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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广州起义80周年，1927年12月11日，广州的工人、农民、革命士兵和进步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被称为“广州公社”。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又一次伟大尝试。
叶剑英是广州起义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也是在广州起义中起决定作用的国民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警卫团的组建者和掌握者，在广州起义中，叶剑英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起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一个小商人家庭，叶剑英的祖上是宋代南迁的“客家人”，父亲名叫叶钻祥，考中过武秀才，母亲叫陈秀云。叶剑英的父母共生了8个孩子，但只存活了4个，叶剑英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他是家里的长子。幼年时，叶剑英最爱在村头的大榕树下听人讲故事，听过后他又经过加工讲给别人听，这练就了叶剑英的好口才，后来叶剑英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口才最好的人之一。抗日战争时，他以八路军参谋长的身份出席在国民党陪都重庆召开的军事会议，面对国民党各军队参谋长们集体指责八路军消极抗战，叶剑英一人“舌战群儒”，被传为美谈。
11岁时，叶剑英在离家10多里的丙村三堡学堂读书，后又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可临近毕业时，成绩优秀并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的叶剑英与校长发生了冲突，校长以扣发毕业证相威胁，要求叶剑英承认错误。叶剑英愤然离校，并说：“自古英雄多出自草莽，大丈夫何患乎文凭！”1916年，在南洋艰难谋生的叶剑英刚好赶上云南讲武堂在南洋招生，他便考进了这所军校，翌年回国来到昆明。走进学校的第一天，他先给自己改一个响亮的名字，把原名“叶宜伟”改成“叶剑英”，此后，他一直使用叶剑英这个名字。当时，讲武学堂聘请不少日本教官，其中一个日本教官，20多岁，有一手高超的劈刀术，学校的师生个个对他的刀术甘拜下风。面对趾高气扬的日本教官，从小受父亲习武影响的叶剑英决定与那个日本教官比个高低。苦练了几个月后，叶剑英就向日本教官提出比武的要求，他要为中国人争口气，最终，叶剑英战胜了那个日本教官。日本教官还送给叶剑英一把劈刀留作纪念，这把劈刀叶剑英一直带在身边。
讲武学堂毕业后，叶剑英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阴谋加害孙中山。在形势万分危急之时，年仅25岁的海军陆战队营长叶剑英护卫孙中山登上“宝壁”舰，后改乘“永丰”舰前往黄埔。面对陈炯明的叛逆行为，孙中山即令北伐军回师
戡乱。6月1 7日，叶剑英乘“宝壁”舰紧跟孙中山所乘的“永丰”舰，由黄埔港出发向广州市区挺进，当舰队前进至白鹅潭附近时，遭到叛军密集炮火的伏击。叶剑英沉着指挥作战，手握机枪，同士兵一起，向敌军猛烈还击。由于叶剑英等人的英勇斗争，陈炯明加害孙中山、篡夺革命政权的阴谋没能得逞，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政权得以巩固发展。
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后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学校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叶剑英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任扩编第二师师长，很受蒋介石的器重，但他放弃了高官厚禄，亲自起草发出了“通电全国反蒋”电文，离开蒋系部队，奔赴武汉，到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后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当时的笫四军里有许多共产党人，政治思想比较活跃，这对叶剑英有较大影响。他看到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等人越来越走向反动，只有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真心为广大民众谋福利，便决定加入共产党，并多次提出入党要求。党组织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就肯定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当时的国共关系正趋于恶化，继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的所谓国民党“左派”汪精卫也日趋反共。面对中共所处的严峻形势，不少人脱党了，退却了，逃跑了，甚至变节了，而叶剑英却在这时要求入党，体现出他高尚的革命气节。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党员，为了保密，党组织让叶剑英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联系。叶剑英坚定地投入了党的怀抱，秘密潜伏在敌人的营垒中，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周旋。
