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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震云在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里分别叙述了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几个人物，而这几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物却被“吃瓜群众”们在互联网效应下神奇地串联了起来，其中，级别最高的人物叫李安邦。李安邦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接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遇到了好时机——领导班子知识化和年轻化趋势，由此走向仕途，然而在权力与欲望的诱惑下，最终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刘震云以现实主义为基础，通过消解和颠覆，使其笔下的现代知识分子庸俗化发展，丧失了传统知识分子救世与启蒙的使命和担当。光环尽失的现代知识分子最终和普通民众一样陷入了欲望的泥潭，坠入了生存的困境。
关键词：刘震云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消解与颠覆 现代知识分子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他们积极入世，希望能为治理国家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五四”时代，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启蒙大众，担起了历史的重任。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商品化，消费主义盛行，人们的物质欲望被无限放大，身处这种环境，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知何时也都纷纷丢弃了理想和尊严，成为欲望的奴隶。文学的使命就是刻画人类的生存图景，揭示人类的生存真相a，刘震云将笔下的现代知识分子放置于日常琐事中，“自然而然地解构了现代知识精英的启蒙使命——知识精英已不再是那么的神圣与崇高，他们首先被作者还原为普通的市井小民”b，由此揭示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真相。就像李安邦，他一开始也是抱着单纯和真诚的心从技术员走向副县长，之后在不断晋升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被欲望所支配，最终坠入腐败的深渊。
一、权益至上，文人傲骨的丧失——重义轻利的传统文人准则被颠覆
大学刚毕业的李安邦被分配到乡农机站当了一个技术员，抽着两毛钱一盒的烟，整天走村串户，和拖拉机、水泵打交道，从来没想过自己这辈子能当官。万万没想到，命运的转机由中央的一纸文件引发，李安邦从技术员一跃成了副县长，从两毛钱一盒的“飞马”一下跳跃到了“中华”，不仅如此，李安邦隔三岔五还能收到粮米和土特产，日常用品和鸡鸭鱼肉。滋生腐败的土壤渐渐形成，李安邦就在这“润物细无声”中步步高升。作者正是通过李安邦命运的偶然性转折来表现这荒诞的世界，用李安邦自己的话说“这弯儿拐的，像是做梦”c，将一个本无心忧国利民的人放在重要的政治职位上，这是刘震云解构现代知识分子的开始。
（一）权钱交易 贪欲无边 任某县委书记的李安邦在竞标修国道的过程中收过两提包的钱；任某市长的李安邦在竞标修综合广场的过程中收了大商人赵平凡的两千万；为了顺利升为省长，李安邦去巴结死对头朱玉臣的爹，给朱玉臣那个不成器的表外甥在法院里安排了一个科长职位。李安邦的老婆康淑萍借着李安邦的名义，接受各种人的礼物、有价证券、现金去给人办事，被老婆抓了不少把柄的李安邦并没有严令禁止。李安邦不成器的儿子无照驾驶出了车祸致人死亡，李安邦为了保儿子、保官位，丧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联合亲信省公安厅副厅长段小铁偷梁换柱，用金钱息事宁人。李安邦用“能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来解释权力和金钱互相运作遮盖丑陋真相的合理性，这恰恰反映了权力对人们生活的强力渗透，使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在意识中自觉认同这种所谓的合理性，并且抓住机会就要使用权力来为自己获取利益。刘震云通过塑造李安邦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市井形象，颠覆了清正廉洁、坚守原则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使有些现代知识分子从“神坛”走向“世俗”。
