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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封建社会是等级非常森严的社会，官与民或朝与野是完全不平等的。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中，仍有许多开明的皇帝、开明的大臣，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的道理，所以在执政时期能够尽可能地调查和考虑民间疾苦，认真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从而调整政策，使社会能够稳定和发展。
西汉昭帝时期，为了探讨和确定利国利民的政策，就发生过一次认真倾听民间声音的朝野对话。这是一场高规格、高质量的政策大辩论。与会者无论在朝在野，都是平等的，所以都能做到畅所欲言，从而全面探讨现行政策的得失，帮助制定出正确的国策，最后带来“昭宣中兴”的局面。这次朝野平等对话，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盐铁会议”。郎官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详细记录，编成《盐铁论》[2]一书。
一、召开“盐铁会议”的背景
召开“盐铁会议”的背景是：汉之前是秦，秦是推行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什么都管，连学校也是官办。在这种体制之下，国富民穷实属必然；汉初行黄老之道，予民休息，无为而治，经济很快恢复。但是，天下砥定后，汉武帝雄心勃勃，不仅要征匈奴，还要扩版图，政府开支日增，于是便推出国家专卖政策，对“关键行业”如盐、铁的开采和相关的制造业实行国家垄断，并设平准均输官，保证官库充实。相对汉初的黄老之道，汉武帝搞的是“国进民退”，于是又出现秦亡之前的国富民穷现象，民间反对之声日烈。汉武帝在驾崩之前三年，对过去自己的好大喜功也有了认识，还作了检讨，并下达了类似“罪己诏”的“轮台诏令” [3]，要求改变内外政策，回归旧法。但是，在汉武帝身后，一批在国家垄断政策时期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却不愿意改变垄断政策，于是，朝廷里遂有两派意见。
汉武帝死后，年仅6岁的昭帝继位，霍光辅政。后者要推行“轮台诏令”，又不能不正视朝廷里有两派意见这个重要矛盾。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为统一政见，霍光根据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由昭帝下诏，邀请全国各地推举贤良、文学之士六十多人，集中到首都开会，讨论民间有什么疾苦，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
贤良是已经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是在某种学问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他们都不是国家的官吏，而属于民间的知名人士。参加这次会议的六十多名贤良文学中，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前一个阶段是正式的讨论会。会议结束之后，贤良文学要返回郡国时，向丞相和御史大夫辞行，因为前一阶段讨论激烈，言犹未尽，所以在辞行的时候，又接着进行了辩论。这后一个阶段可以算是非正式的讨论会。据发言记录看，后段也有前段的一半长，可见官方的态度很认真，是一次真正的朝野平等对话，并非敷衍了事、尽快草草收场那种。
丞相田千秋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的时候，讲一些折中调解的话。官方辩论团队由桑弘羊带头，因为大部分有关的经济政策都是他在当大司农之时倡议制定的；尽管会议召开之时，他已升作御史大夫，管监察。桑弘羊共发言114次。参加会议的还有丞相府的属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他们是作为田千秋和桑弘羊的助手参加的；但在会上御史也发言19次，丞相史发言15次。与此梅花间竹的，就是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那方的百多次诘问、分析和批判发言。
二、“盐铁会议”争论的问题
“盐铁会议”所讨论的涉及面很广，有政治问题，如应重刑罚还是重德教；有军事问题，如抗击匈奴好还是与之和亲好；更多的是讨论汉武帝时代所施行的盐铁、均输、酒榷、币制、算缗告缗等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的得失。归纳起来，这次会议辩论的主要是以下三大问题：
一是关于盐铁专营的问题。贤良文学认为，盐铁官营等政策是民间疾苦的根源所在。在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法官商“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盐铁论·刺权》，以下所引本书只注篇名），大发横财。由于铁器质量低劣，“割草不痛”，价钱又贵，农民不愿使用，以致出现了“木耕手耨”的现象；而官府经营的食盐也有苦味，人民只好“淡食”（《水旱》）。贤良文学们认为，这实际上是政府、官吏在与民争利，因而主张罢盐铁、酒榷、均输等官营事业。桑弘羊也承认在盐铁官营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流弊，致使“民烦苦之”，却认为这些流弊只是由于“吏或不良，禁令不行”（《复古》）造成的，是执行的问题，而并非政策本身的问题。
二是关于同匈奴和战的问题。武帝时期对匈奴的连年征战，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4]，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贤良文学据此认为，对待匈奴，用战争的形式不如用和亲的形式，只要用仁义引导感化他们，就能避免匈奴的骚扰，维护北方和平的局面。他们主张“罢关梁，除障塞”（《世务》）， “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击之》）。桑弘羊在回顾汉与匈奴关系的历史后指出，匈奴“反复无信，百约百叛”（《和亲》） ，经过连年战争，匈奴虽然“挫折远遁”（《诛秦》），但并没有真正降服。只有通过武力打击，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
三是关于法治和德治的问题。贤良文学针对武帝末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现象，指出如果单靠酷刑镇压，就会走上亡秦之路，汉王朝的统治也不会长久。他们主张推行德治政策，加强思想统治，先“礼”后“法”，“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周秦》）桑弘羊则坚持认为，必须实行严刑峻法，“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刑德》）。
