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2年的春节，较往年晚了许多，过年时，已“打春”十多天了。年还没过完，正月初五夜，我家里聚集了许多人。这些人都是我的亲戚，有祖辈有父辈，还有成年的同辈。他们都神情严肃，抽烟的人，一支接一支抽劣质纸烟，不抽烟的默着声低头沉思，看他们的神情，我便知道，有一件重大的事，将要在我家发生了。
　　 信，非得带孩子走吗？
　　 沉默是被那位我叫四爷爷的长者打破的。信——是在叫我父亲——父亲的大号叫姜景信。听了四爷爷的话，父亲叹了一声，应道，这孩子已8岁了，都上学了，该走了，再不走，落户口都难了。
　　 为啥非得走呢？你在新疆不也是种地吗？让孩子在家里和到新疆有啥两样？
　　 这一连串的问题，让父亲不知如何作答，良久之后，他抬眼看了四爷爷一眼，才说，还是有些不一样，虽然在新疆也是种地，但那是农工，发工资，算公家人。当时，父亲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农场工作，身份是农业工人。追溯到1958年，父亲作为一个“高小”毕业生，被国家招录，离开了故乡，到外地工作去了，先是到了西安，后来又上了北京，在通县的一个国营手表厂当工人。随后，他又应招入伍，来到沈阳军区，当空军雷达兵，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父亲度过五年的军旅生涯，1964年转业，被火车拉到了新疆，成了一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职工。他这次过年回故乡探亲，早就想好了，要带一个孩子到新疆去，在农场把学上完，就可以分配工作，跟他一样，也成为公家人，拿工资。
　　 父亲的话，引起了大家的议论，有人说，到新疆能成为公家人，是好事，该走。有的说，人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家，再穷再孬，总归是个家，在哪不能过呀。显然，四爷爷是持不走观点的，说，就是的，孩子还小，没必要让孩子这么早就离开娘。
　　 大家的观点不相一致，最后，还是四爷爷做了定夺，说，问问孩子吧，他要是愿走就走，不愿走就留下。说完，四爷爷把我叫到跟前，问我，你大要把你带到新疆去，你愿不愿意去呀？
　　 至此，我才知道，长辈们的讨论是围绕着我进行的。当时，我虽然还小，但是，七八岁抑或五六岁，是人产生记忆的初始，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懵懂认识。那时，在我的眼里，那个处于鲁西南名叫酒店姜庄的村子，破败不堪，低矮的房屋、残破的院墙、泥泞的村街、泛着臭味的池塘都在述说着贫穷。一庄的人都破衣烂衫，衣裤上补丁摞着补丁。每日三餐都吃红薯干馍，这种吃食，放冷了硬得跟砖头一样，一年四季就吃不到几粒“真粮食”，更别说肉了，也只有在过年时，才能见点荤腥。且缺少燃料，做饭烧的是杂草树叶，做饭时，需要有一个人专伺拉风箱，每拉一下风箱，烟就从炉门处倒回来，充斥在厨屋里，把饭做好，做饭的人和拉风箱的人，会被熏得泪水长流，不停地咳嗽。我很小就开始帮着母亲做饭拉风箱，很多次，被烟火熏得受不了时，就会耍起性子，高声叫，以后，就是饿死了，我也不再拉这个龟孙风箱了。
　　 一句话，我憎厌故乡。
　　 再者，故乡的祖祖辈辈都踞守村里，很少有人能走到三十里之外，去一趟县城，就跟出国留洋似的，要显摆好长一段时间。而我小小年纪，就有可能跑到千里万里之外，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我把能到新疆看成一种荣耀。可四爷爷却多嘴多舌，百般阻挠，我不由地对他产生了反感，回答他的话，就没有任何犹豫，愿意，我愿意到新疆去。
