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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记者登录北京市交管局官网，按照网站提示拨打了“12122”（网上车管所）电话。记者以车主身份咨询“办理京A牌照”事宜，接线员告知，“目前只能选京N号段，京A号段无法选择，只能以京N开头，没有京A号，京A已是十几年前的老号……”而在北京市车辆管理所网上可供的待选号牌里，小型车已经排到了“京Q”号段。
为何“京A号段无法选择”？在涉及“京A”牌照的腐败案中，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及其秘书王飞等人，又是如何多次为他人办出京A牌照的？挂京A牌需要哪些条件？谁又有权审批京A？
《方圆》记者多方走访办案人员和知情人士，对一系列疑问追根溯源后发现，京A牌照的“流出”，还需要从牌照发放部门——北京市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北京市车管所）内部探究原因。
“普通老百姓正常渠道不能办理京A、京C等特殊号牌，京A号段也不会放入现有的选号程序中，只能找关系违规办理。”案发后，北京市车管所原副所长宋海燕曾一语点破“迷津”。
今年2月，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驳回了北京市车管所原副所长宋海燕的上诉，终审维持了“有期徒刑10年”的判决。透析宋海燕受贿案，或许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揭秘出众多问题的真实答案。
“意外”案发
在北京市交管局系统内部，宋海燕有较好的口碑。因面容和气质俱佳，担任北京市车管所副所长后，上级机关还安排宋海燕身着警服做客新华网、北京电视台等媒体，为社会民众解读北京市交通便民举措。
作为“70后”的研究生，宋海燕的前途原本“一片光明”。1993年，宋海燕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工作，之后历任车管所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政秘科副科长、驾驶员管理中心副主任、政秘科科长，2011年3月，宋海燕任北京市车管所副所长。
北京市车管所网站介绍，北京市车辆管理所隶属于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领导，承担着“全市机动车和驾驶员管理”、“核发驾驶证、核发和换发号牌证照、办理各种机动车和驾驶证异动手续”等重要职责；下设7个副处级和6个科级机构，同时负责20个交通支、大队车管站机动车和驾驶员管理业务指导。
关于车管所内部科室机构的具体名称和分工职责，网站上并没有明列。而据记者了解，北京市车管所内部具体设有牌证科、政秘科、驾驶员管理中心、检验科、档案信息科、装备财务科、涉外管理科、涉牌涉证案件查处科等科室；知情人士透露，众多科室中，负责车辆号牌登记、办理工作的直接主管科室就是“牌证科”和“政秘科”，其他科室辅助相应的工作，而宋海燕正是利用担任政秘科科长、车管所副所长的职权便利，为他人违规办理了若干京A牌照。
“宋海燕的案发很意外”，知情人士进一步透露，2012年8月，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在侦查两名社会闲杂人士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件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检举揭发了宋海燕伙同程雷等人买卖京A车牌的线索。根据检举，北京市公安局纪委联合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对宋海燕采取了监视居住措施。
