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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一种粮食能够比麦子更让我念念不忘。过去,全家人吃上白面,曾经是祖祖辈辈最实在的梦想。而麦子带给我们的苦难与欢乐,也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有一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也是这个时节,我爷爷想赶在麦忙之前走趟亲戚,去看看他的妹妹——我的姑奶奶。到我姑奶奶家有十几里地,快到那个庄子的时候,爷爷看到路边就要由青转黄的麦子,也许是走饿了,随手扯了一把麦穗,边走边搓。还没等吃进嘴里,冷不丁被当地看庄稼的人一把抓住。人赃俱获,容不得丝毫的辩解。爷爷被反绑双手,在姑奶奶的庄上游街示众。庄上的人也不认识他,跟着起哄,看热闹。爷爷被人推挤着,踉踉跄跄,有个地缝都想一头钻进去。游完街还不罢休,又被押解到我们庄上继续游街。老实巴交的爷爷,哪受过这样的屈辱,回到家里,窝囊得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五十岁。
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这旧事是从姐姐那里听来的。没有亲历,也就没有姐姐那样刻骨的痛。当时生产队里吃大锅饭,各家各户的锅都拿去大炼钢铁了,村民根本吃不饱。所有的庄稼都是集体的,都由集体支配。粮食烂到地里无人問,那没事,但私人拿来吃,或者捡回家,就成了大问题。只要被捉住,那就是破坏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这罪名谁都承受不起。但是,为了填饱肚子,还是有人冒险去捡,甚至去偷。
“文革”快结束那年,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学校在村子的西头。我家离学校很近,班主任让我掌管教室的钥匙。一天中午,同学们都走了,我最后锁门。日头毒毒的,像要把人晒化了似的。就在我以书当伞转身要走的那一瞬间,无意中看见一个拾麦穗的女人,在刚收割完麦子的白花花、空荡荡的田野里,特别显眼。我急着往家赶。学校东北角,大队工宣队的于队长正和我下班回家的父亲在操场边闲聊。“学生,西地里没人吧?”“没人。噢,对了,那边有个拾麦子的。”父亲瞪我一眼:“还不快回家吃饭!”我撒腿就跑。
回到家,一顿饭还没吃完,就听街上一阵锣响,人声嘈杂。我筷子一扔,蹿出去看热闹。刚来到村口,就听见于队长尖着嗓门儿大叫:“不要跟我学啊,我偷队里的麦子。说!就这样说!”一个女人被推搡着,像被赶着的一头羊。那女人胸前挂着个大木牌,上面写着三个大字“盗窃犯”,背后挂着一捆麦子。那捆麦子像一束燃烧的火焰,在哆哆嗦嗦的女人背上不停地颤抖。工宣队的汉子们推一下,那女人挪一步。他们气急败坏,猛一用力,将她推倒在地上。“哇”地一声,那女人呼天抢地嚎啕大哭起来,那捆麦子被她撒了一地,人群把麦子践踏得一片狼藉。
忽然,我被人像拎小鸡一样,拎出了人群,回头一看是父亲。一进家门,父亲就“啪”地给了我一巴掌:“你还忍心看,都是你造的孽!”说完,父亲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去。
我一下子被打蒙了。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平时,他从不舍得动我一根指头。可这一巴掌,让我足足记了一辈子。
现在想来,在那荒唐的岁月里,一捆麦子,一捆你不捡它只能烂在地里的麦子,却让一个年轻的女人丧失了应有的尊严。我这样一个无知小儿无意的一瞥,无意的一句话,竟然把她推向了屈辱的深渊。那束麦子和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永远定格在我灵魂的底片上,成为我心底永远的痛,永遠的悔。
有一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也是这个时节,我爷爷想赶在麦忙之前走趟亲戚,去看看他的妹妹——我的姑奶奶。到我姑奶奶家有十几里地,快到那个庄子的时候,爷爷看到路边就要由青转黄的麦子,也许是走饿了,随手扯了一把麦穗,边走边搓。还没等吃进嘴里,冷不丁被当地看庄稼的人一把抓住。人赃俱获,容不得丝毫的辩解。爷爷被反绑双手,在姑奶奶的庄上游街示众。庄上的人也不认识他,跟着起哄,看热闹。爷爷被人推挤着,踉踉跄跄,有个地缝都想一头钻进去。游完街还不罢休,又被押解到我们庄上继续游街。老实巴交的爷爷,哪受过这样的屈辱,回到家里,窝囊得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五十岁。
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这旧事是从姐姐那里听来的。没有亲历,也就没有姐姐那样刻骨的痛。当时生产队里吃大锅饭,各家各户的锅都拿去大炼钢铁了,村民根本吃不饱。所有的庄稼都是集体的,都由集体支配。粮食烂到地里无人問,那没事,但私人拿来吃,或者捡回家,就成了大问题。只要被捉住,那就是破坏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这罪名谁都承受不起。但是,为了填饱肚子,还是有人冒险去捡,甚至去偷。
“文革”快结束那年,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学校在村子的西头。我家离学校很近,班主任让我掌管教室的钥匙。一天中午,同学们都走了,我最后锁门。日头毒毒的,像要把人晒化了似的。就在我以书当伞转身要走的那一瞬间,无意中看见一个拾麦穗的女人,在刚收割完麦子的白花花、空荡荡的田野里,特别显眼。我急着往家赶。学校东北角,大队工宣队的于队长正和我下班回家的父亲在操场边闲聊。“学生,西地里没人吧?”“没人。噢,对了,那边有个拾麦子的。”父亲瞪我一眼:“还不快回家吃饭!”我撒腿就跑。
回到家,一顿饭还没吃完,就听街上一阵锣响,人声嘈杂。我筷子一扔,蹿出去看热闹。刚来到村口,就听见于队长尖着嗓门儿大叫:“不要跟我学啊,我偷队里的麦子。说!就这样说!”一个女人被推搡着,像被赶着的一头羊。那女人胸前挂着个大木牌,上面写着三个大字“盗窃犯”,背后挂着一捆麦子。那捆麦子像一束燃烧的火焰,在哆哆嗦嗦的女人背上不停地颤抖。工宣队的汉子们推一下,那女人挪一步。他们气急败坏,猛一用力,将她推倒在地上。“哇”地一声,那女人呼天抢地嚎啕大哭起来,那捆麦子被她撒了一地,人群把麦子践踏得一片狼藉。
忽然,我被人像拎小鸡一样,拎出了人群,回头一看是父亲。一进家门,父亲就“啪”地给了我一巴掌:“你还忍心看,都是你造的孽!”说完,父亲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去。
我一下子被打蒙了。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平时,他从不舍得动我一根指头。可这一巴掌,让我足足记了一辈子。
现在想来,在那荒唐的岁月里,一捆麦子,一捆你不捡它只能烂在地里的麦子,却让一个年轻的女人丧失了应有的尊严。我这样一个无知小儿无意的一瞥,无意的一句话,竟然把她推向了屈辱的深渊。那束麦子和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永远定格在我灵魂的底片上,成为我心底永远的痛,永遠的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