（二）权位斗争 机关算尽 从政三十多年的李安邦嗅觉异常灵敏，且早已习惯权力争斗的门道。当亲信段小铁对李安邦说“如果领导当了省长，不就说了算了吗”d 时，李安邦马上有了警惕，并且立刻意识到段小铁有要挟和交换的意思。官场就是战场，掌握权力意味着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对权位的争夺就是对权力的争夺，权力的调整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即便对方是曾经的好友，有朝一日成为竞争者，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十八年前，李安邦和朱玉臣成了常务副市长的候选人，朱玉臣诬陷李安邦受贿二百万元，使得李安邦和朱玉臣反目成仇。十八年后，选任省长的考察组里有朱玉臣的老同学，李安邦又不得不算计着如何能迅速缓解和朱玉臣的关系，一切都是为了能顺利通过考察组的考察，为了能顺利当上省长。情义和尊严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李安邦在面对“位子”的诱惑和失去“位子”的危机中来回游走，丧失了文人的傲骨和准则，成为被欲望左右的奴隶。刘震云用贴近人物日常生活的琐事细节真实呈现了有些现代知识分子在诱惑面前没有抗争反而产生了动摇和陷落的惨状，由此颠覆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
二、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孤独战士的五四文人定位被弱化
“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承担着启蒙大众和打破“铁屋”的艰巨任务，面对愚昧麻木的广大劳动群众，知识分子有着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孤独，就像鲁迅笔下那个毅然决然独自闯进夜色里的过客一样带着强烈的悲壮意味。孤独是刘震云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之一。刘震云说：“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 e所以刘震云笔下的现代知识分子们依然孤独，但是他们的孤独是充满了个人私欲和秘密而无法言说的孤独，失去了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使命和担当，是鲁迅笔下庸众的孤独。刘震云弱化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作为孤独战士的社会价值，将知识分子放置到日常琐事中，呈现出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劳动人民，解决吃喝拉撒这些庸常小事时都一样要直面欲望的诱惑和人性的贪婪。
（一）妻兒疏离 随着官位的升迁，李安邦白天工作晚上应酬，除了睡觉，在家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导致李安邦和老婆康淑萍和儿子李栋梁缺乏沟通交流。夫妻之间，李安邦和老婆康淑萍眼界不同，彼此不能互相理解。康淑萍是康家杂货铺的小女儿，除了有记账的习惯，眼界还太小，借着李安邦的名义收礼办事，给李安邦的仕途造成了很大的后患，还拿着受贿的把柄威胁李安邦。父子之间形同陌路，李安邦对儿子的印象只有一个轮廓，从来没有好好教育过儿子，而无法无天的李栋梁见了父亲吓得直哆嗦。到了李安邦选任省长接受考察的关键时期，李栋梁背了命案，康淑萍继续受贿，本应该为自己排忧解难的两位亲人却成了李安邦致命的两颗定时炸弹。这种无人可言说的孤独，李安邦只能自己默默消化，最多在上班的路上感叹：“哪怕你是一个工人呢，你是一个农民工呢，你是一个开‘江湖菜’的小老板呢，只要老婆贤惠，儿女上进，虽然每天淡饭粗茶，不也其乐融融？” f刘震云的这种庸俗化叙事深刻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软弱，他们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 （二）朋友猜忌 现代知识分子们的友情没有了肝胆相照的义气，朋友关系被功利化，可以互相获利的关系才能称之为朋友。十八年前，李安邦贪财时找朱玉臣商量，朱玉臣贪色后找李安邦解决，两人互相包庇着彼此贪财和贪色的秘密。到了两个人同时竞争常务副市长时，这些秘密成了致命的武器。总结了教训，李安邦时刻保持着警惕不再信任任何一个人，也就再没有一个朋友。二十五年来一直跟着李安邦的亲信段小铁在李安邦被考察的关键时候拿捏着李安邦的把柄，以此作为自己晋升市长的交换条件。这让李安邦感叹：“放眼世界，谁也不敢相信。”g正因为谁也不敢相信，李安邦在遇到难题时翻遍通讯录里的一千多个联系人也没找到一个能说心腹话的人，最后勉强找到“退隐”的大商人赵平凡是因为彼此没有利益交关。李安邦和赵平凡通过两千万建立的“友情”，在李安邦出事后，立刻成了赵平凡蹭热点自保的手段，两千万搭建的人际关系脆弱无比。刘震云通过叙述李安邦与朱玉臣、段小铁、赵平凡的友情深刻揭示了人们彼此沟通交流的精神桥梁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友情不但功利化而且功利化的友情随时随地会坍塌，使每个人不得不成为精神的孤岛。
三、启蒙者向蒙昧者的退化——科学启蒙的知识分子责任被消解