调查过程中，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在宋海燕办公室搜查出了31张燕莎商城购物卡，因涉及职务犯罪，北京市公安局将案件线索移交给北京市检察院。2013年5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宋海燕刑事拘留。侦查终结后，案件移送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40张燕莎购物卡和“领导批条”
检察机关查明，在担任北京市车管所副所长后，宋海燕共收受了40张燕莎商城购物卡，共计面值20万元人民币，分别为北京某经贸公司法人“刘总”和北京某控股公司董事长“庄董”所赠。
2011年，刘总的公司买了一辆奔驰 SLS型轿车，为了“凸显”公司实力，刘总想办一个京A牌照。这年8月，北京市车管所前所长给宋海燕打了个电话，告知有一个朋友刘总要来车管所办理牌照。在车管所办公室，宋海燕接待了刘总，刘总拿出了上级机关某领导批条，“请X所长解决一副单A号牌，XXX”。因有领导批示，再加上前任所长和现任所长关系很好，宋海燕立即电话请示所长，所长指示“事办好，要热情”。
不敢怠慢，宋海燕拿着购车发票、购置税本、保险、进口关单、身份证等资料带着刘总亲自办理登记手续。在政秘科，宋海燕找值班民警做了登记备案，打印了领导批办号牌审批单，之后，宋海燕让刘总到楼下找牌证科科长选号。
在牌证科科长办公室，见刘总拿着“领导批办号牌审批单”，牌证科科长没有多说什么，当即拿出一页A4纸，纸张上打印了一连串京A的车牌号，让刘总挑选。看了半天后，刘总挑了京A6XXX2车号，牌证科长将刘总选的号从A4纸上划掉，并将京A6XXX2这个号写在车辆手续档案袋上，然后告诉刘总可以去办理后续的邮寄手续了。
办理完全部手续后，离开车管所前，刘总再次拨打了宋海燕的手机感谢，声称事情办得很满意，以后想交她这个朋友。宋海燕很客气地应下了。
办理完这次京A车牌后，大概过了半年，刘总给宋海燕打电话约见面，“用茶叶感谢”，宋海燕在亲戚家的小区。刘总一个人开车来到小区，将两盒茶叶放进宋海燕车的后备厢。相互客气一番后，刘总说起儿子最近买了一辆兰博基尼，也想上京A车牌，宋海燕有些“犯难”，表示“这个车属于豪车，按照规定，不符合发放京A号牌的对象”。得知这不能上京A号牌后，刘总希望在办理过程中能够顺利点，选到其他号段好号牌，宋海燕答应帮忙。
分开后的第二天，宋海燕拿茶叶时，发现在茶叶盒里用皮筋勒着十个红色的小卡袋，每个小卡袋里装有两张燕莎商城购物卡，每张卡后标注有5000元金额，一共是20张，总计10万元人民币，宋海燕将购物卡放在了办公室保险柜里。
过了一段时间后，刘总的小孩来到了车管所，宋海燕安排一名民警全程陪同小刘，帮助小刘选到了京N1XXX0号车牌。 手法相同，另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庄董也用20张燕莎商城购物卡，打通宋海燕办到了京AA5XX9的车牌。不过，介绍人并非刘总，而是某部委下属协会的秘书长。
2011年年底，该协会秘书长王某约宋海燕吃饭，并介绍庄董给宋海燕认识。吃饭过程中，庄董提出，自己公司有几辆奔驰和兰博基尼，想上京A带字母的牌子。听完车型后，宋海燕一一否决了，她告诉庄董，京A的牌子发放对象里不包括一百万元以上豪车。
吃饭结束后，庄董埋单时顺手给了宋海燕一个LV女士皮包，宋海燕收下了。2012年9月，庄董给宋海燕打电话说又买了几辆新车，有一辆是奔驰A160，才二十多万元，想上京A车牌。之前，王秘书长也给宋海燕打了电话，让其帮忙关照。
宋海燕找到了所长，直接提出了王秘书长的要求，并称“车辆没超标，没有超过一百万”。因王秘书长所在的单位对北京市车管所的等级评定有业务指导关系，所长也不敢开罪王秘书长，同意在自己权限内审批京A带字母的牌子。
庄董派自己的秘书来车管所找宋海燕如愿办到了号牌，秘书还同时把据说放着文件的一个大牛皮袋放在宋海燕办公室桌上后离开了，宋海燕打开一看，里面没有文件，有20张燕莎商城的购物卡，每张5000元面值，她随手将购物卡锁进办公室保险柜里。
神秘的“批条规则”
事实上，宋海燕第一次办理京A号牌，是受一位多年好友刘某的“请托”，那时宋海燕还是车管所政秘科的副科长。
刘某系北京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副校长，她和宋海燕的认识源于1995年。当时，北京市车管所负责市内驾校的培训和考试，因为工作关系，宋海燕和刘某接触较多，一来二去，二人逐渐熟悉发展成好朋友，经常一起逛街。后来，宋海燕逐步升任领导岗位，而刘某也成了驾校副校长。
