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能成为世纪老人，是非常让人钦慕的，何况是那样学识深遂、造诣精进的大家。张先生真是年高德劭，在学问上的求索从未停止，听说直到近年，远在他乡的老人还坚持着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程序——每天上图书馆。张先生的一生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却坦然处之，淡泊宁静。作为他的学生，这让我真心敬佩。
　　张先生是我们６５届西方音乐史课的教师，也是我的专业课导师。那是上世纪６０年代初的事情了。当时没有现成的教材，学生听课都是自己记笔记。张先生上课和别的老师不太一样，每次只带一张小纸条来，却滔滔不绝地讲４节课，先生讲的非常细致，我记的笔记就有５本。记得他讲舒伯特，重要的艺术歌曲几乎每一首都进行详细分析。晚上还要我们学生自己听３节课的音乐作品。西方音乐历史的本科课程，等于每星期要上７节课。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实在是很幸运。可惜当时的我幼稚无知，听７８转大唱片的巴赫《马太受难乐》，竟然听到睡着了。直到后来我自己当老师，才知辜负了先生当年的苦心。
　　在我们系各年级学生的心目中，张先生是很受尊敬的，我对他甚至有种敬畏感。虽然系里安排的各门课程我都很努力，但对西方音乐历史的兴趣可以说情有独钟，也许是源自一次课堂讨论，那堂课张先生让我们从他指定的范围里自由选题，课下准备，我选了柴科夫斯基。当时翻译成中文的专业书籍十分有限，但我尽量找了一些有关俄国的历史、文学及音乐的参考书，认真做了思考后发言，得到张先生当面的夸奖。我心里正小有得意，没想到先生鼓励我把外文学好，后来还送我一本原文的谢洛夫音乐评论小册子，这可使我诚惶诚恐，因为我当时的俄文水平，读此书如读天书。
　　张先生平时少言寡语，上个别课时，经常是听我汇报完后，仅一句：“可以，接着做吧”。毕业论文让我自选，最后虽定了柏辽兹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但拖拖拉拉地居然最后没有按时完成。张先生却从来不逼不催。
　　张先生主编、诸位先生撰写的国内第一本《欧洲音乐史》教材（俗称“大白本”），我和别的同学一起仅参加了校对。那本教材虽然也是历史的产物，但在相当长的文化空白时期里功不可没。
　　１９６５年我毕业留校，但编制属于民族音乐教研室，后来听说是为了防止“崇洋媚外”，西方音乐史专业不能留人。时代的戏弄，使我不仅丧失机会再继续求教于张先生，还有件事情让我至今心中愧疚。“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当过音乐学系的“勤务员”，等于是系里的头头，张先生曾找过我问讯“如何改造”，我实在是不知如何回答。不久在院里越来越紧迫的形势下，各系都必须对自己的系主任开批判斗争会。我记得开会时曾“斥问”张先生，是不是想将中央音乐学院办成像巴黎音乐学院那样？是不是想办成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样子？他高高的个子，低着头，但很清晰明确地肯定：“是！”这句柔里带刚的回答，当时换来的却是一片吼叫：“打倒资产阶级！”、“打倒修正主义！”还有个人冲上来抽了张先生耳光，致使张先生从此患耳疾直至耳聋。这场批斗会是我主持的，我一直没有勇气当面向先生道歉，仅在过了多年的信件里表示过歉意。后来我意识到，张先生直面非理性的摧残所作的回答，正是他当年留学回国时的理想，也正是老一辈音乐学者真实的愿景！在那样严峻的时刻，先生仍如此执著于自己的信念，每每想起此事都让我由衷感佩，也十分心疼，后悔莫及！
　　“文革”后期，大家和张先生一起按上面指令编写所谓“全新观点”的《欧洲音乐历史》，在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张先生心里很明白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怎么做，他对于我这样涉学未深的年轻人很宽容，记得他说过：我们编史要“一慢、二看、三通过”。这种睿智的思维和偶尔流露出的幽默让我一直铭记在心。
　　８０年代张先生给系里的部分老师讲美学，可惜我没能参加。后来我去张先生家里请教，如何从事西方音乐历史的教学和研究，他只是赞许了我给《人民音乐》杂志写的文章——《论舒伯特生活和创作的〈冬日的旅人〉》，然后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一定要“读懂一本书”。当时我还不能领悟先生教诲的真意，觉得他介绍的经验好像有点少。回来后读先生刚刚出版的译作《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似懂非懂地读，将所有不知道的人名或概念都通过查找其他书籍弄个明白。先生当时仅从保尔·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选译了有关１９世纪的部分，但已充分显示出这部书的特征，即把音乐放在整个西方文明历史中来阐述，所涉及到的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绘画等领域十分广阔，这样的书一遍一遍地认真读下来，真是让我受益匪浅，不但获得了本书所提供的大量知识，而且把我的视野和领悟力提高了一大块，这才理解了先生言简意赅的箴言：“读懂一本书”。后来，我也将此话告诉了许多接触到的学生们，但愿，这也许可以算作将先生的教导传递下去了吧？
　　借着先生百年华诞，写下点滴文字以表学生寸心。我们永远都是您的学生，衷心希望先生愉悦安康。
　　李应华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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