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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所谓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比重的提升,对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避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和积聚,拉动中长期消费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大多数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较少,财产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长期徘徊在3%左右,不利于农村消费的扩张和市场效率的提高。今后一段时期,要促进经济增长由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亟需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农村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使财产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一、当前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特点
(一)总量逐年稳步增长,比重长期低位徘徊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扭转了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呈现出加快增长态势。“十一五”前四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持续增加,年增幅达18.5%,高于人均纯收入名义增长率。但从绝对量看,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依然偏少,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提升缓慢,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有限。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为167元,只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2%,与1995年比仅提高0.6个百分点。
(二)收入来源趋向多元化,构成依然相对单一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大多数农民家庭财富积累少,而且投资渠道受限,农民财产性收入几乎完全来自储蓄利息收入,财产性收入在当时只具有象征意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家庭拥有的财产形式越来越多样,财产性收入来源也更趋多元化。除利息收入外,房租收入、土地补偿等也逐渐成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我国农民收入总体偏低,土地市场化改革滞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迟缓,农民财产性收入构成依然相对单一,租金、土地出让收入、利息基本占到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大部分,土地等重要财产的价值仍没有充分发挥。
(三)群体差距加大,结构性矛盾突出
目前,我国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呈现“两小两大”特征,大多数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基数小、增幅小,少数高收入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基数大、增幅大,群体间财产性收入差距十分明显,而且有继续扩大趋势。2008年,我国高收入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达534.3元,分别是中等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6.6倍和17.4倍,高收入户财产性收入在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达4.7%,分别高出中等收入户2.8个和低收入户2.7个百分点。从增幅看,2003—2008年,高收入户人均财产性收入增加了288.4元,而中等收入户、低收入户仅增加47元和16元,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表现出显著的非均衡特征。
(四)地区差距十分明显,“马太效应”逐渐显现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不同地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较大。总体而言,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及在纯收入中的比重都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如,2009年上海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达932元,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6%。而同期中部的江西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为80.41元,仅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6%;西部的云南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28元,只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8%。财产性收入差距效应,有进一步扩大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趋势,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日益显现。
二、制约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
(一)农民收入总体水平偏低,家庭财产积累速度较慢
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其前提是对财产的占有,而财产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收入增长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民家庭财产积累也不断加速。但是,相比城镇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收入总体水平依然偏低。由于收入水平低,农民在扣除必要的消费支出后,净剩余已经非常少,从而制约了农民自主性财产购置与管理。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住户调查,1995—2002年间,我国居民总财产净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1.5%,城镇居民人均总财产净值增长率达到18.9%,而农村居民人均总财产年增长率在1988—1995年为4.37%,1995—2002年增长率不到2%。
(二)农村土地产权权能缺失,土地资产价值无法充分发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人民公社时期模糊的农地产权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和规范,由此极大地释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但是,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家庭承包制的缺陷逐步显现。在现行农地制度下,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农民在征地价格形成中缺少话语权,无法合理分享土地所产生的级差地租或超额利润,导致农民利益大量流失。不仅如此,由于农民家庭承包地、宅基地的使用权不能抵押,宅基地不能流转,无法作为资产进入市场,农地在各村以及城乡之间严重割裂,导致土地的保障功能难以向资本功能转换,资产价值无法有效发挥。此外,由于缺乏完善的宅基地退出机制,部分人在城乡双重占有土地资源,使不少宅基地处于空置状态,造成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
