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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药剂量与药方配伍方面长期鲜有作为的药典,与实践脱节、自身前后矛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尽管现在的《中华本草》收载中药8980味,但一个中医师在临床处方中常用到的药物,一般不会超过两三百味;而所治疗的范围,却几乎囊括内、外、妇、儿、皮肤等各科疾病。为什么?其秘密一个就是中药的剂量不同,第 就是组方的配伍变化。
所谓古中医的复兴,题中应有之义就包括厘清金元以来,中医在用药上积累的问题,重新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中国药典》虽几经修订,其中的部分内容却因为与实践脱离,而被中医界视为掣肘,330多位全国中医名家最常用的12种药材的剂量,均高出药典规定数倍。
《本草纲目》的一语之失
说到中医药,很多人自然会想到李时珍。
《本草纲目》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并有许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正是由于《本草纲目》的巨大成就,使其观点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时珍在书中说:“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中医院校的中药、方剂教科书也认为:自明清以来,我国普遍采取16进位制的“市制”计量方法,即1市斤=16两=160钱。从1979年起,我国对中药计量统一采取“公制”,即1公斤=2市斤=1000克。为了处方和配药计算方便,又规定按照以下的近似值换算:1市两(16进制)=30克;1钱=3克;1分=0.3克;1厘=0.03克。
经过以上的演变,我们现在便把古代处方中的一两,统统当作一钱,也就是3克。
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李时珍这句被后世至今奉为圭臬的话。
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的《伤寒论》,被称为中医治疗危急重症和疑难病的典范。书中所载的113个处方,都是具有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世称为“经方”,其用药量绝大多数都是按两计算的。
可惜的是,由于《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约公元200~210年),此后战乱频繁,该书流失民间800余年,其间各个朝代度量衡制迭经变化,使得这一极为宝贵的药物剂量经验未能流传下来。
但1981年的考古发现却揭了谜底。当时考古出土的东汉大司农铜权,是汉代国家铸造的法定衡器,现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司农铜权重2996克,按照当时一个铜权重为十二斤计算,每斤是2996÷12≈249.7(克)。按照这个重量来折合,一两应该是249.7÷16≈15.6(克)!
山西李可老中医认为:这个换算标准经临床验证,真实可信。凡用经方治大症,一定要掌握好经方的基础有效剂量,一次用足,大剂频投,日夜连服,方能阻断病势,解救危亡。对付急危重症,低于此量则无效,或缓不济急,贻误病机,误人性命。
中药不传之秘在于量
既然是东汉著作,那么它的用量理所当然地应该按东汉时的重量来折合。可是一折合,问题就弄大了。因为按《伤寒论》中炙甘草汤生地黄用1斤来折合生地黄可用约250克,这就大大超过了《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按东汉的剂量治好1000个人没事,但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就吃不了兜着走,卫生局就会处理。为什么呢?因为药典不支持,没有法律依据。许多中医几乎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煎熬:到底采用对病人有效有益的剂量,还是遵守药典的规定明哲保身?
所以,上海的柯雪帆老中医尽管也“知道”《伤寒论》的剂量就应该是东汉时的那个剂量。这个“知道”不但有前述考古的依据,而且还有临床实际的依据。因为炙甘草汤按照现在1两等于3克的常规用量来治疗心脏病的房颤,房颤就是无法扭转。而一旦用回东汉时的剂量,生地用到250克,剂量一变,火候就不同,房颤很快就转复成正常的心律。可是,柯老还是要强调一句:“应以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与中药学教科书所规定的常用量为依据。”不强调这一句,出问题打官司,10个柯老也不济事。
难怪过去日本学者要感叹:“汉方之不传之秘,在剂量上!”
