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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贸格局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中，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经贸关系一直备受世界关注。本文首先介绍我国外贸经济运行现状，并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进行中美贸易对比分析，进而总结我国屈居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原因，并针对我国外贸产业现存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国民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但一方面高外贸依存度影响着我国适应国际环境的強度，另一方面贸易结构性失衡等问题依然存在。同时，作为世界大国，中美长期以来的贸易不平衡也值得重视。本文通过对中美贸易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中美长期存在贸易顺差的原因，并通过计算我国出口贸易国内外增加值得出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结论，进而分析原因并针对我国外贸产业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我国外贸经济运行现状
（一）高外贸依存度
如图1所示，自1995年至2019年以来，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和对外贸易依存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凸字型的趋势变化。随着2001年我国加入WTO，对外贸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凸显，出口依存度和对外贸易依存度急剧攀升，但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进而影响国际经济环境，我国的对外贸易形势也因此受到影响，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下降，并慢慢恢复到最初的水平。2019年我国出口依存度17.39%，对外贸易依存度约为31.84%。可以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处于缓步下降的趋势。
由世界银行官网数据可知，2019年日本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8.1%，美国为19.7%，世界平均水平为44%，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仍高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外贸依存度一方面说明我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很高，特别是高出口依存度说明了国际市场对我国商品的高认可度，但另一方面也隐含了我国国民经济深受国际外部环境牵制，同时遭遇国外反倾销和调查的经济摩擦也开始增多。
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国内市场，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外贸依存度仍高于日本、美国，这与我国商品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大，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过低，以及长期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相关。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外贸依存度有所下降，但我国外贸依然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抗风险能力较低。
（二）贸易出口结构性失衡
我国的高外贸出口主要表现为加工贸易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上，这种低附加值的产业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低位的状况亟需改善。图2显示的是我国贸易出口结构，加工贸易作为我国外贸出口中最主要的贸易方式，连续多年在外向型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远超一般贸易方式。直至2011年底，一般贸易出口首次超过加工贸易，成为拉动出口的主要力量，预示着我国外贸结构优化转型的初显。从出口产品类型看，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一直是外贸出口主力，2019年更是达到了58.39%的高占比，而高新技术产品总体上虽有小幅增长，但整体拉力不足，贡献价值还有待发掘。
三、中美贸易关系对比分析
（一）两种统计口径下的中美贸易逆差比较
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采取产业间分工，出口国主要以最终品形态出口商品，进而满足进口国的直接消费，这一生产模式使得完整的产业链条几乎全部位于某一出口国内部。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要素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跨国公司的建立推动生产链条逐渐开始跨越国界，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之间劳动力成本的差异也成为新的驱动因素，这些共同推动以中间品形态出口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内分工模式的出现。进入21世纪，生产工序进一步被分割，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国家，产品内工序贸易模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形态，这标志着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的形成。
各个国家或地区由于产业结构、比较优势不同，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环节也有所不同，整条价值链可用“微笑曲线”来表达，如图3。通常发达国家占据曲线两头高端的研发与营销环节，发展中国家屈居中间的低端环节，从事加工、装配等活动。总值口径统计的贸易差额只考虑终端产品的贸易额，无法体现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因此GVC体系下的增加值口径更能体现出各经济体在整个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贡献值。因此我们定义“贸易价值差额”来表示某国一定时期内的出口商品增加值与进口商品增加值之间的差额。当进口增加值大于出口增加值，就称“贸易价值逆差”，反之称“贸易价值顺差”。这样的核算更符合各个国家的真实贸易水平以及获利情况。