(三)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农民金融理财知识不足
金融财产性收入是以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产资本化的所得,其形成必须要有合适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在我国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中,金融财产性收入占有较大比重,而对广大农村居民而言,金融财产性收入还很少,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盈利的考虑,业务重点逐渐向大中城市转移,导致县域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快速萎缩,农村金融日益陷入边缘化状态。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退出,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市场为数不多的正规金融组织之一。但是,除沿海发达地区外,大部分农村信用社目前主要从事存汇贷等传统业务,基本不涉足个人理财业务。部分开办理财业务的农信社,由于金融专业人才缺乏,大多只是以代理保险、代理国债为主。此外,许多证券公司的营业网点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只有极少数经济发达的县级市设有证券营业部,理财产品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农民缺乏合适的金融工具将未来收入票据化、证券化,农村投资信息体系也很不发达,农民难以获取股票、基金、外汇市场等的即时信息,使农民不得不选择储蓄这一传统的理财产品,或将余钱用于民间借贷。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理财观念也不断发生转变,投资理财的需求日益增加。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已经开始涉足股市、债券、开放式基金等,投资理财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大多数农村居民没有接受过投资理财的专业培训,金融理财知识不足,对基金、股票等几乎一无所知。受传统观念、理财知识、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影响,我国多数农村居民的理财意识较为淡薄,科学理财能力不足。因此,在有一定的结余收入后,农民往往选择储蓄、购买国债等方式理财,或大量用于建房、博彩和民间借贷。
(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预防性储蓄挤占其他投资
长期以来,在城市偏向政策指引下,我国大部分经济社会资源优先向城市配置,农村各种资源要素长期净流出,农村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落后于城镇居民。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建房等费用的不断攀升,农村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大大增加。同时,面临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以及市场波动等风险,农村居民收入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面临收支不确定性以及金融市场不完善带来的流动性约束下,农民只能通过预防性储蓄和手持现金来规避风险,以提高自我保障能力,导致金融资产过度集中在储蓄形式上。由于农村居民科学理财意识淡薄和知识缺乏,加之市场上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匹配较好的金融产品不足,股票和其他投资工具存在较大的风险,导致个人储蓄无法向其他投资渠道有序分流。
三、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产
首先,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工作,加大对已完成登记发证宗地的核查力度,避免地方为盲目追求登记发证率而损害农民利益,消除土地纠纷隐患。其次,积极探索建立闲置、超占宅基地退出机制,加大宅基地复垦和集体建设用地整理力度,开展土地利用指标跨地区交易试点,探索以新增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为交易对象的土地间接交易模式,最大限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再次,继续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措施,建立健全征地补偿资金监管机制,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推广征地留用地制度。第四,大力培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介服务组织,扶持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农村土地银行等加快发展。
(二)深化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积极打通农民从集体资产中获取收益的通道,使集体资产增值收益成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为此,要进一步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系,加快建立集体资产产权界定和登记制度、流转和评估管理制度、年检和报告制度,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增强集体服务功能。条件不成熟的地方,要尽快完善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利用资金、资产和资源,以入股、租赁、专业承包等形式,与产业化龙头企业、技术服务机构、种养大户等进行联合和合作,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着力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不断优化农民理财环境
加快落实各项优惠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在农村设立各类新型金融组织。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支持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组织开展信用合作。积极鼓励金融机构进行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根据农民资金额小、金融知识有限、风险承受能力不强等特点,开发出符合农民理财需要的金融理财产品,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安全的投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在经济发达县城和乡镇设立金融超市或微型理财中心,为农民理财提供便利。加强农村宽带网络建设和农民电脑网络知识培训,使农民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各种理财投资信息。
(四)积极加强农民投资理财教育,引导农民科学理财
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应积极配合,提高农民理财意识和技能。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多种载体,向农民宣传金融理财知识,从理念、产品、服务等多方面启发农民理财意识。积极举办农民理财讲座和培训班,理财培训可以优先在村干部、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骨干和其他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民群体中开展,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加快培育面向农村的专业理财顾问,积极组织专门的队伍深入农村开展金融投资知识宣传,引导农民科学理财。在对农民进行理财知识宣传和培训时,要加强金融理财产品风险的宣传提示,帮助农民降低投资理财风险。
(五)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农民投资后顾之忧
