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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弱势群体指的是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权利较弱、获取和分配财富较困难或由于能力不足、生活困难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群体代表。例如以留守儿童为代表的困境儿童、低生活保障的“三无老人”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回顾过去五年的脱贫攻坚任务时谈到了中国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但是，边远地区依然存在贫困问题。深究原因，“思想贫困”在农村脱贫攻坚中也逐渐成了一块绊脚石，表现在某些村干部官僚主义问题突出、部分贫困群众思想观念落后、小农意识明显、困境儿童习得性无助感等等。
关键词：思想脱贫；弱势群体；贫困群众；困境儿童；教育可为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30-0054-03
一、背景研究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是党和国家给予当代大学生走入社会、了解社会、体验社会进而实现自我锻炼的绝好机会。笔者抓住这个机会后提前设计好调查问卷、访谈提纲，在“三下乡”过程中对某一国家级贫困县进行调研。通过挨家走访、村委会座谈支教、访谈村支书和老党员以及发放问卷调查等形式，了解当地扶贫的一些情况和扶贫信息。该村常住人口54户（以中老年和留守儿童居多）、三无老人6户、国家级贫困户（特困户）3户。其中2018年已脱贫户7户，2018年预脱贫户11户。已脱贫比率占全村人口户数的13%，预脱贫户比率占全村人口户数的20.4%。
二、扶贫现状
（一）亮点分析
1.“一对一帮扶”落实到位。该村贫困户无论贫困等级高低，每户人口都有一张“帮扶工作牌”，工作牌中显示了帮扶人信息、帮扶范围、帮扶资金补助额度以及每周帮扶信息登记等等。这些举措显然是对国家倡导的精准扶贫政策的积极响应，通过帮扶人信息公开化、监督透明化，实现帮扶效率的提升。
2.政治宣传广泛开展。该村为了加快完成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利用村两委、村头公示栏标语条幅、村广播等积极进行政策宣传，将国家扶贫的大政方针及时传达给村民，使村民及时了解相关扶贫政策，切实感受国家在扶贫工作中投入的巨大力度，增强对扶贫工作的信心。
3.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该村“村村通”水泥路工程、电视广播工程全部竣工，实现了“要想富、先修路”的初级目标；村中主要干道路灯照明系统全覆盖；特困户房屋改造工程正在落实等。以上所述皆为笔者在该村调研过程中所发现的可取之处。细研推敲，不难发现，这些措施系“物质层面”的脱贫所举，该村仍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思想脱贫”难题。
（二）问题追踪
1.某些村干部“官本位”官僚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干群关系紧张。受中国古代传统观念的影响，当前中国部分农村将村干部变相升级为“村官”，严重扭曲了村干部在农村服务村民的本質作用。笔者在该村实践调研和村委会支教期间发现，村干部在与村民沟通交流中“官腔、官调”浓厚，将村民公仆这一本质身份抛诸脑后。村民若想寻求村干部的帮助，需要拨打村委会妇女主任的预约电话，并且预约的时间只能是周一和周五的上午。除此之外，村干部不愿真正地做到深入群众，时常将村民的实际需求长期搁置不予受理，长此以往，该村村民对不干实事的村干部嗤之以鼻，干群矛盾不断激化。
2.存在“我穷我怕谁”的极端消极思想。农村贫困群众从思想深处将自己界定为“弱势群体”，甚至期盼自己能够无限扩大个人“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扶贫机构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关注。例如，他们存在严重的“等、靠、要”思想意识，直接忽视用自己双手创造财富、发展生产的潜在能力。更有甚者，利用档案造假、制造家庭贫困的假象来争当贫困户以博求社会的经济扶持。可见，这种“人穷志短”的极端落后思想无疑会成为脱贫摘帽的强大阻力之一。
3.“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投射效应。在脱贫攻坚战的大背景下，部分贫困群众不愿意相信政府，政府推出的多数扶贫政策发挥不了实际效用。例如小额信贷，多数贫困户认为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会捞油水，甚至害怕政府与自己所投资的企业勾结，投资企业是政府的“帮凶”，看不到政府在为他们顺利脱贫中所付出的真心实意。
4.求稳求实的小农意识依旧存在。第一，缺乏竞争意识。在当今日新月异的市场变革中，个别贫困户依旧将自己置于市场竞争之外，农作物生产多为初级产品，不愿对其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最终导致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第二，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发展。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提倡的发展都是可持续性的发展，坚决反对以消费未来发展资源来满足当下眼前利益的做法。调研中发现，部分贫困户为了急切解决生存压力，大面积毁林伐树、倒卖粮食土地。他们渴望利用这现存的资源实现“一夜暴富”，帮助他们摆脱眼前贫困，却没有利用这些资源发展生产的意识，忽视长远发展。