全球价值链和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数据库显示，自2010-2018年，由增加值口径统计的美中贸易价值逆差与由总值口径统计的美中贸易额逆差相比，二者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从表1可以看出，增加值口径下的美中贸易逆差和总值口径下的逆差相比大幅度下降。2010-2018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以总值统计由1812亿美元提高至3233亿美元，而以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仅从788亿美元提高到1971亿美元，与以总值统计相比降低了56.50%和39.03%。
上述数据表明，美中两国的确存在持续的贸易逆差，但两国贸易逆差在总值口径下被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失衡存在多方面原因。其一，由于中美的发展阶段不同，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也不尽相同，美国基于比较优势实行的制造业转移战略使得国内基础消费品的生产满足不了国内庞大的需求。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则承接了这些产品的生产。
中国是世界上电子产品的主要加工组装地之一，根据海关总署统计，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电子产品与向美国出口的电子产品有明显差异。从美国进口的电子类商品主要是用于加工贸易出口生产;而出口至美国的电子产品则大多数为制成品，如电脑整机等。中国的加工贸易使得出口额的计算包含了大部分应归属于产业链上游的价值，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美贸易的长期顺差。同时，中美两国居民的消费储蓄习惯也不尽相同，美国金融业发展历史较长，美国人民对于信贷消费，超前消费接受程度高。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能够保证美国在经常性项目逆差的情况下，通过铸币税或对外债务来平衡国际收支。这些都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 （二）中美服务贸易逆差显著
如图4所示，美国向中国出口服务贸易额自2005年以来逐年攀升，2019年达到565亿美元，增长超过六倍;美国从中国进口服务贸易额增长相对缓慢，2019年的贸易额达到201亿美元，增长近3倍。由柱状图能够明显看出两国贸易逆差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根据BEA（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如表3所示，2019年美国对中国服务出口的前五大行业分别为旅游、运输、知识产权使用费、其他商业服务以及金融。分别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1.38%、9.81%、14.4%、7.23%和8.46%。其中旅游业所占份额最大，这与美國丰富的自然文化资源、旅游基础设施完善以及政府重视并扶持密切相关。知识产权使用费占比排名第二，这有赖于美国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以及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浓厚。除此之外的其他部门，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表现相对平衡。
2019年，中国对美国服务出口的前五大行业分别为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通讯计算机和信息以及金融。前三名分别占服务出口总额的35.68%、28.12% 和18.16%。中国对美国主要的服务出口行业集中在传统行业。但近年来，在新型服务业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也有较大增长，体现在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出口领域。这与我国近年来鼓励高新技术以及金融业的发展有关。此外，通过表3可知，2019年我国在保险、通讯和其他商业服务领域对美国存在顺差，显示出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力正不断提升。
（三）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
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外出口贸易价值可以分为国内附加值和国外附加值两部分。国内附加值指的是可以计入本国GDP的部分，国外附加值指的是由国外企业创造的价值，不能计入本国GDP，因此国内附加值衡量了出口贸易对国内的贡献程度。国内附加值比重高，显示出国内企业处于价值链核心环节，生产的产品具有较高附加值;国外附加值比重高，显示出国内企业对产业链上游的零部件或高技术半成品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数据库的数据，2019年中国商品出口贸易总额为40794亿美元，其中国内附加值28741亿美元，占比70.45%。
分制造业部门来看，如表2所示，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煤炭采选产品、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国内附加值较高，占总出口价值的80%以上;而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电气机械和器材等高技术行业产品出口贸易的国内附加值较低，占总出口价值不到70%。
分贸易类型来看，一般贸易的国内附加值较高，加工贸易的国内附加值较低。如表2所示，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如合成材料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行业货物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含量非常低，反映出我国高端制造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地位。
四、我国屈居价值链低端的主要原因
（一）产业链关联度低
过去40年来，内地企业承接的主要是区域外劳动密集型、低成本依赖型的产业转移，这种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使得我国严重依赖外来中间品，国内的原材料及零部件的利用率不高，这样造成我国产业链上游领域空置。而对于具有高附加值的下游自主品牌与相关服务，我国大部分企业没有长期塑造品牌的观念，对培育自主品牌更是缺乏激励和动力。因此我国企业从事的主要是价值链中游的贴牌生产服务，仅赚取其中的代加工费。由此形成了上游无研发设计、下游无品牌服务的低端产业链。这说明整个地区的产业规划、产品配套工作落后，关联产业和支持产业比较缺乏，自身无法形成一个高效、高附加值的价值体系。
