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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区北部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名为象岗。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政府基建部门在此兴建公寓。1983年6月9日上午，就在开挖墙基时，工人们发现了排列整齐的大石板，从石缝中窥视，下面是空的，像一座地下石室。连考古学家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南越王墓……
将近半年后的1983年11月11日，新华社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惊人的考古发现：“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发现一座西汉南越王墓，墓中出土遗物，是岭南汉墓中出土数量最多、收获最大的一座。”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在这座古墓里，一共出土文物1000余件（套），种类涵盖玉、石、金、银、铜、铁、铅、陶、漆、木、食品残骸等30余种。其中玉器多达244件（套），数量多，且器形丰富，诚可谓蔚为大观。其中有一块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玉佩内圈透雕一条游龙，外圈透雕一只凤鸟，站在龙的前爪之上。如今，它已被选为（在古墓原址兴建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徽。
崇尚玉器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除了创造中美洲古代文明的印第安人外，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其他人民对玉这种矿石给予如此高度的重视了。因此，在全国各地出土的秦汉时期文物中，早就发现了不少精美玉器。
其中较引人瞩目的当属“玉衣”，即用玉片制成的一种特殊葬服。古人认为天然的宝石凝结了天地精华，只要把玉器覆盖在尸体的表面便可保护尸身不朽，故而上层阶级皆以玉衣作为丧葬礼仪中最高等级的葬具。一直到了三国时期，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确定首阳山东为寿陵，并作了一篇《终制》，提倡薄葬，禁止使用“珠襦玉匣”，也就是金缕玉衣。此后，风靡一时的玉衣便在历史上消失了。
在广州的南越王墓之前，考古工作者已发现过多套汉代的玉衣。1968年，在河北满城汉墓（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窦绾夫妇墓）便出土了两套金缕玉衣。其中刘胜的玉衣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重1100克，窦绾的玉衣共用玉片2160片，金丝重700克，其制作所费的人力物力十分惊人。
这位刘胜（前165-前113）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封为“中山靖王”。他也是《三国演义》里刘备一直挂在嘴上的那位祖宗（其实不稀奇，《史记》记载刘胜有120多个儿子）。刘胜去世与南越国的灭亡前后只差一年，因此广州南越王墓主人生活的年代，自然要早于刘胜。在墓中发现的玉衣当然愈加珍贵了。
更特别的是，据《后汉书》记载，汉代皇帝死后用金缕玉衣，诸侯、公主死后用银缕玉衣。但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衣，非“金”非“銀”，而是极为罕见的丝缕玉衣。由于汉代玉衣用丝缕既不见于文献记载，考古发掘中也未见先例，目前可说是独一无二了。
由于缀联丝线易于腐朽，这套丝缕玉衣出土时散乱十分严重。因此，修复起来比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还要困难。考古队花了近3年时间对玉衣进行修复。玉衣修复后，长1.73米，如人体形状，共用玉片2291片。