自从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古之1两,今用1钱可也”之说后,便把张仲景的1两等于15.6克变成了1两等于3克,缩小了5倍之多!并且数百年来,已成定律。
不管你是有考古实物的证实,还是有临床实践的证明,我们的教科书和国家药典虽然一版再版,直至2005年的最新版,就是不改,仍然顽固坚持“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
这就造成如李可老中医所说的结局:习用轻剂,固然可以四平八稳,但却阉割了仲景学术的一大特色。沿袭至今,遂使中医优势变为劣势,只能“调理”身体,丢掉了危急重症的阵地。
“十八反”的歌诀之误
在中药药方配伍方面,问题也颇多。进过中药店的人常常会在店内墙上看到“十八反”的歌诀:“本草言明十八反,半楼贝蔹芨攻乌,藻戟芫遂俱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
自从金元时期医学家张子和将中药“十八反”编为歌诀以来,此后的《本草纲目》、《医宗金鉴》等本草书广为传抄,高校教材、中药专业书籍均将十八反列为中药处方的配伍禁忌,沿袭至今,被写进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取得了法律上的地位。
对“十八反”歌诀,每一个学中医的都会背得滚瓜烂熟,深恐处方时犯了配伍禁忌。笔者刚出校门做医生时,也认为反药同用,就会发生剧烈的毒性反应;会造成轻病转重、重病转危、危病即亡,因而对“十八反”戒心极重。
这样就造成了正如当代名医何绍奇所说的局面:千百年来,此歌诀父以传子,师以授徒,学校以教学生;药房见有“反药”,则拒绝配药。致使许多有“反药”的能治疑难重症的奇效良方,被束之高阁!至于医生因用“反药”救人而负屈含冤者,更不知有多少!
记得2000年最初拜李可老中医为师学习的时候,每因白天所开处方中用了附子配半夏、海藻配甘草,而于睡梦中惊出一身冷汗,直到数日后患者又来复诊,并告知病情明显好转,自己多日悬着的一颗心才落回肚子里。因为此事关乎病者生死,关乎医者饭碗,哪能不慎?
在理论上,“十八反”之说有很多可商榷的地方。
首先,“十八反”是从传统中药理论上的性味归经和功效上的相反?或是从配伍后产生新的毒性成分的现代化学成分意义上的相反?并没有从理论上讲明白。例如,半夏、贝母、瓜蒌、白蔹等同反乌头,前四种药是不同种属的植物,其功能性味主治也各异,化学成分各不相同,岂都有反乌头的道理!海藻与昆布的种属和性味主治都相同,且二者常常同用,为何海藻反甘草,而昆布不反甘草?
其次,对于“十八反”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相反”毒性甚至死亡事故,前人并没有留下具体记载,留下的只是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歌诀警句。所以,很有可能是前人在实践中把偶然发生的毒性事件当作了必然。
还有一些有大毒的峻药,即使不与其他药配伍,本身都会因用量过大,或煎服法不当,或患者体弱,而出现中毒,甚至引起死亡。因此,“十八反”之说,也可能是在上述情况下的错误判断。
尴尬的药典
从临床实践来看,历代就有许多尊重科学,敢于实践,具有临床经验的医家对“十八反”广泛应用,已使之成为一支攻克疑难顽症的利器。
古代处方中用反药者,首推“医圣”张仲景,他在甘遂半夏汤和赤丸两张处方中就甘遂配甘草、乌头配半夏。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其所著《千金方》中用反药的处方多达数十方。明代的《普济方》收载了248个反药方子,可以说是对公元15世纪以前反药方剂的总结。
正所谓用反药者,“古人立方,每每有之”。
现代有四川成都中医药大学林通国教授,一辈子从事相反、相畏药物的研究,并由此创立了中医拮抗疗法。他将十八反所有药物熔于一炉,研制出拮抗丸,可治咳嗽、肺痨、胸痹多发性硬化症等。并且以身试药,通过自己和全家人试服;同时通过动物实验,证实该药对动物内脏亦无损害。
山西名医李可所创的攻癌夺命汤,其配方就以海藻、甘草为主药,临床运用40年。
江苏名医朱良春亦从来都是有斯症用斯药,当用则用,不受“十八反”、“十九畏”之类成说的约束。
如果拘于“十八反”之说,一方面,许多古方包括张仲景的名方都得不到运用,势必使许多好的经验被废弃、失传,使中医临床失去一支攻克疑难顽症的利器;另一方面,中药配伍中很可能存在真正相反的药,它们被误用后会有中毒、甚至死亡的危险,由于拘泥“十八反”会让我们忽略它的存在,反而会阻碍对那些可能存在的、真正相反药物的进一步认识和探索。
僵化的认识与教条的思维,如果以科学、法律的面目出现,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让广大的中医药工作者尽快摆脱尴尬的两难处境,是对人民的健康真正负责的表现。