5.困境儿童的习得性无助感。帕森斯在论述学校的“社会化”和“选择”功能时，强调学生在学校中是否能成功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不可控因素——遗传智商，但更多依赖于学生内化学校普遍化价值的能力。对于学校价值成功内化的一个决定性威胁是“同伙群体”。一旦内化失败，他就成了一个可依赖的群体。通常，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更容易认同同伙群体，从而导致低成就；中产阶级出身的孩子容易认同学校要求的成功的价值观念，从而获得高成就。农村困境儿童作为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在个人社会化时期，接受了过多的“挫折”教育，尝试失败的经历远远多于中产阶层出身的学生。所以，久而久之，他们的“人生挫败感”会急剧爆棚，面对困难往往选择逃避。
6.留守儿童心理断乳与精神依托之间的矛盾。留守儿童容易形成缺乏安全感、意志力薄弱、撒谎等心理特征。但是，这类留守儿童又很希望自己是成年人，因为成年人就可以不受父母和长辈的约束。这种自诩的成人感和事实上成长的半成熟状态造成了他们青春期心理活动的种种矛盾。由于他们从心理上过高地评价自己的成熟度，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属于成人水平，要求父母和老师应当尊重他们的主张，渴望社会给予他们成人式的信任和尊重。而事实上，他们的认知水平、思维方式和行为都处于半成熟状态，他们将老师和父母的关心指导视为羁绊。在当他们面对复杂的矛盾和困惑时，又希望在精神上得到成年人的理解、支持和保护，但可能是又一次的错位。 三、成因分析
（一）“后喻型”文化促使人们思想观念、教育发展趋于封闭
“后喻型”文化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他用此概念来指称以重复过去为使命的那些文化类型。“后喻型”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对变化缺乏认识。调研实践中发现，农村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后喻型”文化特征，在其文化发展中贯穿一条统摄整体的主线，即强调稳定，贬抑变化。部分农村贫困人口将过去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生产方式视为绝对不变的真理，忽视反思、批判和创新。这种文化结构的影响投射在教育领域，造成了农村教育发展趋于保守封闭，不利于创新人才、个性化人才的培养。
（二）教育投资回报率周期过长
众所周知，教育投资是一种周期长、见效慢的投资，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所以，农村教育也不例外，他们前期也会使子女接受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但是，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却发现该村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寥寥无几。由这些贫困户在短时间内看不到子女上学接受教育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和实际效果，就不断给自己和孩子灌输“读书无用论”思想，甚至将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归于子女上学所造成的家庭额外支出。在他们眼中，知识不可能改变命运。
（三）代际之间低教育背景的恶性循环
家庭中的代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为亲密和最重要的关系，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心理状态、道德伦理观有冲突也有融合。但是在教育这个大背景中，却不难发现代际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也存在很大程度的正相关。我国台湾地区的诸多学者也曾就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关系进行过分析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在争取教育机会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反之，在这些农村地区，多数贫困人口为低教育背景的文盲或半文盲家庭，父母与子女的受教育关系就像400米接力赛，父母的文化水平“传送”到了子女身上，父母什么样，子女就什么样。长此以往，这种低教育背景的代际关系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代代相传。
（四）罗森塔尔效应与学校教师的消极期待
罗森塔尔效应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在小学课堂上予以提出。他们利用控制课堂情景的方法研究了教师期望与学生学习态度和学生学业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优秀的学生是教师的高期望和标签的结果，差生也是教师低期望与标签的结果，这是一个涉及教育过程公平的问题。作为农村弱势群体代表的留守儿童，往往会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和不良的家庭环境，使得学校教师在不知不觉中对他们形成了消极期待。所以，在留守儿童的课堂上，他们就像被打入“冷宫”，身上的闪光点始终不能被老师发掘，老师给予他们的更多的是消极的暗示，这些暗示有可能扩大了他们与自己梦想的距离。
四、教育可为
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思想脱贫工作决不能忽视“教育”这一主要抓手。
（一）治贫先治愚，人穷志不穷