南昌起义爆发后，国民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原准备遵照汪精卫的命令，火速追赶叶、贺部队，加以歼灭。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叶剑英以第四军参谋长的身份，提出不要追赶叶、贺，直接回师广东的建议。他劝说张发奎尽早打回广东，实现总理遗训，以图重新北伐，而这也是张发奎早有的计划。叶剑英还从容不迫地分析了战局：叶挺、贺龙已撤离南昌，正在南下广东，广东的李济深必不相容并派兵出击，广州城也就因此而造成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最好时机。叶剑英还分析道：跟着叶挺、贺龙部队追击，将两败俱伤，会大伤部队的实力。叶剑英的一番“宏论”，正合张发奎做“广东王”的心愿，他于是改变了追击计划，派部队佯装追赶一段后，即命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代理总指挥，直接把部队拉到了广东，张发奎自己则到香港去了。叶剑英使南昌起义的部队减少了受追击的压力，将第四军拉回广东，为广州起义创造了条件。
三
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是国民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其成员主要是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革命师生，这支部队一直被汪精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又被称为“赤子赤孙”。1927年7月15日， 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后，军阀唐生智、何键趁机炮制了洪山野外演习计划，企图消灭武汉分校全体师生。在最紧急的关头，刚刚加入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叶剑英立即向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报告，劝张发奎设法解围。而张发奎为了扩充实力，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将武汉分校的师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在危急时刻，叶剑英挽救了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
南昌起义爆发后，张发奎害怕教导团参加暴动，当部队到达九江时，便命令收缴了教导团的武器装备。教导团出现一片混乱的局面，许多人唯恐张发奎也仿效汪精卫实行“清党”。叶剑英决心保住这支队伍，他找到团长谢膺白做工作，并利用机会找学员谈话，安定他们的情绪。当了解到谢膺白不愿担任团长时，便“毛遂自荐”地表示愿意接替其职位。后经张发奎同意，叶剑英以第四军参谋长的身份兼任了该团团长。叶剑英还多次找张发奎做工作，最后使张终于同意把武器装备重新发给教导团。不久，控制江西省的军阀朱培德又造谣攻击教导团要在南昌阴谋暴动，要求张发奎把他们解散，实行“清党”。在这最紧要时刻，叶剑英又利用张发奎保存实力的心理，说服了张发奎；同时，叶剑英还向朱培德作了耐心的解释。经叶剑英的据理力争，这支革命队伍终于得以保全。
中共“八七”会议召开后，教导团进驻赣州市北万安县城，教导团的中共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决定，就暴动问题开了一场争论会，当时党的负责人唐维、伍侃予、李仁一等提出在万安就地暴动。叶剑英对此却持相反的意见，建议等打到广州后再暴动。
他向大家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认为目前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又联系不上，在这里暴动会孤立无援，没有胜利的把握。而广州是北伐的策源地，我们党刚刚领导过省港大罢工，群众基础既坚实又雄厚，况且广州是全国著名大城市、南方大港口、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老巢，在那里暴动成功，就似在敌人的心脏里插一把钢刀，会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造成较大的政治影响，又可以同南昌起义南下的部队携起手来，内外策应，成功是很有希望的。叶剑英坚定地说：跟在敌人屁股后面搞，意义不大，真正的革命者要到敌人心脏里去暴动！最后党委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放弃了在万安暴动的想法。叶剑英提出在广州暴动的主张，与当时中央和广东省委的设想是基本一致的，也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显示了叶剑英敏锐的洞察力。
