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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
是一片辽阔的海
传统家庭给孩子的印象通常是严父慈母，而我父亲是典型的慈父形象。他长得像文弱书生，性格很温和，对孩子从来不打，甚至有点溺爱。记得我小时候爱看小人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只好跟着小朋友到书摊去看，一分钱看一本。虽说钱不多，但老让别人掏钱也觉得不好意思，囊中羞涩的我斗胆把手偷偷伸进父亲的口袋。终于有一次被父亲发现了，他生气地扬起了手——我知道错了，甘愿挨打，可是父亲的手又放下了：“拿钱干什么？”“看小人书。”我怯怯地答。父亲居然主动从兜里掏出几个硬币给我，说：“不要偷偷摸摸的，这里有五分钱，够了吧？”我平常只“偷”一两分的，没想到父亲一出手给五分，真太让我意外和高兴了。我的童年就这样快乐地在《三国演义》《上甘岭》等小人书中畅游。
我二哥1968年下乡到云南西双版纳，扎实工作了几年，入了党才回上海探亲。在那个物资匮乏、营养不良的年代，为了让孩子在远离家乡的农村生活得好一点，父母早早就开始腌制菜干、熬制辣酱等，送行前还购买了大白兔奶糖、城隍庙五香豆等上海特产。当时大批知青往返，火车站人满为患，不让送客进站，这么多东西怎么送上车就成了问题。受同样来送站人的经验启发，父亲买了一张和开车时间差不多的近途车票，堂而皇之地扛着大包、拎着小包跟进了站。但还是被火眼金睛的铁路警察看出了问题，拉进公安值班室教训了好一会。回家后，我发现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后来我参军到东北，每次休假回上海都能感受到家人的温暖，其中最忙乎的莫过于父亲了。他会像变戏法似地拿出许多好吃的东西给我吃，吃完饭后又会给我递上热毛巾、鲜水果，临行前还悄悄往我兜里塞钱。随着北上的列车徐徐驶出车站，远望着父亲瘦弱微驼的背影，我的心酸酸的，眼湿湿的。
父亲把对孩子的爱延伸到了孩子的同学和战友身上，真可以说是大爱无疆。我上中学时与一些同学结下了真挚友谊，入伍后时常托人带些东北葵花籽、黑木耳等回上海。当时这些都是过年才发券供应的紧俏商品，我让父亲分一部分给我的同学。父亲冒着严寒一家一家送去，从不耽误。听说我父亲在服装鞋帽公司工作，战友们纷纷通过我托父亲买结婚用的皮鞋。父亲乐此不疲，不仅给我战友买，还给我战友的女朋友买。有个战友的女朋友比较挑剔，一会儿要换式样，一会儿又要换颜色，父亲不厌其烦，跑了一趟又一趟。至今我的同学、战友一说到我父亲，都感慨不已，说像我父亲这么脾气好、热心肠真是太难得了。
父亲的慈爱及其无意间的感染和教育，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营造着家庭的和谐。我曾是下乡知青，在农村入了党，一入伍就受到格外关注，被分配到驻吉林航空兵某部最艰苦的场务连。冬天，迎着呼啸的寒风扫跑道，脸上像刀子割似的。夏日，顶着骄阳熬沥青灌跑道缝，脸上烤得脱皮。我没想到入伍比下乡还苦，盼着早日退伍回上海，但部队拟提拔我为干部。我写信求助家里，想以照顾父母为由推辞，没想到父母来信说：“家里的事是小事，部队上的事是大事，你安心在部队好好干。”就这样我留在了部队。
父亲离开我们13年了，没有留给孩子多少遗产，却留下了像海洋一样辽阔的爱。
穿上崭新的军服，照着镜子，我忽然看到身后一张灿烂的笑脸。92岁的妈妈眯着眼打量着我：“嗯，蛮神气的。”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42年前。那是我从下乡的崇明农场应征入伍回家与亲人告别的时刻，也是在镜子前，刚过了50岁生日的妈妈笑盈盈地抚摸着我身上的新军装，反复说着同样的话。
妈妈对军装情有独钟是有历史原因的。上世纪30年代末，正在上学的她在进步老师的指点下，准备投奔新四军打日本鬼子去。临出发前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妈妈当时已有婚约，姥姥怕担不起违约逃婚的责任，硬是把妈妈留了下来。未能参加新四军，成了妈妈一辈子的遗憾。她把这种参军的向往延伸到了儿子，我光荣参军也就成了她这辈子最开心的事。为了鼓励我在部队好好干，她常常对我说：“年轻人吃点苦是好事，不吃苦将来哪能做大事情呢？”“目前生活苦一点，将来会好的。”怀揣妈妈的这些理念和希冀，我不仅留在了部队，而且在自己的孩子成年时也送他到军校，毕业后到内蒙古沙漠去戍边。看到孙子辈接连穿上了军装，妈妈比谁都感到高兴和自豪。一次我儿子回上海探亲，妈妈居然偷偷地穿上他的军装，对着镜子上下左右打量，还学着举手敬礼，刚巧被我姐姐发现照了相。望着这张八十多岁老奶奶穿着孙子中尉军服敬礼的照片，我们几个孩子笑得合不拢嘴。妈妈连连摆手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赶紧把照片收去，藏了起来。
