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后，陈云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及重工业部部长等职，陈元随父亲进了北京。1953年，陈元进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读书，1958年升入北京四中。1964年，陈元高中毕业，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许多年轻人被卷入这次运动。也许是父亲影响，也许是家教使然，陈元作为年轻的大学生，对“文革”并无积极参与。他的一个朋友称他在“文革”中是“逍遥派”。1970年以后，他被分配到湖南一家生产电池的工厂当技术员。当时，工厂搞整顿，工作环境有所好转，陈元便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陈云后来得知后，高兴地说：“我培养了你这个党员，是高质量的。”
　　在沈玉贵的印象中，陈云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期间，陈元曾于1972年携新娘孙玉黎来看望父亲，穿一件蓝大褂，看上去像个工人。当时，陈元在江西举行婚礼，婚礼非常简单，没有嫁妆，新房用的是干休所配发的旧床架、铺板，床上盖的是军用草绿色被子，没有举行仪式，没有吃请。陈元结婚，事前没有声张，直到陈云把两斤水果糖分发给福州军区干休所的工作人员时，大家才知道陈云的长子陈元结婚了。吃着桌上普普通通的喜糖，望着陈云慈祥的面孔和新郎新婚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沈玉贵不禁鼻子一酸。这就是一位老革命为自己孩子办的婚礼呀！
　　1973年，陈元从湖南回到北京，在航天工业部第三研究院担任技术员。
　　“四人帮”垮台后，陈元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经济管理专业，后又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和于光远。
　　当时，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还没有自己的校舍，全部学生都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宿舍借住。那时，北师大宿舍条件很差，常常是四五个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又由于那是刚恢复高考的头两年，许多学生来自工厂、农村、部队等社会各阶层，年龄上也差别很大。陈元的一些同学要么结了婚，拖儿带女；要么家庭困难，生活拮据。他总是十分关心这些人，常常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作客。有时候，这些同学的家属也因种种原因借宿在宿舍里，陈元为了照顾同学，就很少住在宿舍里。事隔多年，如今仍有同学记起陈元那时的情谊。说他从不摆“高干子弟”的架子，和同学亲如手足。
　　陈元在研究生的学业上很是用功，成绩突出，曾有同学私下里议论，认为陈元选择现实经济学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今后从政打下理论基础，挣学历资本。陈元一笑了之。
　　1981年8月，陈元以优异的成绩从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被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这为陈元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82年，陈元被调到北京市西城区工作，担任区委副书记，后升任区委书记，这又使他有机会参加基层的改革实践。在西城区工作期间，陈元力图从宏观上把握地区工作，通过调研，编制了西城区经济发展战略，并大胆地改建了西单商业街，把西单打造成为商贸企业聚集的黄金地带。
　　
　　1984年底，陈元被调到北京市工作，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商贸局局长兼市体制改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此期间，他发起组建了北京青年经济工作者协会，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基础理论和经济政策，制定了北京发展战略研究计划报告，并承担了国家七五计划的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课题，其成绩引人注目。1987年11月，他被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任党组副书记、副行长。10年后，又调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陈元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对宏观经济理论和国际金融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而他的开发性金融发展观也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被西方誉为“最有现代金融理念的银行家”。他还主持了首都发展战略研究，发表了《我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和选择（纲要）》、《加强宏观调控是深化改革的需要》等重要文章，并担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理事、国际清算银行稳定金融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荷兰国际集团顾问委员会成员等。
　　常言道：子承父业。当初陈云在中央主管经济工作，陈元走上金融道路，不少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这可能与他父亲的引导有关。但陈元透露说，这并非是他父亲包办的，而是个人的选择。“我父亲从不代替我们做任何决定，但他会对你工作当中做出的决定给予评价，然后对你做得好的给予鼓励，有时候对你提醒一两句，所以我们家几个人各自有自己不同的发展，都不是父母制定的、包办的。”
　　不过，他并不否认受了父亲的诸多影响，“应该这么说，就是我父亲以及其他第一代领导人，他们是在一个历史舞台的中间来做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情的。我们是在侧面，从家庭的角度，能近距离看到很多的细节和知道他的一些想法，这样就能多受一些教育”。“作为他的子女，我们虽然和他长期生活在一起，但对他的思想，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却是在不断观察学习和思考中逐渐领悟的，是透过我们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体验来逐步理解的。对他认识越深，他的思想和精神对我们的吸引力就越大。”