2007年，驾校董事长买了一辆宝马M6，董事长希望刘校长能通过车管所的关系，上个京A的好牌子。刘校长也知道，正常程序办不了京A牌照，但迫于无奈，她硬着头皮找到宋海燕帮忙。多年的朋友开了口后，宋海燕找到了交管局的分管副局长，面对下属，副局长给足了面子，批了个条子，内容为“请给宋海燕办理一个京A牌照，关照”。
拿着批条，宋海燕找到了牌证科科长，给车主办理了一个京A5XXX6车牌。“这次办完牌照后，我才知道，领导批的条子带‘关照’两个字的，可以发京A后面全是数字的牌照；光有领导批条，没带‘关照’两个字，只能办理京A后面带字母加数字的牌照，大家都是喜欢京A后全数字的，这样的牌子看上去更牛些。”案发后，宋海燕曾向办案人员解释了“批条规则”。
拿到牌照后，刘校长给了宋海燕一个信封，里面装了5000元现金。有了第一次后，“覆水难收”。2007年8月，驾校主任买了一辆“指南者”，通过刘校长找宋海燕帮忙，办到了京AEXXX6的车牌，为此，刘校长又感谢了宋海燕1万元现金。
2008年，刘校长借了唐山市一煤矿老板任某3000万元做生意，为了报答任老板，刘校长找到宋海燕。而为了帮刘校长“还人情”，宋海燕找到车管所所长和牌证科科长分别打招呼，最终帮任老板上了一个京A5XXX8的号牌。上了车牌后，刘校长用报纸包了4万元现金送上。
“京A5XXX8”的车牌让任老板在家人和朋友面前出尽了风头。以至于在一年后，任老板的孩子又买了一辆“奥迪”和一辆“阿尔法”，任老板又请刘校长帮忙上两副京A牌照。
在宋海燕的帮忙运作下，任老板又拿到了京A6XXX5和京AFXXX1两幅车牌。为了感谢宋海燕，刘校长送上了45000元人民币。
除了现金，日常生活中，宋海燕购买的一些衣服，发票抬头开成刘校长所在的驾校，之后，刘校长会拿着发票报销后，把钱再给宋海燕补上。判决书认定，宋海燕在驾校先后报销了24000元的个人费用。
判决书还认定，在2010年，宋海燕为另一个多年的朋友朱某办理了京AFXXX6号牌，并收受朱某给予的人民币3万元。
未被认定的“京A故事”
案发后，宋海燕曾向办案人员交代，她还为陈某、张某、丁某等人办理过京A号牌，并收受过这些人员给予的财物，但由于宋海燕对这些人员的具体身份供述不清晰，办案人员没有办法具体确定调取出户籍和车辆信息等相关证据，导致宋海燕交代的另一些行为未被认定。
比如，据宋海燕交代，某央企领导腾某的外甥陈某买了一辆奥迪A8轿车，为了能上到京A牌照，腾某找到了北京市交管局某副局长向宋海燕打招呼，并约出宋海燕与外甥陈某一起吃饭，事后，宋海燕帮助陈某办理了京ABXXXX的号牌。宋海燕称，手续办完后，宋海燕在办公室里收到一个法国香水盒，里面装了五沓1万元钱的人民币，一共5万元，但在办案人员取证时，腾某否认与宋海燕有经济往来，宋海燕口中的“外甥”陈某也“消失”了。
与此相类似，在2011年，通过时任交管局某副局长批的条子，宋海燕为张某、丁某等人办理过京A车牌，案发后，经查相关登记备案，批条的确存在，但宋海燕称，回忆不起来张某和丁某的具体名字，也记不起具体的车牌号和收受的钱财数额，致使相关的线索在司法实践中无法查证。
2014年4月9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一审认定，宋海燕负责接待、核实及转办有关重启号牌工作之便，为他人办理京A牌照，并收受钱款13万元、燕莎商城购物卡40张及报销个人费用24000余元，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一审判决后，宋海燕不服上诉。她提出，自己是因涉嫌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采取措施，到案后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具有减轻处罚的情节。
法院认为，宋海燕在向办案机关交代其受贿事实时，侦查人员已经从其办公室内起获了相关财物，搜出了燕莎购物卡，宋海燕是在办案机关已经掌握其涉嫌受贿线索之后，方才交代受贿行为。法院还认为，办案机关对宋海燕进行有针对性的讯问，宋海燕只有如实交代才能说明问题，其交代的受贿犯罪实施亦属于上述线索针对的实施，因此宋海燕的供述缺乏主动性，不能认定为自首。 据此，今年2月，北京市三中院驳回了宋海燕的上诉，维持原判。
车管所的“自我授权”