1927年9月底，叶剑英从南雄到达广州，开始了广州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的广州盘踞着桂系军阀李济深、黄绍竑，他们二人掌握着广东的军政大权。南昌起义的军队南下广东后，李济深抽调军队前往潮汕对付叶挺、贺龙的军队，使广州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张发奎趁机进了广州城。李济深要张发奎发兵到东江作战，张却另有打算，对李济深与南昌起义军的潮汕之战采取“坐山观虎斗”，试图等两败俱伤后夺取广东政权。当时，被国民党南京政府排斥的汪精卫也来到广州，也欲让张发奎赶走桂系的李济深，占领广东这块地盘。叶剑英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摸清了汪精卫的真实意图和汪、张之间的关系。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桂系军阀黄绍竑回到广州，任代理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则成立了临时军事委员会，自封为军委主席，以此来指挥由张发奎控制的第四军，取消了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张发奎表面上答应顺从，并声称要出洋，暗地里却召集军官签名倒李。此时，被桂系排斥下野的蒋介石也施展两面手法，支持张发奎的倒李行动，以坐收渔人之利。于是，张发奎和汪精卫密谋以邀请李济深去上海与蒋介石共商大计为名，骗李离开广东。粤桂军阀之间的矛盾，叶剑英洞若观火。李济深一离开香港，叶剑英就建议张发奎以护党“为名”，发动了倒李的武装政变。10月17日凌晨，叶剑英向教导团下达了战斗命令，一举攻克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广州起义先消灭掉了一部分敌人。
正值张发奎得意之际，被赶出广州的桂系军阀不甘心失败，准备从东西两路夹攻广州。张发奎慌忙召集会议，商量对策。叶剑英对形势十分高兴，并极力主张打出广州去，迎击敌人。他向张献计说：东路陈铭枢、李济深实力较强，比较难打；西路的黄绍竑是些残兵败将，比较容易对付，建议集中兵力先打西路弱敌，对东路采取牵制办法。于是，张发奎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四军主力开赴西江肇庆、梧州进击黄绍竑部，其余部队除留教导团、新编警卫团守城外，全部调离广州，去防备东路敌军。这样，广州城里敌人的力量十分空虚，为广州起义创造了非常好的时机。
叶剑英到达广州后，为了避免张发奎猜疑，辞去了教导团团长的职务，由杨澍松代理团长。10月中旬教导团到达广州后，张发奎不让教导团驻在市区，并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叶剑英再次出面担保，才准予教导团在广州市四标营驻防，并发还了收缴的枪支。张发奎为了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把杨澍松调至黄埔军校工作，派自己的心腹朱勉芳任教导团团长兼参谋长，方际平、樊少卿分别任第一、三营营长。由于教导团的骨干力量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领导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他们都热烈拥戴叶剑英为“老团长”。在叶剑英的关怀下，教导团的党组织扩大了群众性组织，还吸收了120多名新党员，全团1400人中，90%以上成员倾向于革命。 叶剑英还在团内成立了“士兵训练委员会”，以提高作战能力和思想觉悟。他在向部队讲话时说：“你们都是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靠你们去掌握，国家是很需要你们的，你们一定要认清形势。”暗示大家的责任重大。会上，他还介绍了海陆丰农民起义以及开展土地革命的情况。
为了加强起义的军事力量，中共广州市委军委书记黄锦辉要求叶剑英设法促成笫四军警卫团扩编。警卫团原来只有两个营：第一营是由第四军军部特务营编成的，第二营是由李济深的特务营改编的，官兵成分复杂，只有少数的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叶剑英接到任务后，向张发奎提出广州城防空虚，急需扩充警卫团。在得到同意后，叶剑英趁机把大批中共党员安排到警卫团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推荐中共秘密党员梁秉枢担任团长，还吸收了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纠察队的300多名工人，组成了第三营，并由共产党员施恕之担任营长，又从教导团抽调一批进步学员担任各级职务。这样，警卫团第三营便成为一支由中共直接控制的战斗力极强的队伍。
叶剑英以秘密身份，冒着巨大风险，精心培育，苦心经营，为广州起义培养了武装力量。
四