盐铁会议上双方的争论，虽然十分激烈，但都是就如何维护汉王朝的长久统治这一根本目的而展开的。在这一点上，双方并没有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它确实是封建时代的一次朝野平等对话。
应该看到，贤良文学毕竟来自基层，他们虽然并不真正、全面了解农民的疾苦，但是却知道一些汉武帝时期好大喜功的政策给民间造成的危害，所以他们的意见也反映了群众的一些呼声。从桑弘羊来说，他一直在汉武帝身边，是汉武帝执行的财经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他对这些政策给封建国家带来的好处有深切体会，但对它给人民造成的危害，却很少了解。所以他在汉武帝发布“轮台诏令”之后，仍然不认识过去政策在社会上激起的矛盾，而一味坚持汉武帝过去的方针，这是他思想落后于形势的表现。所以他在盐铁会议上，常常被贤良文学们质问得哑口结舌，无言可对。
三、“盐铁会议”后政府调整政策
众所周知，汉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是在反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的。它的实行，使汉朝广开了财源，增加了赋税的收入，得以有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来支持长期的战争，从而不断拓宽了疆土，安定了边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经济政策的实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官营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而“农民重苦，女红再税”的状况，以及“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本议》） 的局面，使得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日趋贫困。
因此，昭帝继位后，西汉朝廷基本上执行了汉武帝在“轮台诏令”中规定的政策，提倡农耕，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 ，以发展生产。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汉昭帝刚一继位，便亲耕籍田；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再次耕于上林 ；直到死前的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还下诏重申，“天下以农桑为本”[5] ，足见这一期间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
在实际做法上，西汉朝廷不断减免农民在田租、赋税和徭役等方面的负担。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昭帝下诏，免除全国农民当年的田租；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令民得以律占租，即农民除上缴制度规定的田租外，以其他借口额外征收的田租一律免除。尽管如此，在统治集团内部，对实施这些政策的认识却是不一致的，甚至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实际上，早在汉武帝在位期间，统治集团内部在统治政策和策略方面便形成以霍光为代表的“宽厚长者”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深酷用法者”两派。[6]桑弘羊等人关于在轮台屯田的上书，便是后者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汉武帝在“轮台诏令”中虽然否定了桑弘羊等人的建议，但在临终时仍令霍光与桑弘羊等人同时辅佐幼主。昭帝继位后，两派的分歧日益扩大。
总的来看，桑弘羊坚持盐铁官营、以武力打击匈奴的贵族势力、实行法治的主张，应该说是有利于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汉王朝的统一的。不过，在武帝末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如果仍然一味地坚持这些政策，而不予以变通，即采取一些缓和的措施，势必会进一步激化矛盾，甚至会导致政权的倾覆。大权在握的霍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竭力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这便引起桑弘羊等人的不满。为排除推行“轮台诏令”所制定政策的阻力，霍光召开了“盐铁会议”。他利用贤良文学多少可以代表民意的特点，为自己推行的政策张目。
盐铁会议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但争论双方的观点对昭宣时期西汉王朝的统治政策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主流上看，霍光基本上仍坚持了汉武帝在“轮台诏令” 中所制定的政策，推行“与民休息”的措施，将公田与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部分地免除赋税、徭役，降低盐价，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等等。这些措施符合贤良文学提出的“行仁政”，以“德”治国的意见。贤良文学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成为政治舞台上一股活跃的力量。与此同时，霍光也并没有绝对排斥桑弘羊的意见，在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上，除罢去酒榷，在部分地区停止铁器专卖外，汉武帝实行的其他经济政策仍延续未变。
对历史上这次影响深远的朝野平等对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写道：“昭帝始元六年，秋，七月，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7]应该说，这是对封建统治者能够“从贤良、文学之议”即考虑民间要求而调整政策的肯定。
注释：
[1]吴兢:《贞观政要·论政体》。
[2]桓宽编，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本文所引《盐铁论》，均据此书。
[3]班固：《汉书·武帝本纪》。
[4][5] 班固：《汉书·昭帝本纪》。