宋海燕案公诉人指出，在任北京市车管所副所长期间，宋海燕分管政秘科和总所值班室，有负责登记审核重启号牌申请及协调、呈批所领导审批等职务便利。
据宋海燕交代，在车管所内部所有科室中，从工作职能上看，普通车辆号牌的正常管理、手续办理、发放是由牌证科负责。但是，因为京A号牌、京C号牌等特殊号牌的发放有一些特殊性，而政秘科是离领导最近的科室，所以负责登记领导批办、批条子的车辆特殊号牌的办理登记，打印领导批办号牌审批单，然后再转到牌证科办理，后续具体工作包括审查手续、发放号牌、号牌录入管理、发放行驶登记证书等均由牌证科完成。而“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正是宋海燕获取京A车牌的主要渠道。
知情人士透露，早在宋建国担任交管局局长前，针对车辆报废后回收到的京A车牌等问题，北京市车管所就给北京市交管局上报过关于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号码管理规定的“请示”，但未获批准。
之后，北京市车管所出台了《关于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号码审批程序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是通过这份内部规定，车管所进行了“自我授权”。系列案件中，宋建国、王飞等人所审批的“京A”号牌权限均来源于该文件。
2006年，担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后，宋建国在工作中发现找交管局办理京A号牌照的人特别多，而之前审批的京A号牌，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为此，宋建国想废除京A号牌等特殊号牌的审批政策。
宋建国曾安排车管所所长、法制处处长和分管副局长三人，论证废除审批“京A”车牌的可行性。上述三人经论证后，向宋建国汇报，目前废除不了这一特殊政策。原因有两点，一是审批的规定在宋建国当局长前就有，不能因为换了局长就废除；二是交管局有对上服务的任务。
此后，宋建国又安排上述三人就审批京A牌照政策的合法性，请示上级机关。不久，上述三人第二次向宋建国汇报，称经论证、请示，审批京A号段车牌既不违法也不违规，理由是：这部分车牌属于报废车牌，放在选号机中易出问题，不如灵活使用发放下去；并再次强调对上的服务问题。
把京A车牌放入选号机，会出现什么具体的问题，两次论证均未有符合逻辑的详细说明。
最大的祸根
经过论证、请示，在2007年的局长办公会上，宋建国通报了上述论证情况，并提出对于京A牌照的审批只能减少，不能扩大，而且要严格、规范审批程序，宋建国还要求办公室制定文件，内部掌握。
根据车管所的内部规定，京A牌照的审批明显被划分出了三个权限层级——京A8、京AV等号牌由交管局局长审批；再往下京A带全数字的号牌，需要交管局副局长以上批；京A带字母的号牌，由车管所所长审批。
即便是份内部文件，但在执行起来并不严格。比如规定明确要求“党政机关、国家部委，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因工作需要办理审批号牌的，须遵守本规定”。
检察机关查办系列案件案情表明，宋建国、王飞、宋海燕等人审批出的“京A”牌照，基本流向了老板个人和私人公司。
内部规定还要求，机动车价格超过100万元的豪华车辆须经审核请示同意后办理，奥迪轿车除外。此款在宋建国面前犹如一纸空文，经宋建国之手批给刘长青、翟玉堂、郭文贵等人的车牌均挂上多个豪华车型。
“一句话，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办理到京A牌照的，公开的选号池里也不会有京A牌照，因为内部规定走的内部审批程序。找到关系的人，都不用排队，走的是‘后门’，会有车管所内部民警陪同指导办理手续，挑选到满意的号牌；普通车主要到车管所前台窗口排队，咨询、办理业务，想要的号牌，只能一个一个试，碰运气。”说到这里，知情人士话锋一转，“不过，话说回来，好的车牌早就被有关系的人挑走了”。
