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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企业大面积的倒闭现象，但已经有五六家企业不堪成本重负而倒闭或者企业负责人逃走，不少中小企业处于半停工状况。
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现行的政策和外部环境都有必然的联系，企业现在普遍觉得生存的压力非常大。我在5月曾经说过：“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如果外部环境得不到改善，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
这个问题我不是特指温州或者浙江，而是指全国，因为不仅仅是温州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都一样，最近全国工商联调研的报告已经印证了，全国中小企业现在大都陷入困境，温州只是一个风向标。
正规融资渠道贷款难
自2010年初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来，截至6月14日，央行已连续12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也达到21.5%的高位，冻结了银行大量的资金，其放贷能力备受制约。
现在正规的渠道能借到钱的利率也在不断地攀高，实际上升到年利率30%左右，虽然国家规定的贷款利率没这么高，但银行通过各种名目来增加利息。
一种方式是变相提高贷款利息，比如说银行借给你1000万元，需要你先存300万元在银行，这笔钱你是不能动的，也是没有利息的（即使有也是低息的），相应产生的利息会被分摊到实际使用的700万元资金里面去了。等于提高了实际贷款利息，你借出来的也是“高利贷”。
另一种方式是银行变相要求借贷人购买各种各样的基金，名目繁多，这样实际上正规企业借出来的资金利率也已经达到月息1分到1分2，甚至1分5左右，企业的压力比较大的，融资成本也就增加了。
金融机构高企的利率对应的是稀缺的信贷资源，即使企业乐于接受这一贷款成本，但也不见得都能获得贷款，大部分中小企业根本无法入银行的“法眼”。转向民间借贷成了无奈之举。这其中，弱势的中小企业又是受冲击最为明显的群体。
温州一家高科技企业，颇具成长性。这家企业2009年获得银行几千万元贷款的扶持，新上马多条流水线，生产能力也达到之前的十倍。但随着信贷政策的收紧，银行又开始收紧对这家企业的信贷支持，而新上马的生产线投资仍未回收。
由于资金非常紧张，这家企业只能转向利率高企的民间借贷填补银行信贷收紧的资金短缺。据悉，目前其在民间融资规模已经达到1000万元，尽管借期偏长，但月息也高达3分以上，意味着1000万元的借款，一年将支付360万元以上的融资成本。就算属于高科技企业，利润率也难以覆盖这一成本。
而1000万元的民间借贷也许还不能完全解决其资金缺口，如果银行进一步收紧贷款，这家企业唯一的出路就是进一步求助民间借贷，背负高昂的利率成本，生存状况更为艰难，直接面临倒闭的风险。
不少企业也曾有类似的遭遇。有的是贷款到期后，尽管银行与其签订合同并表示：还款之后，还会与之续贷。但当企业借高利贷还款之后，银行则可能以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信贷资金紧张为由，延缓续贷，而此时企业只能借更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还掉前期的借款，背负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短期的“高利贷”很大一部分是企业借作此类过桥之用，这意味着，一旦银行延缓放贷，那么很多企业都会面临高昂的过桥贷款成本。这直接威胁着企业的生存。
民间借贷成本高昂
民间借贷融资成本是比较高的。比如你需要500万元的资金，借期在1～3个月，如果找到民间投资机构，通常会要求你有资产抵押，而且资产估值不能超过借款数额。当然最关键的是利息，尽管在民间借贷中1～3个月的借期并不算短，但民间投资机构的报价至少是月息6分，按目前的情况，8分甚至1毛都有可能。
报出这个利息也是有他的道理的，这些投资机构集结的资金成本便要3分，与此同时还有公司运营费用也要1分，即使收取6分的借款利息，其所得利润也只有其中的2分。
6分或者8分的月息，折合成年利率则高达72%或96%，依照最高利率不能超过基准利率4倍为界，这些都属于“高利贷”，这对非暴利行业且经营正规的企业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如果你的借期是1年、3年或者更长期，这种长期贷款的月息也要3分左右。
自2010年10月以来，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利率便一路走高。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统计，目前温州中介民间借贷机构年化最高利率已经达到40%左右。实际上，官方的监测统计应该低于实际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数据来源于众多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等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这些被检测对象自身很可能也是“高利贷”的供给者，对于自己的不正规经营，透露给官方的信息还是会有所保留。