第一，村干部作为农村脱贫攻坚的中坚力量，必须充分发挥思想和行动的指挥棒作用，加大村干部政治理论学习力度，提升为民服务的意识水平。例如，在村干部入职之前，由乡镇部门命制政治理论水平测试试题，通过考试并且合格者方可上任，从而不断深化他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理念，摒弃官风官腔。第二，部分贫困群众不能摆正“真贫”和“假贫”之间的关系，借由“特困户”这样的界定标签好逸恶劳，脱离生产，要帮助群众形成“人穷志不穷”的志气脱贫的良好局面。
（二）文化扶贫——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教育的力量有时候就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文化作为教育的载体，具有潜在性、弥久性等特点，通过文化渲染和熏陶，弘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勇于拼搏和推陳出新的传统美德，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例如，村委会宣传栏可以在醒目位置增设“道德风尚人物”、“勤劳致富人物”等人物事迹宣传专栏，彰显榜样的力量。
（三）推行创新教育，更新生产观念，实现“造血式”扶贫
贫困群众过分依赖传统，“以不变应万变”的小农思想意识束缚了他们发展生产的实际成效，所以创新教育势在必行。通过创新教育，发挥教育指导生产作用，培育贫困群众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长远意识，重塑生产观念，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农村生产发展的全过程。抓住贫困地区产业观念、市场观念“造血式”扶贫契机，实现农村以教带产、以教促产的新格局。
（四）提升农村困境儿童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班杜拉对自我效能感的定义是：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拥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人通常会相信自己有能力胜任所承担的工作。自我效能感通常受到5种因素的影响：个人成功经验、他人成功经验、想象的成功经验、旁人的观点态度和自身的情绪状态。
（五）积极促成“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农村教育有别于一般的城市教育，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更多的是倾向于“生存技能教育”，为他们培养生存发展所需的一技之长。所以，加快进行偏远农村地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有着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深远影响。所谓“双师型”教师，侧重的是教师的“双证书型”和“双素质型”。
参考文献：
[1]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94-97.
[2]卢伟昆.脱贫攻坚视阈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现状与对策思考[J].农村实用技术，2018.
[3]宋嘉.教育——脱贫攻坚的主力军[J].现代交际，2018，（10）.
关键词：思想脱贫；弱势群体；贫困群众；困境儿童；教育可为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30-0054-03
一、背景研究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是党和国家给予当代大学生走入社会、了解社会、体验社会进而实现自我锻炼的绝好机会。笔者抓住这个机会后提前设计好调查问卷、访谈提纲，在“三下乡”过程中对某一国家级贫困县进行调研。通过挨家走访、村委会座谈支教、访谈村支书和老党员以及发放问卷调查等形式，了解当地扶贫的一些情况和扶贫信息。该村常住人口54户（以中老年和留守儿童居多）、三无老人6户、国家级贫困户（特困户）3户。其中2018年已脱贫户7户，2018年预脱贫户11户。已脱贫比率占全村人口户数的13%，预脱贫户比率占全村人口户数的20.4%。
二、扶贫现状
（一）亮点分析
1.“一对一帮扶”落实到位。该村贫困户无论贫困等级高低，每户人口都有一张“帮扶工作牌”，工作牌中显示了帮扶人信息、帮扶范围、帮扶资金补助额度以及每周帮扶信息登记等等。这些举措显然是对国家倡导的精准扶贫政策的积极响应，通过帮扶人信息公开化、监督透明化，实现帮扶效率的提升。
2.政治宣传广泛开展。该村为了加快完成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利用村两委、村头公示栏标语条幅、村广播等积极进行政策宣传，将国家扶贫的大政方针及时传达给村民，使村民及时了解相关扶贫政策，切实感受国家在扶贫工作中投入的巨大力度，增强对扶贫工作的信心。
3.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该村“村村通”水泥路工程、电视广播工程全部竣工，实现了“要想富、先修路”的初级目标；村中主要干道路灯照明系统全覆盖；特困户房屋改造工程正在落实等。以上所述皆为笔者在该村调研过程中所发现的可取之处。细研推敲，不难发现，这些措施系“物质层面”的脱贫所举，该村仍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思想脱贫”难题。
（二）问题追踪
1.某些村干部“官本位”官僚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干群关系紧张。受中国古代传统观念的影响，当前中国部分农村将村干部变相升级为“村官”，严重扭曲了村干部在农村服务村民的本質作用。笔者在该村实践调研和村委会支教期间发现，村干部在与村民沟通交流中“官腔、官调”浓厚，将村民公仆这一本质身份抛诸脑后。村民若想寻求村干部的帮助，需要拨打村委会妇女主任的预约电话，并且预约的时间只能是周一和周五的上午。除此之外，村干部不愿真正地做到深入群众，时常将村民的实际需求长期搁置不予受理，长此以往，该村村民对不干实事的村干部嗤之以鼻，干群矛盾不断激化。
