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治史，古来少有。
　　这不是偏见和歧视。史学领域本来就不是女性趟的浑水。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女性的纯洁、爱意、细腻、宽容，是人类社会的瑰宝和财富，是我们赖以生存和仰仗的优秀品质，亵渎了女性的纯洁，便是亵渎了人类文明。
　　历史是什么?史学是什么?是充满着波谲云诡、尔虞我诈、谋略计策、攻伐征讨的龌龊所在，是纠结着利益链条、不惜出卖人格与良心的血腥而肮脏的绳索。历史捆绑的是人类贪婪的恶之性，柔弱而纯真的女人是不该在这里徜徉的。
　　偏偏有才女在史学研究领域里现身了。秦燕春，始修西医，后治文学，自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博士毕业后，选择了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记忆的重建为研究方向。秦燕春聪颖过人，剑走偏锋，她不叙正史，不做纪传，不写宏大叙事，她从文化研究的小角度切入，从爱好、交友、兴趣、教子、诗情、权谋，甚或饮食起居、治家驭妾这些小侧面，展示那个时代“大人物”的“小生活”。《袁氏左右——清末民初的流年碎影》，足让读者在貌似“碎影”的片断组合中，重新审视一代枭雄袁世凯的不凡人生。
　　秦燕春知人另辟蹊径。她说：“据说最聪明的人，是不让其他人参观他的藏书的，因为太容易从中泄露自己的天机，那么，细看细观一个人的周边呢?他的亲人、朋友、上司、下属……或远或近，无疑都是关于这个人的一本书。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言下，都藏着对于这个人的认知与褒贬。”所以，秦燕春决定，要了解一个更加多样、更加丰富，从而才能更为深刻、更为真实的袁世凯，我们不妨从了解他的“周边”、他的“左右”开始。
　　袁世凯一生背了三大恶名
　　一是不学无术，二是告密卖友，三是洪宪称帝。可在秦燕春的“偏见”般的论述下，袁世凯似乎又有了另外的身形。
　　1859年9月16目，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县张营。袁家为当地名门望族，在袁世凯的父辈以前，家族里已经出现了八位州县以上的朝廷官员，袁家书香门第，“四世三公”的美誉已在当地广为流传。袁世凯的祖父辈兄弟四人，其中袁甲三曾任督办安徽团练大臣，在剿灭捻军和太平军时战功显赫，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淮军系有着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做为世家子弟，袁世凯自幼便被教导“耕读继世”、“功名报国”。可袁世凯读书的天资太差，几次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颇有心计的袁世凯决计弃文从武，1880年，二十一岁的袁世凯前往淮军吴长庆处投军，自此踏上行伍的漫漫征途。1882年，袁世凯的转机来了，朝鲜发生“壬午政变”，袁世凯被任命为“前敌营务处”前往征剿，功绩卓著，升任五品同知。此后九年，袁世凯一直担任清廷驻朝鲜的最高长官。
　　这些实际历练，让袁世凯脱颖而出成为“能臣”，他的眼界和能力都得到提高。早年，袁的老师王雁臣曾让他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之意写制艺文章，袁世凯的作文，前后读不成句，惟独中间两股，堪称奇文：
　　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
　　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稽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这种霸蛮无理、野性难驯、不着边际的文章，的确可以令人“咋舌不已”。但清未状元、朝廷重臣张謇的评价，又给袁世凯争分不少。张謇之子张孝若回忆，甲申之际朝鲜乱政，奉命出征的庆军一片忙碌，“我父(即张謇，时为吴长庆幕僚长)就派袁赶办行军应用的各种物件，那晓得限他五六天办好的事，他不到三天，就办得很为妥当齐备，我父很称赞他有才干。”
　　吴不激是另一个看中袁世凯讲求实际、办事干练的朝廷重臣。他不仅将女儿许配给了他，还亲撰一联书赠袁世凯：“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评价不可谓不高。
　　这就足以说明，光、宣两朝，不得不几次反反复复启用袁世凯的根本原因。似袁氏这样的“能臣”，大清朝实在是没有几个。
　　袁世凯背叛光绪皇帝，告密于慈禧太后，致使戊戌变法夭折于摇篮之中。这是袁世凯被维新派痛骂的“滔天罪行”。
　　秦燕春的分析大异于流行结论。她认为，是变法君子们莽撞行事，急于求成，要挟袁世凯，强令袁反水，才有后来的小站兵变，光绪被囚的惨剧。
　　袁世凯有一篇日记，记录了他与谭嗣同的这段“奇遇”。袁世凯与谭嗣同此前并不认识。这天晚上谭造访袁宅，甫一见面，就“请入内室，屏去仆丁”。继之谭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开始游说袁世凯如何捕杀荣禄，幽禁慈禧。当袁世凯表示“作乱”难为的时候，谭嗣同则言称“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谭嗣同甚至并有“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必须今晚定议”的威胁之语。袁世凯见谭嗣同此时已经“气焰凶狠，类似疯狂”，“再三催促定议，几至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委蛇推宕，定于九月光绪巡幸天津之时，诛杀荣禄，实行变法，才将谭嗣同哄出家门。
　　这样的造反，与“天方夜谭”无异。
　　这样的侠士，无疑于“走火入魇”。
　　几个赤手空拳的书生，既要“救上”，又想自保，除了斗胆动员袁世凯这支奇兵，的确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理想主义的士大夫情操，会让涉世未深的年轻人选择“铤而走险”。世事洞明如袁世凯这样的“能臣”，一眼便可看穿谭嗣同计划的幼稚和莽撞，本就没打算与谭站在一起实行计谋，又哪来得告密和出卖呢?在维新派，只不过是孤注一掷的冒险罢了。蒙上了，算作“最后一搏”，蒙不上，便玉石俱碎，命走黄泉，为变法流尽最后一滴血。谭嗣同后来的表现，正是沿着这一设计一步步走下来的。
　　至于袁世凯的洪宪称帝，已经盖棺定论，此文不再赘述。
　　秦燕春说袁世凯，微言大义，小中见大，以虚论实，巧妙勾连，处处体现着女性的细腻和精致，“君子如水的家庭教师”、“布衣之交人淡如菊”、“夜夜羊车幸入宫”、“阿爹端合比桓温”，都雅俗横生，笔底生花。尤其是写“躺着风流”的寒云公子袁克文，着墨不多而纤毫毕现：再描“站着看花”的袁世凯远亲张伯驹，更是寥寥数笔而优雅皆呈。张伯驹心高气傲，轻易不嘉言于人，对袁世凯的世事练达和英豪之气，张伯驹倒是佩服无比，他曾写诗曰：拜贺春元纪岁华，皇恩始感浩无涯。褒奖数语消英气，赐物先人已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