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沉默”的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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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曾被外界认为是官员东山再起的过渡之地,但于幼军最终平静地度过了4年,再无变化。经历了宦海沉浮,退休后的于幼军更愿意回到人生的起点,再当教书匠,“读书,写书,教书”,做一个“三书先生”。
  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公布新一轮任免名单,62岁的于幼军被免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南水北调办)副主任一职。
  此刻南水北调中线正式通水刚过满月。一切都显得平静。当天,2015南水北调工作会议在河南南阳举行,于幼军仍位列主席台,并循例发言,总结工作,这应是他在这个岗位上最后的公务了。
  这位曾經的明星官员,从深圳到湖南、山西,再到北京,仕途几度起伏,几乎每次职务变动,都曾被媒体和公众解读。
  于幼军41岁即成为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官至副部级;52岁当选山西省长,一年后因黑砖窑被问责;54岁出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一年后没更进一步,反倒被处以留党察看处分,撤销中央委员职务;近58岁时,再出任南水北调办副主任一职,4年后卸任。
  细察年龄,于幼军实际已经“超期服役”近两年。于幼军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惯例,副部级60岁退休,2013年初,于就应当退休,但彼时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中线一期工程都处在关键时刻,水质更是重中之重,于幼军分管机关党委、财政和环保,所以一直到现在才退。
  经历了宦海沉浮,退休后的于幼军更愿意回到人生的起点,再当教书匠,“读书,写书,教书”,做一个“三书先生”。
  与水利的缘分
  2010年12月,于幼军利用两年仕途低潮期写完《社会主义五百年》后,就接到了任命通知。
  此后,他一直在北京玉渊潭南路一号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上班,任党组成员、副主任,分管环保、财务等工作。这里曾被外界认为是官员东山再起的过渡之地,孟学农因“SARS”辞去北京市市长后,就是在这里重新出发,后转任山西省省长。
  但于幼军最终平静地度过了4年,再无变化。
  他事后回忆说,“搞水利,还是有点缘分的”。在山西主政时,他就曾归纳山西之短在于水,更主要是工程型缺水,所以力推水利水库建设,甚至亲自找到水利部长,争取水库建设规划;更早些,在深圳市长任内,亦有治水举措。
  彼时更多的应是坦然受之的心态,他曾半开玩笑说,“如果是组织叫我去扫大街,我都会比别人扫得干净,我干啥我就尽力去学好,把它干好”,接到调令后,他还没正式报到,就已经去国家图书馆借书学习水利工程知识了。
  在到任半年的时间里,他将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走了一遍,边考察,边请教,恶补水利知识。2013年冬天,他最为关注的是通水之后的水质和水量问题。
  尽管自认是水利的门外汉,但于幼军也总能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建议。比如当时网上议论说,长江枯水期时,南水北调调水会导致海水倒灌的风险,他去实地调研后,觉得确实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隐患。他当时还注意到,中线调水没有调蓄湖,水经过各大城市直接进了水厂,但一停调水可不是小事,影响居民用水,而丹江口水库正常年景蓄水都有问题,“确实应该有个不时之备,应该搞应急水源,也就是搞后备水道”。这样的建议反馈给水利部后,水利部的领导说:“你这个门外汉眼睛很厉害,眼光很狠,一抓就抓到了命脉。”
  于幼军认同在缺水的中国修建水利工程的必要性,但也提醒,“我们怎么样能够顺应大自然,顺势而为,千万不能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硬干蛮干,那都是不行的,都会受到惩罚”。
  他曾严肃地说,南水北调工程的争议不是没有,比如长江究竟有无水可调。他自己查资料琢磨,结论是不存在无水可调的问题。
  书读进去,人走出来了
  于幼军的办公室,在南水北调办大楼六楼,不远处便是玉渊潭公园。冬天时,冰封湖面,百木萧疏,夜晚时分,正是寂静读书的好氛围。身边的同事归纳他在南水北调办的业余时间,“工作之外,就是看书写作”。
  他后来将自己的办公室命名为玉渊潭书房。办公桌背后是一幅山水国画——深山秋意图,背后的书架隔板上,摆着两张7英寸大小的照片,若不近看,很难察觉是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除此之外,全是书架,满满的书。
  于幼军的办公桌上,除了家人的照片外,最多的也是书,每本书都压着便签条,上面留有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
  于幼军的家人大多在外地,除了偶尔回家探亲外,他就住在大院里,下班后,在食堂吃完饭,就是绕着玉渊潭散圈步,然后回到办公室,也就是玉渊潭书房,夜读思考。
  与早年担任深圳市长、山西省长时的开放高调相比,在南水北调办的时光里,于幼军恪尽低调,公共视野里寥寥几次采访,均是和自己分管的调水工作相关,个性化的表达和本职之外的信息难觅踪影。
  唯一可堪瞩目的还是书,而不是人。2013年冬天,他出版了《求索民主政治》,这本书的副题正是“玉渊潭书房札记”,算是他在办公室里读书思考的心得总结。
  熟悉他的人说:“他跟我们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随着时间的沉淀,他书读进去了,人也从困境里面走了出来。”
  《求索民主政治》,虽为札记,但实际上是一本立论严肃、具有高度现实针对性的研究著作。于幼军试图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下,求索中国政治的未来。
  这本书的出版没有任何发布会、读书会、评议会和推广行为,这也是于幼军的要求。他希望一切以正常的状态面世,接受社会各界评判、争鸣。
  但书的封面创意为他亲自构思,底图为蛇形梯路,蜿蜒前行消失在远方,预示着书的主旨是梳理世界各地的政体样本,从中寻找中国特色的正道坦途。
  “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我相信会越走越宽,而且一定会步入人类文明共同的大道。”他说。
  《求索民主政治》之后,他将兴趣转移到了“文革”研究,并希望能对这段历史有所思考和记录。   政治新星
  于幼军是江苏人,却在广东长大。
  早年的于幼军,专注于学术。