2.存在“我穷我怕谁”的极端消极思想。农村贫困群众从思想深处将自己界定为“弱势群体”，甚至期盼自己能够无限扩大个人“社会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扶贫机构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关注。例如，他们存在严重的“等、靠、要”思想意识，直接忽视用自己双手创造财富、发展生产的潜在能力。更有甚者，利用档案造假、制造家庭贫困的假象来争当贫困户以博求社会的经济扶持。可见，这种“人穷志短”的极端落后思想无疑会成为脱贫摘帽的强大阻力之一。
3.“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投射效应。在脱贫攻坚战的大背景下，部分贫困群众不愿意相信政府，政府推出的多数扶贫政策发挥不了实际效用。例如小额信贷，多数贫困户认为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会捞油水，甚至害怕政府与自己所投资的企业勾结，投资企业是政府的“帮凶”，看不到政府在为他们顺利脱贫中所付出的真心实意。
4.求稳求实的小农意识依旧存在。第一，缺乏竞争意识。在当今日新月异的市场变革中，个别贫困户依旧将自己置于市场竞争之外，农作物生产多为初级产品，不愿对其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最终导致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第二，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发展。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提倡的发展都是可持续性的发展，坚决反对以消费未来发展资源来满足当下眼前利益的做法。调研中发现，部分贫困户为了急切解决生存压力，大面积毁林伐树、倒卖粮食土地。他们渴望利用这现存的资源实现“一夜暴富”，帮助他们摆脱眼前贫困，却没有利用这些资源发展生产的意识，忽视长远发展。
5.困境儿童的习得性无助感。帕森斯在论述学校的“社会化”和“选择”功能时，强调学生在学校中是否能成功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不可控因素——遗传智商，但更多依赖于学生内化学校普遍化价值的能力。对于学校价值成功内化的一个决定性威胁是“同伙群体”。一旦内化失败，他就成了一个可依赖的群体。通常，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更容易认同同伙群体，从而导致低成就；中产阶级出身的孩子容易认同学校要求的成功的价值观念，从而获得高成就。农村困境儿童作为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在个人社会化时期，接受了过多的“挫折”教育，尝试失败的经历远远多于中产阶层出身的学生。所以，久而久之，他们的“人生挫败感”会急剧爆棚，面对困难往往选择逃避。
6.留守儿童心理断乳与精神依托之间的矛盾。留守儿童容易形成缺乏安全感、意志力薄弱、撒谎等心理特征。但是，这类留守儿童又很希望自己是成年人，因为成年人就可以不受父母和长辈的约束。这种自诩的成人感和事实上成长的半成熟状态造成了他们青春期心理活动的种种矛盾。由于他们从心理上过高地评价自己的成熟度，认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属于成人水平，要求父母和老师应当尊重他们的主张，渴望社会给予他们成人式的信任和尊重。而事实上，他们的认知水平、思维方式和行为都处于半成熟状态，他们将老师和父母的关心指导视为羁绊。在当他们面对复杂的矛盾和困惑时，又希望在精神上得到成年人的理解、支持和保护，但可能是又一次的错位。 三、成因分析
（一）“后喻型”文化促使人们思想观念、教育发展趋于封闭
“后喻型”文化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他用此概念来指称以重复过去为使命的那些文化类型。“后喻型”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对变化缺乏认识。调研实践中发现，农村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后喻型”文化特征，在其文化发展中贯穿一条统摄整体的主线，即强调稳定，贬抑变化。部分农村贫困人口将过去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生产方式视为绝对不变的真理，忽视反思、批判和创新。这种文化结构的影响投射在教育领域，造成了农村教育发展趋于保守封闭，不利于创新人才、个性化人才的培养。
（二）教育投资回报率周期过长
众所周知，教育投资是一种周期长、见效慢的投资，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所以，农村教育也不例外，他们前期也会使子女接受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但是，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却发现该村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寥寥无几。由这些贫困户在短时间内看不到子女上学接受教育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和实际效果，就不断给自己和孩子灌输“读书无用论”思想，甚至将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归于子女上学所造成的家庭额外支出。在他们眼中，知识不可能改变命运。
（三）代际之间低教育背景的恶性循环
