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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把我带到部队
1945年东北光复后，出关的八路军与父亲所在的东北抗日联军合编，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原八路军中有一支队伍是渤海回民支队，合编后番号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回民支队”。我家是回族，父亲就调到了回民支队。
1946年春，父亲将母亲和弟弟安置好，把我带到了部队。就这样，我随父亲去了哈尔滨。
我穿军装，吃军粮，却没有军籍，直到1946年八一建军节那天，在联欢会上，司令员刘震寰一眼瞥见了我，问父亲：“小鬼几岁了？”
父亲没回答，却对我说：“告诉首长，多大了？”
我说：“周岁11。”
我个头儿猛，十三四岁的人也没我长得高。刘司令员大概以为我报小了岁数，又问我：“属什么的？”
“属猪。”我没假思索地回答。
听了我的回答，司令员哈哈大笑：“好嘛，你爸爸是大猪，你是小猪。”（我父亲比我大两轮）司令员回头对父亲说：“小鬼个头不小，也还机灵，让他到宣传队去吧！”
从这一天起，我正式成了一名军人。
我给父亲提意见
回民支队有个老规矩，每到年终，各部门都要召开一次民主大会。按照惯例，我们政治部所属单位在一起开。那天到的人很齐，政委、政治部主任、科长、队长、协理员、司务长，凡是有官衔的领导，全都衣冠整齐地端坐在会场一角，每个人都表情严肃地拿个笔记本，一笔一笔记下战士和下级对自己的批评。那一天，差不多每个人都发了言。
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参加民主大会，总觉得上自政委、主任，下至科长、队长，对我都特别关心，倍加呵护，想不出他们还有什么缺点。想来想去，猛然想到了我父亲，于是我举起了手：
“我给我父亲高龙波同志提个意见，他有特别严重的家长作风，很像军阀，见了面就训斥我，态度生硬，还说‘老子跟儿子讲什么民主？’再说他在司令部，我在政治部，他也管不着我呀！”
听完我的发言，满屋子的人顿时哄堂大笑。不过，政治部主任李子华没有笑，他很重视我的发言，肯定了我勇于批评的精神，还当场表态，一定把我的批评如实转达给司令部的高龙波同志。
“小高给老高提意见”的佳话，顿时传遍了全支队。父亲得知我在民主大会上出了他的“洋相”，扬言要好好教训教训“这愣小子”。
听说父亲要教训我，政治部李子华主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父亲说：“老高同志，你这话有打击报复之嫌啊，就为这句话，你也得向小高同志道歉。”
带兵打仗的父亲，多多少少总有些长官意识，他一时拉不下面子给我道歉。过了几天，父亲带着他的通讯员上政治部办事，特地到宣传队来看我。父亲故作轻松地说：“没啥事，小刘想跟你一起照张相，我请客，我作陪。”一听说照相，我高兴了，上照相馆用玻璃底版照相，在当时，那可是件很奢侈的事。我很感动，父亲以这种婉转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歉意。
“深儿啊，我能不了解你吗？”
1950年父亲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1954年归国转业到国家民委。我因身体有病，1951年转业到沈阳。我热爱文学，从战场转移到文场，1956年还参加了第一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大会。年轻的我不曾料到文学也会如同战争，也会有中弹倒下的时候。
1957年我因为6首短诗被划成“右派”，当时父亲的一位战友就在我所在的那个城市当领导，我恳求父亲向他说明一下我的情况，为我主持公道。过了好久父亲才回我一封短信，除了说些别的事情，真正回答我的只有两句话，一是相信组织，相信群众；二是共产党员不可以搞非组织活动。结果我成了那五十五万分之一。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了。父亲作为回族干部调到宁夏去了，转年我也作为“回族右派”发配到宁夏。我和父亲同住在一个城市，有一段时间还住在一起。他关心我吃，关心我喝，关心我的身体，可是就不关心我的情绪，不关心我的政治生命，对我1957年的不幸，他从没有说过一句安慰的话，更不必说同情了。我有时咄咄逼人地问他：“难道你也认为你的儿子是右派？”他半天也不回答我，最多说一句：“相信组织，相信群众吧！”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最正直的人，最宽容的人，最富有同情心的人。难道他变了吗？变得竟然连自己的儿子是黑是白也不清楚了？自此我和父亲有了隔阂，很少同他讲话，我们中间仿佛隔着一座常年不融的冰山。