（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加工贸易为主的现状使得大多数企业都停留在加工生产环节，产品整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水平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广东省（尤其珠三角城市群）的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代表，也是广东省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虽然珠三角的技术创新能力正在逐步培养，但仍存在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文化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弱
文化密集型产业即生产或者销售文化密集型产品的产业。文化密集型产品是指包括较多文化色彩或文化内涵的各种产品。文化含量高的产品同样也有较高的附加值，能够取得较高的利润率。虽然我国部分城市对文化密集型产业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但发展速度和竞争能力尚嫌不足。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意识不足，对我国传统文化经济价值的开发重视度不高，再加上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往往企业只是短暂地利用文化噱头，却很少能够坚持深入地发掘和经营;同时也引发了融资难的问题，很难实现市场化。二是人才缺乏。文化密集型产业近几年慢慢才开始被重视，有关这个方向的专业人才培育还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创新意识的培养和专业技能的培训都跟不上时代的需求。
（四）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
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起步相对较晚，这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一般来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与成熟能为第三产业创造发展条件，我国一直以来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推动工业化进程，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我国目前的服务业还集中在传统生活性服务业如餐饮业、旅游业、住宿业等领域。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技术服务业如金融、法律、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服务业等领域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同时，我国的服务业缺少国际知名品牌，制约了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道路。
五、跃升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对策建议
（一）完备价值链配套体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政府要完善对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服务，同时充分利用本地产业集群的外溢效应，带动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加强研发设计、质量认证、升级换代服务等工作，以此增强核心环节的竞争力，引领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的升级浪潮。一方面，这需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优化技术服务环节。另一方面应加大科教文化投入，积极调动所有科技创新的主体，还可成立科技成果开发及转化中心，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具有突破性和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
（二）继续坚持扩大开放，参与国际新规则制订
坚持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继续实施积极的贸易和投资政策，配合“一带一路”国际倡议，鼓励更多优质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以此向沿线国家推广我国的规范与标准化体系。同时，能够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销售。政府应健全产业标准，规范产品市场和企业经营秩序，通过政府推动、行业协会组织、企业集群等模式，集中资源培育大企业和名牌产品，共同树立本地主要特色产品或产业的品牌形象。既可以在我国已有成就的领域推广中国标准和品牌，如基础设施建设、机械制造等;也可以在尚未形成国际标准的新兴产业，如区块链等领域发挥我国的先动优势，主动参与和引领国际标准的建立。
（三）鼓励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提升文化密集型产业竞争力
高附加值的产业除了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有文化密集型产业。鼓励出口文化密集型产品不仅能够提高附加值，还能传扬中国文化元素，推广中国标准规范。打造民族文化产品，首先要重视城市的文化品质。充分发掘历史文化传统，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市民的文化素质，打造富有个性的城市文化，并由此打造独特的企业文化。此外，要加强文化密集型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与嵌入，充分利用本地的各种发展要素，培育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链，依据文化产业运行规律和运作机制，充分认识文化产业思想价值、教育功能与审美作用，挖掘商业、经济、实用和娱乐等方面价值，才能使文化密集型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缩小服务贸易逆差，着重发展现代服务业