李安邦从技术员走上仕途是因为他是当时全县唯一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李安邦本应该是坚定的科学主义者，但是，为了当上省长，利欲熏心的李安邦跑去算命，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所谓的“易经大师”，“大师”让李安邦以“破红”来解决“犯红”的难题，而走投无路的李安邦相信了这种荒唐至极的办法。讽刺的是李安邦将一个化名为宋彩霞的假处女作为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这也为他悲惨的结局留下一个伏笔。这里刘震云看似平淡的叙事，塑造了一个被权力欲望左右而堕落的现代知识分子，却触目惊心地揭示了权力对人的异化，使一个被权力欲望蒙蔽了心智的现代知识分子倒退为一个迷信算命的蒙昧者。“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试图启蒙愚昧的大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他们信奉科学主义，他们是拥有先进思想的一批人，是“五四”时代的领头人。但是，在这个比“五四”时代更加科学和先进的新世纪，先进的知识分子身份被消解，以李安邦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不相信科学，也不再承担继承启蒙的责任，反而倒退为一个需要被启蒙的愚昧落后者，甚至为了私欲用自己的权势伤害无辜的民众。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尽快地自我认识和自我启蒙，这是刘震云对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丧失的批判和警示。
四、结语
郭大章在《人性在世俗权力中迷失——刘震云小说论》一文中认为刘震云是鲁迅式的作家，是具有人文关怀的发现者和精神的探索者。从《一地鸡毛》到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坚持用民间视角书写世俗人生，通过人们最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拂去生活虚假的表面，揭露生活灰暗与丑陋的真相。人类社会历史是人创造的，只有回归人性本身才能还原生活本质，而人性就在人们生活的平凡琐事中体现，这也就是刘震云致力于书写世俗人生的原因。正如刘震云在《谁同我结伴去汴梁》一文中所说，只有真正站在山顶高处的人，才会开始说山下的鸡鸣和炊烟 。h站在山顶的刘震云，通过叙述李安邦从光辉走向落寞的生活轨迹，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丢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傲骨和准则；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荒凉和孤独，只关心如何保住权位，获得更多的利益，失掉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觉悟；在社会责任方面，批判现代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承担启蒙者的责任，反而堕落为迷信的蒙昧者。刘震云从以上三个方面消解和颠覆了知识分子的光环，还原出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刘震云通过这种由小见大，由平凡见本质的叙事方式，建构了更接近人性和生活真相的民间视角和世俗世界。在刘震云建构的世界里，人性在欲望面前晃动，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同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刘震云始终把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他看似“零度”的创作态度，却还原了生活的原生态，他肯定追逐欲望的真实人性，但针对那些过于沉沦欲望而迷途的人们包括现代知识分子，刘震云用反讽的武器给予揭露和批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作者为拯救和唤醒沉沦的那些现代知识分子而做出的呐喊。
a 张江主编：《当代西方文论批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5页。
b 宋剑华：《论〈一地鸡毛〉——刘震云小说中的“生存”与“本能”》，《文艺争鸣》（当代百论）2010年第6期，第2页。
cdfg 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22页，第139页，第143页，第155页。
e 金莹：《刘震云：跟故乡说一句心里话》，《文学报》2011年8月25日，第3版。
h 徐梅、刘震云：《谁同我结伴去汴梁》，《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12月1日。
参考文献：
[1] 张江.当代西方文论批判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 宋剑华.论《一地鸡毛》——刘震云小说中的“生存”与“本能”[J].文艺争鸣，2010 （11）.
[3] 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4]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5] 徐梅，劉震云.谁同我结伴去汴梁[J].南方人物周刊，2007 （12）.
[6]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 郭蓉霞.浓墨写实和权利意识：浅谈刘震云小说的两大特点[J].成才之路，2010 （26）.