也许，正如宋建国案发后所忏悔，管理上缺少严格的制度和控制措施，“最大的祸根就是汽车牌照的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以牌照换利益。我刚到任时就意识到牌照敏感，社会关注，不加强管理迟早会出事。我也曾努力欲废除人为审批。由于某些原因没能实现，而且竟出在自己身上，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没有监督的权力必定要出问题，出大问题”。
为何“京A号段无法选择”？在涉及“京A”牌照的腐败案中，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及其秘书王飞等人，又是如何多次为他人办出京A牌照的？挂京A牌需要哪些条件？谁又有权审批京A？
《方圆》记者多方走访办案人员和知情人士，对一系列疑问追根溯源后发现，京A牌照的“流出”，还需要从牌照发放部门——北京市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北京市车管所）内部探究原因。
“普通老百姓正常渠道不能办理京A、京C等特殊号牌，京A号段也不会放入现有的选号程序中，只能找关系违规办理。”案发后，北京市车管所原副所长宋海燕曾一语点破“迷津”。
今年2月，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驳回了北京市车管所原副所长宋海燕的上诉，终审维持了“有期徒刑10年”的判决。透析宋海燕受贿案，或许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揭秘出众多问题的真实答案。
“意外”案发
在北京市交管局系统内部，宋海燕有较好的口碑。因面容和气质俱佳，担任北京市车管所副所长后，上级机关还安排宋海燕身着警服做客新华网、北京电视台等媒体，为社会民众解读北京市交通便民举措。
作为“70后”的研究生，宋海燕的前途原本“一片光明”。1993年，宋海燕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工作，之后历任车管所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政秘科副科长、驾驶员管理中心副主任、政秘科科长，2011年3月，宋海燕任北京市车管所副所长。
北京市车管所网站介绍，北京市车辆管理所隶属于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领导，承担着“全市机动车和驾驶员管理”、“核发驾驶证、核发和换发号牌证照、办理各种机动车和驾驶证异动手续”等重要职责；下设7个副处级和6个科级机构，同时负责20个交通支、大队车管站机动车和驾驶员管理业务指导。
关于车管所内部科室机构的具体名称和分工职责，网站上并没有明列。而据记者了解，北京市车管所内部具体设有牌证科、政秘科、驾驶员管理中心、检验科、档案信息科、装备财务科、涉外管理科、涉牌涉证案件查处科等科室；知情人士透露，众多科室中，负责车辆号牌登记、办理工作的直接主管科室就是“牌证科”和“政秘科”，其他科室辅助相应的工作，而宋海燕正是利用担任政秘科科长、车管所副所长的职权便利，为他人违规办理了若干京A牌照。
“宋海燕的案发很意外”，知情人士进一步透露，2012年8月，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在侦查两名社会闲杂人士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件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检举揭发了宋海燕伙同程雷等人买卖京A车牌的线索。根据检举，北京市公安局纪委联合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对宋海燕采取了监视居住措施。
调查过程中，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在宋海燕办公室搜查出了31张燕莎商城购物卡，因涉及职务犯罪，北京市公安局将案件线索移交给北京市检察院。2013年5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宋海燕刑事拘留。侦查终结后，案件移送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40张燕莎购物卡和“领导批条”