首先，要为现代服务业提供一个充满激励和认可的发展空间。与传统服务业区分开来，现代服务业应当具有自身的一套标准，指引其健康有序地发展。其次，应培育和引进一批高端服务业人才，鼓励高校开设高端服务业专业，为企业输送应用型人才。此外，还应创新推出传统服务业转型机制、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整合延伸策略等，鼓励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加快技术转化率，加大成果落地可能性。最后不得不提的一项是知识产权服务，要高度重视专利、版权、商标、著作权、软件等产权的咨询、认定及后续的一系列法律维护工作，坚决抵制不正当竞争。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国民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但一方面高外贸依存度影响着我国适应国际环境的強度，另一方面贸易结构性失衡等问题依然存在。同时，作为世界大国，中美长期以来的贸易不平衡也值得重视。本文通过对中美贸易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中美长期存在贸易顺差的原因，并通过计算我国出口贸易国内外增加值得出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结论，进而分析原因并针对我国外贸产业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我国外贸经济运行现状
（一）高外贸依存度
如图1所示，自1995年至2019年以来，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和对外贸易依存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凸字型的趋势变化。随着2001年我国加入WTO，对外贸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凸显，出口依存度和对外贸易依存度急剧攀升，但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进而影响国际经济环境，我国的对外贸易形势也因此受到影响，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下降，并慢慢恢复到最初的水平。2019年我国出口依存度17.39%，对外贸易依存度约为31.84%。可以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处于缓步下降的趋势。
由世界银行官网数据可知，2019年日本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8.1%，美国为19.7%，世界平均水平为44%，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仍高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外贸依存度一方面说明我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很高，特别是高出口依存度说明了国际市场对我国商品的高认可度，但另一方面也隐含了我国国民经济深受国际外部环境牵制，同时遭遇国外反倾销和调查的经济摩擦也开始增多。
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国内市场，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外贸依存度仍高于日本、美国，这与我国商品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大，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过低，以及长期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相关。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外贸依存度有所下降，但我国外贸依然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抗风险能力较低。
（二）贸易出口结构性失衡
我国的高外贸出口主要表现为加工贸易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上，这种低附加值的产业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低位的状况亟需改善。图2显示的是我国贸易出口结构，加工贸易作为我国外贸出口中最主要的贸易方式，连续多年在外向型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远超一般贸易方式。直至2011年底，一般贸易出口首次超过加工贸易，成为拉动出口的主要力量，预示着我国外贸结构优化转型的初显。从出口产品类型看，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一直是外贸出口主力，2019年更是达到了58.39%的高占比，而高新技术产品总体上虽有小幅增长，但整体拉力不足，贡献价值还有待发掘。
三、中美贸易关系对比分析
（一）两种统计口径下的中美贸易逆差比较
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采取产业间分工，出口国主要以最终品形态出口商品，进而满足进口国的直接消费，这一生产模式使得完整的产业链条几乎全部位于某一出口国内部。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要素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跨国公司的建立推动生产链条逐渐开始跨越国界，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之间劳动力成本的差异也成为新的驱动因素，这些共同推动以中间品形态出口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内分工模式的出现。进入21世纪，生产工序进一步被分割，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国家，产品内工序贸易模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形态，这标志着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的形成。
各个国家或地区由于产业结构、比较优势不同，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环节也有所不同，整条价值链可用“微笑曲线”来表达，如图3。通常发达国家占据曲线两头高端的研发与营销环节，发展中国家屈居中间的低端环节，从事加工、装配等活动。总值口径统计的贸易差额只考虑终端产品的贸易额，无法体现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因此GVC体系下的增加值口径更能体现出各经济体在整个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贡献值。因此我们定义“贸易价值差额”来表示某国一定时期内的出口商品增加值与进口商品增加值之间的差额。当进口增加值大于出口增加值，就称“贸易价值逆差”，反之称“贸易价值顺差”。这样的核算更符合各个国家的真实贸易水平以及获利情况。