求助民间借贷，并能及时获得续贷的企业或许会借此解决燃眉之急，并赢来转机，但对于另一部分遭遇银行削减融资额的企业而言，借助利率高企的民间借贷融资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如今的实体企业，利润率也许只有3%～5%，对于他们来说，别说8分、6分甚至2分的月息都难以承受。但又不得不借，不借就可能马上倒闭，而借还存在转机的可能。短期借高利贷还可以，但长期对于企业而言必然是致命的。在温州，关于企业主无力偿还高利贷而“跑路”的例子并不鲜见。
借贷双方的风险隐忧
高收益对应高风险，企业的融资困境对于民间借贷机构是机遇，但也是挑战。一旦风险集聚并爆发，包括陷入高利贷泥潭的企业自身，以及众多资金供给者都有可能成为风险爆发的牺牲品。
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0年底进行的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即显示，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个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数量比企业多；从企业看，被调查的6家大型企业中仅1家参与了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则有60%左右的企业参与其中。
比如一位温州中小企业老板就曾表示，包括他自己，他所在的圈子有80%以上的人涉足民间借贷。这些人并非直接放贷，而是把钱以1.5～3分的月息给某些中介机构，由中介机构对外放贷。
在这些中介公司中，值得提醒的是担保公司。如今担保市场似乎有一个成形的链条：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个人，而是要求借款人找担保公司做担保，担保公司从中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这个链条看起来很正常，实际上，很多担保公司看中的不是一点服务费，而是直接取代了银行放起了贷款，不同的是一些担保公司放的根本就是高利贷。
此类担保公司最大的风险就是资金链断裂问题，由于担保公司以“理财”的名义吸引来的民间资金本身利息就很高，必然要寻找更高利息的贷款下家，一旦投资项目出现风险，势必引起整个利益链条的崩断。
风险的隐忧并不止步于个人、实体企业或民间借贷机构，且可能延伸至银行。
一些民间借贷融出的资金不排除来源于银行，这些企业借助其自身的实力从银行低价获取资金，再转借给其他企业，无形中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链条及其成本。
总体来说，民间借贷机构对企业融资积极面更大，但也要进一步引导当地民间借贷机构走向阳光化，纳入监管体系，以减少高利贷的存在以及引发风险的可能。
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现行的政策和外部环境都有必然的联系，企业现在普遍觉得生存的压力非常大。我在5月曾经说过：“如果目前的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如果外部环境得不到改善，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
这个问题我不是特指温州或者浙江，而是指全国，因为不仅仅是温州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都一样，最近全国工商联调研的报告已经印证了，全国中小企业现在大都陷入困境，温州只是一个风向标。
正规融资渠道贷款难
自2010年初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来，截至6月14日，央行已连续12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也达到21.5%的高位，冻结了银行大量的资金，其放贷能力备受制约。
现在正规的渠道能借到钱的利率也在不断地攀高，实际上升到年利率30%左右，虽然国家规定的贷款利率没这么高，但银行通过各种名目来增加利息。
一种方式是变相提高贷款利息，比如说银行借给你1000万元，需要你先存300万元在银行，这笔钱你是不能动的，也是没有利息的（即使有也是低息的），相应产生的利息会被分摊到实际使用的700万元资金里面去了。等于提高了实际贷款利息，你借出来的也是“高利贷”。
另一种方式是银行变相要求借贷人购买各种各样的基金，名目繁多，这样实际上正规企业借出来的资金利率也已经达到月息1分到1分2，甚至1分5左右，企业的压力比较大的，融资成本也就增加了。
金融机构高企的利率对应的是稀缺的信贷资源，即使企业乐于接受这一贷款成本，但也不见得都能获得贷款，大部分中小企业根本无法入银行的“法眼”。转向民间借贷成了无奈之举。这其中，弱势的中小企业又是受冲击最为明显的群体。
温州一家高科技企业，颇具成长性。这家企业2009年获得银行几千万元贷款的扶持，新上马多条流水线，生产能力也达到之前的十倍。但随着信贷政策的收紧，银行又开始收紧对这家企业的信贷支持，而新上马的生产线投资仍未回收。
由于资金非常紧张，这家企业只能转向利率高企的民间借贷填补银行信贷收紧的资金短缺。据悉，目前其在民间融资规模已经达到1000万元，尽管借期偏长，但月息也高达3分以上，意味着1000万元的借款，一年将支付360万元以上的融资成本。就算属于高科技企业，利润率也难以覆盖这一成本。