检察机关查明，在担任北京市车管所副所长后，宋海燕共收受了40张燕莎商城购物卡，共计面值20万元人民币，分别为北京某经贸公司法人“刘总”和北京某控股公司董事长“庄董”所赠。
2011年，刘总的公司买了一辆奔驰 SLS型轿车，为了“凸显”公司实力，刘总想办一个京A牌照。这年8月，北京市车管所前所长给宋海燕打了个电话，告知有一个朋友刘总要来车管所办理牌照。在车管所办公室，宋海燕接待了刘总，刘总拿出了上级机关某领导批条，“请X所长解决一副单A号牌，XXX”。因有领导批示，再加上前任所长和现任所长关系很好，宋海燕立即电话请示所长，所长指示“事办好，要热情”。
不敢怠慢，宋海燕拿着购车发票、购置税本、保险、进口关单、身份证等资料带着刘总亲自办理登记手续。在政秘科，宋海燕找值班民警做了登记备案，打印了领导批办号牌审批单，之后，宋海燕让刘总到楼下找牌证科科长选号。
在牌证科科长办公室，见刘总拿着“领导批办号牌审批单”，牌证科科长没有多说什么，当即拿出一页A4纸，纸张上打印了一连串京A的车牌号，让刘总挑选。看了半天后，刘总挑了京A6XXX2车号，牌证科长将刘总选的号从A4纸上划掉，并将京A6XXX2这个号写在车辆手续档案袋上，然后告诉刘总可以去办理后续的邮寄手续了。
办理完全部手续后，离开车管所前，刘总再次拨打了宋海燕的手机感谢，声称事情办得很满意，以后想交她这个朋友。宋海燕很客气地应下了。
办理完这次京A车牌后，大概过了半年，刘总给宋海燕打电话约见面，“用茶叶感谢”，宋海燕在亲戚家的小区。刘总一个人开车来到小区，将两盒茶叶放进宋海燕车的后备厢。相互客气一番后，刘总说起儿子最近买了一辆兰博基尼，也想上京A车牌，宋海燕有些“犯难”，表示“这个车属于豪车，按照规定，不符合发放京A号牌的对象”。得知这不能上京A号牌后，刘总希望在办理过程中能够顺利点，选到其他号段好号牌，宋海燕答应帮忙。
分开后的第二天，宋海燕拿茶叶时，发现在茶叶盒里用皮筋勒着十个红色的小卡袋，每个小卡袋里装有两张燕莎商城购物卡，每张卡后标注有5000元金额，一共是20张，总计10万元人民币，宋海燕将购物卡放在了办公室保险柜里。
过了一段时间后，刘总的小孩来到了车管所，宋海燕安排一名民警全程陪同小刘，帮助小刘选到了京N1XXX0号车牌。 手法相同，另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庄董也用20张燕莎商城购物卡，打通宋海燕办到了京AA5XX9的车牌。不过，介绍人并非刘总，而是某部委下属协会的秘书长。
2011年年底，该协会秘书长王某约宋海燕吃饭，并介绍庄董给宋海燕认识。吃饭过程中，庄董提出，自己公司有几辆奔驰和兰博基尼，想上京A带字母的牌子。听完车型后，宋海燕一一否决了，她告诉庄董，京A的牌子发放对象里不包括一百万元以上豪车。
吃饭结束后，庄董埋单时顺手给了宋海燕一个LV女士皮包，宋海燕收下了。2012年9月，庄董给宋海燕打电话说又买了几辆新车，有一辆是奔驰A160，才二十多万元，想上京A车牌。之前，王秘书长也给宋海燕打了电话，让其帮忙关照。
宋海燕找到了所长，直接提出了王秘书长的要求，并称“车辆没超标，没有超过一百万”。因王秘书长所在的单位对北京市车管所的等级评定有业务指导关系，所长也不敢开罪王秘书长，同意在自己权限内审批京A带字母的牌子。
庄董派自己的秘书来车管所找宋海燕如愿办到了号牌，秘书还同时把据说放着文件的一个大牛皮袋放在宋海燕办公室桌上后离开了，宋海燕打开一看，里面没有文件，有20张燕莎商城的购物卡，每张5000元面值，她随手将购物卡锁进办公室保险柜里。
神秘的“批条规则”
事实上，宋海燕第一次办理京A号牌，是受一位多年好友刘某的“请托”，那时宋海燕还是车管所政秘科的副科长。
刘某系北京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副校长，她和宋海燕的认识源于1995年。当时，北京市车管所负责市内驾校的培训和考试，因为工作关系，宋海燕和刘某接触较多，一来二去，二人逐渐熟悉发展成好朋友，经常一起逛街。后来，宋海燕逐步升任领导岗位，而刘某也成了驾校副校长。
2007年，驾校董事长买了一辆宝马M6，董事长希望刘校长能通过车管所的关系，上个京A的好牌子。刘校长也知道，正常程序办不了京A牌照，但迫于无奈，她硬着头皮找到宋海燕帮忙。多年的朋友开了口后，宋海燕找到了交管局的分管副局长，面对下属，副局长给足了面子，批了个条子，内容为“请给宋海燕办理一个京A牌照，关照”。