[8] 郭大章.人性在世俗权力中迷失——刘震云小说论[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 （4）.
[9] 刘传芳.异己力量的拨弄 人对现实的无力——小论刘震云“官场小说”兼及《手机》对异化理论的体现[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 （11）.
作 者： 梁安玉，伊犁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翟晓甜，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刘震云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消解与颠覆 现代知识分子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他们积极入世，希望能为治理国家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五四”时代，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危险境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启蒙大众，担起了历史的重任。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商品化，消费主义盛行，人们的物质欲望被无限放大，身处这种环境，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知何时也都纷纷丢弃了理想和尊严，成为欲望的奴隶。文学的使命就是刻画人类的生存图景，揭示人类的生存真相a，刘震云将笔下的现代知识分子放置于日常琐事中，“自然而然地解构了现代知识精英的启蒙使命——知识精英已不再是那么的神圣与崇高，他们首先被作者还原为普通的市井小民”b，由此揭示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真相。就像李安邦，他一开始也是抱着单纯和真诚的心从技术员走向副县长，之后在不断晋升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被欲望所支配，最终坠入腐败的深渊。
一、权益至上，文人傲骨的丧失——重义轻利的传统文人准则被颠覆
大学刚毕业的李安邦被分配到乡农机站当了一个技术员，抽着两毛钱一盒的烟，整天走村串户，和拖拉机、水泵打交道，从来没想过自己这辈子能当官。万万没想到，命运的转机由中央的一纸文件引发，李安邦从技术员一跃成了副县长，从两毛钱一盒的“飞马”一下跳跃到了“中华”，不仅如此，李安邦隔三岔五还能收到粮米和土特产，日常用品和鸡鸭鱼肉。滋生腐败的土壤渐渐形成，李安邦就在这“润物细无声”中步步高升。作者正是通过李安邦命运的偶然性转折来表现这荒诞的世界，用李安邦自己的话说“这弯儿拐的，像是做梦”c，将一个本无心忧国利民的人放在重要的政治职位上，这是刘震云解构现代知识分子的开始。
（一）权钱交易 贪欲无边 任某县委书记的李安邦在竞标修国道的过程中收过两提包的钱；任某市长的李安邦在竞标修综合广场的过程中收了大商人赵平凡的两千万；为了顺利升为省长，李安邦去巴结死对头朱玉臣的爹，给朱玉臣那个不成器的表外甥在法院里安排了一个科长职位。李安邦的老婆康淑萍借着李安邦的名义，接受各种人的礼物、有价证券、现金去给人办事，被老婆抓了不少把柄的李安邦并没有严令禁止。李安邦不成器的儿子无照驾驶出了车祸致人死亡，李安邦为了保儿子、保官位，丧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联合亲信省公安厅副厅长段小铁偷梁换柱，用金钱息事宁人。李安邦用“能用人民币解决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来解释权力和金钱互相运作遮盖丑陋真相的合理性，这恰恰反映了权力对人们生活的强力渗透，使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在意识中自觉认同这种所谓的合理性，并且抓住机会就要使用权力来为自己获取利益。刘震云通过塑造李安邦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市井形象，颠覆了清正廉洁、坚守原则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使有些现代知识分子从“神坛”走向“世俗”。
（二）权位斗争 机关算尽 从政三十多年的李安邦嗅觉异常灵敏，且早已习惯权力争斗的门道。当亲信段小铁对李安邦说“如果领导当了省长，不就说了算了吗”d 时，李安邦马上有了警惕，并且立刻意识到段小铁有要挟和交换的意思。官场就是战场，掌握权力意味着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对权位的争夺就是对权力的争夺，权力的调整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即便对方是曾经的好友，有朝一日成为竞争者，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十八年前，李安邦和朱玉臣成了常务副市长的候选人，朱玉臣诬陷李安邦受贿二百万元，使得李安邦和朱玉臣反目成仇。十八年后，选任省长的考察组里有朱玉臣的老同学，李安邦又不得不算计着如何能迅速缓解和朱玉臣的关系，一切都是为了能顺利通过考察组的考察，为了能顺利当上省长。情义和尊严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李安邦在面对“位子”的诱惑和失去“位子”的危机中来回游走，丧失了文人的傲骨和准则，成为被欲望左右的奴隶。刘震云用贴近人物日常生活的琐事细节真实呈现了有些现代知识分子在诱惑面前没有抗争反而产生了动摇和陷落的惨状，由此颠覆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