专家修复后的丝缕玉衣在南越王博物馆拥有独立展厅。玉衣鲜艳的色泽让人眼前一亮。它形制完备，分为头套、上身衣、袖套、手套、裤筒和鞋六部分。头套、手套和鞋子是用红色丝线穿缀玉片做成，至于躯干部分，则是将小玉片贴在麻布衬里上，再用红色丝带在表面呈对角粘贴，组成菱形网络状的纹样。只不过，古人以为用玉衣作殓服，则尸体可以不朽。但实际上，玉衣下的南越王墓主人身体已然全朽，只剩下一小片颅顶骨和下颚骨的一部分。虽然“永垂不朽”的愿望落空了，但玉衣却完整保存了下来，成为研究汉代丧葬制度的重要实物。
岭南偏处一隅，相距中原十分遥远。既然如此，为何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玉衣及其背后的丧葬观念——却强烈地体现了与汉代中原地区的文化一致性？
这自然与南越国的性质有关。归根结底，这个地方政权是“秦失其鹿，群雄逐之”的产物。秦代之前，岭南尚是越人所居。就像贾谊在《过秦论》里提到的那样，秦平定山东六国后，军事上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行动，其一就是“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这里所说的“南取百越之地”指的就是秦军在灭亡楚国（前223）之后继续南下，征服岭南的过程。
可惜秦朝的国祚过于短暂，祖龙死而天下崩。秦朝廷任命的南海尉任嚣眼看天下大乱，害怕“盗兵（起义军）侵地至此”，于是在死前告诉继任代理南海郡尉的龙川县令赵佗（今河北正定人），堵塞南岭中的各个通道，以岭南之地自立。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曾派陆贾为使臣，南下广州，劝赵佗向汉朝称臣。宾主应对之间，赵佗曾说：“我不在中原起义，所以才在此地称王。如我在中原，未必就不如汉皇。”从他的军略政绩看，这似乎不全是吹牛。称他为乱世枭雄，应是当之无愧的。任嚣死后，赵佗立即采取措施，做划岭而治的打算：首先是绝道自守，断绝通往中原之道，聚兵自守以防止中原战争对岭南的袭扰。其次，为了巩固岭南向北的军事防御，赵佗以借口杀原来秦朝所置长吏，以自己亲信党羽代替，翦除异己势力。按秦朝政区，岭南共有三郡，南海郡之外，尚有桂林、象郡，赵佗出兵兼并两郡，完全控制岭南三郡。当秦朝灭亡的消息传到岭南后，赵佗经过几年准备后便于汉高帝三年（前204）自立为南越武王。这样一来，岭南地区便出现了一个中原王朝管辖所不及的南越国。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南越国的建立客观上保障了岭南地区免受中原的战火。从这个意义看，赵佗在岭南实现的局部统一，是有一定进步作用的。
《史记·南越列传》说：“（赵）佗因此以兵越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太史公在此处大概有所夸张，但当时的南越国力不可小觑确毋庸置疑。南越王墓中就出土了非洲象牙、象牙器、银器、玻璃器以及玛瑙、水晶、玻璃等多种质料的珠饰，可见广州与海外通商贸易的情况至迟在南越王国时期就已存在了。当时珠江三角洲的南部尚未成陆，赵佗时期的广州城面对海洋，是一座海岸河口城市。1974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今中山四路北面发现秦汉期间的造船工场遗址，该工场“可以建造宽6-8米、长20-30米、载重数十吨的大型木船。1、2号船台间距3.65米，若并台造船，则可能生产出装载容量更大的船只”。这些船只当然可以沿着海岸作远洋航行，用作海上贸易的运输工具。 另一方面，当年秦始皇在岭南建立统治后，“以谪徙民戍五岭，与越杂处”。一开始，“秦之戍者不能服其水”，加上中原军人长期戍守当地，人心不定。岭南地方当局被迫向秦始皇请求调遣中原守寡或未婚女子到岭南与之婚配，安定军心。等到秦始皇派来1.5万女子后，人心才算稳定下来。这些来到岭南的中原移民无疑集中居住于交通便利的地域。吕思勉先生就曾指出：“中县之民初至，必不能处深山林丛，势不能不筑宫室以居，城郭以守。然则秦人之徙中县民，其意虽欲使与越杂处以化之，实乃自为聚落。”这样一来，以赵佗为首的南越统治集团本身就来自中原，加上番禺（今广州）之地又“颇有中国人相辅”，南越王墓中所表现出的中原文化的印迹，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尽管在文化上显得关系密切，南越国与西汉中央政权的关系却并不是始终和睦的。这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所藏的另一件文物中可窥豹一斑。考古工作者在墓主身上发现印章9枚（金印2枚、玉印5枚、绿松石印2枚）。其中一枚方形龙钮金印尤为引人注目，是迄今所见最大的西汉时代金印。它每边长3.1厘米，高0.6厘米，蟠龙钮，通钮高0.6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超过98%。印面呈田字格状“文帝行玺”四个汉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