而1000万元的民间借贷也许还不能完全解决其资金缺口，如果银行进一步收紧贷款，这家企业唯一的出路就是进一步求助民间借贷，背负高昂的利率成本，生存状况更为艰难，直接面临倒闭的风险。
不少企业也曾有类似的遭遇。有的是贷款到期后，尽管银行与其签订合同并表示：还款之后，还会与之续贷。但当企业借高利贷还款之后，银行则可能以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信贷资金紧张为由，延缓续贷，而此时企业只能借更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还掉前期的借款，背负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短期的“高利贷”很大一部分是企业借作此类过桥之用，这意味着，一旦银行延缓放贷，那么很多企业都会面临高昂的过桥贷款成本。这直接威胁着企业的生存。
民间借贷成本高昂
民间借贷融资成本是比较高的。比如你需要500万元的资金，借期在1～3个月，如果找到民间投资机构，通常会要求你有资产抵押，而且资产估值不能超过借款数额。当然最关键的是利息，尽管在民间借贷中1～3个月的借期并不算短，但民间投资机构的报价至少是月息6分，按目前的情况，8分甚至1毛都有可能。
报出这个利息也是有他的道理的，这些投资机构集结的资金成本便要3分，与此同时还有公司运营费用也要1分，即使收取6分的借款利息，其所得利润也只有其中的2分。
6分或者8分的月息，折合成年利率则高达72%或96%，依照最高利率不能超过基准利率4倍为界，这些都属于“高利贷”，这对非暴利行业且经营正规的企业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如果你的借期是1年、3年或者更长期，这种长期贷款的月息也要3分左右。
自2010年10月以来，温州地区民间借贷利率便一路走高。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统计，目前温州中介民间借贷机构年化最高利率已经达到40%左右。实际上，官方的监测统计应该低于实际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数据来源于众多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等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这些被检测对象自身很可能也是“高利贷”的供给者，对于自己的不正规经营，透露给官方的信息还是会有所保留。
求助民间借贷，并能及时获得续贷的企业或许会借此解决燃眉之急，并赢来转机，但对于另一部分遭遇银行削减融资额的企业而言，借助利率高企的民间借贷融资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如今的实体企业，利润率也许只有3%～5%，对于他们来说，别说8分、6分甚至2分的月息都难以承受。但又不得不借，不借就可能马上倒闭，而借还存在转机的可能。短期借高利贷还可以，但长期对于企业而言必然是致命的。在温州，关于企业主无力偿还高利贷而“跑路”的例子并不鲜见。
借贷双方的风险隐忧
高收益对应高风险，企业的融资困境对于民间借贷机构是机遇，但也是挑战。一旦风险集聚并爆发，包括陷入高利贷泥潭的企业自身，以及众多资金供给者都有可能成为风险爆发的牺牲品。
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0年底进行的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即显示，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个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数量比企业多；从企业看，被调查的6家大型企业中仅1家参与了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则有60%左右的企业参与其中。
比如一位温州中小企业老板就曾表示，包括他自己，他所在的圈子有80%以上的人涉足民间借贷。这些人并非直接放贷，而是把钱以1.5～3分的月息给某些中介机构，由中介机构对外放贷。
在这些中介公司中，值得提醒的是担保公司。如今担保市场似乎有一个成形的链条：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个人，而是要求借款人找担保公司做担保，担保公司从中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这个链条看起来很正常，实际上，很多担保公司看中的不是一点服务费，而是直接取代了银行放起了贷款，不同的是一些担保公司放的根本就是高利贷。
此类担保公司最大的风险就是资金链断裂问题，由于担保公司以“理财”的名义吸引来的民间资金本身利息就很高，必然要寻找更高利息的贷款下家，一旦投资项目出现风险，势必引起整个利益链条的崩断。
风险的隐忧并不止步于个人、实体企业或民间借贷机构，且可能延伸至银行。
一些民间借贷融出的资金不排除来源于银行，这些企业借助其自身的实力从银行低价获取资金，再转借给其他企业，无形中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链条及其成本。
总体来说，民间借贷机构对企业融资积极面更大，但也要进一步引导当地民间借贷机构走向阳光化，纳入监管体系，以减少高利贷的存在以及引发风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