1927年12月11日，叶剑英指挥的教导团打响了广州起义的第一枪。听到起义的枪声后，叶剑英迅速到达起义总指挥部，接受工农红军副总指挥的任命。与总指挥叶挺共同指挥战斗，并在战斗中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在广州起义中，叶剑英根据广州的地形特点，抓住一山（制高点观音山）、一水（珠江）和一些战略要点（警察公署、邮电局等）用兵布防，使起义一开始就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大半个城市，做到了突出重点、积极主动。当张发奎、陈公博等人从肇庆和江门等地调回部队进行反扑时，叶剑英除研究组织兵力迎击敌人外，还提出了起义部队开往东江会合彭湃，或去粤北与朱德部队会合的建议，但被当时掌握实际指挥大权的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拒绝。事实上，叶剑英的这一思想和毛泽东避强趋弱、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是一致的。但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在长堤一带巡视布防，以保证我方占据有利地形。11日午后，敌我双方为争夺市内制高点观音山进行激烈战斗。敌人不惜血本，调派一个团的兵力反扑，我方伤亡惨重。12日中午，敌军攻占了观音山的一些山头。危急时刻，叶剑英命令教导团十连连长邱维达带领全连跑步前往观音山支援，要求他们坚决守住观音山。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干涉，叶剑英叮嘱：“注意不要把炮弹打到沙面地区（当时沙面是英国租界），以免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在珠江南岸，敌人企图以帝国主义的军舰为掩护，强渡珠江。叶剑英识破敌人的阴谋，调教导团第一、三营在永汉路一带顽强阻击敌人。最终，由于敌强我弱等原因，12日晚，起义军被迫撤出了广州城。叶剑英在主要战略要点积极布防，减少了起义军的损失。
13日，敌人重新占领广州，起义宣告失败。但叶剑英仍然留在广州坚持斗争，直到起义失败后的第三天拂晓，即12月15日，才在党的地下交通员李运全的掩护下，化装成铁路工人离开广州前往香港。1928年秋，叶剑英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一次震撼世界的城市武装起义，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伟大的革命壮举，叶剑英在起义中的独特贡献将永载史册。董必武实事求是地、全面评价了广州起义：“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1987年10月22日，在叶剑英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举行叶剑英半身石雕像落成和灵骨安放仪式，叶剑英又回到了当年因参加广州起义而英勇牺牲的战友们身边，同他们长眠在了一起。
叶剑英是广州起义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也是在广州起义中起决定作用的国民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警卫团的组建者和掌握者，在广州起义中，叶剑英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起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一个小商人家庭，叶剑英的祖上是宋代南迁的“客家人”，父亲名叫叶钻祥，考中过武秀才，母亲叫陈秀云。叶剑英的父母共生了8个孩子，但只存活了4个，叶剑英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他是家里的长子。幼年时，叶剑英最爱在村头的大榕树下听人讲故事，听过后他又经过加工讲给别人听，这练就了叶剑英的好口才，后来叶剑英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口才最好的人之一。抗日战争时，他以八路军参谋长的身份出席在国民党陪都重庆召开的军事会议，面对国民党各军队参谋长们集体指责八路军消极抗战，叶剑英一人“舌战群儒”，被传为美谈。
11岁时，叶剑英在离家10多里的丙村三堡学堂读书，后又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可临近毕业时，成绩优秀并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的叶剑英与校长发生了冲突，校长以扣发毕业证相威胁，要求叶剑英承认错误。叶剑英愤然离校，并说：“自古英雄多出自草莽，大丈夫何患乎文凭！”1916年，在南洋艰难谋生的叶剑英刚好赶上云南讲武堂在南洋招生，他便考进了这所军校，翌年回国来到昆明。走进学校的第一天，他先给自己改一个响亮的名字，把原名“叶宜伟”改成“叶剑英”，此后，他一直使用叶剑英这个名字。当时，讲武学堂聘请不少日本教官，其中一个日本教官，20多岁，有一手高超的劈刀术，学校的师生个个对他的刀术甘拜下风。面对趾高气扬的日本教官，从小受父亲习武影响的叶剑英决定与那个日本教官比个高低。苦练了几个月后，叶剑英就向日本教官提出比武的要求，他要为中国人争口气，最终，叶剑英战胜了那个日本教官。日本教官还送给叶剑英一把劈刀留作纪念，这把劈刀叶剑英一直带在身边。
讲武学堂毕业后，叶剑英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阴谋加害孙中山。在形势万分危急之时，年仅25岁的海军陆战队营长叶剑英护卫孙中山登上“宝壁”舰，后改乘“永丰”舰前往黄埔。面对陈炯明的叛逆行为，孙中山即令北伐军回师