“玺”这个用字，极不寻常。按照汉制，“列侯印文曰印，三公九卿、将军及二千石曰章”。只有大汉天子才可以用“玺”。出土的南越王“文帝行玺”不仅逾制称帝，其龙钮金印的制作甚至与汉制相悖。封建时代，龙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皇帝象征。“文帝行玺”金印以龙为钮，把皇帝象征和代表最高权力的帝玺相结合，表露了南越王独据岭南，立国称帝的自信、自负心态。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它的出土，也为验明墓主的身份提供了确切物证。南越国创立者赵佗自称武王（帝），而根据班固的《汉书》记载，赵佗后的第二代南越文王（赵眜）死后，其子赵婴齐继位，慑于汉廷蒸蒸日上的国威，婴齐首光废除帝号，“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玺”。这枚金印应当就是他在操办其父丧事时藏入墓中的。
按说，以赵佗的枭雄作风，帝制自为本不足为奇。但在陆贾的劝说下，本不把刘邦放在眼里的赵佗最后仍接受了汉高祖赐的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这一点其实体现了赵佗作为政治家的务实之处。作为南越臣服的交换条件，汉朝在南越边界开放“关市”，允许两地人民互相进行贸易。汉时的南越国毕竟地处偏僻，生产力较为落后，一些生活用品乃至牲畜均从中原输入。特别是为发展生产、装备军队所用的铜铁器物，更需要由中原供应。舍弃“称帝”的虚名，其实对于南越国有百利而无一弊。
偏偏汉高祖去世后，吕后掌控朝政，开始和赵佗交恶。她下令对南越进行經济封锁，禁止南越从中原获得金属器具以及可用于繁殖的马、牛、羊等牲畜。吕后甚至派人毁弃赵佗在河北的祖坟，诛杀其在中原的宗族。这不能不激怒赵佗。后者遂在公元前183年公然自称“南越武帝”，采用天子仪仗，发兵攻打汉朝南部的几个边郡。吕后出兵反击，派遣隆虑侯周灶等率兵讨伐南越，时遇暑天湿热，北方士卒不适应南方水土，军队内大疫流行，汉军难以逾越五岭。汉越双方在五岭附近据险对峙了一年多，最后汉军只得罢兵而去。这次讨伐非但没有降伏南越，反而使其以胜利者自居，使南越国声威大振，无形中扩大了影响。
直到吕后死后，汉文帝再次派陆贾出使南越，终于再次说服赵佗归汉，去除帝号复归汉朝，仍称“南越王”。一直到汉景帝时代，赵佗都向汉朝称臣，每年在春秋两季遣使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但在南越国内，赵佗仍继续用着皇帝的名号。不唯赵佗如此，他的继任者也同样阳奉阴违，在国内僭号称帝，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当属铁证。
南越国在其全盛时期，疆域大体囊括了今天的广东、广西两省，进而占据了今天越南的北部。以其国内而论，华夏人终究居于少数，而占多数的土著越人仍居于深山老林之中。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令越人完全臣服，汉越民族隔阂依然存在。假如不尊重岭南越族的传统习俗，必然遭致他们的敌视、对抗，酿成汉越冲突。所以赵佗立国后，就明智地采用了“和辑百越”的政策，很注意遵从越人的风俗习惯。他自称“蛮夷大长老”，带头“魋结箕倨”，改从越人的服饰装束，以此赢得支持。在越族中势力最大，具有很高威望，颇得岭南越人信赖的吕嘉甚至官居南越国丞相，吕嘉弟也被封为将军，其宗族中“为长吏者七十余人”。
表面看来，南越国的统治者“名为外臣，实为一州之主”，其统治相当稳固。为什么在赵佗死后（约公元前137年）才26年，南越国就被汉朝消灭了呢？说到底，南越国在“中国扰乱”时兴起，汉初中央王朝的经济困难和无休止的政治动乱使僻远的南越国得以长期存在下来。一旦这种局面结束了，南越国也就难以继续存在下去了。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即位。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时，四海晏然，西汉封建经济全面恢复，“仓库中陈年粮食已多到腐烂不可吃，铜钱则因串钱的绳朽烂而无法点数”，不管史家是不是太夸张，总之当时汉朝国力已经臻于极盛。相比之下，此时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却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时代进步的一个障碍。