　　 此前，母亲一直坐在堂屋的一个角落。灯火昏暗，似乎她就不存在一样。听了我的话后，她一下子站了起来，转身进到里间去了。在她闪进里间的一瞬间，抬起胳膊，用衣袖在脸上抹了一下，显然，她流下了眼泪……
　　二
　　三六九，往外走。
　　 翌日，正好是正月初六，是出门的吉日。因为就要离开憎厌的故乡，我心里高兴，亲人们散去后，上床睡觉，很久都没有睡着，半夜里，才合上眼，于是睡得很沉，凌晨时，母亲叫了我好几遍，才把我叫醒。其实，那个时候，天还没亮，为了不误赶车，母亲早早地起了床，收拾好早饭，才叫我起来。在吃早饭时，家里陆陆续续来了许多人，都是我家的近亲近邻，他们是来为我和父亲送行的。后来的很长时间，我一直没有弄明白，那一天，亲戚们为啥都默不作声，满脸愁容，母亲还不停地抹泪。亲邻的情绪并没有影响我，出门时，我随着父亲一路蹦跳地前行，快乐得像只觅食的麻雀，全然没有背井离乡、远离母亲的愁绪。
　　 我的家乡，与河南省交界，要到商丘乘坐火车。我和父亲搭乘一辆拖拉机，来到商丘城，买了票登上火车，眼前的景象把我惊住了。我看到，车内如煮饺子一般，挤满了扶老携幼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那些陌生的面孔让我产生了恐惧，至此，我才对随父亲离开家乡的行为产生了怀疑，似乎也理解了母亲的泪水，隐约感觉到，我的离开，将给自己和家人造成无法言说的伤害。之前，在我人生八年的历程中，我都是跟着母亲生活的，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很短，且断断续续，说到底，我对父亲并不十分熟识，有着很强的距离感。而就在登上火车的一瞬间，在心理上，我与父亲的距离突然缩小了，他是我的依靠，是我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因为恐惧，因为他可以信赖，所以，在火车里，我与他寸步不离，他要是打水，我跟着，要去买饭，我跟着，就是去卫生间，我也要随着他去。而他干这些事时，是希望我在座位上看守行李的，但无论他怎么说，我都不听，非要跟着他不可，如此，在去新疆的路途中，我并不讨父亲喜欢，他总是给我脸色看，还动不动会训斥几句。
　　 “车轮飞，汽笛叫。火车向着韶山跑，穿过峻岭越过河，迎着霞光千万道。阳光灿烂照车厢，车厢里面真热闹，真呀真热闹，藏族大爷弹起琴，新疆姐姐把舞跳，蒙族叔叔唱起歌，一路歌聲一路笑，一路笑……”现在已记不清，是啥时学会了这首《火车向着韶山跑》的歌曲。受歌曲的影响，坐火车，是我一直向往的，也曾无数次想象着坐火车的享受、惬意和快乐，而真正坐上火车，想象中的那种情境并没有出现，感受到的只是拥挤、嘈杂和无序。记忆最深刻的是，到了夜晚，没地方睡觉。父亲走南闯北多年，对这种情形习以为常，也富有经验，他提早做好了准备，把我们坐椅下的空间占领了，到了夜晚，他就让我钻到坐椅下睡觉。这样，尽管能躺下身子，但火车的颠簸、人们的走动以及大人吵小孩子闹，并不能睡安稳，所以一路上，脑子都昏昏沉沉的，十分疲乏，像出了多大的力似的。 　　 就这样，步行、搭拖拉机、乘火车、坐长途客车，数日里的奔波，我离故乡时的那种兴奋，早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疲怠与腻烦。到达父亲所在的农场时，从场部公路下了车，我迫不及待地问父亲，新疆到了吗？听了我的话，父亲愣了一下，随即笑将起来，说，到了，到了，我们马上就到家了。尽管我对他的笑声不甚理解，但听到马上就要到家了，还是提起了精神。那是一个黄昏，刮着小风。初春的新疆与冬季并无二样，依然是冰天雪地，风吹来，依然凛冽，像是有小刀在脸上划过，十分寒冷。父亲领着我向他工作的一连走去，没有多远，天就黑了，所走的并不是正经路，是沿着一条水渠走的，踩着雪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前行，走到水渠的半途，又拐进了一条荒原小道，一路上走得磕磕绊绊。到了连队，进到了父亲所说的“家”。那是一个大宿舍，一共住了六个单干户，每个单干户都用木板搭一个小床，只能睡一个人。父亲是个胖子，他的那张小床，绝对睡不下我们俩人。天已晚，没有办法可想，父亲就让我先睡，他便坐在一个木墩上在床前趴了一夜。第二天，父亲找来一块木板，把小床加宽，才勉强睡下我们俩人。