全球价值链和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数据库显示，自2010-2018年，由增加值口径统计的美中贸易价值逆差与由总值口径统计的美中贸易额逆差相比，二者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从表1可以看出，增加值口径下的美中贸易逆差和总值口径下的逆差相比大幅度下降。2010-2018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以总值统计由1812亿美元提高至3233亿美元，而以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仅从788亿美元提高到1971亿美元，与以总值统计相比降低了56.50%和39.03%。
上述数据表明，美中两国的确存在持续的贸易逆差，但两国贸易逆差在总值口径下被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失衡存在多方面原因。其一，由于中美的发展阶段不同，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也不尽相同，美国基于比较优势实行的制造业转移战略使得国内基础消费品的生产满足不了国内庞大的需求。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则承接了这些产品的生产。
中国是世界上电子产品的主要加工组装地之一，根据海关总署统计，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电子产品与向美国出口的电子产品有明显差异。从美国进口的电子类商品主要是用于加工贸易出口生产;而出口至美国的电子产品则大多数为制成品，如电脑整机等。中国的加工贸易使得出口额的计算包含了大部分应归属于产业链上游的价值，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美贸易的长期顺差。同时，中美两国居民的消费储蓄习惯也不尽相同，美国金融业发展历史较长，美国人民对于信贷消费，超前消费接受程度高。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能够保证美国在经常性项目逆差的情况下，通过铸币税或对外债务来平衡国际收支。这些都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 （二）中美服务贸易逆差显著
如图4所示，美国向中国出口服务贸易额自2005年以来逐年攀升，2019年达到565亿美元，增长超过六倍;美国从中国进口服务贸易额增长相对缓慢，2019年的贸易额达到201亿美元，增长近3倍。由柱状图能够明显看出两国贸易逆差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根据BEA（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如表3所示，2019年美国对中国服务出口的前五大行业分别为旅游、运输、知识产权使用费、其他商业服务以及金融。分别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1.38%、9.81%、14.4%、7.23%和8.46%。其中旅游业所占份额最大，这与美國丰富的自然文化资源、旅游基础设施完善以及政府重视并扶持密切相关。知识产权使用费占比排名第二，这有赖于美国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以及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浓厚。除此之外的其他部门，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表现相对平衡。
2019年，中国对美国服务出口的前五大行业分别为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通讯计算机和信息以及金融。前三名分别占服务出口总额的35.68%、28.12% 和18.16%。中国对美国主要的服务出口行业集中在传统行业。但近年来，在新型服务业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也有较大增长，体现在金融服务和知识产权出口领域。这与我国近年来鼓励高新技术以及金融业的发展有关。此外，通过表3可知，2019年我国在保险、通讯和其他商业服务领域对美国存在顺差，显示出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力正不断提升。
（三）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
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外出口贸易价值可以分为国内附加值和国外附加值两部分。国内附加值指的是可以计入本国GDP的部分，国外附加值指的是由国外企业创造的价值，不能计入本国GDP，因此国内附加值衡量了出口贸易对国内的贡献程度。国内附加值比重高，显示出国内企业处于价值链核心环节，生产的产品具有较高附加值;国外附加值比重高，显示出国内企业对产业链上游的零部件或高技术半成品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数据库的数据，2019年中国商品出口贸易总额为40794亿美元，其中国内附加值28741亿美元，占比70.45%。
分制造业部门来看，如表2所示，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煤炭采选产品、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国内附加值较高，占总出口价值的80%以上;而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电气机械和器材等高技术行业产品出口贸易的国内附加值较低，占总出口价值不到70%。
分贸易类型来看，一般贸易的国内附加值较高，加工贸易的国内附加值较低。如表2所示，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如合成材料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行业货物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含量非常低，反映出我国高端制造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地位。
四、我国屈居价值链低端的主要原因
（一）产业链关联度低
过去40年来，内地企业承接的主要是区域外劳动密集型、低成本依赖型的产业转移，这种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使得我国严重依赖外来中间品，国内的原材料及零部件的利用率不高，这样造成我国产业链上游领域空置。而对于具有高附加值的下游自主品牌与相关服务，我国大部分企业没有长期塑造品牌的观念，对培育自主品牌更是缺乏激励和动力。因此我国企业从事的主要是价值链中游的贴牌生产服务，仅赚取其中的代加工费。由此形成了上游无研发设计、下游无品牌服务的低端产业链。这说明整个地区的产业规划、产品配套工作落后，关联产业和支持产业比较缺乏，自身无法形成一个高效、高附加值的价值体系。