尽快明确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在政府预算中的法定地位,加大财政农业资金向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倾斜力度,逐步建立稳定的农村社会保障筹资机制。加快制定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办法,逐步建立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的长效机制。继续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不断完善扶持优惠政策,引导商业保险机构、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参与提供相关服务,走公益性和市场化结合道路,切实降低新农保制度运行成本。不断扩大农业保险的品种和覆盖范围,完善保费补贴政策,建立健全政策性农业再保险体系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一、当前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特点
(一)总量逐年稳步增长,比重长期低位徘徊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扭转了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呈现出加快增长态势。“十一五”前四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持续增加,年增幅达18.5%,高于人均纯收入名义增长率。但从绝对量看,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依然偏少,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提升缓慢,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有限。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为167元,只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2%,与1995年比仅提高0.6个百分点。
(二)收入来源趋向多元化,构成依然相对单一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大多数农民家庭财富积累少,而且投资渠道受限,农民财产性收入几乎完全来自储蓄利息收入,财产性收入在当时只具有象征意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家庭拥有的财产形式越来越多样,财产性收入来源也更趋多元化。除利息收入外,房租收入、土地补偿等也逐渐成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我国农民收入总体偏低,土地市场化改革滞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迟缓,农民财产性收入构成依然相对单一,租金、土地出让收入、利息基本占到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大部分,土地等重要财产的价值仍没有充分发挥。
(三)群体差距加大,结构性矛盾突出
目前,我国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呈现“两小两大”特征,大多数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基数小、增幅小,少数高收入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基数大、增幅大,群体间财产性收入差距十分明显,而且有继续扩大趋势。2008年,我国高收入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达534.3元,分别是中等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6.6倍和17.4倍,高收入户财产性收入在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达4.7%,分别高出中等收入户2.8个和低收入户2.7个百分点。从增幅看,2003—2008年,高收入户人均财产性收入增加了288.4元,而中等收入户、低收入户仅增加47元和16元,农户财产性收入增长表现出显著的非均衡特征。
(四)地区差距十分明显,“马太效应”逐渐显现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不同地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较大。总体而言,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及在纯收入中的比重都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如,2009年上海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达932元,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6%。而同期中部的江西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为80.41元,仅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6%;西部的云南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28元,只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8%。财产性收入差距效应,有进一步扩大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趋势,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日益显现。
二、制约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
(一)农民收入总体水平偏低,家庭财产积累速度较慢
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其前提是对财产的占有,而财产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收入增长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民家庭财产积累也不断加速。但是,相比城镇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收入总体水平依然偏低。由于收入水平低,农民在扣除必要的消费支出后,净剩余已经非常少,从而制约了农民自主性财产购置与管理。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住户调查,1995—2002年间,我国居民总财产净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1.5%,城镇居民人均总财产净值增长率达到18.9%,而农村居民人均总财产年增长率在1988—1995年为4.37%,1995—2002年增长率不到2%。
(二)农村土地产权权能缺失,土地资产价值无法充分发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人民公社时期模糊的农地产权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和规范,由此极大地释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但是,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家庭承包制的缺陷逐步显现。在现行农地制度下,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农民在征地价格形成中缺少话语权,无法合理分享土地所产生的级差地租或超额利润,导致农民利益大量流失。不仅如此,由于农民家庭承包地、宅基地的使用权不能抵押,宅基地不能流转,无法作为资产进入市场,农地在各村以及城乡之间严重割裂,导致土地的保障功能难以向资本功能转换,资产价值无法有效发挥。此外,由于缺乏完善的宅基地退出机制,部分人在城乡双重占有土地资源,使不少宅基地处于空置状态,造成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
(三)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农民金融理财知识不足