(作者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
尽管现在的《中华本草》收载中药8980味,但一个中医师在临床处方中常用到的药物,一般不会超过两三百味;而所治疗的范围,却几乎囊括内、外、妇、儿、皮肤等各科疾病。为什么?其秘密一个就是中药的剂量不同,第 就是组方的配伍变化。
所谓古中医的复兴,题中应有之义就包括厘清金元以来,中医在用药上积累的问题,重新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中国药典》虽几经修订,其中的部分内容却因为与实践脱离,而被中医界视为掣肘,330多位全国中医名家最常用的12种药材的剂量,均高出药典规定数倍。
《本草纲目》的一语之失
说到中医药,很多人自然会想到李时珍。
《本草纲目》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并有许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正是由于《本草纲目》的巨大成就,使其观点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时珍在书中说:“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中医院校的中药、方剂教科书也认为:自明清以来,我国普遍采取16进位制的“市制”计量方法,即1市斤=16两=160钱。从1979年起,我国对中药计量统一采取“公制”,即1公斤=2市斤=1000克。为了处方和配药计算方便,又规定按照以下的近似值换算:1市两(16进制)=30克;1钱=3克;1分=0.3克;1厘=0.03克。
经过以上的演变,我们现在便把古代处方中的一两,统统当作一钱,也就是3克。
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李时珍这句被后世至今奉为圭臬的话。
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的《伤寒论》,被称为中医治疗危急重症和疑难病的典范。书中所载的113个处方,都是具有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世称为“经方”,其用药量绝大多数都是按两计算的。
可惜的是,由于《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约公元200~210年),此后战乱频繁,该书流失民间800余年,其间各个朝代度量衡制迭经变化,使得这一极为宝贵的药物剂量经验未能流传下来。
但1981年的考古发现却揭了谜底。当时考古出土的东汉大司农铜权,是汉代国家铸造的法定衡器,现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司农铜权重2996克,按照当时一个铜权重为十二斤计算,每斤是2996÷12≈249.7(克)。按照这个重量来折合,一两应该是249.7÷16≈15.6(克)!
山西李可老中医认为:这个换算标准经临床验证,真实可信。凡用经方治大症,一定要掌握好经方的基础有效剂量,一次用足,大剂频投,日夜连服,方能阻断病势,解救危亡。对付急危重症,低于此量则无效,或缓不济急,贻误病机,误人性命。
中药不传之秘在于量
既然是东汉著作,那么它的用量理所当然地应该按东汉时的重量来折合。可是一折合,问题就弄大了。因为按《伤寒论》中炙甘草汤生地黄用1斤来折合生地黄可用约250克,这就大大超过了《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按东汉的剂量治好1000个人没事,但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就吃不了兜着走,卫生局就会处理。为什么呢?因为药典不支持,没有法律依据。许多中医几乎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煎熬:到底采用对病人有效有益的剂量,还是遵守药典的规定明哲保身?
所以,上海的柯雪帆老中医尽管也“知道”《伤寒论》的剂量就应该是东汉时的那个剂量。这个“知道”不但有前述考古的依据,而且还有临床实际的依据。因为炙甘草汤按照现在1两等于3克的常规用量来治疗心脏病的房颤,房颤就是无法扭转。而一旦用回东汉时的剂量,生地用到250克,剂量一变,火候就不同,房颤很快就转复成正常的心律。可是,柯老还是要强调一句:“应以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与中药学教科书所规定的常用量为依据。”不强调这一句,出问题打官司,10个柯老也不济事。
难怪过去日本学者要感叹:“汉方之不传之秘,在剂量上!”