拿着批条，宋海燕找到了牌证科科长，给车主办理了一个京A5XXX6车牌。“这次办完牌照后，我才知道，领导批的条子带‘关照’两个字的，可以发京A后面全是数字的牌照；光有领导批条，没带‘关照’两个字，只能办理京A后面带字母加数字的牌照，大家都是喜欢京A后全数字的，这样的牌子看上去更牛些。”案发后，宋海燕曾向办案人员解释了“批条规则”。
拿到牌照后，刘校长给了宋海燕一个信封，里面装了5000元现金。有了第一次后，“覆水难收”。2007年8月，驾校主任买了一辆“指南者”，通过刘校长找宋海燕帮忙，办到了京AEXXX6的车牌，为此，刘校长又感谢了宋海燕1万元现金。
2008年，刘校长借了唐山市一煤矿老板任某3000万元做生意，为了报答任老板，刘校长找到宋海燕。而为了帮刘校长“还人情”，宋海燕找到车管所所长和牌证科科长分别打招呼，最终帮任老板上了一个京A5XXX8的号牌。上了车牌后，刘校长用报纸包了4万元现金送上。
“京A5XXX8”的车牌让任老板在家人和朋友面前出尽了风头。以至于在一年后，任老板的孩子又买了一辆“奥迪”和一辆“阿尔法”，任老板又请刘校长帮忙上两副京A牌照。
在宋海燕的帮忙运作下，任老板又拿到了京A6XXX5和京AFXXX1两幅车牌。为了感谢宋海燕，刘校长送上了45000元人民币。
除了现金，日常生活中，宋海燕购买的一些衣服，发票抬头开成刘校长所在的驾校，之后，刘校长会拿着发票报销后，把钱再给宋海燕补上。判决书认定，宋海燕在驾校先后报销了24000元的个人费用。
判决书还认定，在2010年，宋海燕为另一个多年的朋友朱某办理了京AFXXX6号牌，并收受朱某给予的人民币3万元。
未被认定的“京A故事”
案发后，宋海燕曾向办案人员交代，她还为陈某、张某、丁某等人办理过京A号牌，并收受过这些人员给予的财物，但由于宋海燕对这些人员的具体身份供述不清晰，办案人员没有办法具体确定调取出户籍和车辆信息等相关证据，导致宋海燕交代的另一些行为未被认定。
比如，据宋海燕交代，某央企领导腾某的外甥陈某买了一辆奥迪A8轿车，为了能上到京A牌照，腾某找到了北京市交管局某副局长向宋海燕打招呼，并约出宋海燕与外甥陈某一起吃饭，事后，宋海燕帮助陈某办理了京ABXXXX的号牌。宋海燕称，手续办完后，宋海燕在办公室里收到一个法国香水盒，里面装了五沓1万元钱的人民币，一共5万元，但在办案人员取证时，腾某否认与宋海燕有经济往来，宋海燕口中的“外甥”陈某也“消失”了。
与此相类似，在2011年，通过时任交管局某副局长批的条子，宋海燕为张某、丁某等人办理过京A车牌，案发后，经查相关登记备案，批条的确存在，但宋海燕称，回忆不起来张某和丁某的具体名字，也记不起具体的车牌号和收受的钱财数额，致使相关的线索在司法实践中无法查证。
2014年4月9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一审认定，宋海燕负责接待、核实及转办有关重启号牌工作之便，为他人办理京A牌照，并收受钱款13万元、燕莎商城购物卡40张及报销个人费用24000余元，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一审判决后，宋海燕不服上诉。她提出，自己是因涉嫌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采取措施，到案后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具有减轻处罚的情节。
法院认为，宋海燕在向办案机关交代其受贿事实时，侦查人员已经从其办公室内起获了相关财物，搜出了燕莎购物卡，宋海燕是在办案机关已经掌握其涉嫌受贿线索之后，方才交代受贿行为。法院还认为，办案机关对宋海燕进行有针对性的讯问，宋海燕只有如实交代才能说明问题，其交代的受贿犯罪实施亦属于上述线索针对的实施，因此宋海燕的供述缺乏主动性，不能认定为自首。 据此，今年2月，北京市三中院驳回了宋海燕的上诉，维持原判。
车管所的“自我授权”
宋海燕案公诉人指出，在任北京市车管所副所长期间，宋海燕分管政秘科和总所值班室，有负责登记审核重启号牌申请及协调、呈批所领导审批等职务便利。
