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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度过改革开 放以来的这40年的。可以说，这40年，我的生活、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人生都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也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现在的我。是改革开放，让我的逆袭成为可能。
高考，是我逆袭的唯一突破口。
有时候，我信命。我无法选择父母、无法选择在城市长大、无法逃离贫穷与落后、无法选择离家最近而又最好的学校……难道，命该如此？认命，在这里，不是迷信，是真真切切无法改变严酷现实的绝望！
按命，我必须是农民，我当然是农民，甚至我已经成为一个准农民。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凭什么不是农民？！所以，我就是土里刨食的命，我的命就是农民，就像一条无形的枷锁，把我牢牢地困住，无法动弹，难以解脱。
但是，我不想认命。
小学毕业后，按理我应该去湖西中学读初中。可是，我遇上了人口爆炸的高峰期，湖西中学作为县里在城北布点的中学，已经难以接纳。于是，我只能在邻村的一个小学升格附加设立的孙井中学就读，我成为这个中学的第一届初中学生，而和我同生产队的小学同学上了我心仪的湖西中学。那同学距我家仅百米，因他家住村东头距湖西中学更近，而我家在村西头距孙井中学更近。在上学这个问题上，我那同学的命，比我好。
如果把湖西中学比作奥迪汽车，那孙井中学就是一个组装的杂牌玩具汽车，根本没有上路资格，而我的命运就这么无奈地系在了这辆“玩具汽车”上。孙井中学的两年初中教育，成为我命运的第一个痛。
我不济的命运，在高中延续着。
1976年7月，两年的初中，在老师以篮球作为地球仪的疑惑里结束了，在学工学农的迷迷糊糊中结束了，在大批判的乌烟瘴气里结束了。继续高中求学，成为我的又一道鸿沟。按照当时的“规定”，家里二姐两年前被推荐上了高中，我便失去了被推荐上高中的资格，湖西中学又一次与我擦肩而过。我的命运轨迹，似乎只能流入田间地头。
幸亏我的学习成绩，在当时最差的条件里，几乎创造了最好。不仅我不甘，我的父母也不甘，终于，我们在邻居大嫂的娘家哥哥赵呈义的帮助下，进入朱寨中学继续学业，三个月后，转八堡果林中学，我的这个选择几乎葬送了我的人生。
1978年7月，我高中毕业，我们班是这个中学高中唯一一届毕业生。我读高一那年，这个学校刚开始设立高中部，高二毕业那年，学校高中部并入就近的朱寨中学。学生少量是沛县八堡果林场的子弟，另外就是学校附近七堡、刘辛庄以及靠近学校的朱寨公社几个村庄的学生。1977-1978年，还是文革末期，学习风气还没有形成，尤其是这么一个根本没有高中办学能力的学校。
我依稀记得那个时候的课堂场景。黄绍乾老师的数学课上，几个数学极差的调皮同学，公然挑衅黄老师：“我们听不懂，黄老师，再讲一遍。”黄老师其实知道他们是在捣乱，但还是很有耐心地重复讲了一遍。那几个学生自是依然听不懂。黄老师只能无奈地摇头。应该说，黄老师的数学课教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数学很差的我，居然大体都会了。
也有难住黄老师的，那就是化学课。黄老师兼带我们的化学课，让黄老师无能为力的是，所有的教学内容，包括化学反应式、试验课都是在黑板上完成的。因为，学校没有实验室，甚至没有酒精灯、没有试管、没有烧杯。黄老師教得很费力气，同学们听得毫无兴致。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县教育局发了很多模拟试题，拿到题目时，我们都傻眼了。
地理课，是我高考得分最高的一门课。可是，那时模考，我离及格都相差很远。这不能只怪我没开窍，也怪学校没有一点教学辅具，没有地球仪不说，连东、西半球教学挂图都没有。再说八堡果林中学的老师吧，也是搞笑得让大家难以置信。高中班主任是县城来的教语文课的孟老师，这个孟老师，对工作不甚投入，并且带头给当时的冯校长写大字报。写的具体内容不大记得了，多是文革时期那些上纲上线的攻击，教室的西山墙上，满是火药味四起的大字报，如此种种对于学习风气的不良影响显而易见。
高中毕业，我作为应届生参加高考，结果毫无悬念，我名落孙山。
我选择复读，那是我那时能做的对抗命运的唯一选择，我在漫漫人生路上倔强地寻找着属于我的突破口。
那时的复读都是安排在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插班在文科。和理科相比较，我的文科相对好些，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当然也是我的最好的选择。
现在回想起插班生的那些日子，学习还是很努力的，每一次模拟考试成绩也是在进步的，甚至有时是比较大的进步，然而，麻袋绣花——底子太差，高考，又一次折戟沉沙。
每一届的插班生都不多，大约十来个人。而这十来个人中，像我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插班生，实为孤品。所有的插班生，都是高考落榜者，都揣着期待逆袭的梦。
我丝毫没有感谢艰难困苦命运的意思，但是，命运的苦，确实给了我远行的动力。再回首，当年的我颇似现在年轻人“我的命运我做主”的意味。
1980年的年底，我踏上了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长途——湖北荆门。寒冷的冬季会给我带来春天的希望吗？我心里没有底，甚至，一度想放弃高考。高考太难了，难得让很多人却步。然而，我刻骨地知道，高考，只有高考，才是我唯一的出路。
我终于摆脱命运的桎梏，逆袭成功：1981年10月5日，20岁生日的那一天，我终于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转身为一名标准的监狱人民警察。