二、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孤独战士的五四文人定位被弱化
“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承担着启蒙大众和打破“铁屋”的艰巨任务，面对愚昧麻木的广大劳动群众，知识分子有着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孤独，就像鲁迅笔下那个毅然决然独自闯进夜色里的过客一样带着强烈的悲壮意味。孤独是刘震云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之一。刘震云说：“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 e所以刘震云笔下的现代知识分子们依然孤独，但是他们的孤独是充满了个人私欲和秘密而无法言说的孤独，失去了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使命和担当，是鲁迅笔下庸众的孤独。刘震云弱化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作为孤独战士的社会价值，将知识分子放置到日常琐事中，呈现出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劳动人民，解决吃喝拉撒这些庸常小事时都一样要直面欲望的诱惑和人性的贪婪。
（一）妻兒疏离 随着官位的升迁，李安邦白天工作晚上应酬，除了睡觉，在家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导致李安邦和老婆康淑萍和儿子李栋梁缺乏沟通交流。夫妻之间，李安邦和老婆康淑萍眼界不同，彼此不能互相理解。康淑萍是康家杂货铺的小女儿，除了有记账的习惯，眼界还太小，借着李安邦的名义收礼办事，给李安邦的仕途造成了很大的后患，还拿着受贿的把柄威胁李安邦。父子之间形同陌路，李安邦对儿子的印象只有一个轮廓，从来没有好好教育过儿子，而无法无天的李栋梁见了父亲吓得直哆嗦。到了李安邦选任省长接受考察的关键时期，李栋梁背了命案，康淑萍继续受贿，本应该为自己排忧解难的两位亲人却成了李安邦致命的两颗定时炸弹。这种无人可言说的孤独，李安邦只能自己默默消化，最多在上班的路上感叹：“哪怕你是一个工人呢，你是一个农民工呢，你是一个开‘江湖菜’的小老板呢，只要老婆贤惠，儿女上进，虽然每天淡饭粗茶，不也其乐融融？” f刘震云的这种庸俗化叙事深刻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软弱，他们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 （二）朋友猜忌 现代知识分子们的友情没有了肝胆相照的义气，朋友关系被功利化，可以互相获利的关系才能称之为朋友。十八年前，李安邦贪财时找朱玉臣商量，朱玉臣贪色后找李安邦解决，两人互相包庇着彼此贪财和贪色的秘密。到了两个人同时竞争常务副市长时，这些秘密成了致命的武器。总结了教训，李安邦时刻保持着警惕不再信任任何一个人，也就再没有一个朋友。二十五年来一直跟着李安邦的亲信段小铁在李安邦被考察的关键时候拿捏着李安邦的把柄，以此作为自己晋升市长的交换条件。这让李安邦感叹：“放眼世界，谁也不敢相信。”g正因为谁也不敢相信，李安邦在遇到难题时翻遍通讯录里的一千多个联系人也没找到一个能说心腹话的人，最后勉强找到“退隐”的大商人赵平凡是因为彼此没有利益交关。李安邦和赵平凡通过两千万建立的“友情”，在李安邦出事后，立刻成了赵平凡蹭热点自保的手段，两千万搭建的人际关系脆弱无比。刘震云通过叙述李安邦与朱玉臣、段小铁、赵平凡的友情深刻揭示了人们彼此沟通交流的精神桥梁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友情不但功利化而且功利化的友情随时随地会坍塌，使每个人不得不成为精神的孤岛。
三、启蒙者向蒙昧者的退化——科学启蒙的知识分子责任被消解
李安邦从技术员走上仕途是因为他是当时全县唯一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李安邦本应该是坚定的科学主义者，但是，为了当上省长，利欲熏心的李安邦跑去算命，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所谓的“易经大师”，“大师”让李安邦以“破红”来解决“犯红”的难题，而走投无路的李安邦相信了这种荒唐至极的办法。讽刺的是李安邦将一个化名为宋彩霞的假处女作为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这也为他悲惨的结局留下一个伏笔。这里刘震云看似平淡的叙事，塑造了一个被权力欲望左右而堕落的现代知识分子，却触目惊心地揭示了权力对人的异化，使一个被权力欲望蒙蔽了心智的现代知识分子倒退为一个迷信算命的蒙昧者。“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试图启蒙愚昧的大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他们信奉科学主义，他们是拥有先进思想的一批人，是“五四”时代的领头人。但是，在这个比“五四”时代更加科学和先进的新世纪，先进的知识分子身份被消解，以李安邦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不相信科学，也不再承担继承启蒙的责任，反而倒退为一个需要被启蒙的愚昧落后者，甚至为了私欲用自己的权势伤害无辜的民众。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尽快地自我认识和自我启蒙，这是刘震云对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丧失的批判和警示。