这在南越王墓的考古发现里也有所体现。考古人员在墓中竟然发现了15个“殉人”：墓道与外藏椁有殉人各1，前室与东耳室亦各1，东侧室4（右夫人越蓝、左夫人、泰夫人和某夫人），西侧室7。他们生前都是墓主的姬妾、近侍与厨师仆役等徒隶，不论这些人是“自请从死而尽忠”抑或是被迫自杀的，都是在封陵之前被埋入的牺牲者。
贵族死后用人殉葬，本是奴隶社会常见的现象，商周时代的奴隶主大墓中时有发现，并断断续续地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野蛮做法越来越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有种解释就认为这是他老人家连以俑人殉葬都不赞成，遑论活人了。无论如何，到了西汉时期，人殉制已经逐渐衰微。汉代的王侯，按法律是不能杀人陪葬的。西汉初年，甚至有诸侯王因强迫奴婢从死而获“国除（废除封国）”的记载。偏偏这种社会的进步，被人为阻隔在了南岭以北。南越国既不行汉法，自可以将这种用人来殉葬的落后习惯延续下去。
如果不是南越国在公元前111年宣告灭亡的话，恐怕会有更多鲜活的生命死于殉葬的陋习。公元前112年末，由于南越方面拒不内属，又杀害汉使，汉武帝刘彻发兵10万征讨南越。对于汉朝而言，这是一场正义的和进步的战争。国家的统一战胜了分裂割据，先进战胜了落后。因此，汉军得到南北人民的充分支持。刘彻调军时，齐王相卜式就曾主动上书请求参战。以江淮子弟为主力的汉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抵抗者寡而出降者众。战争中立功封侯的越方要员就有6人之多。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于此可见。赵佗尽心竭力创建的江山，此时灰飞烟灭，化为乌有了。历五世93年的南越国至此灭亡。
但其存在的意义仍旧是不容抹煞的。南越王墓被誉为近代中国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考古队在此发现的诸多文物，不但有力地证明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脉相连，更是向世人展示了由南越国带来的岭南第一缕“文明之光”。
丝缕玉衣
将近半年后的1983年11月11日，新华社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惊人的考古发现：“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发现一座西汉南越王墓，墓中出土遗物，是岭南汉墓中出土数量最多、收获最大的一座。”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在这座古墓里，一共出土文物1000余件（套），种类涵盖玉、石、金、银、铜、铁、铅、陶、漆、木、食品残骸等30余种。其中玉器多达244件（套），数量多，且器形丰富，诚可谓蔚为大观。其中有一块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玉佩内圈透雕一条游龙，外圈透雕一只凤鸟，站在龙的前爪之上。如今，它已被选为（在古墓原址兴建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徽。
崇尚玉器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除了创造中美洲古代文明的印第安人外，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其他人民对玉这种矿石给予如此高度的重视了。因此，在全国各地出土的秦汉时期文物中，早就发现了不少精美玉器。
其中较引人瞩目的当属“玉衣”，即用玉片制成的一种特殊葬服。古人认为天然的宝石凝结了天地精华，只要把玉器覆盖在尸体的表面便可保护尸身不朽，故而上层阶级皆以玉衣作为丧葬礼仪中最高等级的葬具。一直到了三国时期，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确定首阳山东为寿陵，并作了一篇《终制》，提倡薄葬，禁止使用“珠襦玉匣”，也就是金缕玉衣。此后，风靡一时的玉衣便在历史上消失了。