据宋海燕交代，在车管所内部所有科室中，从工作职能上看，普通车辆号牌的正常管理、手续办理、发放是由牌证科负责。但是，因为京A号牌、京C号牌等特殊号牌的发放有一些特殊性，而政秘科是离领导最近的科室，所以负责登记领导批办、批条子的车辆特殊号牌的办理登记，打印领导批办号牌审批单，然后再转到牌证科办理，后续具体工作包括审查手续、发放号牌、号牌录入管理、发放行驶登记证书等均由牌证科完成。而“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正是宋海燕获取京A车牌的主要渠道。
知情人士透露，早在宋建国担任交管局局长前，针对车辆报废后回收到的京A车牌等问题，北京市车管所就给北京市交管局上报过关于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号码管理规定的“请示”，但未获批准。
之后，北京市车管所出台了《关于启用报废机动车号牌号码审批程序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是通过这份内部规定，车管所进行了“自我授权”。系列案件中，宋建国、王飞等人所审批的“京A”号牌权限均来源于该文件。
2006年，担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后，宋建国在工作中发现找交管局办理京A号牌照的人特别多，而之前审批的京A号牌，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为此，宋建国想废除京A号牌等特殊号牌的审批政策。
宋建国曾安排车管所所长、法制处处长和分管副局长三人，论证废除审批“京A”车牌的可行性。上述三人经论证后，向宋建国汇报，目前废除不了这一特殊政策。原因有两点，一是审批的规定在宋建国当局长前就有，不能因为换了局长就废除；二是交管局有对上服务的任务。
此后，宋建国又安排上述三人就审批京A牌照政策的合法性，请示上级机关。不久，上述三人第二次向宋建国汇报，称经论证、请示，审批京A号段车牌既不违法也不违规，理由是：这部分车牌属于报废车牌，放在选号机中易出问题，不如灵活使用发放下去；并再次强调对上的服务问题。
把京A车牌放入选号机，会出现什么具体的问题，两次论证均未有符合逻辑的详细说明。
最大的祸根
经过论证、请示，在2007年的局长办公会上，宋建国通报了上述论证情况，并提出对于京A牌照的审批只能减少，不能扩大，而且要严格、规范审批程序，宋建国还要求办公室制定文件，内部掌握。
根据车管所的内部规定，京A牌照的审批明显被划分出了三个权限层级——京A8、京AV等号牌由交管局局长审批；再往下京A带全数字的号牌，需要交管局副局长以上批；京A带字母的号牌，由车管所所长审批。
即便是份内部文件，但在执行起来并不严格。比如规定明确要求“党政机关、国家部委，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因工作需要办理审批号牌的，须遵守本规定”。
检察机关查办系列案件案情表明，宋建国、王飞、宋海燕等人审批出的“京A”牌照，基本流向了老板个人和私人公司。
内部规定还要求，机动车价格超过100万元的豪华车辆须经审核请示同意后办理，奥迪轿车除外。此款在宋建国面前犹如一纸空文，经宋建国之手批给刘长青、翟玉堂、郭文贵等人的车牌均挂上多个豪华车型。
“一句话，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办理到京A牌照的，公开的选号池里也不会有京A牌照，因为内部规定走的内部审批程序。找到关系的人，都不用排队，走的是‘后门’，会有车管所内部民警陪同指导办理手续，挑选到满意的号牌；普通车主要到车管所前台窗口排队，咨询、办理业务，想要的号牌，只能一个一个试，碰运气。”说到这里，知情人士话锋一转，“不过，话说回来，好的车牌早就被有关系的人挑走了”。
也许，正如宋建国案发后所忏悔，管理上缺少严格的制度和控制措施，“最大的祸根就是汽车牌照的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以牌照换利益。我刚到任时就意识到牌照敏感，社会关注，不加强管理迟早会出事。我也曾努力欲废除人为审批。由于某些原因没能实现，而且竟出在自己身上，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没有监督的权力必定要出问题，出大问题”。