　　 父亲在夜晚去开会，不能带上我，为了能安心开会，在要开会的日子里，一吃过晚饭，就催促我上床睡觉。新疆天黑得晚，人们睡觉也晚，一般在夜间十二点才上床。晚饭时间离十二点还早着呢，我不愿这么早就睡，磨磨蹭蹭，不愿洗漱，每次，父亲都会黑下脸来，高声斥骂，逼迫着我睡。等我睡着了，他才安心离开大宿舍。有一日，睡一觉醒来，父亲还没有回来，睁开眼，扑面而来的是一片漆黑，面对黑暗，恐惧袭来，我不顾一切地从被窝里钻出来，胡乱地穿上衣服穿上鞋，顾不得寒冷，跑到大宿舍外面，对着夜空，扯着嗓子，大声喊叫起来：大唻——大唻——兴许会议开得正在兴头，兴许距离较远，我的呼喊，父亲是听不到的。而不见父亲回来，我就不停地喊着，不一会儿，嗓子就喊哑了，但依旧不住声。我凄怆的喊叫，惊动了不远处一户人家的老人，循着喊声过来，见我衣衫不整、光头秃脑站在寒夜下，怜我，把我领到了她家。父亲散会后，在这户人家找到我，不但没有表现出怜惜，反而惹得他一肚子怒火，又高声喝斥起来，还要动手打我，是那位老人的极力劝解阻拦，我才免了一顿皮肉之苦。
　　 在我的故乡，对于父母没有“爸妈”“父亲母亲”的叫法，叫母亲为娘，叫父亲为“大”。而“大”发出的音，又是“上声”调，与“打”几乎同音，于是我“大唻——大唻——”的呼喊，被人曲解为“打来，打来”。这孩子半夜找打，是不是傻呀？
　　 这件事，作为一个笑话，在连队传了很长时间。
　　三
　　屯垦，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我国，生发于遥远的西汉。但古时的屯垦囿于时代的局限，只能是时盛时衰，时续时断。对处于中亚腹地的新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规模开发，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亘古戈壁上开荒造田，在原始荒原上建功立业，付出了无尽的艰辛。后来，我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了一些农场的事情，证实了兵团人所经历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托尔斯泰语）的艰难历程。在父亲所在农场开发之前，这里被戈壁滩、盐碱滩统领着。戈壁滩上碎石遍布，沙砾横呈;盐碱滩上荆棘载途，杂树丛生，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在一九五九年开始开发农场时，农场职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没有吃的，就吃骆驼刺和野榆树皮，没有开荒机械，就一锄头一锄头地人工挖掘。这还不算，有些人为了农场的诞生，还献出了生命。有一个叫田文景的人，在修渠时排除哑炮，命归荒原。一个叫郝岩山的人，开荒炸树根，粉身碎骨……这些事都是对一种精神的映照，就劳动的辛苦，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挖排碱渠。