在广州的南越王墓之前，考古工作者已发现过多套汉代的玉衣。1968年，在河北满城汉墓（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窦绾夫妇墓）便出土了两套金缕玉衣。其中刘胜的玉衣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重1100克，窦绾的玉衣共用玉片2160片，金丝重700克，其制作所费的人力物力十分惊人。
这位刘胜（前165-前113）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封为“中山靖王”。他也是《三国演义》里刘备一直挂在嘴上的那位祖宗（其实不稀奇，《史记》记载刘胜有120多个儿子）。刘胜去世与南越国的灭亡前后只差一年，因此广州南越王墓主人生活的年代，自然要早于刘胜。在墓中发现的玉衣当然愈加珍贵了。
更特别的是，据《后汉书》记载，汉代皇帝死后用金缕玉衣，诸侯、公主死后用银缕玉衣。但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衣，非“金”非“銀”，而是极为罕见的丝缕玉衣。由于汉代玉衣用丝缕既不见于文献记载，考古发掘中也未见先例，目前可说是独一无二了。
由于缀联丝线易于腐朽，这套丝缕玉衣出土时散乱十分严重。因此，修复起来比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还要困难。考古队花了近3年时间对玉衣进行修复。玉衣修复后，长1.73米，如人体形状，共用玉片2291片。
专家修复后的丝缕玉衣在南越王博物馆拥有独立展厅。玉衣鲜艳的色泽让人眼前一亮。它形制完备，分为头套、上身衣、袖套、手套、裤筒和鞋六部分。头套、手套和鞋子是用红色丝线穿缀玉片做成，至于躯干部分，则是将小玉片贴在麻布衬里上，再用红色丝带在表面呈对角粘贴，组成菱形网络状的纹样。只不过，古人以为用玉衣作殓服，则尸体可以不朽。但实际上，玉衣下的南越王墓主人身体已然全朽，只剩下一小片颅顶骨和下颚骨的一部分。虽然“永垂不朽”的愿望落空了，但玉衣却完整保存了下来，成为研究汉代丧葬制度的重要实物。
窥探南越
岭南偏处一隅，相距中原十分遥远。既然如此，为何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玉衣及其背后的丧葬观念——却强烈地体现了与汉代中原地区的文化一致性？
这自然与南越国的性质有关。归根结底，这个地方政权是“秦失其鹿，群雄逐之”的产物。秦代之前，岭南尚是越人所居。就像贾谊在《过秦论》里提到的那样，秦平定山东六国后，军事上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行动，其一就是“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这里所说的“南取百越之地”指的就是秦军在灭亡楚国（前223）之后继续南下，征服岭南的过程。
可惜秦朝的国祚过于短暂，祖龙死而天下崩。秦朝廷任命的南海尉任嚣眼看天下大乱，害怕“盗兵（起义军）侵地至此”，于是在死前告诉继任代理南海郡尉的龙川县令赵佗（今河北正定人），堵塞南岭中的各个通道，以岭南之地自立。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曾派陆贾为使臣，南下广州，劝赵佗向汉朝称臣。宾主应对之间，赵佗曾说：“我不在中原起义，所以才在此地称王。如我在中原，未必就不如汉皇。”从他的军略政绩看，这似乎不全是吹牛。称他为乱世枭雄，应是当之无愧的。任嚣死后，赵佗立即采取措施，做划岭而治的打算：首先是绝道自守，断绝通往中原之道，聚兵自守以防止中原战争对岭南的袭扰。其次，为了巩固岭南向北的军事防御，赵佗以借口杀原来秦朝所置长吏，以自己亲信党羽代替，翦除异己势力。按秦朝政区，岭南共有三郡，南海郡之外，尚有桂林、象郡，赵佗出兵兼并两郡，完全控制岭南三郡。当秦朝灭亡的消息传到岭南后，赵佗经过几年准备后便于汉高帝三年（前204）自立为南越武王。这样一来，岭南地区便出现了一个中原王朝管辖所不及的南越国。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南越国的建立客观上保障了岭南地区免受中原的战火。从这个意义看，赵佗在岭南实现的局部统一，是有一定进步作用的。