[6]参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征和二年。
[7] 《资治通鉴》卷二十三，始元五年。
作者单位：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兴宜中学
西汉昭帝时期，为了探讨和确定利国利民的政策，就发生过一次认真倾听民间声音的朝野对话。这是一场高规格、高质量的政策大辩论。与会者无论在朝在野，都是平等的，所以都能做到畅所欲言，从而全面探讨现行政策的得失，帮助制定出正确的国策，最后带来“昭宣中兴”的局面。这次朝野平等对话，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盐铁会议”。郎官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详细记录，编成《盐铁论》[2]一书。
一、召开“盐铁会议”的背景
召开“盐铁会议”的背景是：汉之前是秦，秦是推行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什么都管，连学校也是官办。在这种体制之下，国富民穷实属必然；汉初行黄老之道，予民休息，无为而治，经济很快恢复。但是，天下砥定后，汉武帝雄心勃勃，不仅要征匈奴，还要扩版图，政府开支日增，于是便推出国家专卖政策，对“关键行业”如盐、铁的开采和相关的制造业实行国家垄断，并设平准均输官，保证官库充实。相对汉初的黄老之道，汉武帝搞的是“国进民退”，于是又出现秦亡之前的国富民穷现象，民间反对之声日烈。汉武帝在驾崩之前三年，对过去自己的好大喜功也有了认识，还作了检讨，并下达了类似“罪己诏”的“轮台诏令” [3]，要求改变内外政策，回归旧法。但是，在汉武帝身后，一批在国家垄断政策时期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却不愿意改变垄断政策，于是，朝廷里遂有两派意见。
汉武帝死后，年仅6岁的昭帝继位，霍光辅政。后者要推行“轮台诏令”，又不能不正视朝廷里有两派意见这个重要矛盾。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为统一政见，霍光根据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由昭帝下诏，邀请全国各地推举贤良、文学之士六十多人，集中到首都开会，讨论民间有什么疾苦，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
贤良是已经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是在某种学问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他们都不是国家的官吏，而属于民间的知名人士。参加这次会议的六十多名贤良文学中，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前一个阶段是正式的讨论会。会议结束之后，贤良文学要返回郡国时，向丞相和御史大夫辞行，因为前一阶段讨论激烈，言犹未尽，所以在辞行的时候，又接着进行了辩论。这后一个阶段可以算是非正式的讨论会。据发言记录看，后段也有前段的一半长，可见官方的态度很认真，是一次真正的朝野平等对话，并非敷衍了事、尽快草草收场那种。
丞相田千秋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的时候，讲一些折中调解的话。官方辩论团队由桑弘羊带头，因为大部分有关的经济政策都是他在当大司农之时倡议制定的；尽管会议召开之时，他已升作御史大夫，管监察。桑弘羊共发言114次。参加会议的还有丞相府的属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他们是作为田千秋和桑弘羊的助手参加的；但在会上御史也发言19次，丞相史发言15次。与此梅花间竹的，就是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那方的百多次诘问、分析和批判发言。
二、“盐铁会议”争论的问题
“盐铁会议”所讨论的涉及面很广，有政治问题，如应重刑罚还是重德教；有军事问题，如抗击匈奴好还是与之和亲好；更多的是讨论汉武帝时代所施行的盐铁、均输、酒榷、币制、算缗告缗等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的得失。归纳起来，这次会议辩论的主要是以下三大问题：
一是关于盐铁专营的问题。贤良文学认为，盐铁官营等政策是民间疾苦的根源所在。在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法官商“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盐铁论·刺权》，以下所引本书只注篇名），大发横财。由于铁器质量低劣，“割草不痛”，价钱又贵，农民不愿使用，以致出现了“木耕手耨”的现象；而官府经营的食盐也有苦味，人民只好“淡食”（《水旱》）。贤良文学们认为，这实际上是政府、官吏在与民争利，因而主张罢盐铁、酒榷、均输等官营事业。桑弘羊也承认在盐铁官营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流弊，致使“民烦苦之”，却认为这些流弊只是由于“吏或不良，禁令不行”（《复古》）造成的，是执行的问题，而并非政策本身的问题。
二是关于同匈奴和战的问题。武帝时期对匈奴的连年征战，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4]，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贤良文学据此认为，对待匈奴，用战争的形式不如用和亲的形式，只要用仁义引导感化他们，就能避免匈奴的骚扰，维护北方和平的局面。他们主张“罢关梁，除障塞”（《世务》）， “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击之》）。桑弘羊在回顾汉与匈奴关系的历史后指出，匈奴“反复无信，百约百叛”（《和亲》） ，经过连年战争，匈奴虽然“挫折远遁”（《诛秦》），但并没有真正降服。只有通过武力打击，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
三是关于法治和德治的问题。贤良文学针对武帝末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现象，指出如果单靠酷刑镇压，就会走上亡秦之路，汉王朝的统治也不会长久。他们主张推行德治政策，加强思想统治，先“礼”后“法”，“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周秦》）桑弘羊则坚持认为，必须实行严刑峻法，“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刑德》）。
盐铁会议上双方的争论，虽然十分激烈，但都是就如何维护汉王朝的长久统治这一根本目的而展开的。在这一点上，双方并没有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它确实是封建时代的一次朝野平等对话。