　　说到现在世界上发展金融机构有走向商业银行这个趋势是不是对的，陈元坦陈:“我们注意到在全球背景下有一种趋势就是发展性的金融机构逐渐走向商业银行。在中国长远来看也会有同样的趋势，但是现在还不行，因为金融服务部门本身是很欠发达的，有大量的低效行为，所以这种机制的建设，不光是组织，而且包括一种机制的文化和基本的市场原则，还没有真正的实现，都很薄弱。所以发展融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发展融资是由国家信贷来支持的，我想它仍然会在市场上发生作用。所以我相信在过渡阶段，随着中国国内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发展性的金融机制也会发挥一个基础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一些市场不灵的情况下，让我们来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我相信在市场充分发育之前，发展性的金融机构仍然是大有可为的。”
　　中国西部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有12个省份，面积678万平方公里，人口3.55亿，与14个国家接壤。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发，初步奠定了西部工业化的基础，代价是牺牲了东部沿海的发展。世纪之交，中国政府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启动了全面开发西部的历史进程。
　　言及西部开发中的融资，陈元指出可按四个层次操作：一是中央财政与金融协调配合，建设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对跨省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大型水利水电及一部分生态环境项目，国家根据需要与可能，逐年投入财政或债券资金，主要用于项目资本金和贴息，以弥补这类项目近期偿债能力的不足。二是地方财政与金融协调支持，加快城市化建设。具体操作方式是：以市级政府确定法人机构，把这类项目归类；由国家开发银行或其他银行提供贷款，贷款期限可适当延长；地方政府以每年财政预算建设费用和各种规定收入，统筹还贷。在项目进入正常还款期之后，可以探索银行通过债券化变现债权，滚动支持其他项目。三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工业、农业，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高科技项目，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开发性金融机构贷款配合支持。四是对西部地区具有一定收益的石油、天然气等行业的项目，银行按正常市场风险原则提供长期贷款，并利用发行股票、债券或项目融资等方式，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西部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长期的历史任务。只要努力构建一个强大高效的金融体系，西部开发就能够得到持续的推进。”
　　在支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国家开发银行发挥开发性金融优势，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整合、培育比较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通过融资重点支持国有企业重组、改制，使之做强、做大。陈元说，在企业重组过程中，国家开发银行可以协助制定方案，对需要的融资，包括像资本运作、搬迁改造与城建相结合、中小民企与再就业和安排多余职工相结合等配套和外围的融资，都可以提供支持，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作用。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惠及九亿农民的历史性工程，会大大促进中国的城市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都将产生深刻影响，其作用是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无法比拟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开发银行要以人为本，通过融资推动，以有形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等项目建设，带动无形的市场建设和信用建设，在农村地区率先推动建立起平等的融资体系，使人人都有平等的融资机会和社会发展权。”陈元在武汉出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开发性金融座谈会”时说，健康的金融体系可以有效地进行资本要素配置，建立起支持农村建设资金循环的长效机制，同时解决市场空白、缺损和体制落后等深层次问题。
　　据陈元介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开行近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包括支持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农民就业培训和农村社会发展，如农村、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同时，继续支持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对自主创新及创新企业的支持，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以及国家要推动的先进制造业和先进产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目前一些境外项目的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展开。
　　在陈元眼里，开发性金融的最大特色体现在其出发点上，“就是立足基本国情，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把金融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相结合，就全局论金融”。
　　
　　五、着力推进中国金融领域的信用建设
　　
　　“中国要形成强健高效的金融体系，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是要着力打造健全发达的微观制度和金融基础设施，真正树立起市场化融资的观念、方法和体制，推动整个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和发展。”这位有着长期金融实践和丰富金融理论的银行家的话掷地有声。陈元认为，近些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以极快的速度融入世界经济。但总体来说，中国金融国际竞争力与世界第六的综合国力很不相称。中国金融体系以信贷融资为主，银行业是金融的核心，相对发达国家而言，银行在金融体系中担负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但由于缺乏对金融制度的深刻理解，银行长期局限于财政融资的观念、方法和框架，没有建立起市场化的融资观念，忽视风险控制。这种把市场化的金融资源当作财政性资源来分配和管理的做法，势必造成大量不良资产、治理结构缺损、经济与金融发展相脱节等问题。