  据澎湃新闻报道,1985年至1986年间,他在担任广东省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之时,与黎元江合作撰写了《社会主义四百年》一书。
  这本普及性政治读物借鉴了武侠小说的叙述结构,采用章回小说和历史演义的体裁形式讲述社会主义运动史,该书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很快,于幼军由学界转入政界,出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此后在广州市东山区、天河区任区委书记。
  1994年,41岁的于幼军担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
  据财经网报道,当时于幼军被称为广东省委宣传系统的“四大才子”之一。在广东宣传部长任期内,广东报业改革一直领军全国,先后有广州日报集团问世,以及《南方周末》《南风窗》及《南方都市报》等一批媒体新锐涌现。
  6年后,于幼军再次主政地方,这次不再是区县,而是改革前沿深圳,分别担任深圳市副书记、代理市长和市长。这次他首次作为副省级干部主政一方。
  调任湖南,拐点山西
  于幼军在广东干得顺风顺水,上级领导显然有心栽培,愈多磨练。
  50岁时,于幼军阔别广东,调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两年后又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也跨过了副省级干部到正省级干部的坎。
  据澎湃报道,2005年的山西,矿难频发。仅2005年上半年,死亡人数超过10人的就有吕梁交城矿难、朔州细水煤矿瓦斯爆炸、晋中煤矿瓦斯爆炸、蒲县煤矿瓦斯爆炸、繁峙义兴寨矿难等多个事故。
  据《经济视点报》报道,还只是山西“代省长”的于幼军力排众议,提出“山西不能再要流血的、黑色的GDP”。
  他事后提及離开山西时说,“很舍不得,因为很多事正在进行,已经开局了。”
  2007年8月,中央在将于幼军调离山西时,评价他:“视野开阔,改革开放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强;敢抓敢管,作风务实。”
  这些评价显然都是有所指的。面对山西当时严重的环境污染,人家说要壮士断腕,于幼军则说即便是壮士断臂也要干。一年之内,山西炸掉了三千多个小焦炭厂,关停了七千多个小煤矿,还有一批小化工厂。
  当时的阻力非常大,有人质疑、反对,包括他在任内提及的“煤炭零增长”理论也受到非议。很多人认为,从深圳过来的省长,应该带领大家大干快上,放手大干,怎么来了个要“煤炭零增长”的省长?
  “我反复给大家讲道理,发展是为了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可山西当时因乱挖煤矿造成几千平方公里地质塌陷。我说,如果要对山西长远发展负责的话,如果要对山西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负责的话,那些搞法是行不通的。”
  这些只是铁腕的一面,他后来回忆,还是不改初衷。
  但令他欣慰的是,“在山西的几年,我打烂了很多人的饭碗,但山西人对我还是很好”。
  那时,山西很多小煤矿背后总有基层干部充当保护伞,他实行了严厉的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度,真的撤了一批干部。“我是准备选举丢票也要管的,但从未想过我竟然在当年全票通过。这件事教育了我,只要是为山西这个地方好,大家还是支持你。”
  或许出乎于幼军意料,他的仕途坎坷不是因为煤矿,而是砖窑。2007年,山西省被曝光多起黑砖窑主非法限制民工人身自由、非法雇佣童工,强迫民工超强度工作,殴打民工致死、致残等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澎湃报道,2007年6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时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代表省政府做了检查。
  8月,山西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山西省政府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中央决定,孟学农同志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于幼军同志不再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中央另有任用。
  任中离开,也给他留下了至今未了的遗憾,比如对山西沟壑地貌的改造。山西沟壑地很多,其实,这些地方都是可以整理造地的。当时他已经跟国土资源部谈试点工作,“不需要土地整理的钱,只要给用地指标政策”。比如对汾河的治理,“我一直有个梦想,让汾河,让山西各大河流重新哗啦啦起来”。
  “重回起点”的三书先生
  2007年9月,于幼军以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身份亮相。次月,当选第十七届中央委员。
  一位官员向《华夏时报》记者回忆,“于幼军坐进部长办公室,已是万事俱备。”
  结果却并非如此。
  在离文化部长一步之遥时的2008年3月全国人代会上,于幼军并没有进入文化部部长的候选人名单,蔡武当选文化部部长,于幼军继续担任副部长。
  2008年9月,中央政治局对于幼军做出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一个月后,他的中央委员职务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被撤销。
  这段往事,他记得的只是,“当年在文化部,大家对我非常好。这里面有太多的遗憾,也有太多的说不清”。
  那段时间,熟悉他的人感觉,他压力很大,“好比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突然戛然而止,他的整个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后来,他选择了回到图书馆,重新拾起了自己的研究兴趣。
  2013年的冬天,他已经60岁了,南水北调办副主任的岗位是副部级,按照组织原则,60岁已届退休之龄。彼时,记者曾经问他,退休后有何打算。
  于幼军没有回避,“如果给我块试验田,我会去探探路、闯闯路,多辛苦几年”。
  经历了仕途沉浮,退休的他更愿意回到人生的起点,再当教书匠,“读书,写书,教书”,做一个“三书先生”。
  在那本《求索民主政治》书的后记中,他写了一首小诗,“唯望知我者,怨我者,骂我者,能理解体念序言结尾的小诗:穷达皆思报民恩,沉浮不改忧国情,愚者竭诚百千虑,诉与诸君仔细吟。”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东方早报》、新浪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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