金融财产性收入是以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产资本化的所得,其形成必须要有合适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在我国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中,金融财产性收入占有较大比重,而对广大农村居民而言,金融财产性收入还很少,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盈利的考虑,业务重点逐渐向大中城市转移,导致县域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快速萎缩,农村金融日益陷入边缘化状态。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退出,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市场为数不多的正规金融组织之一。但是,除沿海发达地区外,大部分农村信用社目前主要从事存汇贷等传统业务,基本不涉足个人理财业务。部分开办理财业务的农信社,由于金融专业人才缺乏,大多只是以代理保险、代理国债为主。此外,许多证券公司的营业网点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只有极少数经济发达的县级市设有证券营业部,理财产品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农民缺乏合适的金融工具将未来收入票据化、证券化,农村投资信息体系也很不发达,农民难以获取股票、基金、外汇市场等的即时信息,使农民不得不选择储蓄这一传统的理财产品,或将余钱用于民间借贷。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理财观念也不断发生转变,投资理财的需求日益增加。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已经开始涉足股市、债券、开放式基金等,投资理财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大多数农村居民没有接受过投资理财的专业培训,金融理财知识不足,对基金、股票等几乎一无所知。受传统观念、理财知识、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影响,我国多数农村居民的理财意识较为淡薄,科学理财能力不足。因此,在有一定的结余收入后,农民往往选择储蓄、购买国债等方式理财,或大量用于建房、博彩和民间借贷。
(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预防性储蓄挤占其他投资
长期以来,在城市偏向政策指引下,我国大部分经济社会资源优先向城市配置,农村各种资源要素长期净流出,农村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落后于城镇居民。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建房等费用的不断攀升,农村居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大大增加。同时,面临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以及市场波动等风险,农村居民收入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面临收支不确定性以及金融市场不完善带来的流动性约束下,农民只能通过预防性储蓄和手持现金来规避风险,以提高自我保障能力,导致金融资产过度集中在储蓄形式上。由于农村居民科学理财意识淡薄和知识缺乏,加之市场上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匹配较好的金融产品不足,股票和其他投资工具存在较大的风险,导致个人储蓄无法向其他投资渠道有序分流。
三、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产
首先,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工作,加大对已完成登记发证宗地的核查力度,避免地方为盲目追求登记发证率而损害农民利益,消除土地纠纷隐患。其次,积极探索建立闲置、超占宅基地退出机制,加大宅基地复垦和集体建设用地整理力度,开展土地利用指标跨地区交易试点,探索以新增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为交易对象的土地间接交易模式,最大限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再次,继续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措施,建立健全征地补偿资金监管机制,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推广征地留用地制度。第四,大力培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介服务组织,扶持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农村土地银行等加快发展。
(二)深化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积极打通农民从集体资产中获取收益的通道,使集体资产增值收益成为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为此,要进一步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系,加快建立集体资产产权界定和登记制度、流转和评估管理制度、年检和报告制度,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增强集体服务功能。条件不成熟的地方,要尽快完善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利用资金、资产和资源,以入股、租赁、专业承包等形式,与产业化龙头企业、技术服务机构、种养大户等进行联合和合作,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着力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不断优化农民理财环境
加快落实各项优惠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在农村设立各类新型金融组织。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支持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组织开展信用合作。积极鼓励金融机构进行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根据农民资金额小、金融知识有限、风险承受能力不强等特点,开发出符合农民理财需要的金融理财产品,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安全的投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在经济发达县城和乡镇设立金融超市或微型理财中心,为农民理财提供便利。加强农村宽带网络建设和农民电脑网络知识培训,使农民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各种理财投资信息。
(四)积极加强农民投资理财教育,引导农民科学理财
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应积极配合,提高农民理财意识和技能。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多种载体,向农民宣传金融理财知识,从理念、产品、服务等多方面启发农民理财意识。积极举办农民理财讲座和培训班,理财培训可以优先在村干部、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骨干和其他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民群体中开展,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加快培育面向农村的专业理财顾问,积极组织专门的队伍深入农村开展金融投资知识宣传,引导农民科学理财。在对农民进行理财知识宣传和培训时,要加强金融理财产品风险的宣传提示,帮助农民降低投资理财风险。
(五)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农民投资后顾之忧
尽快明确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在政府预算中的法定地位,加大财政农业资金向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倾斜力度,逐步建立稳定的农村社会保障筹资机制。加快制定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办法,逐步建立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的长效机制。继续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不断完善扶持优惠政策,引导商业保险机构、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参与提供相关服务,走公益性和市场化结合道路,切实降低新农保制度运行成本。不断扩大农业保险的品种和覆盖范围,完善保费补贴政策,建立健全政策性农业再保险体系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