　　 我来到农场不久，学校开学了，我在连队的小学报名入了学。连队所谓的学校，是一排军营的房屋，共五间，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个年级一间。我在故乡是上过一学期学的，对连队学校与故乡学校就有所比较。故乡虽然穷，但教室却是砖瓦房，而连队的却是土坯房;尽管破旧，故乡的学校是有课桌的，而连队学校的“课桌”，却是在土墩子上架木板。由此，便让我对连队的学校小瞧了。也有让我看上眼的，那就是每个学生都发一套新课本。在故乡，为了省钱，当父母的基本不给孩子买新书，所用教科书，都是向上一年级的学生借，借不到，就手抄。
　　 那年月，有一句话十分响亮：“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学习全国人民。”在连队学校，落实这句口号被简化了，变成了“学工、学农、学军。”当时农场无工可言，更没有驻军，口号再次被删减，只保留了“学农”一项。
　　 排碱渠，是兵团人为了改良土壤，旨在降低地下水位，排除盐碱的一个创举。早年间，兵团刚开始进行开发建设时，改良土壤遇到了一个致命的难题，就是盐碱地无法排除盐碱。就此还组织苏联专家，进行攻关，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兵团人就多次召开“诸葛亮会”， 集思广益，用挖排碱渠的方法，使难题迎刃而解——在条田间，挖掘深两米多的大渠，降低地下水位，再用大水漫灌，洗去荒地表层盐碱，且使遗存的盐碱渗于耕作层以下，这样，开垦的土地就可以耕种了。紧挨着连队营区的排碱渠，是在这一年冰雪消融之时开挖的，地还没有完全解冻，全连的职工便全部上了工地。为了早日把渠挖成，连领导进行了大会动员，组织突击大会战，规定，中午不回家吃饭，由大伙房把饭送到工地上。連队挖渠如火如荼，学校也想为此做点贡献，便组织学生前往学农。挖渠工地上，红旗招展，镐锹飞舞，人声鼎沸，全连百余号职工，在工地一字排开，绵延数百米，那阵势，酷像一个战场。为了鼓舞士气，连队文教还拿个大喇叭筒，为大家加油鼓劲，人们的干劲被完全调动了起来，有的人手上打了血泡，挑破后继续挖，使得铁锹把上布满血迹;有的在初春的寒风里，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挥锹，头上还冒着热气;有的挖到一米以下，见了水，为了不落到别人后面，就赤脚下到水中，不愿停下……如此干一天，职工们都是腰酸背疼，迎着夕阳回家，腿都是拖着走的。尽管这样，第二天依旧是干劲十足。 　　 我们是小学生，其实帮不了多少忙，老师便让学生“倒土”，就是把职工们挖起的土堆铲平，以便后面的土有地方堆放。一开始，我们听从老师的统一安排，可是干了没多久，便犯了自由主义，各自散了，跑到自己父母的工地上，给父母倒土。我父亲身大力足，挖渠对他来说并非难事，他心疼我，有意把挖的土抛得远远的，不让土堆起来，以减轻我的劳动强度。最后，干脆不让我干了，叫我坐在一旁玩耍。因此，在下工后老师总结时，还不点名地对一些偷奸耍滑的学生提出了批评，我知道，这其中包括我。
　　 我依稀记得，这次我们学农一共是三天时间。在第三天，中午时，大伙房的炊事员赶着牛车把饭送到工地，送的是菜汤和包谷面馍。父亲打了两碗汤和几个馍馍，和我一起吃起来。父亲体胖，又出了大力，显然是饿了，属于他的那一份很快就吃完了。有一人见父亲吃得如此多如此快，便和父亲玩笑，打起赌来，说父亲要是再能吃五个馍馍（一个馍馍100克），他就输给父亲1公斤饭票。父亲听了他的话，二话没说，起身来到牛车前，拿过五个馍馍，很快又吃了下去。那人见状，不由地后悔，但说出的话收不回去，只好给了父亲1公斤饭票。当日收工回到家，父亲举着赢得的饭票，对我说，够你吃几天了……
　　 够你吃几天了。当时并不十分理解这句话。但是没多久，我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
