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宗神龙初(705年)广陵江都人李含光23岁“以清行度为道士”。他辞家奉道，居住到龙兴观中。世人对他的“清行”称颂说：“端视清受，慈向蠢类；暗室之中，如对君亲；时人见之，性情皆敛。”李含光原姓弘，出生于唐高宗永淳初年(682年)；父亲弘孝威，州里号贞隐先生；因避武则天之讳，易姓为李。开元十七年(729年)他师从司马承祯，师父一见之下，情不自禁地赞叹：“真玉清之容也!”不仅“云篆宝书，倾囊相付”，满怀希望地对他说：“抱虚无而行功者于道不穷，幽阜而灭迹者于德亦浅；承之自远，宜且救人，是引后学升堂奥玄训也。”在司马宗师的悉心培养下，据称李含光“虚融物心”，因而“淑气自来”；并且他努力社会功德，所谓“忘情于身，而慈于人”；在思想境界上的进步与提升更是“得之不见”，日新月异，“所以抠衣而进者，仰范元和；若秋芳之依层，夏潦之会通川也。”因其师司马宗师已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羽化，开元末年(741年)唐玄宗将他召至京阙，情意深厚地对臣下说：“吾见含光，知司马真人犹然在世!”
　　玄宗与李含光讨论“金鼎”炼丹神仙的事情，李含光客观地回答：“道德公也，轻举公中之私耳!若忽道德而求生徇欲，则似系风。”这使唐玄宗深觉异然!当他辞请还山时，“诏居王屋山阳台观，岁余称疾乞还句曲(茅山所在地)，纂修经法。”玄宗本是一位奋发图强的英主，但渐至晚年性有偏好，爱听歌功颂德之词，尤其晚年热爱道教超出了理性的界限。天宝四年(745年)十二月玄宗签发玺书，将李含光征请至京，提出“请传道法”的要求，这位高道却“辞以疾”婉言谢绝，最后这件事因不能强求而作罢。在帝王集权的封建时代，如此高尚品格确是需要胆识和气魄。当他再求还山时，玄宗亲费神思御制诗送行，并向地方专门颁发文书告示：“勒丹阳郡太守林洋及道俗父老百姓等”都要知道，李含光现在回茅山“立真仪”、访灵迹、新观字等等事情，都是今上皇帝要他所做，都是有益国家、有益社会、有益百姓的事，都要支持他的行为。并且勒令“茅山中令断揉捕及渔猎，四远百姓有吃荦血者不须令入；”皇帝对李含光的清修志向诚心表示赞美!
　　这位远去的高道本已隐入了深山，但皇帝并未给他丝毫的清静，固执的皇帝真的没有让李含光闲着。“天书继至，资奉相续”，“公卿祈请，往来无虚月”。李含光则在茅山中各项应酬之余，努力整修道观，收集整理道教经籍。皇帝想办的事说到底也总是要做成，玄宗非要“入道”、要选择李含光做师傅，他也一定得尊从!天宝七年(748年)三月十八玄宗以帝王之身，于大同殿设坛受“三洞经箓，遥礼李含光为玄门之度师，玄宗认定李含光是“深通道妙”的高道!皇帝入道的度师不能没有尊号!玄宗说：“夫有德者，尊以美号：则葛洪著‘抱朴’之称，陶君有贞白之名，永言前修，事实不远；今号尊师为玄静先生，以昭懿德，彰高行也。”皇家称号用字官民必须禁用，但玄宗却为李含光封号“玄静”，其中当然有皇帝之深意。其后李含光又曾被两征至京，实在留不住了，则赐予丰厚，以诗宠行，以褒扬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