《史记·南越列传》说：“（赵）佗因此以兵越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太史公在此处大概有所夸张，但当时的南越国力不可小觑确毋庸置疑。南越王墓中就出土了非洲象牙、象牙器、银器、玻璃器以及玛瑙、水晶、玻璃等多种质料的珠饰，可见广州与海外通商贸易的情况至迟在南越王国时期就已存在了。当时珠江三角洲的南部尚未成陆，赵佗时期的广州城面对海洋，是一座海岸河口城市。1974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今中山四路北面发现秦汉期间的造船工场遗址，该工场“可以建造宽6-8米、长20-30米、载重数十吨的大型木船。1、2号船台间距3.65米，若并台造船，则可能生产出装载容量更大的船只”。这些船只当然可以沿着海岸作远洋航行，用作海上贸易的运输工具。 另一方面，当年秦始皇在岭南建立统治后，“以谪徙民戍五岭，与越杂处”。一开始，“秦之戍者不能服其水”，加上中原军人长期戍守当地，人心不定。岭南地方当局被迫向秦始皇请求调遣中原守寡或未婚女子到岭南与之婚配，安定军心。等到秦始皇派来1.5万女子后，人心才算稳定下来。这些来到岭南的中原移民无疑集中居住于交通便利的地域。吕思勉先生就曾指出：“中县之民初至，必不能处深山林丛，势不能不筑宫室以居，城郭以守。然则秦人之徙中县民，其意虽欲使与越杂处以化之，实乃自为聚落。”这样一来，以赵佗为首的南越统治集团本身就来自中原，加上番禺（今广州）之地又“颇有中国人相辅”，南越王墓中所表现出的中原文化的印迹，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文帝”金印
尽管在文化上显得关系密切，南越国与西汉中央政权的关系却并不是始终和睦的。这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所藏的另一件文物中可窥豹一斑。考古工作者在墓主身上发现印章9枚（金印2枚、玉印5枚、绿松石印2枚）。其中一枚方形龙钮金印尤为引人注目，是迄今所见最大的西汉时代金印。它每边长3.1厘米，高0.6厘米，蟠龙钮，通钮高0.6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超过98%。印面呈田字格状“文帝行玺”四个汉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
“玺”这个用字，极不寻常。按照汉制，“列侯印文曰印，三公九卿、将军及二千石曰章”。只有大汉天子才可以用“玺”。出土的南越王“文帝行玺”不仅逾制称帝，其龙钮金印的制作甚至与汉制相悖。封建时代，龙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皇帝象征。“文帝行玺”金印以龙为钮，把皇帝象征和代表最高权力的帝玺相结合，表露了南越王独据岭南，立国称帝的自信、自负心态。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它的出土，也为验明墓主的身份提供了确切物证。南越国创立者赵佗自称武王（帝），而根据班固的《汉书》记载，赵佗后的第二代南越文王（赵眜）死后，其子赵婴齐继位，慑于汉廷蒸蒸日上的国威，婴齐首光废除帝号，“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玺”。这枚金印应当就是他在操办其父丧事时藏入墓中的。
按说，以赵佗的枭雄作风，帝制自为本不足为奇。但在陆贾的劝说下，本不把刘邦放在眼里的赵佗最后仍接受了汉高祖赐的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这一点其实体现了赵佗作为政治家的务实之处。作为南越臣服的交换条件，汉朝在南越边界开放“关市”，允许两地人民互相进行贸易。汉时的南越国毕竟地处偏僻，生产力较为落后，一些生活用品乃至牲畜均从中原输入。特别是为发展生产、装备军队所用的铜铁器物，更需要由中原供应。舍弃“称帝”的虚名，其实对于南越国有百利而无一弊。
偏偏汉高祖去世后，吕后掌控朝政，开始和赵佗交恶。她下令对南越进行經济封锁，禁止南越从中原获得金属器具以及可用于繁殖的马、牛、羊等牲畜。吕后甚至派人毁弃赵佗在河北的祖坟，诛杀其在中原的宗族。这不能不激怒赵佗。后者遂在公元前183年公然自称“南越武帝”，采用天子仪仗，发兵攻打汉朝南部的几个边郡。吕后出兵反击，派遣隆虑侯周灶等率兵讨伐南越，时遇暑天湿热，北方士卒不适应南方水土，军队内大疫流行，汉军难以逾越五岭。汉越双方在五岭附近据险对峙了一年多，最后汉军只得罢兵而去。这次讨伐非但没有降伏南越，反而使其以胜利者自居，使南越国声威大振，无形中扩大了影响。