戡乱。6月1 7日，叶剑英乘“宝壁”舰紧跟孙中山所乘的“永丰”舰，由黄埔港出发向广州市区挺进，当舰队前进至白鹅潭附近时，遭到叛军密集炮火的伏击。叶剑英沉着指挥作战，手握机枪，同士兵一起，向敌军猛烈还击。由于叶剑英等人的英勇斗争，陈炯明加害孙中山、篡夺革命政权的阴谋没能得逞，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政权得以巩固发展。
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后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学校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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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时，叶剑英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任扩编第二师师长，很受蒋介石的器重，但他放弃了高官厚禄，亲自起草发出了“通电全国反蒋”电文，离开蒋系部队，奔赴武汉，到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后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当时的笫四军里有许多共产党人，政治思想比较活跃，这对叶剑英有较大影响。他看到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等人越来越走向反动，只有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真心为广大民众谋福利，便决定加入共产党，并多次提出入党要求。党组织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就肯定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当时的国共关系正趋于恶化，继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的所谓国民党“左派”汪精卫也日趋反共。面对中共所处的严峻形势，不少人脱党了，退却了，逃跑了，甚至变节了，而叶剑英却在这时要求入党，体现出他高尚的革命气节。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党员，为了保密，党组织让叶剑英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联系。叶剑英坚定地投入了党的怀抱，秘密潜伏在敌人的营垒中，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周旋。
南昌起义爆发后，国民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原准备遵照汪精卫的命令，火速追赶叶、贺部队，加以歼灭。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叶剑英以第四军参谋长的身份，提出不要追赶叶、贺，直接回师广东的建议。他劝说张发奎尽早打回广东，实现总理遗训，以图重新北伐，而这也是张发奎早有的计划。叶剑英还从容不迫地分析了战局：叶挺、贺龙已撤离南昌，正在南下广东，广东的李济深必不相容并派兵出击，广州城也就因此而造成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最好时机。叶剑英还分析道：跟着叶挺、贺龙部队追击，将两败俱伤，会大伤部队的实力。叶剑英的一番“宏论”，正合张发奎做“广东王”的心愿，他于是改变了追击计划，派部队佯装追赶一段后，即命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代理总指挥，直接把部队拉到了广东，张发奎自己则到香港去了。叶剑英使南昌起义的部队减少了受追击的压力，将第四军拉回广东，为广州起义创造了条件。
三
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是国民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其成员主要是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革命师生，这支部队一直被汪精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又被称为“赤子赤孙”。1927年7月15日， 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后，军阀唐生智、何键趁机炮制了洪山野外演习计划，企图消灭武汉分校全体师生。在最紧急的关头，刚刚加入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叶剑英立即向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报告，劝张发奎设法解围。而张发奎为了扩充实力，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将武汉分校的师生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在危急时刻，叶剑英挽救了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