妈妈对参军的渴望源于她上学时接受的革命思想。她从小爱学习，能进学堂念书是她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当有人说媒，把在上海工作的父亲介绍给她时，妈妈唯一的要求就是先供她上学，然后再结婚。通情达理的父亲答应了，待嫁的姑娘走进了学堂，妈妈的视野、胸襟开阔了许多。直到今天，她还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不少于两个小时的习惯。受母亲言传身教，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的学习都“不用扬鞭自奋蹄”。
妈妈参加革命的思想种子既然已经播下，早晚都要发芽开花结果。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火如荼，已经是五个孩子母亲的她毅然走向社会，“出山”不久便担任了厂长，后来担任了社区的党支部书记。我很难想象当年的她是怎么挑起工作、家庭两副重担的，依稀记得吃晚饭时总有人找她出去办事，直至我们睡觉了还未见她回家。我小时候最初的感动和激励，便是挂在墙上的妈妈的“三八红旗手”奖状。作为有着五六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入党就要做好样子。”最让我们敬佩的是妈妈把维护党员良好形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最让我们感慨的是妈妈一直把过党组织生活看得很神圣。妈妈退休后住在部队营院里，但组织关系一直在原居住的社区。她每个月风雨无阻乘公交车去参加组织生活。社区领导怕路上出意外，劝她说“八十岁以上可以不来参加。”妈妈一脸严肃地反问道：“党章上有此规定吗？凭啥不让我来过组织生活！”
妈妈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更让我们感佩不已。她把生死看得很淡，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志愿捐献自己的遗体。她常说“活得要健、走得要快”，尽管目前身体还相当不错，但她经常自责耳朵背了、记忆力差了、做事情出错多了，生怕给孩子们添麻烦。妈妈快过90岁生日时，儿孙们纷纷送礼道贺。妈妈把礼都退了，还说到她一百岁时再请大家吃饭。
妈妈的慈爱就像一本无声的书，读了令人回味、让人陶醉……
是一片辽阔的海
传统家庭给孩子的印象通常是严父慈母，而我父亲是典型的慈父形象。他长得像文弱书生，性格很温和，对孩子从来不打，甚至有点溺爱。记得我小时候爱看小人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只好跟着小朋友到书摊去看，一分钱看一本。虽说钱不多，但老让别人掏钱也觉得不好意思，囊中羞涩的我斗胆把手偷偷伸进父亲的口袋。终于有一次被父亲发现了，他生气地扬起了手——我知道错了，甘愿挨打，可是父亲的手又放下了：“拿钱干什么？”“看小人书。”我怯怯地答。父亲居然主动从兜里掏出几个硬币给我，说：“不要偷偷摸摸的，这里有五分钱，够了吧？”我平常只“偷”一两分的，没想到父亲一出手给五分，真太让我意外和高兴了。我的童年就这样快乐地在《三国演义》《上甘岭》等小人书中畅游。
我二哥1968年下乡到云南西双版纳，扎实工作了几年，入了党才回上海探亲。在那个物资匮乏、营养不良的年代，为了让孩子在远离家乡的农村生活得好一点，父母早早就开始腌制菜干、熬制辣酱等，送行前还购买了大白兔奶糖、城隍庙五香豆等上海特产。当时大批知青往返，火车站人满为患，不让送客进站，这么多东西怎么送上车就成了问题。受同样来送站人的经验启发，父亲买了一张和开车时间差不多的近途车票，堂而皇之地扛着大包、拎着小包跟进了站。但还是被火眼金睛的铁路警察看出了问题，拉进公安值班室教训了好一会。回家后，我发现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后来我参军到东北，每次休假回上海都能感受到家人的温暖，其中最忙乎的莫过于父亲了。他会像变戏法似地拿出许多好吃的东西给我吃，吃完饭后又会给我递上热毛巾、鲜水果，临行前还悄悄往我兜里塞钱。随着北上的列车徐徐驶出车站，远望着父亲瘦弱微驼的背影，我的心酸酸的，眼湿湿的。
父亲把对孩子的爱延伸到了孩子的同学和战友身上，真可以说是大爱无疆。我上中学时与一些同学结下了真挚友谊，入伍后时常托人带些东北葵花籽、黑木耳等回上海。当时这些都是过年才发券供应的紧俏商品，我让父亲分一部分给我的同学。父亲冒着严寒一家一家送去，从不耽误。听说我父亲在服装鞋帽公司工作，战友们纷纷通过我托父亲买结婚用的皮鞋。父亲乐此不疲，不仅给我战友买，还给我战友的女朋友买。有个战友的女朋友比较挑剔，一会儿要换式样，一会儿又要换颜色，父亲不厌其烦，跑了一趟又一趟。至今我的同学、战友一说到我父亲，都感慨不已，说像我父亲这么脾气好、热心肠真是太难得了。