直到吕后死后，汉文帝再次派陆贾出使南越，终于再次说服赵佗归汉，去除帝号复归汉朝，仍称“南越王”。一直到汉景帝时代，赵佗都向汉朝称臣，每年在春秋两季遣使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但在南越国内，赵佗仍继续用着皇帝的名号。不唯赵佗如此，他的继任者也同样阳奉阴违，在国内僭号称帝，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当属铁证。
岭南归汉
南越国在其全盛时期，疆域大体囊括了今天的广东、广西两省，进而占据了今天越南的北部。以其国内而论，华夏人终究居于少数，而占多数的土著越人仍居于深山老林之中。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令越人完全臣服，汉越民族隔阂依然存在。假如不尊重岭南越族的传统习俗，必然遭致他们的敌视、对抗，酿成汉越冲突。所以赵佗立国后，就明智地采用了“和辑百越”的政策，很注意遵从越人的风俗习惯。他自称“蛮夷大长老”，带头“魋结箕倨”，改从越人的服饰装束，以此赢得支持。在越族中势力最大，具有很高威望，颇得岭南越人信赖的吕嘉甚至官居南越国丞相，吕嘉弟也被封为将军，其宗族中“为长吏者七十余人”。
表面看来，南越国的统治者“名为外臣，实为一州之主”，其统治相当稳固。为什么在赵佗死后（约公元前137年）才26年，南越国就被汉朝消灭了呢？说到底，南越国在“中国扰乱”时兴起，汉初中央王朝的经济困难和无休止的政治动乱使僻远的南越国得以长期存在下来。一旦这种局面结束了，南越国也就难以继续存在下去了。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即位。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时，四海晏然，西汉封建经济全面恢复，“仓库中陈年粮食已多到腐烂不可吃，铜钱则因串钱的绳朽烂而无法点数”，不管史家是不是太夸张，总之当时汉朝国力已经臻于极盛。相比之下，此时割据岭南的南越国，却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时代进步的一个障碍。
这在南越王墓的考古发现里也有所体现。考古人员在墓中竟然发现了15个“殉人”：墓道与外藏椁有殉人各1，前室与东耳室亦各1，东侧室4（右夫人越蓝、左夫人、泰夫人和某夫人），西侧室7。他们生前都是墓主的姬妾、近侍与厨师仆役等徒隶，不论这些人是“自请从死而尽忠”抑或是被迫自杀的，都是在封陵之前被埋入的牺牲者。
贵族死后用人殉葬，本是奴隶社会常见的现象，商周时代的奴隶主大墓中时有发现，并断断续续地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野蛮做法越来越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有种解释就认为这是他老人家连以俑人殉葬都不赞成，遑论活人了。无论如何，到了西汉时期，人殉制已经逐渐衰微。汉代的王侯，按法律是不能杀人陪葬的。西汉初年，甚至有诸侯王因强迫奴婢从死而获“国除（废除封国）”的记载。偏偏这种社会的进步，被人为阻隔在了南岭以北。南越国既不行汉法，自可以将这种用人来殉葬的落后习惯延续下去。
如果不是南越国在公元前111年宣告灭亡的话，恐怕会有更多鲜活的生命死于殉葬的陋习。公元前112年末，由于南越方面拒不内属，又杀害汉使，汉武帝刘彻发兵10万征讨南越。对于汉朝而言，这是一场正义的和进步的战争。国家的统一战胜了分裂割据，先进战胜了落后。因此，汉军得到南北人民的充分支持。刘彻调军时，齐王相卜式就曾主动上书请求参战。以江淮子弟为主力的汉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抵抗者寡而出降者众。战争中立功封侯的越方要员就有6人之多。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于此可见。赵佗尽心竭力创建的江山，此时灰飞烟灭，化为乌有了。历五世93年的南越国至此灭亡。
但其存在的意义仍旧是不容抹煞的。南越王墓被誉为近代中国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考古队在此发现的诸多文物，不但有力地证明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脉相连，更是向世人展示了由南越国带来的岭南第一缕“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