尽管父亲如此虔诚谨慎，尽管他较早地离开了领导岗位回归平民生活，可是他并没逃脱掉那场“大革命”，在他诸多罪状中，“包庇同情右派儿子”是最可怕、也是最能让人相信的罪行了。他已多年患高血压病，挨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可是却再也挨不过这场“大革命”了。1967年8月，在一次参加《红旗》杂志社召开的调查会议归来的夜晚，他突发脑溢血，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带着一肚子委屈离开了这个世界。
过了很久，我清理父亲的遗物，在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了如下记载：“深儿呀，爸爸对不起你。在你最需要我的理解时，我多次让你失望。这是因为：第一我作为一个党员，只能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说与党组织不一样的话；第二我咬着牙，忍着痛苦，不对你说半句同情的话，是怕你会因为我的同情更觉着委屈，使你思想上增加不健康的情绪。其实我能不了解你吗，孩子！你是吃共产党的奶长大的呀……”
我再也读不下去了，眼泪夺眶而出。多好的党员！多好的父亲！后来我在一首《想念父亲》的诗中写道：
……一生都在梦境中寻觅生活/几十年没背叛发过誓的信仰/你把汗珠埋进春天的泥土/秋天回报你的却是/不敢回憶又很难忘记的荒唐/你从高位上走了下来/平民生活也没给你几许舒畅/你太相信别人的宣言了 /也不会在逃避灾难时说谎/你宽恕别人，别人并没有宽恕你/你原谅别人，别人可不把你原谅/希望你离开尘世就忘记尘世吧/别再为尘世的事儿挂肚牵肠/……
我无法评价我的父亲，只能说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
（责编：辛娅）
1945年东北光复后，出关的八路军与父亲所在的东北抗日联军合编，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原八路军中有一支队伍是渤海回民支队，合编后番号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回民支队”。我家是回族，父亲就调到了回民支队。
1946年春，父亲将母亲和弟弟安置好，把我带到了部队。就这样，我随父亲去了哈尔滨。
我穿军装，吃军粮，却没有军籍，直到1946年八一建军节那天，在联欢会上，司令员刘震寰一眼瞥见了我，问父亲：“小鬼几岁了？”
父亲没回答，却对我说：“告诉首长，多大了？”
我说：“周岁11。”
我个头儿猛，十三四岁的人也没我长得高。刘司令员大概以为我报小了岁数，又问我：“属什么的？”
“属猪。”我没假思索地回答。
听了我的回答，司令员哈哈大笑：“好嘛，你爸爸是大猪，你是小猪。”（我父亲比我大两轮）司令员回头对父亲说：“小鬼个头不小，也还机灵，让他到宣传队去吧！”
从这一天起，我正式成了一名军人。
我给父亲提意见
回民支队有个老规矩，每到年终，各部门都要召开一次民主大会。按照惯例，我们政治部所属单位在一起开。那天到的人很齐，政委、政治部主任、科长、队长、协理员、司务长，凡是有官衔的领导，全都衣冠整齐地端坐在会场一角，每个人都表情严肃地拿个笔记本，一笔一笔记下战士和下级对自己的批评。那一天，差不多每个人都发了言。
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参加民主大会，总觉得上自政委、主任，下至科长、队长，对我都特别关心，倍加呵护，想不出他们还有什么缺点。想来想去，猛然想到了我父亲，于是我举起了手：
“我给我父亲高龙波同志提个意见，他有特别严重的家长作风，很像军阀，见了面就训斥我，态度生硬，还说‘老子跟儿子讲什么民主？’再说他在司令部，我在政治部，他也管不着我呀！”
听完我的发言，满屋子的人顿时哄堂大笑。不过，政治部主任李子华没有笑，他很重视我的发言，肯定了我勇于批评的精神，还当场表态，一定把我的批评如实转达给司令部的高龙波同志。