至此，我命运长征的第一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我融入改革开放的洪流，从此，天不高，海也不远……
高考，是我逆袭的唯一突破口。
有时候，我信命。我无法选择父母、无法选择在城市长大、无法逃离贫穷与落后、无法选择离家最近而又最好的学校……难道，命该如此？认命，在这里，不是迷信，是真真切切无法改变严酷现实的绝望！
按命，我必须是农民，我当然是农民，甚至我已经成为一个准农民。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凭什么不是农民？！所以，我就是土里刨食的命，我的命就是农民，就像一条无形的枷锁，把我牢牢地困住，无法动弹，难以解脱。
但是，我不想认命。
小学毕业后，按理我应该去湖西中学读初中。可是，我遇上了人口爆炸的高峰期，湖西中学作为县里在城北布点的中学，已经难以接纳。于是，我只能在邻村的一个小学升格附加设立的孙井中学就读，我成为这个中学的第一届初中学生，而和我同生产队的小学同学上了我心仪的湖西中学。那同学距我家仅百米，因他家住村东头距湖西中学更近，而我家在村西头距孙井中学更近。在上学这个问题上，我那同学的命，比我好。
如果把湖西中学比作奥迪汽车，那孙井中学就是一个组装的杂牌玩具汽车，根本没有上路资格，而我的命运就这么无奈地系在了这辆“玩具汽车”上。孙井中学的两年初中教育，成为我命运的第一个痛。
我不济的命运，在高中延续着。
1976年7月，两年的初中，在老师以篮球作为地球仪的疑惑里结束了，在学工学农的迷迷糊糊中结束了，在大批判的乌烟瘴气里结束了。继续高中求学，成为我的又一道鸿沟。按照当时的“规定”，家里二姐两年前被推荐上了高中，我便失去了被推荐上高中的资格，湖西中学又一次与我擦肩而过。我的命运轨迹，似乎只能流入田间地头。
幸亏我的学习成绩，在当时最差的条件里，几乎创造了最好。不仅我不甘，我的父母也不甘，终于，我们在邻居大嫂的娘家哥哥赵呈义的帮助下，进入朱寨中学继续学业，三个月后，转八堡果林中学，我的这个选择几乎葬送了我的人生。
1978年7月，我高中毕业，我们班是这个中学高中唯一一届毕业生。我读高一那年，这个学校刚开始设立高中部，高二毕业那年，学校高中部并入就近的朱寨中学。学生少量是沛县八堡果林场的子弟，另外就是学校附近七堡、刘辛庄以及靠近学校的朱寨公社几个村庄的学生。1977-1978年，还是文革末期，学习风气还没有形成，尤其是这么一个根本没有高中办学能力的学校。
我依稀记得那个时候的课堂场景。黄绍乾老师的数学课上，几个数学极差的调皮同学，公然挑衅黄老师：“我们听不懂，黄老师，再讲一遍。”黄老师其实知道他们是在捣乱，但还是很有耐心地重复讲了一遍。那几个学生自是依然听不懂。黄老师只能无奈地摇头。应该说，黄老师的数学课教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数学很差的我，居然大体都会了。
也有难住黄老师的，那就是化学课。黄老师兼带我们的化学课，让黄老师无能为力的是，所有的教学内容，包括化学反应式、试验课都是在黑板上完成的。因为，学校没有实验室，甚至没有酒精灯、没有试管、没有烧杯。黄老師教得很费力气，同学们听得毫无兴致。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县教育局发了很多模拟试题，拿到题目时，我们都傻眼了。
地理课，是我高考得分最高的一门课。可是，那时模考，我离及格都相差很远。这不能只怪我没开窍，也怪学校没有一点教学辅具，没有地球仪不说，连东、西半球教学挂图都没有。再说八堡果林中学的老师吧，也是搞笑得让大家难以置信。高中班主任是县城来的教语文课的孟老师，这个孟老师，对工作不甚投入，并且带头给当时的冯校长写大字报。写的具体内容不大记得了，多是文革时期那些上纲上线的攻击，教室的西山墙上，满是火药味四起的大字报，如此种种对于学习风气的不良影响显而易见。
高中毕业，我作为应届生参加高考，结果毫无悬念，我名落孙山。
我选择复读，那是我那时能做的对抗命运的唯一选择，我在漫漫人生路上倔强地寻找着属于我的突破口。
那时的复读都是安排在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插班在文科。和理科相比较，我的文科相对好些，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当然也是我的最好的选择。
现在回想起插班生的那些日子，学习还是很努力的，每一次模拟考试成绩也是在进步的，甚至有时是比较大的进步，然而，麻袋绣花——底子太差，高考，又一次折戟沉沙。
每一届的插班生都不多，大约十来个人。而这十来个人中，像我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插班生，实为孤品。所有的插班生，都是高考落榜者，都揣着期待逆袭的梦。
我丝毫没有感谢艰难困苦命运的意思，但是，命运的苦，确实给了我远行的动力。再回首，当年的我颇似现在年轻人“我的命运我做主”的意味。
1980年的年底，我踏上了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长途——湖北荆门。寒冷的冬季会给我带来春天的希望吗？我心里没有底，甚至，一度想放弃高考。高考太难了，难得让很多人却步。然而，我刻骨地知道，高考，只有高考，才是我唯一的出路。
我终于摆脱命运的桎梏，逆袭成功：1981年10月5日，20岁生日的那一天，我终于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转身为一名标准的监狱人民警察。
至此，我命运长征的第一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我融入改革开放的洪流，从此，天不高，海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