　　“金融业的问题不单单是银行的问题，而是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是企业脆弱的融资结构以及薄弱微观环境的必然结果。”陈元说，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意味着金融生态会自然而然地改善，这些问题实质是市场建设和融资体制建设落后、信用和制度薄弱等深层次问题在宏观经济上的表现。
　　陈元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把政府和市场两个作用结合起来。政府和市场是互动，互为目标，互相推进，是外在力量和内在力量互相促进、成长的过程。有效的政府作用是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能够对市场经济和个人活动起催化、促进作用，提高市场的效率和效用。而市场、金融机构和公众可以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迅速覆盖过去很多只能由政府推动的领域。中国要利用好这方面的能力和资源，在宏观经济强劲势头的推动下，与国家信用的高能量相结合，把市场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加以促进，深入到微观制度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中去。过去发展完全靠政府，现在要靠政府和市场的结合，用建设市场的方法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在传统的财政融资方法中是没有的。陈元认为，开发性金融合作能够贯彻落实宏观调控政策，发挥对宏观调控的调节作用，既确保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关键项目和关系全局项目的资金链不断，又坚决抑制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消除投资过热。一位海外投行业界人士这样评价陈元:“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将一个死气沉沉、官僚的政策性银行改造成了一个敏捷而有远见的金融机构。”
　　陈元表示，开行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具国际一流市场业绩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性金融的作用绝不是拾遗补缺。我国正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开发性金融去培育、弥补和建设。他强调，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银行具有政府赋权的法定信用，把准国债性质的开发性金融债券和金融的资产管理结合起来，把融资优势和政府的组织优势结合起来，用建设市场的方法实现政府意志，以国家信用与市场业绩的完整统一为经营目标，建立民主的投融资治理结构，运用政府特许权和各种灵活的开发性金融产品，通过融资支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政府优先发展及市场失灵的行业和领域，用融资推进投融资体制建设和相关金融市场建设，弥补体制缺损和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加强信用建设和风险控制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陈元指出，积极建设和完善有效控制风险和更具透明度的信用体系，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信用建设是制度建设的最高等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作用。完善了信用体系，将大大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促进社会资源高效、合理的分配，维护经济和金融安全。这个当中微观制度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基础，微观制度包括法人，法人治理结构、所有制、产权等等，而金融基础设施包括会计标准、支付、信用、业绩考核和执法等方面。陈元说:“微观制度好比单个汽车，金融基础设施好比运行中的道路，前者决定社会每一个细胞的健康水平，后者决定全社会的运转效率，两者互相独立，互相支持，但是不能互相取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很大成就，对于亚洲及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影响越来越大。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制度缺损和信用缺失，集中表现为对金融认知程度较低，重物质建设，轻信用建设和融资体制建设。金融的发展满足不了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的需要，信用建设和市场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发展的关键和瓶颈。”
　　经过20多年改革发展，中国形成了以信贷融资为主，财政融资和资本市场融资为辅的融资格局。由于这个阶段市场正在发育和形成之中，因此机构信用的建设变得极其重要。陈元说，开发性金融能够在信用建设和风险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政府和市场之间上下结合的桥梁和纽带，开发性金融可以应用国家信用的高容量把自身的优势与政府的组织优势相结合，通过融资载体，用建设市场和制度的方法积极推进市场主体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要把国家信用和市场业绩相统一。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市场业绩为支柱，良好的市场业绩是开发性金融机构信用的支柱之一，可以增强国家信用和自身信用，使风险防范得以实现和提高。这些年来开发银行立足国情，将先进的金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积极推进开发性金融的实践，成为中国信用建设和市场建设的一个先锋。
　　陈元深深热爱着他所从事的金融事业，他似乎注定要成为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开拓者和先行者，要为中国的开发性金融实践提供一个成功的样本和参照。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走向，我们在惊喜之中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