“小高给老高提意见”的佳话，顿时传遍了全支队。父亲得知我在民主大会上出了他的“洋相”，扬言要好好教训教训“这愣小子”。
听说父亲要教训我，政治部李子华主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父亲说：“老高同志，你这话有打击报复之嫌啊，就为这句话，你也得向小高同志道歉。”
带兵打仗的父亲，多多少少总有些长官意识，他一时拉不下面子给我道歉。过了几天，父亲带着他的通讯员上政治部办事，特地到宣传队来看我。父亲故作轻松地说：“没啥事，小刘想跟你一起照张相，我请客，我作陪。”一听说照相，我高兴了，上照相馆用玻璃底版照相，在当时，那可是件很奢侈的事。我很感动，父亲以这种婉转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歉意。
“深儿啊，我能不了解你吗？”
1950年父亲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1954年归国转业到国家民委。我因身体有病，1951年转业到沈阳。我热爱文学，从战场转移到文场，1956年还参加了第一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大会。年轻的我不曾料到文学也会如同战争，也会有中弹倒下的时候。
1957年我因为6首短诗被划成“右派”，当时父亲的一位战友就在我所在的那个城市当领导，我恳求父亲向他说明一下我的情况，为我主持公道。过了好久父亲才回我一封短信，除了说些别的事情，真正回答我的只有两句话，一是相信组织，相信群众；二是共产党员不可以搞非组织活动。结果我成了那五十五万分之一。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了。父亲作为回族干部调到宁夏去了，转年我也作为“回族右派”发配到宁夏。我和父亲同住在一个城市，有一段时间还住在一起。他关心我吃，关心我喝，关心我的身体，可是就不关心我的情绪，不关心我的政治生命，对我1957年的不幸，他从没有说过一句安慰的话，更不必说同情了。我有时咄咄逼人地问他：“难道你也认为你的儿子是右派？”他半天也不回答我，最多说一句：“相信组织，相信群众吧！”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最正直的人，最宽容的人，最富有同情心的人。难道他变了吗？变得竟然连自己的儿子是黑是白也不清楚了？自此我和父亲有了隔阂，很少同他讲话，我们中间仿佛隔着一座常年不融的冰山。
尽管父亲如此虔诚谨慎，尽管他较早地离开了领导岗位回归平民生活，可是他并没逃脱掉那场“大革命”，在他诸多罪状中，“包庇同情右派儿子”是最可怕、也是最能让人相信的罪行了。他已多年患高血压病，挨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可是却再也挨不过这场“大革命”了。1967年8月，在一次参加《红旗》杂志社召开的调查会议归来的夜晚，他突发脑溢血，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带着一肚子委屈离开了这个世界。
过了很久，我清理父亲的遗物，在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了如下记载：“深儿呀，爸爸对不起你。在你最需要我的理解时，我多次让你失望。这是因为：第一我作为一个党员，只能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说与党组织不一样的话；第二我咬着牙，忍着痛苦，不对你说半句同情的话，是怕你会因为我的同情更觉着委屈，使你思想上增加不健康的情绪。其实我能不了解你吗，孩子！你是吃共产党的奶长大的呀……”
我再也读不下去了，眼泪夺眶而出。多好的党员！多好的父亲！后来我在一首《想念父亲》的诗中写道：
……一生都在梦境中寻觅生活/几十年没背叛发过誓的信仰/你把汗珠埋进春天的泥土/秋天回报你的却是/不敢回憶又很难忘记的荒唐/你从高位上走了下来/平民生活也没给你几许舒畅/你太相信别人的宣言了 /也不会在逃避灾难时说谎/你宽恕别人，别人并没有宽恕你/你原谅别人，别人可不把你原谅/希望你离开尘世就忘记尘世吧/别再为尘世的事儿挂肚牵肠/……
我无法评价我的父亲，只能说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