四、结语
郭大章在《人性在世俗权力中迷失——刘震云小说论》一文中认为刘震云是鲁迅式的作家，是具有人文关怀的发现者和精神的探索者。从《一地鸡毛》到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坚持用民间视角书写世俗人生，通过人们最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拂去生活虚假的表面，揭露生活灰暗与丑陋的真相。人类社会历史是人创造的，只有回归人性本身才能还原生活本质，而人性就在人们生活的平凡琐事中体现，这也就是刘震云致力于书写世俗人生的原因。正如刘震云在《谁同我结伴去汴梁》一文中所说，只有真正站在山顶高处的人，才会开始说山下的鸡鸣和炊烟 。h站在山顶的刘震云，通过叙述李安邦从光辉走向落寞的生活轨迹，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丢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傲骨和准则；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荒凉和孤独，只关心如何保住权位，获得更多的利益，失掉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觉悟；在社会责任方面，批判现代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承担启蒙者的责任，反而堕落为迷信的蒙昧者。刘震云从以上三个方面消解和颠覆了知识分子的光环，还原出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实面貌。刘震云通过这种由小见大，由平凡见本质的叙事方式，建构了更接近人性和生活真相的民间视角和世俗世界。在刘震云建构的世界里，人性在欲望面前晃动，即便是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同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刘震云始终把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他看似“零度”的创作态度，却还原了生活的原生态，他肯定追逐欲望的真实人性，但针对那些过于沉沦欲望而迷途的人们包括现代知识分子，刘震云用反讽的武器给予揭露和批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作者为拯救和唤醒沉沦的那些现代知识分子而做出的呐喊。
a 张江主编：《当代西方文论批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5页。
b 宋剑华：《论〈一地鸡毛〉——刘震云小说中的“生存”与“本能”》，《文艺争鸣》（当代百论）2010年第6期，第2页。
cdfg 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22页，第139页，第143页，第155页。
e 金莹：《刘震云：跟故乡说一句心里话》，《文学报》2011年8月25日，第3版。
h 徐梅、刘震云：《谁同我结伴去汴梁》，《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12月1日。
参考文献：
[1] 张江.当代西方文论批判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 宋剑华.论《一地鸡毛》——刘震云小说中的“生存”与“本能”[J].文艺争鸣，2010 （11）.
[3] 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4]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5] 徐梅，劉震云.谁同我结伴去汴梁[J].南方人物周刊，2007 （12）.
[6]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 郭蓉霞.浓墨写实和权利意识：浅谈刘震云小说的两大特点[J].成才之路，2010 （26）.
[8] 郭大章.人性在世俗权力中迷失——刘震云小说论[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 （4）.
[9] 刘传芳.异己力量的拨弄 人对现实的无力——小论刘震云“官场小说”兼及《手机》对异化理论的体现[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 （11）.
作 者： 梁安玉，伊犁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翟晓甜，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