　　 那时，连队会经常开展突击劳动。像挖排碱渠、收玉米、小麦入仓、积运肥、捡石头、盖房子都要突击，组织大会战。有的劳动时间急迫，离连队较远，职工们就住在劳动工地，不回家来。每逢不能回家时，父亲就会把饭票给我，让我自己到大伙房打饭吃。有一天清晨，父亲早早地起了床，去大伙房把早饭打来，急匆匆地叫我起来，吃完饭，他又赶忙收劳动工具，然后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他要上山维修干渠，两天时间回不了家，让我好好上学，好生照顾自己，说着，拿出了一叠饭票，递到我手中，嘱咐我按时去大伙房打饭吃。听说他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连队，泪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直着眼看他，似在请求，不要离开我。而这时，大路上传来了拖拉机刺耳的鸣笛声，在催促职工，父亲顾不了我可怜兮兮的样子，劝了我两句，就和同宿舍的人，一起出了门。我追到门外，眼见着父亲上了拖拉机，头也没回一下，被拖拉机拉走了。
　　 父亲走后，我的情绪十分低落，上课时，集中不了精力，不知老师在讲什么。下课时，也不愿出去玩耍，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教室里。放学了，回到宿舍里，准备去打饭，却怎么也找不到饭票了。我把饭票给弄丢了。兴许是因为年龄幼胆子小，兴许是因为刚到农场怕人怯生，丢了饭票后，不知道怎么才能吃饱饭，没办法，就只能饿着。中午没吃，晚上也没吃，饿得胃囊发痛，身体发软，眼冒金星，极为难受，只好灌一肚子水，上床睡觉。第二天起来，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但还要去上学。拖着步子向学校走时，让大伙房的炊事员看到了。炊事员是一个上了年岁的人，祖籍江苏，姓姚，人们都叫他“姚师傅”。他个不高，面庞清瘦，因为腮处微微下陷，颧骨就显得十分突出，再加上生了一双大眼，白多黑少，看上去是一脸的凶相，小孩子们都有些怕他。他看见我后，想起我头天没有去打饭吃，便把我叫住，问我在哪吃的饭。经他这样一问，无限酸楚涌上心头，我放声大哭起来。当得知我因为饭票丢了而饿肚子时，他用江苏土话骂了我一句后，赶紧把我领到大伙房里，让我吃了个饱。
　　四
　　经历了这次饿肚子事，在随后的日子里，我最怕的，就是父亲去参加突击劳动。可是突击劳动不会间断，一个人在家，就成了我的一种宿命。
　　 秋天的时候，父亲向连队申请到了一间住房，父亲和我才真正有了一个家。
　　 那是入冬后的一天，吃过晚饭，父亲把斧头翻找了出来，反复打磨，我隐约感觉到，他可能又要离开我，把我一个人留在家中。在他霍霍磨斧的声音中，我试探地问，大唻，磨斧头干啥呀？父亲答，去砍工具把儿。我又问，夜里回不回来？父亲答，要到河坝去，太远，夜里回不来。我怯怯地问，能不能不去呀？父亲过了一会儿才应，不行，这是工作，不能不去。
　　 其实，总是把我一个人丢在连队，父亲心中不忍，也有很深的愧疚，可是没有办法，只能宽我的心，又不是头一次夜里不回来，以前，你一个人在家，不是都没事吗。我知道阻止不了他，便不再吱声，低着头抹泪。父亲见状，站起身长叹一声，抚了一下我的头，说，没事，也就十来天时間，很快就会回来的。
