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种粮食能够比麦子更让我念念不忘。过去，全家人吃上白面，曾经是祖祖辈辈最实在的梦想。而麦子带给我们的苦难与欢乐，也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有一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也是这个时节，我爷爷想赶在麦忙之前走趟亲戚，去看看他的妹妹——我的姑奶奶。到我姑奶奶家有十几里地，快到那个庄子的时候，爷爷看到路边就要由青转黄的麦子，也许是走饿了，随手扯了一把麦穗，边走边搓。还没等吃进嘴里，冷不丁被当地看庄稼的人一把抓住。人赃俱获，容不得丝毫的辩解。爷爷被反绑双手，在姑奶奶的庄上游街示众。庄上的人也不认识他，跟着起哄，看热闹。爷爷被人推挤着，踉踉跄跄，有个地缝都想一头钻进去。游完街还不罢休，又被押解到我们庄上继续游街。老实巴交的爷爷，哪受过这样的屈辱，回到家里，窝囊得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五十岁。
　　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这旧事是从姐姐那里听来的。没有亲历，也就没有姐姐那样刻骨的痛。当时生产队里吃大锅饭，各家各户的锅都拿去大炼钢铁了，村民根本吃不饱。所有的庄稼都是集体的，都由集体支配。粮食烂到地里无人問，那没事，但私人拿来吃，或者捡回家，就成了大问题。只要被捉住，那就是破坏大跃进，破坏人民公社，这罪名谁都承受不起。但是，为了填饱肚子，还是有人冒险去捡，甚至去偷。
　　“文革”快结束那年，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学校在村子的西头。我家离学校很近，班主任让我掌管教室的钥匙。一天中午，同学们都走了，我最后锁门。日头毒毒的，像要把人晒化了似的。就在我以书当伞转身要走的那一瞬间，无意中看见一个拾麦穗的女人，在刚收割完麦子的白花花、空荡荡的田野里，特别显眼。我急着往家赶。学校东北角，大队工宣队的于队长正和我下班回家的父亲在操场边闲聊。“学生，西地里没人吧？”“没人。噢，对了，那边有个拾麦子的。”父亲瞪我一眼：“还不快回家吃饭！”我撒腿就跑。
　　回到家，一顿饭还没吃完，就听街上一阵锣响，人声嘈杂。我筷子一扔，蹿出去看热闹。刚来到村口，就听见于队长尖着嗓门儿大叫：“不要跟我学啊，我偷队里的麦子。说！就这样说！”一个女人被推搡着，像被赶着的一头羊。那女人胸前挂着个大木牌，上面写着三个大字“盗窃犯”，背后挂着一捆麦子。那捆麦子像一束燃烧的火焰，在哆哆嗦嗦的女人背上不停地颤抖。工宣队的汉子们推一下，那女人挪一步。他们气急败坏，猛一用力，将她推倒在地上。“哇”地一声，那女人呼天抢地嚎啕大哭起来，那捆麦子被她撒了一地，人群把麦子践踏得一片狼藉。
　　忽然，我被人像拎小鸡一样，拎出了人群，回头一看是父亲。一进家门，父亲就“啪”地给了我一巴掌：“你还忍心看，都是你造的孽！”说完，父亲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去。
　　我一下子被打蒙了。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平时，他从不舍得动我一根指头。可这一巴掌，让我足足记了一辈子。
　　现在想来，在那荒唐的岁月里，一捆麦子，一捆你不捡它只能烂在地里的麦子，却让一个年轻的女人丧失了应有的尊严。我这样一个无知小儿无意的一瞥，无意的一句话，竟然把她推向了屈辱的深渊。那束麦子和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永远定格在我灵魂的底片上，成为我心底永远的痛，永遠的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