家庭中的代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为亲密和最重要的关系，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心理状态、道德伦理观有冲突也有融合。但是在教育这个大背景中，却不难发现代际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也存在很大程度的正相关。我国台湾地区的诸多学者也曾就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关系进行过分析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在争取教育机会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反之，在这些农村地区，多数贫困人口为低教育背景的文盲或半文盲家庭，父母与子女的受教育关系就像400米接力赛，父母的文化水平“传送”到了子女身上，父母什么样，子女就什么样。长此以往，这种低教育背景的代际关系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代代相传。
（四）罗森塔尔效应与学校教师的消极期待
罗森塔尔效应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在小学课堂上予以提出。他们利用控制课堂情景的方法研究了教师期望与学生学习态度和学生学业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优秀的学生是教师的高期望和标签的结果，差生也是教师低期望与标签的结果，这是一个涉及教育过程公平的问题。作为农村弱势群体代表的留守儿童，往往会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和不良的家庭环境，使得学校教师在不知不觉中对他们形成了消极期待。所以，在留守儿童的课堂上，他们就像被打入“冷宫”，身上的闪光点始终不能被老师发掘，老师给予他们的更多的是消极的暗示，这些暗示有可能扩大了他们与自己梦想的距离。
四、教育可为
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思想脱贫工作决不能忽视“教育”这一主要抓手。
（一）治贫先治愚，人穷志不穷
第一，村干部作为农村脱贫攻坚的中坚力量，必须充分发挥思想和行动的指挥棒作用，加大村干部政治理论学习力度，提升为民服务的意识水平。例如，在村干部入职之前，由乡镇部门命制政治理论水平测试试题，通过考试并且合格者方可上任，从而不断深化他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理念，摒弃官风官腔。第二，部分贫困群众不能摆正“真贫”和“假贫”之间的关系，借由“特困户”这样的界定标签好逸恶劳，脱离生产，要帮助群众形成“人穷志不穷”的志气脱贫的良好局面。
（二）文化扶贫——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教育的力量有时候就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文化作为教育的载体，具有潜在性、弥久性等特点，通过文化渲染和熏陶，弘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勇于拼搏和推陳出新的传统美德，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例如，村委会宣传栏可以在醒目位置增设“道德风尚人物”、“勤劳致富人物”等人物事迹宣传专栏，彰显榜样的力量。
（三）推行创新教育，更新生产观念，实现“造血式”扶贫
贫困群众过分依赖传统，“以不变应万变”的小农思想意识束缚了他们发展生产的实际成效，所以创新教育势在必行。通过创新教育，发挥教育指导生产作用，培育贫困群众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长远意识，重塑生产观念，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农村生产发展的全过程。抓住贫困地区产业观念、市场观念“造血式”扶贫契机，实现农村以教带产、以教促产的新格局。
（四）提升农村困境儿童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班杜拉对自我效能感的定义是：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拥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人通常会相信自己有能力胜任所承担的工作。自我效能感通常受到5种因素的影响：个人成功经验、他人成功经验、想象的成功经验、旁人的观点态度和自身的情绪状态。
（五）积极促成“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农村教育有别于一般的城市教育，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更多的是倾向于“生存技能教育”，为他们培养生存发展所需的一技之长。所以，加快进行偏远农村地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有着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深远影响。所谓“双师型”教师，侧重的是教师的“双证书型”和“双素质型”。
参考文献：
[1]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94-97.
[2]卢伟昆.脱贫攻坚视阈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现状与对策思考[J].农村实用技术，2018.
[3]宋嘉.教育——脱贫攻坚的主力军[J].现代交际，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