自从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古之1两,今用1钱可也”之说后,便把张仲景的1两等于15.6克变成了1两等于3克,缩小了5倍之多!并且数百年来,已成定律。
不管你是有考古实物的证实,还是有临床实践的证明,我们的教科书和国家药典虽然一版再版,直至2005年的最新版,就是不改,仍然顽固坚持“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
这就造成如李可老中医所说的结局:习用轻剂,固然可以四平八稳,但却阉割了仲景学术的一大特色。沿袭至今,遂使中医优势变为劣势,只能“调理”身体,丢掉了危急重症的阵地。
“十八反”的歌诀之误
在中药药方配伍方面,问题也颇多。进过中药店的人常常会在店内墙上看到“十八反”的歌诀:“本草言明十八反,半楼贝蔹芨攻乌,藻戟芫遂俱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
自从金元时期医学家张子和将中药“十八反”编为歌诀以来,此后的《本草纲目》、《医宗金鉴》等本草书广为传抄,高校教材、中药专业书籍均将十八反列为中药处方的配伍禁忌,沿袭至今,被写进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取得了法律上的地位。
对“十八反”歌诀,每一个学中医的都会背得滚瓜烂熟,深恐处方时犯了配伍禁忌。笔者刚出校门做医生时,也认为反药同用,就会发生剧烈的毒性反应;会造成轻病转重、重病转危、危病即亡,因而对“十八反”戒心极重。
这样就造成了正如当代名医何绍奇所说的局面:千百年来,此歌诀父以传子,师以授徒,学校以教学生;药房见有“反药”,则拒绝配药。致使许多有“反药”的能治疑难重症的奇效良方,被束之高阁!至于医生因用“反药”救人而负屈含冤者,更不知有多少!
记得2000年最初拜李可老中医为师学习的时候,每因白天所开处方中用了附子配半夏、海藻配甘草,而于睡梦中惊出一身冷汗,直到数日后患者又来复诊,并告知病情明显好转,自己多日悬着的一颗心才落回肚子里。因为此事关乎病者生死,关乎医者饭碗,哪能不慎?
在理论上,“十八反”之说有很多可商榷的地方。
首先,“十八反”是从传统中药理论上的性味归经和功效上的相反?或是从配伍后产生新的毒性成分的现代化学成分意义上的相反?并没有从理论上讲明白。例如,半夏、贝母、瓜蒌、白蔹等同反乌头,前四种药是不同种属的植物,其功能性味主治也各异,化学成分各不相同,岂都有反乌头的道理!海藻与昆布的种属和性味主治都相同,且二者常常同用,为何海藻反甘草,而昆布不反甘草?
其次,对于“十八反”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相反”毒性甚至死亡事故,前人并没有留下具体记载,留下的只是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歌诀警句。所以,很有可能是前人在实践中把偶然发生的毒性事件当作了必然。
还有一些有大毒的峻药,即使不与其他药配伍,本身都会因用量过大,或煎服法不当,或患者体弱,而出现中毒,甚至引起死亡。因此,“十八反”之说,也可能是在上述情况下的错误判断。
尴尬的药典
从临床实践来看,历代就有许多尊重科学,敢于实践,具有临床经验的医家对“十八反”广泛应用,已使之成为一支攻克疑难顽症的利器。
古代处方中用反药者,首推“医圣”张仲景,他在甘遂半夏汤和赤丸两张处方中就甘遂配甘草、乌头配半夏。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其所著《千金方》中用反药的处方多达数十方。明代的《普济方》收载了248个反药方子,可以说是对公元15世纪以前反药方剂的总结。
正所谓用反药者,“古人立方,每每有之”。
现代有四川成都中医药大学林通国教授,一辈子从事相反、相畏药物的研究,并由此创立了中医拮抗疗法。他将十八反所有药物熔于一炉,研制出拮抗丸,可治咳嗽、肺痨、胸痹多发性硬化症等。并且以身试药,通过自己和全家人试服;同时通过动物实验,证实该药对动物内脏亦无损害。
山西名医李可所创的攻癌夺命汤,其配方就以海藻、甘草为主药,临床运用40年。
江苏名医朱良春亦从来都是有斯症用斯药,当用则用,不受“十八反”、“十九畏”之类成说的约束。
如果拘于“十八反”之说,一方面,许多古方包括张仲景的名方都得不到运用,势必使许多好的经验被废弃、失传,使中医临床失去一支攻克疑难顽症的利器;另一方面,中药配伍中很可能存在真正相反的药,它们被误用后会有中毒、甚至死亡的危险,由于拘泥“十八反”会让我们忽略它的存在,反而会阻碍对那些可能存在的、真正相反药物的进一步认识和探索。
僵化的认识与教条的思维,如果以科学、法律的面目出现,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让广大的中医药工作者尽快摆脱尴尬的两难处境,是对人民的健康真正负责的表现。
(作者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