　　 工具把，就是安装在农具上的那个木把子。那个时候，连队是集体劳动，所有东西都要配发，连队有一百多名农工，每个农工有十来种农具，铁锹、锄头、镢头、镰刀、十字镐、坎土曼、三股叉……每个农具上都得安工具把，工具把的需求量很大。所以，每年冬闲时节，连队都要组织人员去砍工具把。大河坝离连队很远，十几公里的路，为了提高效益，砍工具把的人要在野地住上十天半个月。第二天，父亲带着被他打磨得闪光发亮的斧头和麻绳出了门，和他所在的生产班组人员一起到大河坝去了。临出门时，他把饭票给我，同往常一样，嘱咐我说，出门时要把门锁好，晚上睡觉时要把门顶紧，不要让生人到家里来，刮风下雪不要出去玩，一定把火墙烧热别冻着……虽然父亲再三重复着这些话，仍旧不放心，出门时，还会问一句，说的话都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父亲这才心事重重地离开家。
　　 我对父亲的依恋，是不想一个人在家。但小孩子心里不装事，在他走后，我很快就察觉到了一个人在家的好来。平时，在学校有老师管着，回到家，又有父亲管着，没有太多自由。现在一个人在家，用不着大人的看管了，自己想干啥就干啥，饿了就去大伙房里打饭吃，困了就倒在床上睡，在家待烦了，就到连队四周走走。
　　 我最常去的地方是场院。场院，在连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年四季都有专人看守。场院也确实很重要，那里存放着农用物资，仓储着粮食，还堆放着作物秸秆和牲畜的饲草，不能有任何闪失。而我到场院里去，关心的并不是粮食和物资，真正吸引我的是在粮仓四周寻找机会的麻雀、野鸽与斑鸠。这些鸟儿都有灵性，知道场院里储着很多粮食，到场院里飞一圈，便不会饿着。野鸽和斑鸠在天空中盘旋，麻雀在空中飞掠，以蔚蓝为背景，形成别致的景观，赏心悦目，但这只是空中的景象，鸟儿一落到地上，也就落入了暗伏的杀机之中。看场人珍惜粮食，不情愿鸟儿不劳而获，他除了在场院四周扎制了许多草人之外，还在粮仓处下了套，在空地里下了夹子，用于防范。常常就有鸟儿被套被夹，成了看场人口中的美味。但鸟儿并不惧，每天都会准时光临场院，前仆后继。很多年之后，又想起这些事，不知怎地就和到大河坝砍工具把的父亲联系在了一起，心想，父亲不也是一只鸟吗？
　　 父亲所在的班叫浇水班，共十二个人。这十几个人去了大河坝砍工具把，在连队显不出来，其他的职工该干啥还干啥。所以，当我一个人在家时，除了场院之外，还会有很多地方吸引着我。
　　 我会走到畜牧队，看牛羊静静地反刍，这些牛羊让团场收获着羔犊与皮毛，捧出的是财富;我会走到积运肥的地方，看大人们挥锹舞镐，为又一个丰收年作着准备;我会走到民兵训练场地，看民兵们整齐地趴在地上练习瞄准，他们这是在练一种本领，以更好地履行戍边职责……而更多的时候，我会和小伙伴们纠在一起玩打仗，在连队搅得积雪飞溅，天翻地覆。
　　 一个人在家无拘无束，寻到了许多自由和快乐，可一到晚上，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疯了一天回到家里，火早就熄了，火墙冰凉，只好自己生火，而我又没有生火的经验，把房子弄得全是烟，好不容易生着了火，还得放烟，折腾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把房子烧热，只能钻到凉被窝里。熄灯后，冰冷的房子被黑暗笼罩着，白日里的疯玩、走动的快乐，一时间荡然无存，面对黑暗，心仿佛被人揪住，不由地生出了一些酸楚，泪就流了下来，这个时候，我会想起在数千里之外的母亲和她那温暖的怀抱……
　　
　　 责任编辑 王 晖
　　姜继先，兵团文艺“双优”作家，入选“兵团英才”培训工程。出版、发表长篇说小《夹面滩》《生死局》、散文集《高的是玉米矮的是棉花》《苍茫的呼唤》。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增刊）《人民日报》《文学界》《散文选刊》《绿洲》等报刊200余万字。新闻正高，现供职于第五师双河市党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