父亲的慈爱及其无意间的感染和教育，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营造着家庭的和谐。我曾是下乡知青，在农村入了党，一入伍就受到格外关注，被分配到驻吉林航空兵某部最艰苦的场务连。冬天，迎着呼啸的寒风扫跑道，脸上像刀子割似的。夏日，顶着骄阳熬沥青灌跑道缝，脸上烤得脱皮。我没想到入伍比下乡还苦，盼着早日退伍回上海，但部队拟提拔我为干部。我写信求助家里，想以照顾父母为由推辞，没想到父母来信说：“家里的事是小事，部队上的事是大事，你安心在部队好好干。”就这样我留在了部队。
父亲离开我们13年了，没有留给孩子多少遗产，却留下了像海洋一样辽阔的爱。
穿上崭新的军服，照着镜子，我忽然看到身后一张灿烂的笑脸。92岁的妈妈眯着眼打量着我：“嗯，蛮神气的。”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42年前。那是我从下乡的崇明农场应征入伍回家与亲人告别的时刻，也是在镜子前，刚过了50岁生日的妈妈笑盈盈地抚摸着我身上的新军装，反复说着同样的话。
妈妈对军装情有独钟是有历史原因的。上世纪30年代末，正在上学的她在进步老师的指点下，准备投奔新四军打日本鬼子去。临出发前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妈妈当时已有婚约，姥姥怕担不起违约逃婚的责任，硬是把妈妈留了下来。未能参加新四军，成了妈妈一辈子的遗憾。她把这种参军的向往延伸到了儿子，我光荣参军也就成了她这辈子最开心的事。为了鼓励我在部队好好干，她常常对我说：“年轻人吃点苦是好事，不吃苦将来哪能做大事情呢？”“目前生活苦一点，将来会好的。”怀揣妈妈的这些理念和希冀，我不仅留在了部队，而且在自己的孩子成年时也送他到军校，毕业后到内蒙古沙漠去戍边。看到孙子辈接连穿上了军装，妈妈比谁都感到高兴和自豪。一次我儿子回上海探亲，妈妈居然偷偷地穿上他的军装，对着镜子上下左右打量，还学着举手敬礼，刚巧被我姐姐发现照了相。望着这张八十多岁老奶奶穿着孙子中尉军服敬礼的照片，我们几个孩子笑得合不拢嘴。妈妈连连摆手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赶紧把照片收去，藏了起来。
妈妈对参军的渴望源于她上学时接受的革命思想。她从小爱学习，能进学堂念书是她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当有人说媒，把在上海工作的父亲介绍给她时，妈妈唯一的要求就是先供她上学，然后再结婚。通情达理的父亲答应了，待嫁的姑娘走进了学堂，妈妈的视野、胸襟开阔了许多。直到今天，她还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不少于两个小时的习惯。受母亲言传身教，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的学习都“不用扬鞭自奋蹄”。
妈妈参加革命的思想种子既然已经播下，早晚都要发芽开花结果。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火如荼，已经是五个孩子母亲的她毅然走向社会，“出山”不久便担任了厂长，后来担任了社区的党支部书记。我很难想象当年的她是怎么挑起工作、家庭两副重担的，依稀记得吃晚饭时总有人找她出去办事，直至我们睡觉了还未见她回家。我小时候最初的感动和激励，便是挂在墙上的妈妈的“三八红旗手”奖状。作为有着五六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入党就要做好样子。”最让我们敬佩的是妈妈把维护党员良好形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最让我们感慨的是妈妈一直把过党组织生活看得很神圣。妈妈退休后住在部队营院里，但组织关系一直在原居住的社区。她每个月风雨无阻乘公交车去参加组织生活。社区领导怕路上出意外，劝她说“八十岁以上可以不来参加。”妈妈一脸严肃地反问道：“党章上有此规定吗？凭啥不让我来过组织生活！”
妈妈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更让我们感佩不已。她把生死看得很淡，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志愿捐献自己的遗体。她常说“活得要健、走得要快”，尽管目前身体还相当不错，但她经常自责耳朵背了、记忆力差了、做事情出错多了，生怕给孩子们添麻烦。妈妈快过90岁生日时，儿孙们纷纷送礼道贺。妈妈把礼都退了，还说到她一百岁时再请大家吃饭。
妈妈的慈爱就像一本无声的书，读了令人回味、让人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