应该看到，贤良文学毕竟来自基层，他们虽然并不真正、全面了解农民的疾苦，但是却知道一些汉武帝时期好大喜功的政策给民间造成的危害，所以他们的意见也反映了群众的一些呼声。从桑弘羊来说，他一直在汉武帝身边，是汉武帝执行的财经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他对这些政策给封建国家带来的好处有深切体会，但对它给人民造成的危害，却很少了解。所以他在汉武帝发布“轮台诏令”之后，仍然不认识过去政策在社会上激起的矛盾，而一味坚持汉武帝过去的方针，这是他思想落后于形势的表现。所以他在盐铁会议上，常常被贤良文学们质问得哑口结舌，无言可对。
三、“盐铁会议”后政府调整政策
众所周知，汉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是在反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的。它的实行，使汉朝广开了财源，增加了赋税的收入，得以有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来支持长期的战争，从而不断拓宽了疆土，安定了边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经济政策的实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官营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而“农民重苦，女红再税”的状况，以及“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本议》） 的局面，使得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日趋贫困。
因此，昭帝继位后，西汉朝廷基本上执行了汉武帝在“轮台诏令”中规定的政策，提倡农耕，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 ，以发展生产。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汉昭帝刚一继位，便亲耕籍田；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再次耕于上林 ；直到死前的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还下诏重申，“天下以农桑为本”[5] ，足见这一期间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
在实际做法上，西汉朝廷不断减免农民在田租、赋税和徭役等方面的负担。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昭帝下诏，免除全国农民当年的田租；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令民得以律占租，即农民除上缴制度规定的田租外，以其他借口额外征收的田租一律免除。尽管如此，在统治集团内部，对实施这些政策的认识却是不一致的，甚至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实际上，早在汉武帝在位期间，统治集团内部在统治政策和策略方面便形成以霍光为代表的“宽厚长者”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深酷用法者”两派。[6]桑弘羊等人关于在轮台屯田的上书，便是后者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汉武帝在“轮台诏令”中虽然否定了桑弘羊等人的建议，但在临终时仍令霍光与桑弘羊等人同时辅佐幼主。昭帝继位后，两派的分歧日益扩大。
总的来看，桑弘羊坚持盐铁官营、以武力打击匈奴的贵族势力、实行法治的主张，应该说是有利于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汉王朝的统一的。不过，在武帝末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如果仍然一味地坚持这些政策，而不予以变通，即采取一些缓和的措施，势必会进一步激化矛盾，甚至会导致政权的倾覆。大权在握的霍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竭力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这便引起桑弘羊等人的不满。为排除推行“轮台诏令”所制定政策的阻力，霍光召开了“盐铁会议”。他利用贤良文学多少可以代表民意的特点，为自己推行的政策张目。
盐铁会议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但争论双方的观点对昭宣时期西汉王朝的统治政策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主流上看，霍光基本上仍坚持了汉武帝在“轮台诏令” 中所制定的政策，推行“与民休息”的措施，将公田与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部分地免除赋税、徭役，降低盐价，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等等。这些措施符合贤良文学提出的“行仁政”，以“德”治国的意见。贤良文学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成为政治舞台上一股活跃的力量。与此同时，霍光也并没有绝对排斥桑弘羊的意见，在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上，除罢去酒榷，在部分地区停止铁器专卖外，汉武帝实行的其他经济政策仍延续未变。
对历史上这次影响深远的朝野平等对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写道：“昭帝始元六年，秋，七月，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7]应该说，这是对封建统治者能够“从贤良、文学之议”即考虑民间要求而调整政策的肯定。
注释：
[1]吴兢:《贞观政要·论政体》。
[2]桓宽编，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本文所引《盐铁论》，均据此书。
[3]班固：《汉书·武帝本纪》。
[4][5] 班固：《汉书·昭帝本纪》。
[6]参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征和二年。
[7] 《资治通鉴》卷二十三，始元五年。
作者单位：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兴宜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