南昌起义爆发后，张发奎害怕教导团参加暴动，当部队到达九江时，便命令收缴了教导团的武器装备。教导团出现一片混乱的局面，许多人唯恐张发奎也仿效汪精卫实行“清党”。叶剑英决心保住这支队伍，他找到团长谢膺白做工作，并利用机会找学员谈话，安定他们的情绪。当了解到谢膺白不愿担任团长时，便“毛遂自荐”地表示愿意接替其职位。后经张发奎同意，叶剑英以第四军参谋长的身份兼任了该团团长。叶剑英还多次找张发奎做工作，最后使张终于同意把武器装备重新发给教导团。不久，控制江西省的军阀朱培德又造谣攻击教导团要在南昌阴谋暴动，要求张发奎把他们解散，实行“清党”。在这最紧要时刻，叶剑英又利用张发奎保存实力的心理，说服了张发奎；同时，叶剑英还向朱培德作了耐心的解释。经叶剑英的据理力争，这支革命队伍终于得以保全。
中共“八七”会议召开后，教导团进驻赣州市北万安县城，教导团的中共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决定，就暴动问题开了一场争论会，当时党的负责人唐维、伍侃予、李仁一等提出在万安就地暴动。叶剑英对此却持相反的意见，建议等打到广州后再暴动。
他向大家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认为目前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又联系不上，在这里暴动会孤立无援，没有胜利的把握。而广州是北伐的策源地，我们党刚刚领导过省港大罢工，群众基础既坚实又雄厚，况且广州是全国著名大城市、南方大港口、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老巢，在那里暴动成功，就似在敌人的心脏里插一把钢刀，会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造成较大的政治影响，又可以同南昌起义南下的部队携起手来，内外策应，成功是很有希望的。叶剑英坚定地说：跟在敌人屁股后面搞，意义不大，真正的革命者要到敌人心脏里去暴动！最后党委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放弃了在万安暴动的想法。叶剑英提出在广州暴动的主张，与当时中央和广东省委的设想是基本一致的，也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显示了叶剑英敏锐的洞察力。
1927年9月底，叶剑英从南雄到达广州，开始了广州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的广州盘踞着桂系军阀李济深、黄绍竑，他们二人掌握着广东的军政大权。南昌起义的军队南下广东后，李济深抽调军队前往潮汕对付叶挺、贺龙的军队，使广州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张发奎趁机进了广州城。李济深要张发奎发兵到东江作战，张却另有打算，对李济深与南昌起义军的潮汕之战采取“坐山观虎斗”，试图等两败俱伤后夺取广东政权。当时，被国民党南京政府排斥的汪精卫也来到广州，也欲让张发奎赶走桂系的李济深，占领广东这块地盘。叶剑英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摸清了汪精卫的真实意图和汪、张之间的关系。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桂系军阀黄绍竑回到广州，任代理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则成立了临时军事委员会，自封为军委主席，以此来指挥由张发奎控制的第四军，取消了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张发奎表面上答应顺从，并声称要出洋，暗地里却召集军官签名倒李。此时，被桂系排斥下野的蒋介石也施展两面手法，支持张发奎的倒李行动，以坐收渔人之利。于是，张发奎和汪精卫密谋以邀请李济深去上海与蒋介石共商大计为名，骗李离开广东。粤桂军阀之间的矛盾，叶剑英洞若观火。李济深一离开香港，叶剑英就建议张发奎以护党“为名”，发动了倒李的武装政变。10月17日凌晨，叶剑英向教导团下达了战斗命令，一举攻克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广州起义先消灭掉了一部分敌人。
正值张发奎得意之际，被赶出广州的桂系军阀不甘心失败，准备从东西两路夹攻广州。张发奎慌忙召集会议，商量对策。叶剑英对形势十分高兴，并极力主张打出广州去，迎击敌人。他向张献计说：东路陈铭枢、李济深实力较强，比较难打；西路的黄绍竑是些残兵败将，比较容易对付，建议集中兵力先打西路弱敌，对东路采取牵制办法。于是，张发奎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四军主力开赴西江肇庆、梧州进击黄绍竑部，其余部队除留教导团、新编警卫团守城外，全部调离广州，去防备东路敌军。这样，广州城里敌人的力量十分空虚，为广州起义创造了非常好的时机。
