,但在美国,只有少数几部有此幸运。50年代,他曾试图推动上海芭蕾舞团赴美巡演,节目单还有他的作品,但在肃杀的冷战大背景下,这一努力无果而终,于是他打算在纽约组建一个芭蕾舞公司,上演自己的芭蕾舞剧作,不过最后也告夭折。1964年,阿夫沙洛莫夫在纽约去世,生前既未实现物质富裕,艺术成就也未得到应有的承认。
  尽管阿夫沙洛莫夫落寞地在美国去世,但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他。1985年,北京隆重庆祝其九十周岁诞辰,并邀请其儿子雅各布前来参加,中国文化部专门在北京举行纪念音乐会,为此专门印制的折叠状宣传品上面印着他与儿子的简历、节目单,以及他与妻子塔季扬娜与雅各布、音乐剧《孟姜女》主要演员的照片。此后,上海和武汉也举办了他的作品音乐会和回忆演出等活动。上海还在其子雅各布的帮助下建立了阿夫沙洛莫夫档案资料,里面收录了他的作品复制件。
  1997年,雅各布和儿子戴维(也是作曲家)开始在莫斯科联合莫斯科交响乐团以及来自美俄的独奏演员录制三个硬盘,用于收录阿夫沙洛莫夫的作品。这项工作持续了多年,现在听众们可以欣赏这位才艺非凡的作曲家的艺术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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