（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加工贸易为主的现状使得大多数企业都停留在加工生产环节，产品整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水平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广东省（尤其珠三角城市群）的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代表，也是广东省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虽然珠三角的技术创新能力正在逐步培养，但仍存在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文化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弱
文化密集型产业即生产或者销售文化密集型产品的产业。文化密集型产品是指包括较多文化色彩或文化内涵的各种产品。文化含量高的产品同样也有较高的附加值，能够取得较高的利润率。虽然我国部分城市对文化密集型产业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但发展速度和竞争能力尚嫌不足。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意识不足，对我国传统文化经济价值的开发重视度不高，再加上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往往企业只是短暂地利用文化噱头，却很少能够坚持深入地发掘和经营;同时也引发了融资难的问题，很难实现市场化。二是人才缺乏。文化密集型产业近几年慢慢才开始被重视，有关这个方向的专业人才培育还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创新意识的培养和专业技能的培训都跟不上时代的需求。
（四）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
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起步相对较晚，这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一般来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与成熟能为第三产业创造发展条件，我国一直以来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推动工业化进程，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我国目前的服务业还集中在传统生活性服务业如餐饮业、旅游业、住宿业等领域。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技术服务业如金融、法律、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服务业等领域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同时，我国的服务业缺少国际知名品牌，制约了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道路。
五、跃升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对策建议
（一）完备价值链配套体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政府要完善对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服务，同时充分利用本地产业集群的外溢效应，带动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加强研发设计、质量认证、升级换代服务等工作，以此增强核心环节的竞争力，引领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的升级浪潮。一方面，这需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优化技术服务环节。另一方面应加大科教文化投入，积极调动所有科技创新的主体，还可成立科技成果开发及转化中心，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具有突破性和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
（二）继续坚持扩大开放，参与国际新规则制订
坚持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继续实施积极的贸易和投资政策，配合“一带一路”国际倡议，鼓励更多优质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以此向沿线国家推广我国的规范与标准化体系。同时，能够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拓宽产品销售渠道，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销售。政府应健全产业标准，规范产品市场和企业经营秩序，通过政府推动、行业协会组织、企业集群等模式，集中资源培育大企业和名牌产品，共同树立本地主要特色产品或产业的品牌形象。既可以在我国已有成就的领域推广中国标准和品牌，如基础设施建设、机械制造等;也可以在尚未形成国际标准的新兴产业，如区块链等领域发挥我国的先动优势，主动参与和引领国际标准的建立。
（三）鼓励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提升文化密集型产业竞争力
高附加值的产业除了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有文化密集型产业。鼓励出口文化密集型产品不仅能够提高附加值，还能传扬中国文化元素，推广中国标准规范。打造民族文化产品，首先要重视城市的文化品质。充分发掘历史文化传统，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市民的文化素质，打造富有个性的城市文化，并由此打造独特的企业文化。此外，要加强文化密集型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与嵌入，充分利用本地的各种发展要素，培育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链，依据文化产业运行规律和运作机制，充分认识文化产业思想价值、教育功能与审美作用，挖掘商业、经济、实用和娱乐等方面价值，才能使文化密集型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缩小服务贸易逆差，着重发展现代服务业
首先，要为现代服务业提供一个充满激励和认可的发展空间。与传统服务业区分开来，现代服务业应当具有自身的一套标准，指引其健康有序地发展。其次，应培育和引进一批高端服务业人才，鼓励高校开设高端服务业专业，为企业输送应用型人才。此外，还应创新推出传统服务业转型机制、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整合延伸策略等，鼓励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加快技术转化率，加大成果落地可能性。最后不得不提的一项是知识产权服务，要高度重视专利、版权、商标、著作权、软件等产权的咨询、认定及后续的一系列法律维护工作，坚决抵制不正当竞争。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