叶剑英到达广州后，为了避免张发奎猜疑，辞去了教导团团长的职务，由杨澍松代理团长。10月中旬教导团到达广州后，张发奎不让教导团驻在市区，并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叶剑英再次出面担保，才准予教导团在广州市四标营驻防，并发还了收缴的枪支。张发奎为了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把杨澍松调至黄埔军校工作，派自己的心腹朱勉芳任教导团团长兼参谋长，方际平、樊少卿分别任第一、三营营长。由于教导团的骨干力量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领导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他们都热烈拥戴叶剑英为“老团长”。在叶剑英的关怀下，教导团的党组织扩大了群众性组织，还吸收了120多名新党员，全团1400人中，90%以上成员倾向于革命。 叶剑英还在团内成立了“士兵训练委员会”，以提高作战能力和思想觉悟。他在向部队讲话时说：“你们都是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靠你们去掌握，国家是很需要你们的，你们一定要认清形势。”暗示大家的责任重大。会上，他还介绍了海陆丰农民起义以及开展土地革命的情况。
为了加强起义的军事力量，中共广州市委军委书记黄锦辉要求叶剑英设法促成笫四军警卫团扩编。警卫团原来只有两个营：第一营是由第四军军部特务营编成的，第二营是由李济深的特务营改编的，官兵成分复杂，只有少数的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叶剑英接到任务后，向张发奎提出广州城防空虚，急需扩充警卫团。在得到同意后，叶剑英趁机把大批中共党员安排到警卫团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推荐中共秘密党员梁秉枢担任团长，还吸收了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纠察队的300多名工人，组成了第三营，并由共产党员施恕之担任营长，又从教导团抽调一批进步学员担任各级职务。这样，警卫团第三营便成为一支由中共直接控制的战斗力极强的队伍。
叶剑英以秘密身份，冒着巨大风险，精心培育，苦心经营，为广州起义培养了武装力量。
四
1927年12月11日，叶剑英指挥的教导团打响了广州起义的第一枪。听到起义的枪声后，叶剑英迅速到达起义总指挥部，接受工农红军副总指挥的任命。与总指挥叶挺共同指挥战斗，并在战斗中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在广州起义中，叶剑英根据广州的地形特点，抓住一山（制高点观音山）、一水（珠江）和一些战略要点（警察公署、邮电局等）用兵布防，使起义一开始就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大半个城市，做到了突出重点、积极主动。当张发奎、陈公博等人从肇庆和江门等地调回部队进行反扑时，叶剑英除研究组织兵力迎击敌人外，还提出了起义部队开往东江会合彭湃，或去粤北与朱德部队会合的建议，但被当时掌握实际指挥大权的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拒绝。事实上，叶剑英的这一思想和毛泽东避强趋弱、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是一致的。但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在长堤一带巡视布防，以保证我方占据有利地形。11日午后，敌我双方为争夺市内制高点观音山进行激烈战斗。敌人不惜血本，调派一个团的兵力反扑，我方伤亡惨重。12日中午，敌军攻占了观音山的一些山头。危急时刻，叶剑英命令教导团十连连长邱维达带领全连跑步前往观音山支援，要求他们坚决守住观音山。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干涉，叶剑英叮嘱：“注意不要把炮弹打到沙面地区（当时沙面是英国租界），以免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在珠江南岸，敌人企图以帝国主义的军舰为掩护，强渡珠江。叶剑英识破敌人的阴谋，调教导团第一、三营在永汉路一带顽强阻击敌人。最终，由于敌强我弱等原因，12日晚，起义军被迫撤出了广州城。叶剑英在主要战略要点积极布防，减少了起义军的损失。
13日，敌人重新占领广州，起义宣告失败。但叶剑英仍然留在广州坚持斗争，直到起义失败后的第三天拂晓，即12月15日，才在党的地下交通员李运全的掩护下，化装成铁路工人离开广州前往香港。1928年秋，叶剑英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一次震撼世界的城市武装起义，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伟大的革命壮举，叶剑英在起义中的独特贡献将永载史册。董必武实事求是地、全面评价了广州起义：“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1987年10月22日，在叶剑英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举行叶剑英半身石雕像落成和灵骨安放仪式，叶剑英又回到了当年因参加广州起义而英勇牺牲的战友们身边，同他们长眠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